第六章 盛代强音——隋、唐（2 / 2）

唐代还出现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评专著——刘知几（661—721）的《史通》。此书总结历代史著的类别和体制，并提出史家须兼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又强调直笔，“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刘知几富于疑古精神，对儒家经典多有质疑，认为“五经立言，千载犹仰；而求其前后，理其甚相乖”[41]，显示了一种不盲从的理性主义追求。

杜佑（735—812）编纂的《通典》是中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通史，计有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一制度，条贯古今，溯源明流，通其原委。而以食货置于首位，表明作者认识到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作用。杜佑反对“非今是古”[42]，主张“随时立制，遇弊变通”[43]，有进步的历史观。《通典》开典章制度专书的先例，此后遂有南宋郑樵的《通志》、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与其并称“三通”；加上清代官修《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合称“九通”；再加上民国刘锦藻的《清续文献通考》，总名“十通”，为中国典章制度之大全。

唐代完成的正史有署名唐太宗御撰而由房玄龄等监修的《晋书》，“二十四史”中有八部完成于唐，房玄龄被列入“十八学士”。图为清代余集《十八学士图》。

隋唐文化极一时之盛，还表现在以博大的胸怀，如“长鲸汲百川”似的吸收异族外域文化。这首先表现在汉文化对豪强的游牧文化的收纳，使之对细腻的农耕文化起到一种“补强剂”和“复壮剂”作用。隋唐时期的汉族，是受容了鲜卑等胡族的新汉族。隋唐皇室便有胡族血统，如隋炀帝杨广、唐高祖李渊的母亲，都出自拓跋鲜卑的独孤氏；唐太宗李世民生母为鲜卑族纥豆陵氏，长孙皇后父系母系皆鲜卑人，故其子唐高宗李治，承鲜卑血统四分之三，汉族血统四分之一。胡汉血统交会，使时人气质上也“大有胡气”，唐诗云“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还家且行猎，弓矢速如飞”[44]，这种豪情正是胡气浸染的结果。而唐文化的开放与拓展精神，与胡化显然有某种内在联系。

唐人不仅广为接受胡乐、胡舞、胡装、胡食，使唐文化热烈多彩，富于阳刚之气，而且以空前规模采撷外域英华，这包括南亚的佛学、医学、历法、音韵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的祅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术乃至马球。外域文化如“八面来风”涌入唐代中国，使唐文化成为一种“与印度、阿拉伯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45]，而公元6世纪至8世纪的唐都长安，更成为一个世界性都市，其鸿胪寺接待七十多国外交使节；其国子学和太学，先后接纳三万余名外国留学生。据统计，长安百余万人中，各国侨民达百分之二十，加上突厥后裔，其数高达百分之五。

唐代采撷外域文化英华，尤其值得一书的是高僧玄奘（602—664）的西游和译经。为求得对佛学的真解，玄奘赴天竺各地，与学者论辩切磋，历十七年方回长安，后译经、论七十余部，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他还撰《大唐西域记》，提供研究南亚及中亚古代史地的重要资料。他的传奇性经历在民间广泛流播，元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明《西游记》皆从此衍生发展而来。

隋唐在吸纳异域文明的同时，又向外部世界做文明辐射。汉字、儒学、纲常律令、科学技术、中国化佛教都对周边乃至远方发生影响。

一唐文化与日本文化

唐代采撷外域文化英华，尤其值得一书的是高僧玄奘的西游和译经。图为玄奘和侍者像。

公元4世纪中叶，大和政权统一日本国土，与南朝颇有交往。5世纪末，隋统一南北，随即遣大军三十万远征高句丽，日本国大受震动。公元600年，日本派出第一次遣隋使，新兴强盛的隋帝国给日本使节留下深刻印象。7世纪初，圣德太子仿效中国制度，以儒学思想为指导，推行“推古朝改革”。革新初见成效，使日本国统治者更坚定了移植中华文明的信心。唐帝国建立后，政制完备、军事强盛、文化发达，日本国统治者对唐文化敬慕万分，公元623年（推古天皇三十一年），自唐回国的留学僧惠齐、惠光等人上奏朝廷：“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46]公元630年，日本派出第一批遣唐使，在此后二百多年中，日本共任命遣唐使十八次。在返日的留唐学生策动下，公元645年，日本发生著名的“大化革新”。正如“明治维新”以“西洋化”为最高理想，“大化革新”是以“中华化”即唐化为最高理想。新政所推行的班田制与租庸调制以及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都是以唐制为蓝本。公元718年，元正天皇制定《养老律令》，律令规定的官制、兵制、田制、税制、学制几乎都是唐制的翻版。公元701年，日本国皇都迁移至奈良，完全模仿唐长安城样式建设。在奈良朝约八十年间，遣唐使达于全盛。使团组织庞大，团员常多达五六百人。使团中除大使、副使外，还包括留学生、学问僧和各种技术人才。他们“虚至实归”，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将盛唐文化引入日本。日本的律令大体采用唐律，根据日本国情稍加斟酌损益。日本各级学校以儒家经典为教材，日本佛教宗派则以唐佛教宗派为祖源，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被日本人称为“日本律宗太祖”“日本文化的恩人”。日本历法沿用唐历，唐朝制定的新历，日本原封不动地加以采用。日本社会各阶层也深受唐文化浸染，他们吟哦唐诗，雅好唐乐，发展唐绘（即中国风格的绘画），行唐礼，服唐服，食唐式点心（“唐果子”），用唐式餐具（“具物用汉法”），对唐文明全面汲取。

日本各级学校以儒家经典为教材，日本佛教宗派则以唐佛教宗派为祖源，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被日本人称为“日本律宗太祖”“日本文化的恩人”。这幅鉴真和尚像，创作于15世纪日本室町时代。

二唐文化与朝鲜文化

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往历时久远。还在古朝鲜时期（前5世纪至前1世纪中叶），儒学与汉字便输入朝鲜。朝鲜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时期（前1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三国从不同渠道大规模吸纳中华文明：高句丽从陆路传入儒教，以汉儒的典章制度为重点；百济从海路传入中国南方文明，吸收了六朝的多样性学术思想；新罗则是经过高句丽、百济，间接吸收中华文明。

迨至唐代，高句丽、百济、新罗竞相向唐遣送留学生，入国学学习中华文明。新罗统一朝鲜后，更以唐制为立国轨范。中央仿唐尚书省设执事省，综理国政，下设位和府（掌人事）、仓郡（掌租税）、礼部（掌教育礼乐）、兵部（掌兵马）、左右理方府（掌律令）、例作府（掌工事），一如唐尚书省的六部。此外，又仿唐的内侍省置内省，仿唐的御史台置司正府。在学制上，新罗仿唐置国学，设儒学科和技术科。公元747年（景德王六年）国学改为大学监。大学设博士助教若干人，讲授儒学和算学。儒学以《论语》《孝经》为必修，《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和《文选》为选修。算学以中国《辍学》《三开》《九章》《六章》为教材。新罗亦遣出大量留唐学生。公元840年（开成五年），新罗留学生和其他人员学成回国的一次就有一百多人。这些“登唐科第语唐音”的留学生回国后，广为传播儒家文化，诚如唐代皇甫冉诗咏：“还将大戴礼，方外授诸生。”唐玄宗曾赐新罗王诗：“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新罗民俗也广为沾溉唐风采。真德女王时，采用中国章服之制，“自此以后，衣冠同于中国”[47]。公元644年（文武王四年），“新罗遣人熊津学唐音乐。时唐军留镇熊津，中国声音器物多随以来，东方华风，自此益振”。此外，新罗的姓氏制度与民间节日，都具有中华文明痕迹。新罗时期的佛教，更在中国佛教的直接影响下展开。

三泽被远西

强盛、深厚的唐文明不仅影响东亚各国的文化面貌，而且将其光辉辐射远西。当然，由于辐射距离增大，其效应不如在东亚地区那么强大。

唐文明对远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科技上。公元751年，唐帝国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在怛罗斯城发生军事冲突，唐军大败，大批士兵被俘，其中有不少造纸、纺织等行业的工匠，中国的造纸业与纺织术遂传人中亚、西亚各国，继之输入欧洲。中世纪的欧洲，尚流行以羊皮作为信息的物质载体。据估计，生产一本羊皮纸的《圣经》至少需要三百多只羊的皮，文化信息的传播因材料的限制，范围狭小。纸的出现，为当时欧洲的教育、政治、商业等活动的蓬勃发展，提供便利的传播物质材料。中国炼丹术的西传，直接推动了阿拉伯炼丹术与欧洲炼丹术的生长，而现代化学便是在欧洲中世纪炼丹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中国创立的“十进记数”法在唐代转入印度，直接推动印度数学产生位值数码（即现代通用的印度—阿拉伯数码的前身）。英国学者李约瑟指出：“在西方后来所习见的‘印度数字’的背后，位值制早已在中国存在两千年了”；“中国的计算人员和星官为印度人发展只需要九个符号的计算方法开辟了道路”。他还指出：“如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

中国炼丹术的西传，直接推动了阿拉伯炼丹术与欧洲炼丹术的生长，而现代化学便是在欧洲中世纪炼丹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图为明代陈洪绶《炼丹图》。

唐帝国又开辟了由南中国海经印度洋到非洲的“陶瓷之路”。沿着这条通道，中国陶瓷运到东南亚，甚至走得更远，穿过印度洋，到达波斯、叙利亚和埃及，也有一些瓷器运达非洲东南岸。

唐文明的对外辐射，有力地推进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唐”“唐人”“唐字”“唐言”“唐家”“唐山”等海外至今流行的对中国以及与中国相关事物的惯称，生动地显示出唐文明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足迹。

注释：

[1]《唐大诏令集》卷十一“太宗遗诏”。

[2]《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3]《旧唐书》卷六、卷七：《李传》。

[4]《贞观政要》卷八：《务农》。

[5]《贞观政要》卷八：《务农》。

[6]《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

[7]《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卷一九三。

[8]《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9]《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卷一九三。

[10]杜甫：《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

[11]《旧唐书·鱼朝恩传》。

[12]韩愈：《华山女》。

[13]《贞观政要》卷六：《慎所好》。

[14]《新唐书·徐岱传》。

[15]《唐摭言》卷一。

[16]《唐摭言》卷一。

[17]白居易：《与元九书》。

[18]元稹：《白氏长庆集序》。

[19]《敦煌曲校录·望远行》。

[20]李白：《公无渡河》《观庐山瀑布》《古风》《梁甫吟》《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将进酒》。

[21]李白：《公无渡河》《观庐山瀑布》《古风》《梁甫吟》《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将进酒》。

[22]李白：《公无渡河》《观庐山瀑布》《古风》《梁甫吟》《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将进酒》。

[23]李白：《公无渡河》《观庐山瀑布》《古风》《梁甫吟》《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将进酒》。

[24]李白：《公无渡河》《观庐山瀑布》《古风》《梁甫吟》《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将进酒》。

[25]李白：《公无渡河》《观庐山瀑布》《古风》《梁甫吟》《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将进酒》。

[26]李白：《公无渡河》《观庐山瀑布》《古风》《梁甫吟》《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将进酒》。

[27]韩愈：《调张籍》。

[28]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29]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30]《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

[31]见《元氏长庆集》卷五一：《白氏长庆集序》。

[32]《旧唐书》卷一九〇：《贺知章传》。

[33]《东坡题跋》卷五：《书摩诘蓝田烟雨图》。

[34]《隋书》卷六十六：《李谔传》。

[35]《旧唐书》卷一六〇：《韩愈传》。

[36]《韩昌黎集》卷十六：《答李翊书》；卷三十四：《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37]《原道》。

[38]《苏东坡集·续集》卷十二：《潮州修韩文公庙记》。

[39]《论韩愈》。

[40]《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41]《史通·疑古》。

[42]《通典》：《边防序》《职官》二十二。

[43]《通典》：《边防序》《职官》二十二。

[44]崔颢：《古游侠呈军中诸将》。

[45]〔日〕井上清：《日本历史》。

[46]《日本书记》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条。

[47]《三国史记》卷二十三：《杂志》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