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统整合——秦、汉（2 / 2）

战国时，各国竞相修筑长城，分“互防”和“御胡”两类。秦灭六国后，一方面拆除互防长城，以利统一；另一方面，为防范匈奴南袭，命蒙恬沿黄河、阴山设立亭障要塞，北面和东面利用赵、燕御胡长城，西面利用秦昭王时的御胡长城，并补修间缺，使之连接成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到辽东，绵延近万里的长城，用夯土筑成。这条秦长城，在今见砖石垒砌的明长城以北很远的地方，说明农耕—游牧的边界线秦时较宋时以后靠北几百里。

汉武帝时，又建起两千多里长的河西长城，与秦长城相加，从敦煌到辽东，共长一万一千五百多里。昭帝、宣帝又续修长城，最后筑起一条西起今新疆，东到黑龙江北岸，全长近二万里的长城。沿途城堡相连，烽火相望，蔚为壮观。

如果说，修筑长城是中原农耕人抗衡北方游牧人的一种防御性静物制作，那么，开辟丝绸之路，则是汉帝国拓展性的动态行为。

为了护卫自己的文明系统，中原农耕人在与游牧区交界线上修筑防御工事，这便是长城。

丝绸之路的开辟，首先归功于张骞（？—前114）的“凿空”西域。

西汉初，匈奴击败月氏，月氏西迁中亚（今新疆伊宁附近），建立大月氏国。汉武帝为征伐匈奴，企图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于是征募穿越匈奴领地寻觅月氏的使者，郎官张骞应募出使西域，第一次历时十三年，到达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大月氏（今塔吉克斯坦及克什米尔）、康居（今土库曼斯坦）；第二次历时四年，除遍历中亚外，还派副使与安息（波斯）取得联系。张骞一行了解到西域各族的联系。张骞将这些情况报告汉武帝，《史记·大宛传》载其主要内容。东汉时，又有班超（32—102）通西域之举，其部将甘英还远抵西海（波斯湾）。

张骞通西域后，汉朝与西域各国使者往来不绝。宣帝时，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设西域都护府，统领和管辖西域诸国。

汉朝中叶以后，与西域各族的贸易日渐发展，汉朝修筑令居（今兰州西北）以西道路，形成通往中亚、西亚的两条商路，一为天山北路，一为天山南路。西域商人把中亚、西亚产品，如蚕豆、黄瓜、大蒜、胡萝卜、胡桃、葡萄、西瓜、石榴以及汗血马、骆驼、驴，运到中原，同时，西域歌曲、舞蹈、乐器、魔术、雕刻、绘画也随之传入中原；汉朝以丝绸为主的各种商品运往西域，又由中亚商人转运欧洲大秦（罗马帝国）。中国丝绸被罗马贵族视为珍品，称中国为“丝国”。这条东西贯穿的商路，便被称作“丝绸之路”。此外，中国的炼钢技术、掘井法也由丝路传入欧洲。

丝路成为洲际海运开通以前，沟通亚欧大陆东西两端文明的主要通道。

张骞应募出使西域，第一次历时十三年，到达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大月氏（今塔吉克斯坦及克什米尔）、康居（今土库曼斯坦）；第二次历时四年，除遍历中亚外，还派副使与安息（波斯）取得联系。图为莫高窟壁画《张骞出使西域图》。

两汉官方推崇的儒学以阴阳谶纬之说释经，已包含浓厚的神学成分。但因先秦原始儒家人文传统的制约，两汉儒学毕竟没有成为宗教。总之，中国“敬天法祖”的传统宗教有教而无学，儒学有学而无教，二者又相对分离，于是，专制帝国对宗教神学的渴求只得另觅补充。这便是外来宗教的引入和本土宗教的创立。

丝绸之路的开辟，导致南亚佛教的东传。

佛教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前565—前485）约与孔子同时，原为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净饭王的太子，他不满于维护种姓制度的婆罗门教，又对人世生、老、病、死诸种苦恼深感不安，遂出家修行，领悟到苦、集、灭、道“四谛”，以及“十二因缘”，终于觉悟成道，信徒尊称其为“释迦牟尼”（释迦族的圣人）或“佛”（觉悟者），他所建立的宗教便称佛教。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前273—前232在位）立佛教为国教，并派遣传教师到中亚、西亚传播佛教，使之扩展为一种世界宗教。佛教向外传播有北传和南传两个路向。南传以小乘佛教为主，北传以大乘佛教为主。秦汉之际，佛教开始在中亚各国流行。

佛教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约与孔子同时，原为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他不满于维护种姓制度的婆罗门教，又对人世生、老、病、死诸种苦恼深感不安，遂出家修行，终于觉悟成道，信徒尊称其为“释迦牟尼”，他所建立的宗教便称佛教。图为明代丁云鹏《三教图》。

公元前2年，即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使臣伊存首次将浮屠（佛）经传入中国，博士弟子景卢从伊存那里听到对佛经的讲解。但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在公元67年，即东汉明帝永平十年。明帝派蔡愔、秦景到印度访求佛法，从大月氏带来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明帝令其在洛阳建白马寺，翻译佛教典籍。白马寺是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故称中国佛教“祖庭”。

佛教宣扬慈悲普度、善恶报应、轮回转世，认为只要依法修行，便能脱离苦海，进入“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这一切颇能满足人们的终极关怀，故在中国迅速流传。东汉末，徐州造大佛寺，佛堂能纳三千人，僧众多达五千人户，足见其发展规模。东汉间，佛经翻译日多，形成“安译”和“支译”两系列。安译指安息（波斯）人安世高系所译的小乘佛经；支译指大月氏人支娄迦谶系所译的大乘佛经。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自然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东汉时主要是与黄老道结合，当时社会流传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之说，把佛教说成是老子西行后创立的。汉桓帝刘志（132—167）还在宫中设浮屠黄老之祠，拼合佛道。佛与黄老结合，是中国人试图使佛教中国化的开端性努力。

与佛教传入大体同时，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创建。

道教的渊源有三：（一）古代的鬼魂崇拜；（二）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尤其是庄子抒写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14]的神仙说；（三）秦汉的黄老道。道教成为一个有教义、教主、经典、组织的人为宗教，时在东汉。顺帝年间（126—144），宫崇到洛阳投献据称是他老师于吉所著《太平青领书》一百七十卷，此即《太平经》，后来成为道教主要经典。大约同期，张陵学道于鹤鸣山，据《太平经》造作道书二十四篇，自称出于太上老君口授，并参酌巴蜀少数民族的信仰，创立道教。因入道须交纳五斗米，称“五斗米道”，教人悔过奉道，又以符水咒语治病。教徒尊张陵为天师，故又称“天师道”。东汉末，张角（？—184）、张梁（？—184）兄弟倡“大公平”，立“太平道”，为民间道教一派，是汉末黄巾起义的组织者。

道教的基本信仰——“道”，被释作宇宙本原，是“灵而有性”的“神异之物”。这是对《老子》五千言讲的“道”所作的宗教阐发。道教尊奉的“三清”，便是“道”的人格化。道教修行的终极目标是“得道成仙”，使人返本还原，与道合一，成为灵魂常在、肉体永生的神仙。长生久视，全性葆真，却又不放弃人生享乐，是道教的一大特色。道教对中华文明有多侧面影响，其炼丹术积累丰富的化学知识，其长生术中的吐纳导引对医学颇有进益；此外，对文学艺术乃至民俗，道教都提供一种底蕴。故鲁迅说：“中国文化根底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15]

两汉四百年间，经济相对平稳发展，形成古典科技的一个高峰。

为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并满足帝王“应天承运”的侈心，朝廷集中人才对天文历法进行观测研究，取得显著成就，《史记·天官书》《汉书·五行志》保存着汉代天文知识。在天文观测基础上，汉代形成两种宇宙结构说——盖天说与浑天说。前者认为天如盖，地如盘，天覆盖地；后者认为天地都是圆的，天在外，如蛋壳，地在内，像蛋黄。浑天说接近天地实情，据此说，能大体推算和观测日月星辰的度位。东汉张衡（78—139）还发明观测天象的“浑天仪”。

与天文学直接相连的算学，汉代也成绩斐然。其内容传自先秦的《周髀算经》即成书于西汉。成书东汉中期的《九章算术》，其中《方程》处理了三元一次和四元一次联合方程式问题，早于印度四百年，早于欧洲一千三百年；《勾股》提出勾方股方之和等于弦方的勾股定理。

地学在汉代也有进展。长沙马王堆帛书中“长沙国南部舆地图”，是现存最早的大比例尺实用地图。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是中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内容翔实准确，其对各级政区户口的统计，为世界最早。张衡的“候风地动仪”是地学仪器的天才创造，该仪能在短期内测出地震的时间、方位与强度，西方一千七百年后才造出类似仪器。

汉代是古代医学的重要经验集成期，其代表作是战国时开始编纂、西汉修订充实成书的《黄帝内经》和《难经》。《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释生命起源、疾病成因、形神关系，并在各器官的相互关系，生理与心理、人与疾病等关系的问题上，做辩证分析，奠定中医理论的基石。《灵枢》还记述了针刺技术。东汉末张仲景（150—219）著《伤寒论》《金匮要略》，强调“辩证施治”。名医华佗长于外科，用麻沸散做全身麻醉，又精于针灸，他还编“五禽戏”，提倡体操运动。

中国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其中指南针、造纸术两项成于汉代。

战国时已有关于磁石性能的认识，《管子》《吕氏春秋》均记载明确。《韩非子·有度》说“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则是指南针的最早文字叙述。东汉王充更详论司南：用天然磁石磨制而成，其形如勺，底圆，置于平滑盘上，勺柄就自动转向南方[16]。这是世界上对指南针制法、结构和功能明确无误的最早的记述。

纸的发明是人类文字载体的一次革命。在植物纤维纸出现前，中国人的书写材料用过龟甲、兽骨、金石、竹木、缣帛等，它们或失之笨重，或过于昂贵。中国在汉代已发明造纸术，制作出轻便价廉的书写佳品，实在是对文明事业的一项伟大贡献。

习惯说法是，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其实，西汉初期的麻纸是现存世界最早的植物纤维纸。这种纸1957年在西安灞桥出土，新疆罗布淖尔，甘肃居延，陕西扶风，甘肃敦煌、天水也有西汉麻纸发现，足见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不仅已发明造纸术，而且纸已广泛使用。公元105年，东汉宦官蔡伦（？—121）完成造纸技术的革新，用树皮、麻头、破布、渔网做材料制纸，质量提高，成本下降，史称“蔡侯纸”。纸于3世纪传入越南，4世纪传入朝鲜，5世纪传入日本，8世纪经中亚传入阿拉伯，进而传入欧洲。公元1150年，西班牙萨地瓦建欧洲第一家造纸厂，距蔡伦造纸一千年。

名医华佗长于外科，用麻沸散做全身麻醉，又精于针灸，他还编“五禽戏”，提倡体操运动。图为传说中的华佗为关羽刮骨疗伤。

秦王朝是与欧洲的罗马、南亚的孔雀王朝鼎足而三的世界大国，汉王朝则是与罗马帝国东西并峙的巨峰。秦皇、汉高创建的帝国，不仅疆域阔大、国力强盛，而且洋溢着一种亢奋的拓展精神。规制壮丽、胸襟豪迈，是秦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这既体现在物质文化的建造上，诸如万里绵延、千秋巍然的长城，“履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气势磅礴的始皇陵及其兵马俑，规模大于明西安城近十倍的汉长安城，霍去病墓前雄浑的“马踏匈奴”石雕……同时还体现在观念文化产品的创作上，其代表便是“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汉赋，以百科全书式的眼光观照古今的《史记》。

赋产生于战国末期，接受纵横家游说之词及楚辞的影响，盛行于汉代。赋与楚辞比较，诗的成分减少，散文成分增多；抒情成分减少，咏物叙事成分加多。如汉初贾谊（前200—前168）作《吊屈原赋》，抒发怀才不遇心情；景帝时的枚乘（？—前140）《七发》假托吴客与有病的楚太子相互问答，动之以情，喻之以理；西汉中叶，司马相如（前179—前117）的《子虚赋》《上林赋》以极夸张的手法和富丽的文字，描写天子游猎场面，丽句与辞采并流。汉赋铺张扬厉的文风，适应汉帝国“润色鸿业”的需要，所谓“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江山的奇伟、城市的繁盛、商业的发达、物产的丰饶、宫殿的巍峨、帝王的雍容与宏图，无不在赋中得到酣畅淋漓的夸扬，显示出汉帝国扩张、进取的气象。当然，这种文体成为给帝王歌功颂德的工具，渐渐脱离社会人生，趋于形式化和空洞化。汉以后，赋的衰落便成为必然。

西汉中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以极夸张的手法和富丽的文字，描写天子游猎场面，丽句与辞采并流。他以为明代仇英《上林图》（局部）、明代文徵明题写的《上林赋》。

汉代的散文也有宏大气象。贾谊的《陈政事疏》《过秦论》，晁错的《言兵事疏》《论贵粟疏》，纵论时政，鞭辟入里，文采斐然，鲁迅称之“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17]。

两汉史学也显现一种特别宏阔的气势。司马迁（前135—？）胸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雄伟目标，“网罗天下放矢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18]，完成洋洋五十万余言的《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上溯黄帝、下及当世的三四千年历史总括一书，以人物为中心，分纪（以帝王为主轴的大事记）、表（帝王将相年表）、书（各种典章制度及科技知识汇编）、世家（诸侯国历史及重要历史人物传记）、列传（历史人物传记、各少数民族历史），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思想、文化、社会风貌，成一百科全书式规制。从历史文学而论，《史记》也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写人物，项羽、刘邦栩栩如生；写战争，火牛阵、垓下之战惊心动魄；写事件，荆轲刺秦王、完璧归赵热烈充实，富于变化，诚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9]。

东汉班固（32—92）因袭《史记》纪传体而撰《汉书》，断代为史，“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20]。《史记》为通史开山，《汉书》为断代史初祖，以后诸正史均仿其体例。这两部博大的首创性史著，皆成于两汉，正是宏阔而富于创意的秦汉文化精神的体现。

注释：

[1]《孟子·梁惠王上》。

[2]《荀子·议兵》。

[3]贾谊：《过秦论》。

[4]李白：《秦王扫六合》。

[5]《韩非子·扬权》。

[6]许慎：《说文解字·叙》。

[7]《芝罘刻石》。

[8]《吕氏春秋·不二》。

[9]《史记·秦始皇本纪》。

[10]《史记·秦始皇本纪》。

[11]《汉书·董仲舒传》。

[12]“经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儿宽传》：“见上，语经学。上说之，从问《尚书》一篇。”

[13]《后汉书·王充传》。

[14]《庄子·逍遥游》。

[15]鲁迅：《致许寿裳》。

[16]见《论衡·是应篇》。

[17]《汉文学史纲要》。

[18]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19]《汉文学史纲要》。

[20]《史通·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