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统整合——秦、汉（1 / 2）

祈望四海一家、万邦协和，是中国人早在先秦即已形成的一种心理趋向。东周是文明多元生发阶段，但其时已孕育着文化整合的力量：“尊王攘夷”成为春秋霸主竞相揭起的旗帜，孔子常发“复周”之论，墨子倡言“一同天下之义”，都表现出社会向往统一与秩序。处在“诸侯力政”时代的孟子更有“定于一”[1]的横议，荀子则呼唤“四海之内若一家”[2]；成文于战国的《书·大禹谟》，托名夏禹“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实则显示晚周人对统一国家的渴想；成文于战国晚期的《禹贡》，划分九州，展示出一统国家的政区设计。当然，追求国家统一，整合多元文化，在春秋战国还只是哲人的理想和社会的趋势，这理想与趋势到秦汉方变成制度性现实。

国家统一，使多元文明整合的速度与力度加强；而整合后的一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又反过来增进政治一统。秦汉四百余年间，这二者互相推助，形成互补机制，其效应是：统一被认为是合理的、正常的，分裂被认为是违理的、反常的。秦汉文化造成的这一定势，惠及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

公元前3世纪末叶，秦王嬴政（前259—前210）“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3]，用十年时间，先后灭亡韩、魏、楚、赵、燕、齐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4]！然而，急政暴虐使农夫揭竿而起，始皇帝希冀传之万世的秦朝，仅历十五年（前221—前206）便二世而亡，是中国历史上最短促的统一王朝。不过，如骤风闪电般来去匆匆的秦朝，其确立的统一国家的专制集权制度与整合文化的努力，却垂之久远，为后世列朝所沿袭；“秦”作为一个早已覆亡的朝代称谓，至今仍以中华文明共同体的代号流播世界，西洋的a，东洋的“支那”都是“秦”变音后的音译。

从文明史角度省视，秦朝的伟绩在于给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大厦奠定坚固的基石，尽管是通过政治暴力这一“恶”的杠杆得以实现的。

“六国毕，四海一”，秦朝立即实施一系列强化国家统一的政治变革：

——兼取古代“三皇”“五帝”，称制“皇帝”，较之以往的“王”更显无上尊严高贵。

——朝廷设“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宗正、典客、少府、治粟内史、廷尉），使政权（丞相主持）、军权（太尉主持）、监察权（御史大夫主持）分治，以相互制约而统归皇帝辖制。

——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朝廷任命的、非世袭的官僚制。

——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郡设郡守，县设县令。县下为乡，乡下为亭，亭下有里，邻里连坐，组成严密的垂直统治网。

这样，通过郡县制将地方权力集中到朝廷，又通过三公九卿制将朝廷大权集中到皇帝手中，实现了韩非“要在中央”[5]的构想。

与上述“一天下”的政治变革相配合的，还有一系列文化举措，改变战国时“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6]的格局。

一书同文

殷商以降，文字逐步定形，西周官方文字金文，形制已比较一致。晚周诸侯坐大，文字呈域分趋势。秦统一后，朝廷诏书发至桂林，当地人均不能识，这当然有碍中央政令的推行，于是秦始皇令李斯主持统一文字工作。李斯在周代“大篆”基础上，吸取齐鲁蝌蚪文笔画简省的优点，创制形体匀圆齐整的“秦篆”，又称“小篆”，颁行全国。与此同时，狱吏程邈根据民间流行的简化字，创制字形扁平的字体，受公文传抄者“徒隶”的欢迎，后称“隶书”，已与现时字体相近。“书同文”使辽阔疆域内文化传播不再有语文隔阂。

秦王嬴政用十年时间，先后灭亡韩、魏、楚、赵、燕、齐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图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的皇帝秦始皇。

二车同轨

战国时，各国车辆形制不一，道路宽窄有异，又有域堡林立、关隘阻隔，交通极不便利。秦统一后，下令拆除障碍，以京师咸阳为中心，向东、南、北修三条驰道，宽五十步，又统一全国车轨轨距为六尺，方便了从京师到各地的交通。

三度同制

战国时，各国货币不一，度量衡五花八门。秦朝规定货币分黄金（上币）和铜钱（下币）两种。铜钱圆形方孔，以半两为单位（俗称“秦半两”）。又下令沿用商鞅所制量器和尺子，衡器略有变更，并颁布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凡制造度量衡器，都要刻上诏书全文。度同制为经济活动提供划一的标准。

四行同伦

为统一全国的文化心理，推行严刑峻法，“以法为教”，并在各地设置专掌教化的乡官，名曰“三老”，以使“黔首改化，远迩同度”[7]，是为“行同伦”。

与“一天下”的政治变革相配合的，还有一系列文化举措，改变战国时“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格局。图为秦统一后的文字、度量衡、货币。

五地同域

废除西周以来的封邦建国制，打破地区壁垒，又通过大规模移民，开发边境，传播中原文明，是为“地同域”。

六修秦律

在秦国原有刑法基础上，吸纳六国有关法律条文，制定秦律。秦律已佚失，1979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竹简上可见其部分条文，有关于治盗和要求各级官吏依法行事的规定，都十分严厉。

秦朝统一文化的举措，以强化专制君主集权为目的，增进了秦帝国版图内广阔地域人们社会生活乃至文化心理的同一性，从而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

天下一统的秦帝国不仅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巩固专制政体，而且力图确立权威思想，以保证人们从精神上归附其万世一系统治。

寻求一统思想的努力，早在战国中后期便已开始。荀子、韩非子、吕不韦等人便是综合百家、铸造一统思想的代表人物。成书于秦即将完成统一大业之际的《吕氏春秋》明确提出：“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8]。此为中华文明由晚周之“多”转向秦汉之“一”的先声。

《吕氏春秋》以“杂家”面貌试图统一天下观念。秦始皇取得“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空前胜利后，其极端集权地位和使家天下万世永传的妄念，使他毫不犹豫地倾向于力倡绝对君权的法家学说，以之作为“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武器。

嬴政称帝之初，曾将六国文籍收蓄咸阳，集中文学博士清理之，“欲以兴太平”[9]。但这批儒士每以古学非议时政，令秦朝统治集团如芒刺在背。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上奏，建议——

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10]

这便是“焚书”之举，也是中国图书“九厄”之首。自此，晚周私学传统中断，文化、教育再度由官府垄断，思想原野上诸子争鸣的生动局面变得万马齐喑。

秦始皇的暴行当然引起儒生、方士的不满，他们批评秦始皇“刚戾自用”“以刑杀为威”。一些奉旨为其寻觅不死仙药的方士逃亡，秦始皇严令追缉，诸生又转相引告，牵涉四百六十余人，被坑杀于咸阳。此为“坑儒”，开大规模迫害思想异己的恶例。

在反秦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汉朝（西汉、东汉），为巩固君主专制，继续寻觅统治思想。汉初，社会需要休养生息，主张自然无为的黄老之术盛行，儒法两家也有相当影响。黄老思想提供汉初“与民休息”政策的理论基础，但对强化中央集权无所助力；法家虽是专制政治的直接论证者，但一味严刑峻法的弊害已被秦朝二世而亡所证实；儒家则从总结秦朝速灭的教训入手，指出徒法不足为治。汉初儒生陆贾、贾谊（前200—前168）等在儒家旗帜下吸纳法家，试图建立融儒法为一体的统治思想。

有“汉代孔子”之称的董仲舒三次应诏上书，成“天人三策”，就古今治乱之道和天人关系问题，力陈己说。图为董仲舒像。

至汉武帝（前156—前87）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一统帝国统合文化、确立一统思想的时代要求更紧迫地提出。正当此际，有“汉代孔子”之称的董仲舒（前170—前104）三次应诏上书，成“天人三策”，就古今治乱之道和天人关系问题，力陈己说。董氏以儒学为主宗，杂糅阴阳五行及法家的某些观念，以神学论证皇权和专制秩序的永恒性。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建议以经他改造的儒学作为专制帝国的统治思想——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1]

与董仲舒同时，丞相卫绾也有类似上书。其后，丞相窦婴（？—前131）、太尉田虫分（？—前131）也“俱好儒术”。

汉武帝同汉初诸帝一样，皆“霸王道杂之”，儒法兼用；加之武帝即位初由倡导黄老之术的窦太后掌权，故董仲舒的建策并未被采用，至公元前135年（武帝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董仲舒的建策才逐步得以推行，成为西汉中期以后文化主潮。

对比李斯、董仲舒前后映照的两篇名论，可以发现——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就对“六艺之科”（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态度而言，与李斯建议秦始皇焚烧《诗》《书》截然相反，但其运思路向却如出一辙：他们都力主禁绝异端、维护帝王的一统意志。董仲舒和李斯历来被人们放在对立阵营加以评价，其实，他们两位都是在专制一统帝国建立后设计“大一统”思想体系、整合文化形态的谋士智囊。当然，与以暴力消灭异端，倡言“以吏为师”的李斯相比，董仲舒要成熟得多，他反对滥施强暴而高扬“崇儒更化”的旗帜，寻找到与地主制经济、宗法专制政体最相契合的文化形态——包容阴阳家及法家的新儒学。这一学说不仅被武帝以下汉代君王所接受，而且在此后两千年间，历代王朝虽然选用过各种精神武器，但经过反复改造的儒家一直被视作正宗。

法家学说虽被历代帝王实际运用，其“更法”主张间或也为改革家所借助，但公开宣扬专制的法家为帝王士大夫所忌讳，自两汉以迄明清，儒家学说才是运行于庙堂和江湖的显学及精神轴心。

李斯失败了，董仲舒成功了。但就总体言之，秦汉整合多元文化的努力获得历史性的胜利。

与儒学独尊相联系的，便是先秦时并不专属儒家的“古之道术”渊薮——《诗》《书》《礼》《易》《春秋》，从汉代开始被独奉为儒家经典，正式称为“五经”；以后又续补，成“七经”“九经”“十三经”。

“经”在战国曾作为一般典籍通称，《庄子·天运》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之说，《荀子·劝学》有“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之说，这里所谓的“经”或泛指各类书，或有“经典”内蕴，但尚无“法定经典”意义。汉初，文帝（前202—前157）始置“经博士”，“经”已初具法定经典之意；武帝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并推行“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公孙弘（前200—前121）治《春秋》为相封侯。以经师居相位的还有韦贤、韦玄成父子，匡衡，张禹（？—前5），翟方进（？—前7），贡禹（前124—前44），薛广德，孔光（前65—后5），马宫，平当，子晏等。西汉宣帝（前91—前49）亲自于石渠阁与“五经”诸儒宣讲经书；东汉章帝还就白虎观经学论辩裁成定论；灵帝于熹平四年，诏群儒校定“五经”，又令蔡邕（132—192）主持，以隶书刊五经于石碑，此即“熹平石经”。帝王的提倡，天下学士多靡然风从，传经之学和注经之学成为专门学问，这便是两汉至明清的官方哲学——经学[12]。

与儒学独尊相联系的，便是先秦时并不专属儒家的“古之道术”渊薮——《诗》《书》《礼》《易》《春秋》，从汉代开始被独奉为儒家经典，正式称之“五经”。图为明代杜堇《伏生授经图》。

武帝以后，经学被推尊为统一天下思想的官方哲学，但是，经学内部却发生分化，出现延续两千年的经今文与经古文之争。

秦火使先秦典籍遭到一大浩劫。西汉初年，重修文治，开始发掘整理古籍。其时官方博士所教授的儒家经典用流行文字抄写，故称“今文经”。

武帝末年，鲁恭王拆除孔子后代住宅，从墙壁内发现《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均用先秦古籀文写成，故称“古文经”。此后，河间献王、刘歆等人也发现各种古文经。

经今古文之争，开始表现在经书的文字、版本、篇目之别和真伪之辨上，以后更引申出学术观点和方法的重大分歧。要言之，今文经学的视角是政治的，讲阴阳灾异，着重发掘经文背后的微言大义；古文经学的视角是历史的，讲文字训诂，究明典章制度，着重探讨经文本义。前者主合时，后者主复古。前者学风活泼，又往往流于空疏荒诞；后者学风朴实，却常常失之烦琐。

西汉中后期，今文经学居官学地位，今文诸经中以《春秋公羊传》尤被重视，称公羊学，其大师为董仲舒，他力倡“天人感应”、阴阳五行、黑白赤三统循环。两汉之际，今文经学发展出谶纬神学，神秘主义极一时之盛。

东汉末年，马融的学生郑玄遍注古、今文群经，综会今古文经学，集两汉经学之大成。图为清代华巖《郑玄诫子图》。

西汉末年，古文经学逐渐传播开来。古文经学首创者刘歆（？—23）推崇《周礼》《左传》，但未获朝廷认可。王莽（前45—后23）改制以《周礼》为本，故古文经学自王莽摄政后扶摇直上，东汉时已居正宗，古文经学家贾逵（30—101）、许慎（约58—约147）、马融（79—166）各自在某一领域做出重要贡献。东汉末年，马融的学生郑玄（127—200）遍注古、今文群经，综会今古文经学，集两汉经学之大成。后世（特别是清代）推崇的“汉学”，即指两汉经学，尤其服膺东汉古文经学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治学路线。至于那种不能脱离对经典的依傍，以注经、释经透露己见的“经学方式”，更造成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影响中华文明可谓至远至深。

在经学家之外，汉代也出现过融会诸家，富于综合、创造精神的思想家，如西汉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招宾客合著《鸿烈》（后称《淮南鸿烈》，即《淮南子》），以道家为本位，兼纳道、法、阴阳，成为“子学”的殿后之作；扬雄（前53—后18）仿《论语》作《法言》，仿《周易》作《太玄》；东汉王充（27—约97）“博通众流百家之言”[13]，以“疾虚妄”的战斗精神，抨击盛行其时的谶纬之学和神学目的论，其学均超出经学范围。

栖息于阴山以北荒漠草原的匈奴，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他们以游牧为生，善骑射，勇猛剽悍，很早就与中原华夏族交往，战国时期便从中原人那里学会制造铁器，并利用骑兵神速的特点，深入黄河流域抢掠，构成战国至秦汉数百年间的“边患”。赵武灵王（前325—前299）时曾在河套一带设九原郡御胡。战国末年，赵、秦间争战激烈，匈奴乘机占领河套及以南地区。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将军蒙恬（？—前210）率三十万军队北伐匈奴，收复河套，并沿黄河设四十四个县。

秦亡后，楚汉间数载争战，匈奴单于头曼出兵占据河套以南地区。头曼的儿子冒顿（音漠毒）做单于后，向东征服东胡，向西战败月氏，统治西域诸部；又北灭浑庾、屈射诸部，南并楼烦、白羊各部，拥兵三十万，成为汉朝强劲对手。公元前201年，冒顿单于围攻韩王信，韩王信降，冒顿骑兵入山西中部。次年，汉高祖（前247—前195）亲率三十余万步兵迎击匈奴，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南）陷入重围，受困七天方得突围。此后，汉朝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景帝（前188—前141）时，晁错（前200—前154）总结战国秦汉以来御胡经验，建议“徙民实边”，亦兵亦农。至武帝时，国力昌盛，遂转而武装进攻，消灭匈奴军事有生力量。汉匈间前后交战多次，其中大将军卫青（？—前106）、骠骑将军霍去病（前140—前117）出击匈奴，奠定对匈奴的军事优势。此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攻杀、分裂，南匈奴臣属汉朝。东汉时，汉匈战端再起，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92）率汉军大破北匈奴单于，匈人西迁，长达三百余年的汉匈战争告终。

由流动而善战的生活方式所决定，游牧人在与农耕人的争斗中多占主动，“来如飙风，去若闪电”，使以安居乐业为旨趣的农耕人防不胜防。为了护卫自己的文明系统，中原农耕人在与游牧区交界线上修筑防御工事，这便是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