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多元私学——春秋、战国（2 / 2）

科学知识的进步，也冲淡着对神明的信仰。大约成书于汉代却反映晚周成就的《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表明“数”走下巫术的神坛，成为教育“国子”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春秋战国间天文、历法也有突出进展，如鲁国史官对恒星和日食的观测，甘德对二十八宿的确定，鲁史与周内史对“有星孛入北斗”的观测（此为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揭去天象的神秘面纱，并展示出人类理性认识世界的能力；扁鹊等良医用药石治病，较巫觋的装神弄鬼有效得多……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展，都意味着人从神权中赢得解脱。

晚周铁器及牛耕逐渐普及，社会生产力长足发展，要求劳动者在生产中表现出某种主动性，因而，注重民力、保障民众生存权益，成为一种时代要求。

上述一切，使东周文化主潮发生重大变迁。如果说，“重鬼尚巫”是殷商的文明精神；那么，经过西周“尊天敬德”的转折，到东周，经验理性高扬，进一步摆脱殷商的神权巫风，虚置神格，注重民意，“重民轻神”成为这一历史段落的文明精神。而对这种文明精神阐扬有力的是《左传》与《孟子》。

成书于战国初年的《左传》反映了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思潮，提出“夫民，神之主也”[62]，以及“民之所欲，天必从之”[63]的命题。《左传》记载并肯定邾文公（？一前614）、郑子产（？—前522）、齐晏婴（？—前500）等“重民”政治家的言行要旨——关注民心向背，不再留意上苍的恩宠与惩罚。

《左传》的民本思想，重点放在摆脱“神”的桎梏，肯认“民”的作用；而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孟子》则在君民关系问题上强调“保民而王”。《孟子·尽心下》载称：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这里提出“民为国本”的思想，社稷（政权）为民而立，君主又系于民和社稷的存亡，由此引出“政得其民”的结论。这是站在君本位立场上，肯定“民”的重要性。

由“重民轻神”和“民贵君轻”这两个相互呼应的命题构筑的民本主义，不仅流播晚周，而且泽及后世，成为中华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秦以降，华族中虽有宗教流行，却始终未曾陷入全局性的宗教迷狂，与“重民轻神”传统有关；自秦汉起专制君权日趋强化，而能够与之对应，成为一种平衡力量的经典观念则是“民贵君轻”。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等“盛世”的出现，除综合性社会因素的促成外，民本主义中的“轻刑薄税”“制民之产”等训言的指导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至于一批忧国忧民的骚人、墨客在挥写揭露社会弊端的诗篇时，晚周民本思想影响的痕迹更显而易见。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正透现着《孟子》“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余韵流风！

孟子提出“民为国本”的思想，社稷为民而立，君主又系于民和社稷的存亡，由此引出“政得其民”的结论。图为近代黄山寿《择里三迁》。

世界各主要文明民族都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间（约当中国的西周和东周），创作出包蕴着该民族基本精神的文化元典，如印度的《吠陀》《佛经》、希伯来的《旧约全书》、希腊的《理想国》《形而上学》等先哲典籍。中华文化元典——《诗》《书》《礼》《易》《春秋》也在此间脱颖而出。这批典籍初步建立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公理体系和思维模式，如“天人之辨”方面循天道、尚人文、远鬼神、近俗世的特征；“发展观”方面通变易、守圜道的特征；“伦理—政治论”方面崇教化、求经世的特征；“君民之辨”方面民本与尊君两翼一体的特征，都对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元典初创于西周，又在东周订定发扬，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至今影响深远。

《诗》《书》《易》等中华元典的初级制作处所在西周王官。如作为商周王室文献汇编的《书》，多出自史官手笔，又由王室文化官员汇编成册；《诗》是“行人”等文化官员所采集，由太师总纂；《易》的卦画符号和解释经文，也成于西周。然而，“学在官府”的西周是一个典籍的集体制作阶段，只有进入晚周，当士摆脱王室附庸地位，赢得个体自觉以后，中华元典方开始了由文化专门家带着学派意识加工整理、阐释发扬的新阶段。

自《史记》开始，传统的说法多把孔子视作中华元典的著述和编订者，称孔子“述《易》道而删《诗》《书》，修《春秋》而正《雅》《颂》”[64]，几成通行之论。而详考元典成书经过可以发现，“仲尼未生，已有六经；仲尼之生，不作一经”[65]，孔子并非元典创作者，而是传述者，在孔子之先，《诗》《书》《春秋》及《易》的经文已有文本，而《诗》《书》《礼》《易》《春秋》的传世本，迟至战国以至汉初方确定下来。其间荀子一派儒者的“传经”之功尤著，“秦汉儒生所学习的‘五经’及其解说，大都来自于荀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元典并非儒家所专有，其他战国诸子也多出入元典，诚如刘熙载《艺概》所说：“九流皆托始于‘六经’。”今人陈钟凡更具体罗列诸子与元典的关系：

儒家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其学本六经，无待论矣；道家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口兼口兼，则其学本于《周易》；阴阳家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则其学本于《尚书》；法家信赏必罚；名家正名辨物，其学本于《礼》《春秋》；墨家贵节俭，右鬼神，《礼经》恭俭庄敬之学也；家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大师陈《诗》观民风之旨也。

这里所论诸子与“五经”的对应关系当然不一定准确，但认为诸子渊源于元典，又发展了元典，则是可信之论。明清之际哲人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得好：“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

传统的说法多把孔子视作中华元典的著述和编订者，而详考元典成书经过可以发现，孔子并非元典创作者，而是传述者，在孔子之先，《诗》《书》《春秋》及《易》的经文已有文本。图为明代仇英《孔子圣迹图·删述“六经”图》。

经由晚周诸子的追索与创造，元典所包蕴的三代文化精华从“简单同一”向“丰富多元”转化，从而为秦汉间学术文化从“多”到“一”的整合奠定了广阔的基础。

注释：

[1]《论语·季氏》。

[2]《论语·季氏》。

[3]《论语·季氏》。

[4]《庄子·天下》。

[5]《礼记·表记》。

[6]《庄子·天下》。

[7]《礼记·礼运》。

[8]《左传·昭公十七年》。

[9]《论语·微子》。

[10]汪中：《述学·周官征文》。

[11]《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12]《史记·孔子世家》。

[13]《国故论衡》。

[14]《国语·晋语四》。

[15]《左传·襄公九年》。

[16]《荀子·王制》。

[17]《论衡·效力篇》。

[18]《孟子·梁惠王上》。

[19]《论语·宪问》。

[20]《论语·泰伯》。

[21]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

[22]《孟子·告子下》。

[23]《论语·子路》。

[24]《孟子·公孙丑下》。

[25]《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26]《论语·里仁》。

[27]《淮南子·泰族训》。

[28]《孟子·滕文公下》。

[29]《汉书·艺文志》。

[30]《荀子·解蔽》。

[31]《墨子·尚贤中》。

[32]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33]见《汉书·艺文志序》。

[34]《论语·颜渊》。

[35]《论语·颜渊》。

[36]《论语·八佾》。

[37]《孟子·离娄下》。

[38]《论语·学而》。

[39]《墨子·鲁问》。

[40]《墨子·兼爱上》。

[41]《老子·二五章》。

[42]《庄子·山木》。

[43]《说文》。

[44]《商君书·更法》。

[45]韩非子·定法》。

[46]《韩非子·定法》。

[47]《易·系辞下》。

[48]《荀子·荣辱》。

[49]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50]《左传·昭公二年》。

[51]《国语·鲁语上》。

[52]《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53]见《史记·赵世家》。

[54]董说：《七国考·韩都邑》。

[55]《史记·秦本纪》。

[56]《淮南子·要略》。

[57]《史记·李斯列传》。

[58]《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59]《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60]王逸：《楚辞章句》。

[61]《汉文学史纲要》。

[62]《左传·桓公六年》。

[63]《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64]《隋书·经籍志一》。

[65]《六经正名答问一》，见《龚自珍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