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行行且止（2 / 2）

郭源明还想报官，郭劝因为声名已毁，受够了被人指指点点的日子，不愿再多生事端。郭源明只得就此作罢。

再说李渭。他虽是进士起家，却一直担任武官，时任白波兵马都监［5］，率兵屯驻于白波。白波属河南府，距离京城不远。派去寻访李渭的仆人不日即返，称李渭正在外押粮，未曾遇到。

郭劝料想李渭身为武官，押粮进京的话，身边有兵士扈从，当不会有事，所以也不是太过担心。

朱吉时在陕西任职，郭氏家仆半月后方才返回，告知朱吉已在任所莫名上吊而死，还留有六字遗言“朱吉以死谢罪”。

郭劝闻言大骇，料定朱吉必是被刺客勒死后再伪装成上吊自杀的样子。正要命人再去设法警告李渭时，已传来李渭失足跌落汴河［6］溺死的消息，这次倒没有“李渭以死谢罪”的遗言。

彼时李渭新至京师，交完差后正要乘船返回白波，却不料出了意外。有人看到他跌入汴河前走路跌跌撞撞，似是饮醉了酒。发生于汴河两岸的案子都归排岸司［7］负责，京东排岸司［8］正欲以“醉酒溺水”结案时，郭源明受父命赶来报案，称李渭极可能是遭人下毒。

京东排岸司半信半疑，但他们只是运输机构，且事务繁剧，不愿意再管这起案子，便以“疑中毒地点不明”为由，将案子移交开封府。

开封府派人验尸后，果然发现李渭有中毒迹象，又从郭劝那里得知相关原委，遂高度重视，派人查到李渭饮酒地点。并根据证人描述绘出了嫌疑人相貌，而此人跟欲杀郭劝的刺客竟是同一人。

一场大搜捕后，开封府竟然真的逮到了这个名叫云飞扬的刺客，不过未等官差上前擒拿，云飞扬便先行以刀刺喉而死，死状极是惨烈。

这件事了结后，郭劝忽然想起来昔日幕僚李利——李利当年也是坚决主张将山遇遣返，且曾与监押韩周一道，将山遇押回到西夏元昊帐下，许多西夏人都见过他——不免有所担心。

郭源明认为山遇一族俱被西夏元昊杀死，即便还有极个别死党如云飞扬者，也已经自杀而死，李利当再无危险。更何况李利跟李渭、朱吉不同，他当年只是幕僚，并无品秩，且目下远在硖州为官，西夏报仇者未必打听得到他的下落。

但郭劝认为山遇死去多年，忽然有党羽来寻仇，事情必不简单。尤其那云飞扬根本就是汉人名字，其言行举止也根本不像西夏人。

郭源明根本不信还会有西夏人远赴夷陵向李利寻仇，然见父亲始终忧心不下，便主动请命赴夷陵一趟。郭劝当即同意，又告诫爱子也不必明言，免得李利风声鹤唳，只需旁敲侧击，婉转提醒即可。

郭源明在钱庆严刑威逼下，如实讲述完事情原委，又道：“我来夷陵，完全是为李县令安危着想。”一边说着，一边不断望向乐秀才，大有求饶之意。

乐秀才遂问道：“那么本县先前称病，不愿见你，你又作何感想？”

郭源明道：“李县令说生了病，不能见我，我自很是灰心。但这件事，也无法留信或是托人转告，非得当面跟李县令说不可，于是我便想在夷陵呆几天，或许到时李县令病情好转，便可以相见了。”

他到夷陵后，虽然第一眼便见到了至喜亭，但由于着急见到李利，故只是匆匆路过，并未驻留。

这至喜亭虽不及成都之合江亭有名，但也是夷陵的标志性建筑，郭源明理所当然要去观赏游览，这也是他离开县署后所做的第一件事。由此才遇到吴邦缦、苏颂、孙固几人。

至于后来在白家酒肆见到乐秀才，郭源明自然大感意外。不过这意外却是李利之前明明说患有重病，然此时一见，面上毫不病色。

但郭源明旋即想到父亲郭劝早已被指为“庸奴”，人人唾骂——他身为人子，亦是压力巨大，平日只闭门读书，不敢轻易出门，也不愿意说出自己是郭劝之子——李利要与郭氏划清界限，也情有可原。

虽然郭源明也觉得李利面貌变化很大，完全不是自己记忆中的样子。然世事沧桑，什么会一成不变呢？他父亲原是翰林侍读学士［9］，天子近臣，皇帝顾问，何等风光，却因一任延州知州，沦为千夫所指的庸奴。

钱庆却不相信郭源明所言，道：“既然你并未起疑心，为什么今日一来这里，便向县令询问秘事？”

乐秀才见郭源明大惑不解，便道：“你说李利当年经常陪你去延州榷场买什么东西，直接问我东西是什么。”

郭源明这才会意，忙道：“东西是醍醐。我不是要问，只是想提醍醐这个话头，就算县令不答，我也会自己说出来的。”

钱庆喝道：“撒谎！来人，继续用刑！”

郭源明忙道：“饶命！饶命！我真没有撒谎。”

乐秀才忙问道：“那你为什么要提……提什么？”

郭源明道：“醍醐。是一种奶制品，只有西夏人才会做这种东西。”

钱庆道：“你一见面便问起这个，不是为了试探李县令是为什么？”

郭源明对钱庆极是害怕，生怕他又要下令对自己用刑，忙道：“因为刘惟远。”

乐秀才立即大起反应，问道：“刘惟远什么？”

郭源明道：“我发现刘惟远是西夏人，他极可能就是来夷陵杀李县令的刺客。”

原来刘惟远初见苏颂时，曾举手招呼。郭源明随父在西北延州生活过好几年，一望便认出那是西夏人的独特姿势。

最可惊的是，此人竟叫惟远。旁人不知道倒也罢了，郭源明可是一清二楚。西夏党项某部落首领及子嗣，名字均以惟开头，山遇惟亮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但是当今西夏开国皇帝元昊叔父，还曾经是元昊最信任的心腹股肱之臣，因反对元昊称帝而见疑，投宋不成，被元昊射死，等于是间接死在郭源明父亲郭劝手里。

从第一面起，郭源明便已经猜到刘惟远是西夏人，其真名极可能叫嵬名惟远。这种身份的人，不会平白无故跑来夷陵，一定是别有用心，夷陵县令李利多半就是其目标。

乐秀才听了，当即道：“你倒真是猜得不错。”

郭源明见乐秀才并无诧异之色，自己反倒惊奇不已，问道：“莫非县令早知道了刘惟远的身份？”

乐秀才不答，只与钱庆走到一旁商议对策。

乐秀才道：“看来这郭源明最初并未对本县身份起疑。唉，要是钱先生再多等一会儿就好了。事已至此，要如何收场才好？”

钱庆思虑一番，忽命道：“来人，继续用刑。”

郭源明惊叫一声，未及求饶，口中便被重新塞了木丸。洪叶、邓和已猜到钱庆有杀人灭口之意，遂下手不留情，大力刑讯。

郭源明饱受酷刑，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很长时间内都意识模糊，无法再回答钱庆问话。钱庆又令人用竹签猛扎郭源明脚底及双乳等敏感处，郭氏痛楚交加，这才慢慢清醒。

钱庆命郭源明重新交待事情原委，郭源明不得已，只得重新叙述了一遍，仍然是刚才那番话，细节一点不差。

钱庆这才相信郭源明说了实话——撒谎的话，总会有前言不搭后语。他使了个眼色，洪叶便用木丸重新堵住郭源明口。邓和则拔出刀来，走到郭源明背后。

郭源明惊恐难当，却无处可避，也无法出声呼救或是求饶，只能无助地望向乐秀才。

乐秀才忙摆手道：“不行，不能杀他。”

一时也找不出好的理由，便道：“杀了他，还得想办法处理尸首。稍微出一点岔子，麻烦可就大了。再则说，不是还有刘惟远那件事要处置吗？不如暂时留下郭源明性命，或许到时还可充作证人。”

钱庆微一思索，便命将郭源明双眼蒙住，反吊在梁下。

这内堂位于后署，与县令寝室相连，是县令日常起居的地方。乐秀才惊道：“要将他关在这里吗？”

邓和道：“县狱虽然不错，但收监得有名目。狱长、狱卒都不是咱们自己人，难免会有多嘴者，那时纸就包不住火了。”

钱庆道：“邓和说得不错。目下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不能再节外生枝，只能先把郭源明关在这里。等查知州离任后，再来想办法处置他。”

乐秀才也没有更好的法子，既想暂时留下郭源明性命，便只得依从钱庆。

苏颂听完乐秀才一番长篇供述，总算明白了醍醐事件原委，以及郭源明何以会身遭大劫，心道：“郭源明完全是一番好意，千里迢迢来到夷陵报信，却不想县令是个假的，莫名惹来一身大麻烦。”

孙固忍不住问道：“那刘惟远又是怎么回事？你既从郭源明口中得知他是西夏人，又极可能是来行刺的刺客，何以不立即采取行动？”

乐秀才吞吞吐吐地道：“因为……因为那个……”

郁华喝道：“你冒官多年，犯下如此大的罪名，还不肯吐实吗？”

乐秀才道：“也罢，于我而言，没有什么罪名比冒官更大了。说出来，也就是丢人些。”长叹一声，告道：“早在郭源明抵达夷陵前，我便已经知晓刘惟远是西夏人。”

原来欲替山遇惟亮报仇者，不止云飞扬一人，还有刘惟远，且二人是分头行事。刘惟远一个多月前便抵达了夷陵，竟设法在夜深人静时翻入后署，摸进县令房间，制住了乐秀才。

刘惟远没有立即杀死乐秀才，逼迫他先写下“李利以死谢罪”六个大字。乐秀才明白了原委后，急忙跪地求饶，称自己根本不是李利。刘惟远当然不信，乐秀才便详细叙述了事情原委，为了取信于对方，连李利仆人杨剑被钱庆杀死也没有遗漏。

刘惟远听了乐秀才一番长述，半信半疑。

乐秀才见对方有所犹豫，便大肆夸赞刘惟远忠肝义胆，这么多年过去，仍然不忘为山遇复仇。又称自己虽然冒官，但一直在做一个好官，而且在山遇这件事上，绝对是无辜的。若刘惟远滥杀无辜，便跟郭劝没什么分别。

刘惟远终被乐秀才这番话说服，当即收了兵刃，警告道：“不要妄图派人追捕我，否则我就揭发你的真实身份。”遂扬长而去。

乐秀才惊魂未定，在地上坐了许久，才爬起来。他因曾向刘惟远下跪，不愿意张扬此事，甚至连钱庆也没有告诉，更不要说派人追捕刘惟远。

苏颂听到这里，方才明白刘惟远为何会干预报案——

当日采药人路不平尸首浮现，白秋练让景船夫去报案时，刘惟远特意叮嘱景船夫去州府而不是县署，其实是想刻意避开假县令乐秀才。

料想刘惟远知道负责地方捕盗治安的夷陵县尉空缺，以为州府必会接下此案，不想知州查庆之因即将离任，不愿意沾染人命案子，仍然将案子发给了夷陵县。夷陵县令乐秀才接案后亲自赶来芦林渡，果然遇到了刘惟远，这才有了后面的风波。

孙固当即插口道：“刘惟远又不是傻子，你知道了他的身份，又看到了他的相貌，你自己又是有权有势的官人，有能力日后对付他，他怎么可能因为你那番夸赞他的话就放过你？他没有杀你，是因为他在夷陵还有事要办，杀了地方长官，必惊动州府，加上前有李渭、朱吉之事，荆湖北路甚至朝廷都必会派兵过来。到那时候，他行事便相当不方便了。”

乐秀才忙道：“是，是。这一节，我也是在白家酒肆见到刘惟远时，方才明白过来。”

乐秀才因采药人路不平案来到芦林渡。他因白家酒肆在三峡船夫中地位极高，对白氏母女一向尊重，逢年过节时，也曾亲至酒肆慰勉。听到白秋练能以声召唤白鱀，愈发惊叹于白氏的不凡，于是一到酒肆，便进去酒肆，想亲自与白氏母女招呼。

正是在白家酒肆中，乐秀才看到了刘惟远。他大吃一惊，这一惊非同小可，一时愣在原地。刘惟远却好像根本不认识乐秀才，端着簸箕，熟视无睹便走过去了。

乐秀才忙向白秋练打听，白秋练称刘惟远只是酒肆临时请的雇工。

乐秀才见白秋练毫无异色，料想刘惟远没有提过自己冒官一事，这才稍微放了心。又暗道：“是了，他知道我的身份，我也知道他的身份，互有把柄，互相制约。而互不相干，方是上策。”于是坦然出来。

不久乐秀才便发现了郭源明一事，遂暂时忘记了刘惟远，全心应付郭源明这边。

乐秀才续道：“钱庆从外面回来后，我便将刘惟远行刺一事也说了。这件事上，钱庆跟我看法一致，认为刘惟远不会贸然泄露冒官之事。”

不过钱庆认为刘惟远之所以留在夷陵，极可能是为白秋练所迷。人人都知道，许多船夫有事没事都爱往白家酒肆跑，其实不是白氏高粱酒好喝，而是为了多看几眼白秋练。

苏颂立时发现了乐秀才供述前后不一致之处，问道：“你之前说钱庆从江陵回来，刚刚又说钱庆从外面回来，可是有什么古怪？”

孙固也意识到蹊跷，道：“是啊，钱庆此趟离开，还将洪叶、邓和二人同时带走，就放心留下你一人在夷陵应付局面吗？”

江陵府武官郁华也插口道：“肯定不是回了江陵。”

乐秀才见众人都在审视自己，只得实话告道：“他三人其实去了青州。”

前任夷陵县尉因丧亲去职后，朝廷任命的新县尉李孝龙是青州人氏，与李利同乡。乐秀才接到文书后很是惶恐，生怕李孝龙与李利是旧识，而且二人都姓李，是同族也说不准。钱庆也觉得前景堪忧，便带了二人赶去青州，意图阻止李孝龙上任。

苏颂奇道：“本朝县尉职重，既是朝廷任命，李孝龙人当在京城，钱庆如何要去青州？”

旋即会意过来，“啊”了一声，道：“钱庆要对付的是李孝龙家人。”料想京师官署众多、法禁森严，钱庆有所畏惧，便转而选择弱小下手。

乐秀才也不否认，道：“钱庆只是往李家水井中做了些手脚，李孝龙母亲因此而病倒。”

宋律法有“弃亲之任”条目，规定官员不得撇下年老体病的父母，去异地就职。现任官员若祖父母、父母年龄达到一定的岁数，而家中又没有其他成年兄弟侍奉，必须归养。李孝龙是家中独子，钱庆利用的正是这一点。

正当钱庆要去匿名告发李孝龙有“弃亲之任”时，李孝龙已闻风返回家乡。他的名字中有个“孝”字，也真是个孝子，见母亲卧床难起，便干脆辞官，要留在家里照顾母亲。大宋以孝治国，主管官员将情况上报后，宋仁宗亲自下诏褒赞李孝龙，又破格提拔［10］，准他在青州当地为官。至于李孝龙原任夷陵县尉一职，宋廷自再另外择人。

钱庆见目的达到，这才返回夷陵，对外只谎称回了江陵一趟。

苏颂忙问道：“那李孝龙母亲可有康复？”

乐秀才垂下头去，闭口不答。

孙固冷笑道：“钱庆深谋远虑，心肠歹毒，为了彻底阻止李孝龙，必定向李母下了重毒。哪能轻易康复？”

乐秀才讪讪答道：“具体情况，我也没有多问。既然州府已经捉了钱庆归案，几位可以当面问钱庆自己。”

苏颂因尚有诸多谜团未解，便又继续询问刘惟远事，道：“你在白家酒肆遇到刘惟远后，是不是就起了杀他灭口之心？”

乐秀才道：“是。当时刘惟远若是就此离开夷陵，可谓一了百了。可他偏要留在这里，要真是像钱庆分析的那样，他是为了白秋练，那么极可能他再也不会离开。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岂不是大大的威胁？即便暂时没告诉旁人，难保日后不会告诉。那时候，我便决意要除掉刘惟远。”

不过刘惟远会些武艺，又知道乐秀才的秘密，必须得想个稳妥的法子。刚好负责到下牢津取证的小吏、差役回来，称有山民看到刘惟远一大早去找过采药人路不平。那山民曾去白家酒肆购买高粱，见过刘惟远，故而认得。

钱庆听后眼前一亮，便想出了个好主意，不管刘惟远是否真的杀了采药人路不平，都可以设法将这件命案算在刘惟远头上。如此一举两得，既可除掉刘惟远，又可以顺利了结采药人路不平命案。

乐秀才也拍手称妙，但又不知该如何抓到刘惟远，发愁道：“他人栖身白家酒肆，酒肆和附近的芦林渡都是人来人往的繁华之地。万一他看到官差接近，意识到危险，便大声喊出本县是假冒的，被人听到，可就全完了。”

钱庆笑道：“根本不必派人去捉刘惟远，只需派一名差役去召，他必来县署。”

他认为刘惟远曾潜入县署行刺地方长官，必是胆大妄为之人。他虽不知县令召他何事，但自认有乐秀才把柄在手，心中不惧。更因为要在夷陵长留，不能公开跟县令撕破脸皮，不然乐秀才也可将他西夏人的身份泄露出去。

钱庆又笑道：“总而言之，刘惟远一定会来县署，想看看县令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反过来，说不定他还想利用县令为他办事。”

刚好此时本地乡绅吴钟曜之子吴邦绶赶来县署报案，称郭源明失踪。乐秀才闻言颇为紧张，便让钱庆出面应付。钱庆三言两语便将吴邦绶打发了，又听说吴邦绶今晚将要住在芦林渡，便派差役娄洞相送，其实他早交待了娄洞去白家酒肆召刘惟远，所谓“相送”，不过是个口头人情而已。

一切均如钱庆所料，刘惟远很爽快地随差役娄洞来到县署。洪叶和邓和早等在大门口，将刘惟远径直引来后堂。钱庆早已设下埋伏，刘惟远一踏进门槛，就被渔网网住，随即被放倒，结结实实地绑了起来。

等门窗都关好后，乐秀才才从内室出来。他最关心的自然是自己身份有无暴露，最先询问的也是这个。

刘惟远道：“未曾告诉过旁人。”

钱庆便要如同对付郭源明一般，下令对刘惟远用刑。

刘惟远冷笑道：“县令以为我是傻子吗？昨日县令来到白家酒肆，认出了我，我便会预料到今日之事。我事先留了一封信在可靠的人手中，我若是失踪三日不归，他便会将信的内容公开。”

乐秀才闻言自然很吃惊，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钱庆也是一怔，随即冷笑道：“信一定在白家酒肆。”招手叫过邓和，命道，“快去白家酒肆找到那封信。”

刘惟远摇头道：“别白费工夫了，我又不傻，怎会将信留在白家酒肆？那是我栖身的地方，也是你们头一个能想得到的地方。”

钱庆道：“除了白家酒肆，你还有别的藏信之处吗？我不信。”

又命手下道：“快去白家酒肆，务必要找到那封信！必要时，抓住白媪，要挟白秋练交出信件。”

刘惟远哈哈大笑道：“这位李县令智囊看着聪明，实则糊涂。白媪和白秋练都不识字，我将信留给她二人，有何用处？”

乐秀才奇道：“白氏母女不识字吗？”

洪叶笑道：“船夫哪有识字的？那白媪丈夫是船夫，白秋练则自幼在酒肆长大，所接触者，也都是来来往往的船夫。母女二人肯定是不识字的。”

钱庆遂重新走到刘惟远面前，喝道：“快说，你把信交给谁了？”

刘惟远连声冷笑，不屑也不答。

钱庆见此人强硬，面上毫无惧色，确是个人物，便下令动用重刑。

邓和忙道：“一定是苏颂。我今晚跟踪差役娄洞去白家酒肆时，看到白媪母女专门设宴招待苏颂一人，为此不惜将所有船夫都赶走了。”又大致说了苏颂和孙固一道来的夷陵，是本地乡绅吴钟曜的贵客，吴钟曜之子吴邦绶目下就住在孙固的楼船上。

邓和又道：“听说那孙固是京城首富，有钱得不得了。”

钱庆奇道：“是吗？竟然是京城首富？”

邓和忙道：“我也是听渡口的人说的。不过渡口的人说是听楼船船夫说的，应该假不了。别的不说，光是那艘楼船，可就值不少钱。咱们都是江陵人，见过各色船只，却从来没有这般大的。只怕江陵水军最大的战船，都比不上。”

乐秀才之前到过白家酒肆，也留意到了那艘大楼船，命差役打听过，故而也知道孙固、苏颂二人，却不知苏颂如何能赢得白秋练的垂青，道：“原来苏颂跟白家酒肆走得这么近。”

邓和又道：“是了，渡口的人都说苏颂是新科进士。”

乐秀才一怔，随即摇头道：“本朝惯例，凡中进士者均立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新科进士不去新官上任，来夷陵做什么？一定是楼船船夫夸口。”

钱庆却摇头道：“未必。那孙固不就是京师首富吗？苏颂是他好友，大有来头也说不准。”又道，“若真是新科进士，可就不好办了。”

乐秀才遂问道：“你真的将信交给了苏颂吗？”

刘惟远冷笑应道：“我不认识什么苏颂。”

钱庆道：“白氏母女单独招待苏颂，你却说不认识他，这肯定是在说谎了。信一定在苏颂手里。”

洪叶道：“既然将信交给苏颂，他必定收在了楼船上。那艘大楼船单独停靠在芦林渡最边角，不妨趁天黑摸去渡口，悄悄放一把火，那封信被火烧了，不就一了百了吗？”

乐秀才拍手道：“这倒是条妙计。”但旋即想到若是就此烧死京城首富及新科进士，后患无穷，不免又有所犹豫。

钱庆忙道：“县令放心，那楼船极大，烧起来没那么容易。一旦起火，船上的人都会争相逃命，完全来得及逃掉。”

他几人商议得起劲，跪在一旁的刘惟远忍不住插口道：“谁说信在苏颂手里？你们怎可为了一封信，想出放火的毒计？渡口舟船相连，岸边又长满芦苇野草。一旦起火，必烧成一片，只怕白家酒肆也难幸免。”

钱庆当即听出了端倪，问道：“你小子是西夏人，怎么会如此维护白家酒肆？是了，你一定真的为白秋练动了心，对不对？”

刘惟远冷笑道：“各位忘了吗？白家酒肆是州府出钱盖的，你们放火烧了它，干系可是不小。”又道，“就算你只是想烧楼船，但大火一旦烧起，那就是听天由命的事，谁都管不了。”

乐秀才忙道：“他说得对。渡口成片的芦苇，烧船势必牵累白家酒肆。就算查知州着急离任，不愿意多管闲事，只怕将要接任的姚涣姚知州也不会置而不问。”

邓和双手一摊，问道：“那该怎么办？总不能真的放这小子走。”

钱庆想了想，走到刘惟远面前，颇为诚恳地道：“县令虽然是冒名顶替，但他确是个好官，你来夷陵虽然时间不长，但应该也听说了不少他的事迹。”

刘惟远冷笑道：“好官会随意派人放火吗？会将无辜的人私下扣押，要用严刑拷问吗？”

又道：“我早就猜到是这位假县令扣下了郭源明，毕竟郭源明跟真县令是朋友，是专程来找真县令的。”

乐秀才忙问道：“你既然猜到了郭源明下落，为何没有告诉吴邦绶？他不是到处在找郭源明吗？应该也去白家酒肆打听过。”

刘惟远道：“就算县令不出手对付郭源明，我也要设法杀他。”又解释道，“我怀疑他已经窥破了我身份，还正想除去他呢。”

邓和当即笑道：“你猜得不错，郭源明已经知道你是西夏人了。还说你真名当叫惟远，叫惟什么的人，都是现任西夏国主的叔伯父，对不对？”

刘惟远不答，却露出了惊奇之色。

邓和笑道：“这么说，你真的是现任西夏国主的叔叔了？看你年纪也不大呀。”一边说着，一边望向墙角。

刘惟远顺势望去，却见墙角处放着一个麻袋，袋子还在动，似有活物在里面，不由得奇道：“麻袋里面装的是个人吗？”

邓和笑道：“正是如假包换的郭源明。”

钱庆摆手令邓和退下，道：“郭源明勉强算是无辜，你可跟‘冤枉’二字不相干。于公于私，李县令都该扣下你，将你明正典刑。你是个聪明人，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妨主动交出那封信，也少受些皮肉之苦。我自然不能保证李县令会放你走，这也是不可能之事，但我能保证这件事到此为止，白家酒肆也得以保全。就算是为了收留你的白氏母女吧。”

他说得颇为诚恳，刘惟远一时意动，便道：“信不在苏颂手里。”

乐秀才忙问道：“信到底在哪里？”

刘惟远沉吟不答，信既是他保命的最后希望，当然不能轻易说出其下落。

钱庆遂道：“这件事最坏的结局，就是你死，我放火烧了芦林渡，许多船夫包括白家酒肆都要受牵累。最好的结局，你交出那封信，你死，不会牵连任何无辜。”

刘惟远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才道：“好，我实话告诉你们，信在芦林渡许船主手中。你放了我，我带你去取信。”

乐秀才讲述到这里时，苏颂、郁华均吃了一惊。

孙固更是连声嚷道：“竟然是这样。”

几人之前虽然猜到是刘惟远胡乱攀扯，称同党藏身在货船上——刘惟远根本就不认识许船主，也就是御龙直指挥使许尚。然而他是习武之人，目光自然要更老道些，早看出那条货船上的人进出有度，个个身手不凡，尤其是守船、望风均有一套章法，仔细观察的话，便能知道船上人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不过想将事情闹大，却料不到原来刘惟远公然声称唯一能制衡乐秀才的证据藏在货船上。

郁华也道：“这可实在想不到。”对那素未谋面的刘惟远也略微起了佩服之心，佩服其人眼力了得。

苏颂忙问道：“之后呢？”

乐秀才道：“钱庆还不放心，又询问了刘惟远好几遍，见他的供述前后不差，这才相信。便用木丸封住刘惟远的口，命将他以杀人罪名收监。”

苏颂奇道：“可你们审问了刘惟远一夜，根本就没有提及采药人路不平的案子呀。”

乐秀才道：“钱庆已经准备好了一份供述，准备在合适的时候派上用场。”

郁华问道：“合适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乐秀才道：“原本是想等查知州走了之后再办。毕竟这是州府格外关注的案子，加上还有白秋练召唤白鱀一事，势必会轰动一方，卷宗案情必须做得周密，仓促之间，怕会留下漏洞。”

这件案子做得漂亮，可令“李县令”好官声誉再上一层楼，却不必急在一时，所以钱庆未对刘惟远动刑，没有着急结案。再则说，刘惟远留下的那封信才是最先要解决的大事。

此时天已经大亮，乐秀才等钱庆将刘惟远关入死牢后，便命各人各去休息。他才刚躺下不久，钱庆便匆忙进来将他拍醒，称苏颂、孙固来县署报案，称郭源明失踪。

乐秀才困顿不堪，迷迷糊糊地答道：“怎么这么多人来为郭源明报案？钱先生直接将他们打发走便是。”

钱庆道：“非但如此，苏、孙二人还声称刘惟远有重大嫌疑。”

乐秀才当即惊醒，从卧榻上一弹而起，问道：“他二人如何能知道刘惟远身份？”

钱庆道：“不是，苏颂、孙固怀疑刘惟远跟郭源明失踪有关。我听他二人的意思，甚至有些怀疑是刘惟远杀了郭源明。”

乐秀才道：“那倒不奇怪，刘惟远昨晚也亲口招供了，说他想杀郭源明。”

钱庆笑道：“县令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这是天意呀！县令正为如何处置郭源明而犯愁，上天降下这个不明来历的西夏人刘惟远，就是要为县令解决困厄。”

乐秀才忙问道：“钱先生有何妙计，要怎么做？”

钱庆道：“立即动用重刑，逼迫刘惟远招承杀了郭源明。”

乐秀才问道：“若是刘惟远不肯招供呢？”又道，“之前那起采药人命案还不曾了结呢。”

钱庆道：“那就继续用刑，趁刘惟远受刑昏迷时，将我们事先准备好的供述拿出来，强行往供状上按下手印，再将其拷打而死。”

郭源明正被吊在内堂梁下，乐秀才每日进出都会看到，实在心烦，闻言忙道：“好啊，好啊。那就请钱先生再准备一份供述吧。”

钱庆笑道：“一份杀死采药人路不平的供述足矣。至于郭源明案，完全不必理会，只称刘惟远不肯承认与之有关。但孙固那些人早怀疑刘惟远，既找不到郭源明，势必要着落刘惟远身上。而刘惟远已受刑而死，死人是无法再开口说话的。”

乐秀才很是不解，问道：“为什么不再准备一份供述，令刘惟远招承杀了郭源明？”

钱庆道：“若是刘惟远招供，势必要交待郭源明尸首下落。孙固、苏颂那些人来接收郭源明尸首时，见到他身上的刑伤，肯定会起疑，因而下落不明是最好的选择。”

乐秀才拍手道：“还是钱先生思虑周全。就依先生妙计行事。”

钱庆道：“也是因为这郭源明，才不得不将刘惟远的案子提前了结，不然还可以准备得更周全些。”

乐秀才忙道：“了结了好，了结了好。”

二人计议已定，便去叫醒正在熟睡中的洪叶、邓和。四人一道赶来县狱，命人提出刘惟远，就地在狱厅审问。

乐秀才命狱长、狱卒尽数退出后，便开始对刘惟远施用酷刑。他们根本不需要真实口供，是以未曾取出刘惟远口中木丸。到后来刘惟远力气耗尽，难以开口说话，这才将木丸取出，以免狱长等人突然进来时看到，起了疑心。

至于后来硖州知州查庆之携赵明、邵兴赶至狱厅，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虽然乐秀才用采药人命案供状及一番拷问郭源明下落的谎话搪塞了过去，刘惟远人也昏迷当场，无法为他自己辩诉，但事情还是起了变化——

查庆之喜滋滋地收了供述，居然为刘惟远辩解，声称他未必知道郭源明下落，要求将刘惟远转押到州府大狱。

乐秀才料想查庆之想将破案功劳据有己有，他本来也不十分在意这功劳，然刘惟远尚未断气，断然不能落入他人之手，一时情急，便搬出了刘惟远是西夏间谍的说法，称意图染指诸葛亮兵书宝剑，自己正再拷问其同党藏身之处，芦林渡的一艘货船极是可疑。

查庆之果然不愿意多生事，立即退缩。乐秀才这才暗暗松了口气，送走查庆之后，便与钱庆商议，一会儿必须得下重手，非得将刘惟远打死，方能杜绝后患。

不想事情再度起了变化。午饭过后，乐秀才与钱庆再度来到狱厅，正要将刘惟远往死里整时，知州查庆之忽然派人强行带走了重犯。

当时乐秀才等人尚不知赵明、邵兴姓名，只以为是查庆之心腹，直到二人拖着刘惟远出了县署，邓和才直跺脚，道：“早知一早便将刘惟远直接一刀杀了。”

钱庆皱眉问道：“为什么这两人我从未见过？”

乐秀才道：“他二人不久前才随查知州来过狱厅呀。”

钱庆道：“之前呢？之前可有见过他二人？”

乐秀才“呀”一声，恍然有所醒悟，忙命邓和、洪叶跟出去查看究竟。

邓和很快就回来了，称那二人并没有带走刘惟远回州府，一出县署就不见了。他和洪叶急忙四下向路人打探，有人看到那两人推着一辆鸡公车，往北门去了。

邓和又道：“洪叶已经跟过去了，我是专程回来，请示该如何处理。”（查一下是不是邓回来的？）

乐秀才狐疑道：“莫非查知州有亲眷战死在西北前线，或是本能地厌恶西夏，或知悉刘惟远是西夏人后，觉得此人是大祸患，所以想将他暗中除掉？”

一语既出，他自己也觉得不可能，便连连摇头。

钱庆“哈”了一声，道：“跟查知州无干。这二人一定是刘惟远同党，不知道用什么法子诓骗了查知州，可谓天赐良机。”忙告诉邓和道：“你去与洪叶会合，将这三人全部了结。事成后于公于私，都是大功一件，重重有赏。”

只要邓和、洪叶杀了刘惟远及救走他的两人，既除掉了心腹大患，又可将全部过失推在知州查庆之身上，毕竟赵明、邵兴是打着知州的名义提走了重犯。

邓和本是江陵勇悍之徒，孔武有力，敢作敢为，这才为钱庆招纳，当即点了点头，转身去了。

乐秀才本来极为沮丧，料想刘惟远苏醒后便会向硖州知州查庆之说出自己冒官之事，却料不到正山重水复时，又突现柳暗花明，不由得大喜过望。

钱庆笑道：“县令果然有福之人，总能逢凶化吉。”又道，“不过还有那封信要处置呢。”

这一节，乐秀才早与钱庆商量好，将会于当晚派人去芦林渡纵火，烧掉刘惟远留下的那封信。而今既知刘惟远尚有同党，不免又有所担忧，问道：“刘惟远会不会将本县之事告诉了他同党？”

钱庆摇头道：“不会。这刘惟远是个藏不住事的人，心事全写在脸上。他若告诉过同党，就会直接以同党的名义来要挟县令，而不会说事先留了信。”

乐秀才心中仍有疑惑，道：“既是同党，刘惟远如何会不告诉另外二人？”

钱庆道：“同党也未必是一条心，西夏元昊和山遇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二人是叔侄至亲，山遇还不是背叛了元昊？”思忖了一会儿，又道，“不过这件事说不好。我感觉提走刘惟远的那两人应该不是西夏人。如果他二人是刘惟远同党，为何刘惟远要单独栖身在白家酒肆，而他二人则跟查知州亲近？但不管怎样，这两人和刘惟远一死，这件事就算彻底了结。这一点，我很有把握。”

即便有什么岔子，知州查庆之已被动涉入其中，必定会竭力掩盖，根本不需要乐秀才出面。

乐秀才一向认为钱庆深具谋略，既然他这般说，便放下心来。又合十祈告道：“希望老天爷保佑，这次一定要化险为夷，把刘惟远和信的事都解决掉。”

本来还想等洪叶、邓和回来再商议放火烧船一事，钱庆道：“这件事，我反复考虑过了，还是动用县署差役更合适，娄洞就是个不错的人选。”

洪叶、邓和名义上只是县令私人侍从，不吃官家俸禄——这正是钱庆的刻意安排，乐秀才既然是好官清官，便不宜随意动用县署下属去办私人事务。此举亦极为高明，为乐秀才本人赢得了极大赞誉——万一暴露，势必牵连到乐秀才本人身上，实难推托。

若是娄洞被人发现，他有县署差役身份，大可编造一番话搪塞过去。而且渡口船夫大多认识他，脱身也更方便。

钱庆又道：“我会设法散布至喜亭亭碑下埋有金子的消息，那些船夫素来穷苦，一定会闻风而动。若是芦林渡听到至喜亭的动静，便不会有人再留意货船了。”

乐秀才道：“听说欧阳修欧阳公在夷陵县令任上时，便传过至喜亭埋金的消息，还是欧阳县令亲自出面辟谣，才平息了此事。”

钱庆笑道：“埋金藏宝这类事，人们总是宁可信其有的。只需要放风出去，今晚必定有人前去至喜亭挖金。”

乐秀才道：“还是先生考虑得周到。”

钱庆指了指着吊在梁下的郭源明，低声笑道：“等这两件事办成，便可将他处置了，县令不用再天天见到他了。”

乐秀才忙道：“先生打算如何处置他？”

钱庆沉吟道：“抛尸江中，万一鱼儿没吃掉尸体，便会被人发现，还是埋在山上吧。”

乐秀才一惊，问道：“先生预备杀了他吗？”

钱庆很是诧异，问道：“他知道了我们所有的秘密，县令还想留着他？”

乐秀才道：“他千里迢迢来到夷陵，只为向本县报个信，说到底……”

钱庆决然道：“不行，郭源明必须得死。这件事，非得听我的。”

乐秀才无奈，只得勉强答应。

二人又对了一番说辞，便一道来到前署。乐秀才命人召来差役娄洞，称有机密任务交付于他，事关重大之类。

娄洞听说有西夏间谍潜入夷陵，且就在芦林渡货船上，既惊且奇。只是他死心塌地地认为县令是个千载难逢的大清官、大好官，只要县令交待下来的，就不会有错。娄洞非但没有多想私下放火是否合适，相反还为县令能将这项任务交给自己而自豪，毕竟这是县令的莫大信任。于是娄洞拍着胸脯保证完成任务，随即便按照乐秀才及钱庆的嘱咐返回家中，换上便服，开始做相应的准备。

然之后洪叶、邓和一直不曾返回，钱庆本来对二人甚有信心，此时开始意识到不妥，于是亲自去州府打探——

硖州知州查庆之正忙着指挥人将行囊等物装车，预备明日一早自黄柏河渡口动身出发。这位知州还算是清廉，最难得的是没有官架子，他早已有言在先，离任时不饯行、不送别，只在离任前一月请州府、县署官吏吃了顿便饭，算是正式道别仪式。不选最常规的芦林渡登船，也是因那里人来人往，不愿意离开时还有扰民之举。

很明显，查知州并不知悉刘惟远被人冒其名义提走一事。

钱庆再向州府小吏旁敲侧击地询问查知州两名侍从的身份，方知二人是京西路禁军武官赵明、邵兴，来硖州是为公干，不由得心中暗惊。

钱庆急回县署回报乐秀才。乐秀才大惊失色，问道：“怎么会是京西路武官？他二人冒名提走刘惟远做什么？”

钱庆道：“州府张书吏说他二人来硖州公干，具体事宜张书吏也不得而知，只知道这二人来过州府几次，每次都是查知州亲自接待。”

乐秀才满头尽是热汗，道：“该不会就是为刘惟远而来吧？”

乐秀才道：“如果是为刘惟远而来，那二人有官方身份，为何不直接通过查知州，正大光明地提走刘惟远？”

钱庆虽难以猜透其中原委，但仍然对这件事抱乐观态度，坚信邵兴、赵明是假冒。他见乐秀才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便安慰道：“我听说西夏元昊素以高价收买大宋宫人及罢职官吏，由此洞察了我大宋各项典章制度，还伪造了许多官方印信。他手下冒充京西路武官，不过是小菜一碟。”

乐秀才奇道：“竟有此事？”又问道，“可为何偏偏要冒充京西路武官？”

钱庆道：“盗贼张海正在京西路闹事，冒充京西路武官最合适不过。”又道，“赵明、邵兴二人应该是来接应刘惟远的。”

如果刘惟远、赵明、邵兴俱是西夏元昊所派，那么刘惟远当不会将行刺乐秀才及乐秀才为假冒诸事告知同党——毕竟刘氏要为之复仇的山遇惟亮，在西夏是大大的反贼，早已被元昊下令灭族。即便刘惟远因时机便利，想为山遇惟亮报仇，也只能私下作为。他因身份暴露，担心乐秀才暗算，而事先留信在别处，便也解释得通了。

乐秀才最担心的就是被人告发冒官，而今听了钱庆一番分析，得知刘惟远不大可能将真相告知赵明、邵兴二人，便大大松了一口气。转念又不无忧虑地道：“邓和、洪叶一直未回来。如果他二人被那赵明、邵兴杀了，那两人来过县署，也见过邓和、洪叶，必定知道是我派人去杀他们，说不定转身便会向我下手。”

钱庆道：“那二人好不容易救出刘惟远，逃命还来不及，哪顾得上报复县令。”又道，“县令实在不放心的话，可以以防盗为名，安排差役通宵达旦地巡守县署四周。”

乐秀才道：“之前先生为刘惟远编派杀人理由，是图谋兵书宝剑，说不定这还真就是西夏人远赴夷陵的目的。我曾听过一则笑话，说西夏元昊为避免受制于大宋［11］，曾千方百计地图谋《茶经》［12］，不惜亲自出马，以身涉险。结果等元昊到了大宋，方才知道《茶经》并不是种植茶树的秘笈，只是一本介绍茶学的小册子，可谓大失所望。”

钱庆道：“不错，一定是这样。”

他甚至怀疑采药人路不平是因为知悉了刘惟远西夏人的身份，不肯为其效力，这才被杀。也就是说，刘惟远或是赵明、邵兴，即是杀死路不平的真凶。

只是此时乐秀才因侍从洪叶、邓和二人迟迟不归，仍有大祸即将临头之感。而关在内堂的郭源明则是个烫手山芋，便与钱庆商量，要先将郭源明转移出去。

然而夷陵知道乐秀才真实身份者，只有钱庆、洪叶、邓和三人，这种隐秘之事，也只有三人可办，洪叶、邓和不曾归来，连办事的心腹都没有了。钱庆也是手无缚鸡之力，做不了力气活，乐秀才遂决定利用好官的名声。钱庆记得回来县署时，曾看到樵夫曹昆推着鸡公车来县城卖柴，灵机一动，便命人去将曹昆请来。

钱庆本想杀死郭源明以绝后患，但乐秀才还不算坏到家，觉得郭源明心存善念，方才千里迢迢赶来报信，还是想暂时留他性命，等这件事过了再说。乐秀才已探听到因知州查庆之举荐，准予他连任夷陵县令的任命已下，不日便会抵达夷陵。等风平浪静后，再腾出手处置郭源明不迟。再则说，洪叶、邓和不在，须得借助外人之力，运送活人总比运死人更易找到借口。

钱庆被乐秀才最后一句话打动，便顺势编造了郭源明是重犯、罪大恶极云云。樵夫曹昆一辈子只在山中进进出出，未识人间险恶，更无半点心机，果然信以为真。

钱庆还欲亲自走一趟下牢津，一是可以将郭源明安置妥当，二来还能顺道散布至喜亭藏金的谣言。

钱庆和曹昆离开后，乐秀才仍然不能平静下来，坐立不安，连晚饭也没吃。好不容易等到钱庆回来，这才命人上饭。

钱庆告道：“郭源明已经安置好了。那山洞十分隐秘，樵夫曹昆也很是可靠，除非神仙，不然没人能找得到郭源明。”

乐秀才问道：“邓和、洪叶可有消息？”

钱庆犹豫了下，还是实话告道：“我去了黄柏河渡口，谎称要为查知州离任做准备，打听到有两名男子推了一辆鸡公车到渡口。”

根据船夫描述，那两名男子应该就是赵明、邵兴。鸡公车上覆盖着麻布，到了渡口后，邵兴掀开麻布，原来车上蜷缩着一人，双手反绑，脚上还钉有镣铐。邵兴随即抱了那人下车，上了一艘船。船随即驶离，看方向，是往大江下游去了。鸡公车就丢在原处。有船夫看到车子上有西陵客栈的标记，还说等得闲时给高店家送回去。

钱庆又道：“我问了渡口船夫，赵明、邵兴上的那艘船，不是本地的，除了船夫，船上还有两名男子。”

乐秀才道：“那么这伙西夏人当有四人了。”料想西夏人不习水性，船夫必是从别处雇佣。

既然赵明、邵兴安然无恙上船，那么被派去灭口的洪叶、邓和必是凶多吉少了。

钱庆道：“我看到道旁有血迹，不过没看到人。”

邓和、洪叶均是钱庆亲自招纳，二人一朝身死，他心中大有兔死狐悲之感，也不敢说出二人极可能已遭抛尸江中的话。

乐秀才道：“好在刘惟远这件事算是了了。你我只当查知州派人提走了刘惟远，事实也确实如此。上面追问，也这般回答。明日一早查知州便会离开，刘惟远这件事要晚些时候才会暴露，到时查知州人已经不在硖州，尽可将一切事推在他身上。”

至于洪叶、邓和二人，尸首如若被发现，也可以推在前任硖州知州查庆之身上，称二人去州府打探消息，便再也没有回来。

钱庆见乐秀才对洪叶、邓和之死极是冷漠，颇有不满之意。

乐秀才只道：“事已至此，还能怎样？”又不停地派人去问差役娄洞回来没有。

钱庆忙道：“急不得，急不得。”

二人均一夜未睡，只在后堂等候。乐秀才还不时出来庭院中，仰望西南面夜空，然始终未能看到他所期冀的火光。

次日一早，有人自芦林渡赶来报案。乐秀才还以为是差役娄洞放火被捉，急忙升堂，不想却是山民报称至喜亭亭碑被人挖断了。乐秀才与钱庆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眼，便点了人手，赶去至喜亭。

乐秀才关心的自然不是至喜亭亭碑，而是芦林渡许船主的那艘货船。等到他看到货船完好无损、芦林渡一如往昔时，心里“咯噔”一沉，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便转头望向钱庆。

钱庆也是满腹狐疑，心道：“即便娄洞未能得手，被货船的人捉了，他只需亮出县署差役身份，也无人对他怎样。怎么会悄无声息呢？”

这时有县署差役赶来，称江陵府武官郁华到了县署，请县令立即返回。

乐秀才闻言大惊失色，又怀疑与刘惟远一案有关。

钱庆问明郁华与苏颂、孙固一道，忙告道：“必定是为郭源明失踪一案而来。”

回来途中，正好遇到差役娄洞。乐秀才既惊且喜，忙将他叫到一旁，低声询问究竟。娄洞便详细述说了事情原委，称许船主货船是江陵府官船。

钱庆这才惊道：“我们都上了刘惟远的大当了！他哪有留下书信？分明早看出货船底细，故意引你我去跳火坑。”

差役娄洞闻言，纳罕问道：“什么书信？”

乐秀才自是不能说出真相，忙道：“这其中涉及到西夏间谍，十分复杂，你知道得越少，于你越安全。”又与钱庆商议一番，便命娄洞寻去樵夫曹昆所居山洞，与曹昆一道看守重犯郭源明。

差役娄洞惊讶万状，问道：“重犯是郭源明吗？他不是……”

乐秀才忙道：“郭源明是西夏间谍。说起来，郭氏父亲郭劝公算是本县恩师，我念及故人之情，才没有将郭源明下狱拷问，但也不能放了他。此事重大，你务必将他看紧，而且决计不能对外透露半分。”

乐秀才不得已才将郭源明一事透露给娄洞，虽则有一些冒险，但娄洞是重要证人，须得立即将其藏匿起来。钱庆即便有心将娄洞灭口，然失了邓和、洪叶二人，他暂无人手可用，总不能亲自去做杀人的勾当。二人思来想去，也没有好的法子，只能先暂时将娄洞打发去樵夫曹昆处。

娄洞则一向对县令敬若神明，当真信了乐秀才一番谎言，又对县令大义灭亲佩服得五体投地，再三保证之后，便飞一般地去找樵夫曹昆了。

乐秀才大致叙述完经过，叹了口气，道：“后面的事，各位就都知道了。”

苏颂点了点头，招手叫过两名书吏，取过两人各记供状，自行看了一遍，见两份记录不差什么，便命乐秀才签字画押。乐秀才看也不看，随意签了名字，按上手印，随即老老实实地跟随兵士出去。

苏颂又命带钱庆。钱庆因逃走在先，手足已钉了镣铐，踉踉跄跄地步了进来，情状颇为狼狈。他在夷陵这些年，因是县令智囊，极受人尊敬，不曾受过半分委屈，忽然沦为阶下囚，面上难免有愤愤不平之色。

他人倒也爽快，苏颂一发问，便滔滔不绝交待了一切，且与乐秀才供述大致不差，所差者，唯极个别细节而已——

譬如钱庆称是乐秀才要杀李利仆人杨剑，他不得已才动手。

又称乐秀才称不断刑讯郭源明，他有心阻止，却阻止不了。

还称乐秀才一开始就知道郭源明说了实话，但他从拷打犯人中获得了快感，故而一再折磨郭源明取乐。

又称乐秀才昨晚本来要杀郭源明灭口，尸首打算就地埋在邓和卧房床下，是他极力阻止，乐秀才才勉强同意将郭氏转移到樵夫曹昆处。

总而言之，乐秀才的供述，称绝大多数坏事都是钱庆所为或是他的主意；而钱庆的供述则反了过来，声称乐秀才是主谋，他只是从犯。

苏颂心道：“钱庆狡黠多智，一定猜到我等已提审过乐秀才，故而所述经过半分不差。”

他旨在弄清事情经过，对谁是主犯、谁是从犯并不关心。然联想到乐秀才在夷陵县令任上确实也做了许多好事，“好官”并非完全浪得虚名，又很是感慨——

人之善与恶、正与邪，往往只在一念之间。

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

［1］丈：宋代文人雅士之间的通用称谓，有尊敬和亲昵之意。多用于称呼年长和位尊者。通常与姓或排行连用，如王安石称司马光为司马十二丈，苏轼被人称为东坡二丈。

［2］唐宋时，从事举子业（为应考试而准备的学业，包括应试的诗文、学业、课业、文字等。明清也专指八股文）的人都称“秀才”，与明清时代作为一级功名的含义不同。

［3］乐秀才拜访欧阳修为历史真事。欧阳修事后有《于乐秀才第一书》（未寄出）和《与荆南乐秀才书》。又，“荆南”即指江陵，非宋之荆湖南路。后唐同光二年（924年），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受后唐封为南平王，建都荆州（江陵），史称南平或荆南。辖荆、归（今湖北秭归）、硖（今湖北宜昌）三州。荆南虽地狭兵弱，但却是南北的交通要冲。其时南汉、闽、楚皆向后梁称臣，而每年贡奉均假道于南平，因此高季兴便邀留使者，劫其财物。至南汉、闽、楚各称帝后，高氏对南北称帝诸国，上表称臣，以获取赏赐和维持商贸往来，由是被诸国视为“高赖子”。高季兴死后，其子高从诲继立，后经高保融、高保勖，直到第五主高继冲时，宋太祖赵匡胤发兵攻打湖南割据政权，欲行“一箭双雕”之计，声称要借道荆南。荆南大将李景威疑心有诈，劝高继冲严密防备。著名文人孙光宪（《北梦琐言》作者）仕高氏三世，在荆南地位很高，斥退李景威，声称宋帝秉承天命，王师不是轻易能抵挡。高继中遂同意借道，且对宋师以礼相迎。宋军突入其城，占据要冲。高继冲无奈，只得奉表称臣。宋军兵不血刃，即占领荆南三州十七县。宋太祖赵匡胤认为孙光宪有统一功勋，授任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刺史。孙光宪是著名花间派词人。一代伟人毛泽东曾抄录其《上行杯》：“离棹逡巡欲动，临极浦，故人相送，去住心情知不共。金船满捧，绮罗愁，丝管咽。回别，帆影灭，江浪如雪。”又，宋得荆南后，初设荆南军府，第一任知军府为王仁赡。王仁赡为宋太祖心腹，也是大宋第一任武德使（武德司即后来的皇城司长官）。自第二任长官吕余庆起，便称知江陵府，江陵取代了荆南。

［4］此裸体，指受刑部位裸露。古代刑罚以杖刑或鞭刑为主，比如杖脊，受刑人就要脱去上衣，裸露上身，即所谓“裸躬就笞”。就鞭杖刑受刑部位而言，杖臀是比杖背更轻的刑罚，因为杖背受伤更重，受刑人很容易被打死。

［5］宋太宗时，在黄河漕运线上设立了“三门发运”的机构，负责管理陕西、河东地区供应京师的漕运事务。三门即三门峡，原址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北黄河中，因峡中有三门山而得名。到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升为三门白波发运司，长官为发运使，掌黄河三门至汴河水运，漕运陕西诸州粮谷以供京城。发运司治所设于白波（今河南孟津）。后随着黄河漕运的衰落，降为三门白波提举辇运司。白波兵马都监为差遣官名，由武官差充，掌监领三门、白波发运司屯兵。

［6］汴河是人工开凿的河流，引黄河之水，是中原的漕运干线，一切只为交通运输，河水既不能浅，又不能太深，正好六尺（宋时一尺约合30.72厘米），以通重载为准，还须随时疏浚。

［7］排岸司：宋代管理水陆运输的机构，是隶属于三司（北宋前期总管全国财政的最高机构）的中央机构。不但有自己的军队，不受统领禁军的三衙节制，还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监狱。

［8］为保障河道运输畅通，朝廷在河岸共设置了京东、京西、京南、京北四个排岸司，合称四排岸司。其中东、西司均设置在汴河边，东司掌经汴河运至京师之纲船粮运，分定诸仓交卸，领装卸役卒五指挥两千五百人。西司领汴河上钅巢（纲运？），有装卸役卒五百人。南司领蔡河所到纲运，以京朝官一人勾当，领役卒两指挥一千人。北司领五丈河纲运，有役卒十五指挥七千五百人。

［9］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始置集贤院侍讲学士与侍读直学士，由五品以上官充任，负责讨论文史，整理经籍，备皇帝顾问。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沿置，称翰林侍读学士与侍讲学士。其后或不带学士，或仅为侍读。又，郭劝因西夏事罢职，后仍被宋仁宗起用，在朝中担任文臣，足见其人颇有才学。然山遇事件为其毕生污点，“庸奴”二字名副其实，难以澄清。由此也可见大宋以文制武，以文臣担任最高军事长官、文臣不知兵无远见的危害。

［10］宋朝继承了汉代以来“以孝治国”的为政原则，大力推行孝道伦理，以此作为治国御民最有效的手段。宋太祖赵匡胤执政时，河中府永乐县有村民姚椟云，母亲去世后，在墓旁搭建墓庐守孝，哀毁过礼，得到乡人广泛赞誉。宋太祖知道后，下诏旌表，除了奖励姚楱云个人外，还将他居住的地方改名为“孝悌乡节义社敬爱里”，乡人倍觉荣耀，由此开启有宋一代劝孝之风。此后，宋朝历代统治者秉持“冠冕百行莫大于孝”的原则，大肆宣扬孝道，旌表孝行。宋廷对于孝行的奖励，除了有天子下诏的荣誉外，还有一些物质奖励，如免除徭役、赏赐财物，有时还会直接加官晋爵。另外，孝子的事迹还会载入史册，青史留名。因为吸引力巨大，人人争先，讲求孝悌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又，历代王朝对不孝均有惩罚，孝在德教与刑法并行，即“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教之用”。魏晋时，大名士阮籍丧母，服丧期间照旧参加司马昭举办的酒宴，喝酒吃肉不误。司隶校尉何曾要求以“大不孝”罪名将阮籍流放到偏远之地。司马昭因要笼络阮籍，没有听从，但可见时代对孝道的看重。阮籍好友嵇康被杀，罪名也是“不孝”。《宋刑统》将“不孝”作为十恶不赦的重罪，对各种不孝行为也有相应处罚。如：祖父母、父母还健在，子孙另立门户、别籍分财的，处三年有期徒刑；祖父母、父母因犯罪被囚禁期间，子孙娶妻嫁人的，根据祖父母和父母所犯罪行对子女进行相应的惩罚，如父母犯的是死罪，子女处一年半有期徒刑，再如父母犯的是徒罪，子女则相应减为杖一百。开宝二年（969年），宋太祖赵匡胤甚至专门下诏：“川、陕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论死。”诏令比《宋刑统》徒三年的刑罚更为严厉。

［11］中国茶文化自唐代开始兴起，不仅中原将茶列为“开门七宗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以肉食为主、需要靠茶消化油腻的边疆少数民族部落也发展到了“不可一日无茶以生”的地步。中原产茶，却缺少良马，于是自唐玄宗时代起，中原开始了以茶易马的历史，著名的“茶马古道”即来源于此。入宋后，以茶易马依旧是朝廷头等大事，而少数民族地区如契丹、党项等对茶与大宋对良马的渴求同样强烈。茶叶可以解乏，有弥补蔬菜不足之功效，很多人饮茶成了习惯，并且对茶产生了依赖，甚至到了“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的程度。正因为茶叶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即使骠悍桀骜如党项人，也不得不在茶叶面前低头。西夏向大宋称臣，其实是为了获得贸易和交换物资的机会，而最最重要的物资不是铜铁，而是茶叶。

［12］唐代末年，唐朝急需大批战马应付平叛，便与回鹘商议以茶易马之事。不料回鹘答复说，不以马匹直接换取茶叶，而愿用一千匹良马交换一部陆羽撰写的《茶经》。当时陆羽早已亡故，而《茶经》一书流传还不广泛。朝廷焦急万分，只得下诏在民间征集。最终，陆羽同乡皮日休献上了一本《茶经》的手抄本，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唐朝廷用这本《茶经》顺利换到了马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