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三章 侯府沧桑（下）（1 / 2）

高墙大院里的生活——平淡亦多彩，欢乐复忧伤

我家在长沙的住宅原是由骆文忠公（秉章）和胡文忠公（林翼）合资购买，送给文襄公的。咸丰七年（1857年）文襄公在骆文忠公幕中已有几年，因在长沙无房屋，家人一直住在湘阴柳庄。那时胡文忠公任湖北巡抚，骆文忠公是湖南巡抚，两位文忠公看到文襄公家人两地分居，生活诸多不便，又是个寒士，因此凑了五百两银子，买下这所老宅，送给文襄公。文襄公很欢喜这所宅子。这里原是南宋司马辛弃疾练兵旧址，他的军营取名为“飞虎寨”。该地原有一座桥，后人为纪念这位爱国英雄和大词人，就名为“司马桥”。后来桥没有了，地名仍然保存。这里位于城东北角（现已算市中心），老宅有两进、二十余间房子，还有一片菜地，几亩池塘，既可种菜，又可养鱼，“虽近城市，却似山村”。周太夫人率领全家于咸丰七年由柳庄迁来，以后一直住在这里。

文襄公在这所宅子里住了三年，咸丰十年（1860年）他离湘出征，以后20余年一直没有回家。家中人丁逐渐增多，原来的房屋已不敷应用。二伯祖父当家时，加盖了后进；光绪四年（1878年）又买下了南邻李姓屋基，改造为正屋，与旧房连成一片。文襄公虽远在西北，却很关心司马桥住宅，他希望新疆战事平定后，就回长沙养老。他对住宅的修建提出了很具体的意见，写信给几位祖父说：“司马桥李氏屋可通为本宅前进，方向一式。惟头门宜改向西，中空一夹道。由头门进夹道，由夹道转进前栋正屋大门。大门以内，中为大厅，厅左为夹室，储书籍，厅右为吾会客之所。旁为住屋，前植花木，后为厨，足供栖止，夏不热，冬不寒，明窗净几，起居自适足矣。吾百年后，即为吾祠堂，可省修建之费也。”

左宗棠用过的粉瓷菜碗

司马桥新改建的那一部分房屋，基本上是按文襄公的意见建造的，即后来二房住的房子。只是文襄公去世后，并没有将那里作为祠堂，而是另在北门湘春街盖了一座颇为“壮丽”的左文襄公祠（今人民文化宫），在各地也修建了一些专祠，未免违背了文襄公的节约精神。

直到光绪七年十一月，文襄公从军机处调两江总督，才有机会请假便道回湖南省墓，在司马桥故宅停留了不到二十天，此后没有能再回来。他多年来念念不忘的在故宅终老的愿望，终于没能实现。

我是在民国7年（1918年）四月在司马桥宅内出生的，但生后几个月就由父母率全家同去杭州，在杭州一住七年。1925年父亲去世，这才又和母亲、祖母等一家同回到长沙，住了11年。直到18岁那年（1936年）去北平清华大学上学，离开家中一年，次年暑假回家。几天后爆发卢沟桥事件，北平沦陷，抗日战争开始，清华南迁到长沙，与北大、南开合并成立临时大学，我在长沙又停留了一年。1938年再度离开，以后就再没有见到那所老宅子了。我在老宅前后住了12年，度过了美好的黄金童年时代，虽然它已消逝，但仍然活在我的记忆之中，它展示了一幅贵族家庭没落的图画，一个旧时代的消逝。

司马桥是南北走向的一条小街，长约一百米，宽四五米，路面用麻石铺砌，那时长沙城内街道大致都是如此。这条街僻处长沙东北隅，但却是一条南北通衢要道。北端与三公祠、营盘街交叉，一直北向通过湘春路出城。南端通过水风井和贡院东街（今中山路）相交，再向北过东长街，由青石桥向南，就到了繁华的司门口和八角亭。司马桥和附近街道虽然没有大商店，但也终日熙熙攘攘，行人车辆不绝。在我的童少年时代，窄小的街上除了慢悠悠的行人外，只有人力车和自行车，小汽车还绝无仅有。最出风头的是一路铃声叮当的私人包车。

怡怡堂的四大房全住在司马桥宅子里，它占据了整条街的东侧，除了南端十字路口有一家小南货（副食品）店和北端路口的胡庆余堂药店（创办人为胡雪岩）外，路东高大的围墙内就是我家。有三座大门，南端的称为“老头门”，也许是最早修建的吧，由二、四房共用。中间的门有门额，题名“齐园”，是我们三房的大门，门前有一对石狮。北端的门题额为“湘山旧望”，是大房的大门。文襄公去世后，四大房分了家，大房分得北面的菜地，在菜地南部盖了一幢长约50米的二层红砖洋楼，由大、三、五伯母家分居。洋楼前有一排高大的梧桐树，面临一座小花园，园内栽有桃、李、蜡梅、石榴、柿树和葡萄架。四房分得了宅子东南的园子和水塘。水塘改建成一座长方形的池子，池子的南北两面各盖了一座白色的二层洋楼，分别由七伯和十一伯父母居住。楼和池子的东边有一座小花园，有假山和小茅亭点缀其间。二房和三房分得原来的旧房子（包括后来新建的房子）。由老头门进去，通过一条甬道，甬道尽端（东端）是四房的二门；甬道中途向南，是二房的二门，门口有一对石鼓。这是旧宅前栋正屋的大门。进门后居室结构是按文襄公的规划修建的。前面二进和偏院由四、八、十等三位伯父母分居，后面二进是我们三房，由伯父、祖母和母亲分居。每进房子都有一方天井分开，中间是一间大堂屋，一般做餐厅用，两边前后各四间居室。祖母和伯父住在前面一进，母亲和我们住在后一进的东侧，西边则为公用客房和书房，也做过我的住房。我们住房的西面原有一块空地，也盖了一座二层洋楼，可能原来准备自己住的，可是设计得不好，房前没有空地，直对齐园大门内的轿厅，楼梯设在一旁，又窄小黑暗。我们没有住，楼下租给文毅公后代，楼上则堆放杂物。

四大房虽然分了家，但各房之间并没有明显的门墙阻隔，平日也都敞开着门，俨然是一个大家庭。二房和三房只隔一方天井；三房后面是大房的花园，只隔了一道矮矮的篱笆墙，虽有一小边门，门虽设而常开。全家虽有三座大门，但内部来来往往，通行无阻。虽然分了家，相处融洽，仍如一家人。我们的父母辈和兄姊辈经常来往，互相看望。当时是孩子的我，也有一群年龄相仿的堂、表兄弟姊妹，我们常在宅内各处奔跑游戏。我的卧室窗前，正对着大房花园里的几棵高耸的梧桐树，每天清早树上的鸟儿乱鸣，把我从睡梦中惊起。我更喜欢四房池塘旁的那个小亭子，平常很幽静，独坐在那里，看花丛中蝴蝶飞舞和池塘内游动的鱼儿，时时闻到一阵花草的清香，可以享受一下城市里难得的大自然的趣味。

最令我们兴奋的是那些喜庆节日，特别是过旧历年。从学校放寒假开始，我们就一天天屈着指头算计，到过年还剩几天了？到了旧年除夕，总算盼到过年了。从除夕夜直到元宵节晚上，这15天是中国人的“狂欢节”。孩子们不仅有好吃的，穿新衣服，全家人都聚在一起，还有许多亲戚朋友来拜年、串门，真是难得的热闹。旧历年还开了禁，准许大人和孩子玩一些平日不能玩的东西，如放鞭炮、玩灯、打锣鼓，以致赌钱。这都是令孩子们异常兴奋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