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 侯府沧桑（中）（2 / 2）

父亲讳念恒，字南孙，大排行第十二。是己酉科（宣统元年）拔贡，在文襄公孙辈中算是功名较高的了。清代制度，每十二年（酉年）在各省考选一次拔贡，约与举人的地位相当，即可入京师会试。因为两年后改元，科举也废除了，父亲自然没有再参加会试。他也只当过些小官。民国7年（1918年）大姑父剑丞公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邀他去当第一科科长。民国14年（1925年）改任临安县知事，到任未数月，因伤寒病误服了中药柴胡等，病转重，转到杭州就医，未几病逝，享年仅44岁。他是父辈中少数酷爱诗文的人之一（五伯父也能诗）。民国7年湖南省因军阀混战，兵荒马乱，祖母和母亲等都避居乡间，父亲一人留守长沙宅中，正值春暖花开，月明夜静之时，他写了一首感时的诗：

戊午春仲书感 昔闻父老谈兵祸，今见妻孥泣道歧。 坐席更无三月暖，卜居终觉万方危。 春晴院锁花如锦，夜静庭空月弄姿。 顾我何心恋清景，倩谁两地破愁思？

在杭州七年，他和当时著名诗人散原老人（陈三立）、闲止翁（汪贻书）、瓶斋翁（谭泽闿，延闿之弟）、吷庵（夏敬观）姑丈、杜园（龙绂慈）姑丈等，结邻湖曲，吟诗饮酒。他的酒量很大，常作豪饮，这肯定戕害了身体。去世后，吷庵大姑丈整理他的遗作，有《诚斋诗钞》一卷刊印存世，大姑丈为之作序。散原老人挽诗云：

结邻湖曲笑啼同，酒圣诗豪落眼中。 出管名山非俗吏，竟戕狂药问天公。 陪游忍忆僧床对，娱老翻悲子舍空。 剩检遗编侪作者，流传犹识故家风。

大姑父和父亲的感情极好，对他评价也很高，挽诗中说：“济以心性平，固不嫌傲岸，此才似太傅，公论在月旦……”在诗集序中，以柳子厚序杨凌文集相比：“叹其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废，卒不得穷其工，竟其才，追惜而悼慕之。”父亲为人正直，敢作敢当，家中出了什么事，大家不敢说话，他却出来主持公道，家人都佩服他，可惜天不永年。我后来听几位伯母谈起他时，都还有惋惜之意。

母亲姓饶，讳君枚，湖北恩施人，是子维公（讳应祺）的第三女。子维公幼年颖悟好学，曾自作浑天仪，旋转自如，合乎法度，受到当时人称赞。12岁就考上秀才，同治元年（1862年）中举人。后来参与文襄公军幕，光绪三年（1877年）署陕西同州知府。那几年秦晋亢旱，赤地千里，子维公号召士绅捐款救灾，自己首先捐出俸银。他办了一系列赈抚救灾的事：开放粮禁，招抚流亡，组织屯垦，发给牛种，蠲免杂税，收到很好的效果。次年收成稍好，又教民兴修水利和植树，设置义仓，规复书院，复兴文化事业。士民感谢他，为他立了生祠。文襄公极为赏识他，疏荐于朝廷。他升迁很快，光绪十年（1884年）任甘州知府。光绪十一年，文襄公去世后，他迁兰州道，署按察使。光绪十五年（1889年）调新疆喀什噶尔道，又改镇迪道，兼按察使衔，光绪十七年署布政使，光绪十九年实授，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授新疆巡抚。他是新疆建省后，继刘锦棠、魏光焘（护理）、陶模诸公之后的第四任巡抚。这四位巡抚都是文襄公所识拔。

子维公善于理财，在新疆办理军事、外交也很出色。新疆本是好地方，遭兵乱后，民物凋敝。他办理屯垦，疏通贸易，开源节流，数年后库储充盈。他多次击退逃亡俄国的阿古柏、白彦虎残部的侵扰和河湟分裂主义分子的窜入。对付英、俄两强邻的边界纷争，他以理力争，决不迁就。有一次俄国人派兵占领了帕米尔高原，子维公派员交涉，严正指出该处立有清高宗（乾隆）御制平寇碑，明明是中国领土。俄国人只得退走。又一次总理衙门和英国人订立界约，约上写明：“以坎部让与印度，以塔墩巴什帕米尔及喇斯库穆全境皆让与中国。”子维公不同意这种写法，抗议说：“喇境本是我国领土，不得谓之让。”后来俄国人得知消息，以为既将喇境算作英国领土，那么俄国也要利益均沾，分得一些，还派兵威胁。子维公将议约界限详细告知俄人，并派兵严守边防，俄国人始无词而退。

子维公以新疆僻处西北，密迩强俄，兵虽多而兵器窳劣。他一方面从德国采购快枪万支，又在本地设机器厂，制造子弹。还开办了于阗和塔城两处金矿，垦荒田，开渠井，兴办工业。这些做法都是师承文襄公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奉调安徽巡抚，行抵哈密，不幸因病去世。

子维公极敬佩文襄公，他有一个愿望，一定要和左家结成姻亲。文襄公生前有一条不成文的家规：不许后代和现任官吏结亲。左、饶结亲是一个例外。一方面因子维公要求坚决，盛意难却；另外也因文襄公去世已久，因此两家商议，当时父母亲都未婚，年龄又相若，就定下亲了。大约是在子维公去世前一二年，由外祖母和二舅父聘卿公（讳凤璜）护送母亲由乌鲁木齐起程，跋涉数千里，到长沙完姻。

子维公也是位清官。母亲没有带来丰厚的妆奁，但带来了一箱药材，内中有贵重的羚羊角和犀牛角，以及阿胶、厚朴、当归、法夏等。这些药材特别是前两种，既贵重又稀少，药店内往往配不到。全家人甚至亲友、族人、邻里们，有病配不到这几味药时，就来向母亲告求一些，母亲有求必应，从不吝惜。在我十几岁时，还见到有人向母亲乞讨羚羊角，母亲亲自将羚羊角取出，磨一些粉末给她。那小箱药材已佚散了三十来年，也只剩下那两种贵重而用量很少的羚羊角和犀牛角了，不久，也就分散完了。

我在十一二岁时曾去武昌外祖母家住过半年。外祖母是一位和善而能干的人，她那时已七十多岁，但身体很好，十分勤劳，终日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喂喂鸡，看看小孙子们，待人接物全家上下都夸赞她。后来我才知道她原是一名婢女，外祖父收为妾后，后来又扶正的。抗战时期她避居到恩施乡下，以88岁高龄去世。

我共有六个舅舅，有两位早故，印象最深的是二舅凤璜（字聘卿）公和四舅凤璪（字冕卿）公。我于1925年随母亲由杭州回湖南时，道经武昌，在外祖母家短住了几天。那时外家也算处在一个兴盛时期，二舅任湖北省官钱局局长，住着一栋富丽堂皇的住宅；四舅任湖北省督军萧耀南的秘书长。两位舅父实在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和善、忠厚的人，始终是和颜悦色，从没有见他们发过脾气。我和四舅父相处时间不多，只在饭桌上遇到，他是长辈，又比我年长约40岁，但对我这个小孩子，却异常客气，每次必要招呼我坐下，不像我们左家长辈们在晚辈面前那么严肃。他不多说话，人人都说他是一个大好人，但命运并不算好。他和四舅母没有生育，将早故的六舅的遗孤抚养为子，可是这位表弟在小学一次赛跑比赛中，心脏病突发死去了。四舅父后来曾任国民军徐源泉的秘书长，抗战前去世。四舅母是魏公光焘（字午庄）的女儿。光焘公是魏源公族孙，一直随文襄公西征，曾任甘肃平庆泾固道多年，对地方建设有所建树。后来继刘公锦棠护理新疆巡抚，又调任陕甘总督、两江总督等职，是湖南邵阳（今宝庆）人。

我和二舅父相处时间较多。他后来住在北平，抗战军兴后，他一人离家来到后方，在重庆北碚开设中医院，自任院长。他是位儒医，医道高明，后来曾选入立法院委员。新中国成立时他在北京住家，迎接解放军入城。他的儿子毓菩表弟是位老地下党员，他家曾帮助过一些革命人士潜往解放区。他潜心佛学，与赵朴初等来往较多。1952年去世，寿七十八岁。

父亲和母亲都是正直的人，也都很开明。母亲虽生在官宦人家，却有民主的思想，她对仆人们十分和善，我从没有见她向人发过脾气。我的祖辈和父辈有纳姬妾的，父亲不纳妾。母亲告诉我，父亲说过：“若要家不和，讨个小老婆。”所以决不娶妾。母亲也不畜婢女，她最厌恶畜婢，因为外祖母就是一位婢女，我的生曾祖母张太夫人也是一位婢女。每年秋天佃夫来城交租，总向母亲诉苦，要求少交点租，她总一口答应。因为外祖母出身贫寒，所以她对于穷苦人都抱有同情的态度。我们自幼也受她的影响，也可说是一种朴素的民主思想，认为一切人不论是有多高的地位、财富、名誉和成就，但在人格上都应该是平等的。其实这也是受文襄公的影响。既然认为人人平等，对待大官富人就不会去阿谀奉承、趋炎附势，这也就是文襄公所自说的“孤梗刚直”的脾气吧。

祖母信佛，伯母中有信佛的，也有信基督教的。母亲不信任何宗教，她绝不相信天道报应那一套。她曾对我说：“我绝不相信什么神佛，什么好人好报，要是有的话，你父亲不会那么早死了。”她的话简单明了，无可辩驳，很有说服力，具有朴素唯物的思想。父亲早早去世，遗下母亲和我们兄弟姊妹一大摊子。我们虽生长在侯府，生活也是很辛劳的。

现在谈谈文襄公留给我们的财产吧。他老人家留给我们的不多，也可以说，以他的地位官爵，留给我们的实在是够少的了。他在去世前九年就立下了分配遗产的遗嘱，写信告知二伯祖父说：“吾积世寒素，近乃称巨室。虽屡申儆不可沾染世宦积习，而家用日增，已有不能撙节之势。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大约廉分拟作五分，以一为爵田，余作四分均给尔辈，已与勋、同言之，每分不过五千两也。爵田以授宗子袭爵者，凡公用均于此取之。”两年后（光绪四年），又再次向几位儿子说明：“尔等四分，各以五千金为度。”

我家上代原来是寒士，文襄公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任浙江巡抚，以后历任总督、钦差大臣、大学士、军机大臣等前后二十余年，不说那些例规和不正当收入，单是养廉金每年就有二三万两银子，每年他只留给家中二三百两作为家用，如果将余钱积存起来，至少也有四五十万两，但他从不积钱，只是随手散去。他早做好准备，只留下二万两银子给子孙，每个儿子每人五千两。他认为足够了，儿孙们应自己努力，不要依靠祖宗。生活艰苦些，才能成才。他告诫儿子们说：“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子弟欲其成人，总要从寒苦艰难中做起”。同治元年（1862年）他写信给大伯祖父说：“付今年薪水银二百两归……念家中拮据，未尝不思多寄，然时局方艰，军中欠饷七个月有奇，吾不忍多寄也。尔曹年少无能，正宜多历艰辛，练成材器。境遇以清苦淡泊为妙，不在多钱也。”以后他还经常告诫家人要勤俭度日：“勤俭忠厚四字时常在意，家门其有望乎！”

他有一句名言：“惟崇俭乃可广惠。”他不仅教导子弟俭朴度日，自己也过着俭朴的生活。当了督抚以后，仍然是“非宴客不用海菜，穷冬犹衣缊袍”。据有人说，现在办公室人员用的套袖，就是他老人家发明。当然，这项发明权他老人家不一定当得起，但是他多年亲自书写奏疏信件，确是常用布袖套保护衣袖的。他的门人王家璧（字孝凤）的衣袖也经常坏，见到文襄公着套袖后，很有启发，也仿效起来，写信给他说：“璧时见客，亦衣袖露两肘，盖苦肘常据案，袖着处洞然。昨天营中见我师治军书，着布护袖，归而仿为之，因号‘宫保袖’。拟赋一诗，比之周公舄、夫子袂、诸葛巾、李西平绣帽，以彰勤邦俭家之美德，为后世法式，且借以解嘲焉。”他随即写了《宫保袖歌》，送给文襄公。文襄公也很幽默，回信给他说：“奉读大著《宫保袖》一首，兴会飙举，为方袍幅巾大增声价，读之不禁为之起舞。乃一舞而袖长，屡舞而肘见，不如先生之袂良矣，其将敛手以退乎？”

“宫保袖”因而出了名，人们都知道文襄公生活俭朴。俭朴，就可以多留些钱，留钱干什么用呢？随手散去，多做些好事，如救济灾民和穷苦无告者，帮助清寒知识分子，以及公益的事：修兰州城墙，办书局、书院，资助西征军粮饷，购买羊种扶贫，南方菜种、桑秧等移植西北，等等。他还按时接济贫苦族人和外家（周太夫人娘家）子弟，并在左家塅办义仓、义学。他指示家人说：“族众贫苦患难残废者，无论何人，皆宜随时酌给钱米寒衣，无俾冻饿。”“凡我五服之内，兄弟贫苦者，生前酒肉药饵，身后衣衿棺木，均应由我分给。”

周太夫人娘家以前富有，后来中落了。文襄公每想起从前贫寒时赘居周家，总不免有恻然之心，因此经常周济内侄们。这些就是“崇俭所以广惠”的意思，就这样“广惠”，他的几个养廉金自然所剩无几了。

他对族中子侄们给以帮助，只止于救济危困。有许多族人，也有女婿、侄儿等，看到他做了大官，纷纷不远千里来找他谋个一官半职，他对此则一概拒绝，遣送回家，每人还得送给路费十余两至四五十两不等，根据家庭情况和本人态度来定。这么多一批一批亲族来找他，不仅花了他不少钱，也使他大为操心。他不禁感叹说：“我年七十矣，从未得子侄之力，亦并不以此望诸子侄。乃子侄必欲累我，一累不已，乃至于再，何耶？”

来找文襄公有所请托的，不仅是族人、亲友，还有同乡、世谊、部下等。有些人还带来礼物，现代谓之“走后门”。文襄公对重礼一概不收，因为显然是贿赂。

家中传说一个故事：一次有一位下属来拜望文襄公，临走留下了一坛子泡菜作为水礼，文襄公见礼物不贵重，也就收了。客人走后，家人打开坛子一看，原来是一坛金子。文襄公立即命人将来客追回，将“礼物”退回，还批评了一番。

又有一次，胡雪岩从上海送给他一份礼物，其中有一架金座珊瑚顶和两支人参，他将这两件贵重礼品退还胡雪岩，只收了一些食品，自己也还报一些甘肃土产。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常说：“不欲以一丝一粟自污素节。”一生廉洁，经手西征军饷达几千万两银以上，即使是按官场例规，他也可享受的一些补贴，也一概不受，大多是送与灾民。

他不仅不要钱，不收藏珠宝异物，也不收集古籍字画。曾文正公曾记下他的话说：“凡人贵从吃苦中来。”“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文正公在日记中赞叹说：“多见道之语。”（至理名言）文襄公还早说过：“吾本无珍异之物。”我们三房中就没有珍宝异物，也没有名贵的字画。我少年时有一次偶然翻检父亲遗下的一束字画，大多是朋友馈赠，其中有一幅署名为文徵明的画，我告知母亲是幅名画，母亲说，那是父亲买的，后来发现是件赝品。伯父们的家里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名人字画或古董。

祖父分得了5000两银子，置办了些田房产。几位姑母出嫁，又花掉了一些，所剩无几。父亲一直在外工作，每月有薪俸100余元，勉强可以养活我们。他不用家产田房租钱，家产由伯父掌管。父亲去世后，遗下母亲和我们兄弟姊妹一大摊子，就全靠微薄的田、房租生活，景况也十分窘困了。我们分了家，祖母、伯父、母亲每人一份。母亲每年可收200石租谷，合四五百元，另外长沙城中有几所小房子，每月共收房租二三十元，全年总共收入八九百元。我们有10个兄弟姊妹，母亲是开明的人，让我们二个兄弟、八个姊妹全都上学，我们回到长沙以后的那几年，兄弟姊妹上小、中、大学的都有，每年学费就是一笔大数目。

家中尽管收入不多，但排场仍是要维持的。我刚回长沙时，家中还有二名轿夫，祖母出门还乘轿，但后来就逐渐紧缩。分家后我们还用了二名女仆，一名男厨师；逢年节喜庆，应酬必不可少。我们平日生活的清苦，就可想而知了。

左家情况也不都一样，有几房会经营些，有几位伯母带来了丰厚的妆奁，境遇就好些或好得多。但据我观察，多数是不很富裕的。伯父们大都死得过早，堂兄弟们都在外辛劳奔波，当教师、医生、工程技术人员的都有，也有赋闲在家的。没有出什么大官、大军人，或商贾富豪，大都是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这也符合文襄公所望于子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