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1 / 2）

在兰州（下）——办文化教育——乡试分闱

西北本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但是历经数千年的风雨沧桑，政治经济中心东移，陕甘等省大部地区却成了文化最落后的边地了。要想国家富强，必须提高人民文化素质，首先需要兴办文化教育事业，这是左宗棠多年来一贯的认识。

他在浙江和福建时，军事稍告一段落，就立即兴办教育，修建书院，创立书局。进入甘肃后，看到西北文化落后，更感到办教育的重要，当地方秩序稍一恢复，就着手兴办书院和义学，各地学龄儿童和青少年纷纷踊跃入学。从同治八年（1869年）起，到光绪五年（1879年）他离甘时，已创设了尊经书院（庄浪）、泾干学舍（泾阳）、文明书院（岷州）等20余所，又修复重建了瀛洲书院（泾阳）、仰止书院（东乐）、银川书院（宁夏）等20余所，大部分在现甘肃省，也有些在陕西、宁夏和青海；其中还有专为回民子弟设立的，如在平凉化平川的归儒书院。书院学生都发给膏火费。如兰州的兰山书院，当时是甘肃省最高学府，正课学生每名每月给膏火费三两，副课学生一两五，可以维持个人生活了。兰山书院每年膏火费需要两千多两银子，由于甘省财政拮据，经常拿不出钱来，左宗棠就捐出养廉银。他年轻时也是靠膏火费维持生活的，深知穷学生的苦处。

他很关心学生的学业，时常到书院去看看，和学生谈谈天。有一次学生们写了一篇禀文，送交管理书院的布政使崇保，崇保特地拿给他看。他很高兴，亲笔在信上加批：“览呈诸生之禀，文理尚可，殊为欣然。本爵大臣四十年前一贫士耳，然颇好读书，日有粗粝两盂，夜有灯油一盏，即思无负此光景。今年垂耳顺，一知半解，都从此时得来；筋骨体肤，都从此时练就。边方无奇书可借，惟就‘四书五经’及传注，昼夕潜心咀嚼，便一生受用不尽。诸生勉旃！事平至兰州，当课诸生背诵也。”

西北边远之地，多年来战事频仍，人民食不糊口，衣不蔽体，求生还来不及，哪有心思求学！但是经过左宗棠竭力提倡，各地书院纷纷建立，因之学风文风大为改观。

一些地方的士绅和人民对左宗棠在西北所做的一系列好事十分感激，要为他建立生祠，以示崇敬。如同治十三年甘州人民为他建了生祠，他知道后，命将已建成的祠改为南华书院。光绪二年西宁士民在改建湟中书院的同时，也要为他建生祠，也被他制止。

这些书院在当时对普及文化知识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又成为兴办新式教育的基地。一二十年后，晚清政府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大都由书院改建。府办书院改为中学堂，县办书院改为小学堂，兰州的兰山书院则改为优级师范学堂，仍然是甘肃省的最高学府。

除了书院之外，还在各地兴办了几百所义学，是专为各族儿童的启蒙教育。入学儿童称为“蒙童”，免交学费；还办了专收回民子弟的义学，如兰州有正德、序贤、养正、存诚四所义学，其中养正和存诚二所就是专为回童办的。在甘肃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左宗棠想方设法筹拨经费，或拨出一些荒山绝地，收取租金，供给办学经费。在他倡导之下，一些地方官吏纷纷响应，如会宁知县许茂光、两当知县萧良庆等，不仅拨出荒地和耕牛，自己还捐出养廉金，又在地方集资。所以学习风气一时十分兴盛。左宗棠在肃州驻节时，有暇还常到义学去看看，和学童们谈谈话。他是教过多年私塾的，至今仍很爱这一行。

义学里读的是《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先教儿童识字，稍大点读“四书五经”。书院里读的书更多些。以往陕甘的书都从成都和武汉等地运来，战争时期，书贩都裹足不前，而外地的书质量也很差，错字和破句连篇。左宗棠就自己刻书。他早在杭州时，就设书局刊刻六经，在福州又设正谊堂书局。来西北前，先在汉口设崇文书局，又在西安关中书院内附设书局，两局的刻书费用都由他从养廉金中付出。同治十三年，他奏请在浙江严州开设官书局，开印“四书五经”，专运甘肃用。新疆收复后，又在迪化（乌鲁木齐）开设书局，刻印的书专供回民子弟诵读。他行军途中还有一个流动的印刷所，在安定和肃州行营都开雕过书籍。

受他的影响，他的部属如西宁知府龙锡庆，也在西宁开设了尊经书局；陕西布政使翁同爵曾利用关中书院藏版刊印书籍，种类很多，除启蒙书和“四书五经”外，还印过《十三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小学》《孝经》，以及供棉农用的《棉书》《种棉十要》，供一般人读的有关法律和生活常识的书有《律易解》《圣谕广训》《吾学录》等。左宗棠自己的著作《盾鼻余渖》也初次在西安刊刻。这本著作收集了他的诗文联语等杂稿。他虽以军事、政经等方面业绩见称于世，但诗文也很好。有几篇文章曾被选入黎庶昌等人编的文选集《古文辞类纂续篇》中，诗作不多，被人誉为“军中诸作，如扶风豪士，气韵沉雄”。尤其是工于联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对联，已散见本书各章中。

左宗棠还创办了一件有惠于甘省广大知识分子的事，即“乡试分闱”。

何谓乡试分闱呢？按照清代科举考试制度，每省举行乡试，中举后就有资格进京参加会试。可想而知，举人是贫寒士人梦寐以求的改善政治、经济地位的晋升之阶。在清初，甘肃本来是和陕西合为一省的，康熙二年才从陕西分出来，自成一省，但是乡试却没有分开，两省士人仍然合闱（闱是考试地点），同在陕西省会西安参试，到左宗棠入陕甘时，已行之200多年。“合闱”对甘省士人有很大的不利：第一，取中总名额比分闱要少；第二，甘省文化落后，考不过文化水平较高的陕西人，有时一榜中甘省士子竟然完全落第；第三，贡院在西安，由甘省各地去，路途遥远，最近的也有七八百里，由宁夏去二三千里，河西走廊三四千里，由新疆镇迪道（隶属甘省）则有五六千里。来回时间需一二月至三四月，路费昂贵。大多数秀才都是寒士，因此能到西安应试的甘省士人，顶多只有十之二三，多数优秀人才失去了竞争的机会。

甘肃贡院及左宗棠所提匾额：至公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