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和戎自昔非长算”（2 / 2）

他的友人黎光曙（后改名吉云）任御史，是一位敢说话的官，对英军入侵一直很关心，上过几次奏疏。他比左宗棠年长许多，但很器重宗棠，写信征求他的意见。宗棠说：“当前要务是严惩那些主和、投降的人，也要追究那些作战失误的将领。不这样办，人心就不能振作，国威也从此不振。”他也知道，世局已如此糜烂，黎光曙也不过一名小官，人微言轻，朝廷哪能听得进去？

那年左宗棠正30岁，对国家前途忧心忡忡，写了四首《感事诗》发抒他的愤懑：

其一 爱水昏波尘大化，积时污俗企还淳。 兴周有诰拘朋饮，策汉元谋徙厝薪。 一怒永维天下祜，三年终靖鬼方人。 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

其二 司马忧边白发生，岭南千里此长城。 英雄驾驭归神武，时事艰辛仗老成。 龙户舟横宵步水，虎关潮落晓归营。 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

其三 王土孰容营狡窟，岩疆何意失雄台。 痴儿盍亦看蛙怒，愚鬼翻看导虎来。 借剑愿先卿子贵，请缨长盼侍中才。 群公自有安攘略，漫说忧时到草莱。

其四 海邦形势略能言，巨浸浮天界汉蕃。 西舶远逾狮子国，南溟雄倚虎头门。 纵无墨守终凭险，况幸羊来自触藩。 欲效边筹裨庙略，一尊山馆共谁论？

在第一首诗中，左宗棠明确摆出自己的观点：“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对付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卑躬屈膝求和决不是可行的策略。

第二首诗是赞抗英英雄林则徐、邓廷桢等。他们坚决抗敌，并不是为了“封侯”等私心杂念，而是为了爱国。“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不仅是林则徐，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在外敌入侵时，都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抗敌。

第三、四首既叹奸佞之徒引狼入室，朝中衮衮诸公束手无策，又叹自己空有一番才略，报国无门。“一尊山馆共谁论？”一名乡村穷塾师，谁能听取你的意见呢？

时局不仅没有好转，不久英军舰又驶往浙江沿海，相继占领了镇海、宁波。左宗棠在山村中听到了这些消息，越发忧虑。他写信给贺熙龄说：“国家就败坏在几个庸臣、奸佞之手。竟没有一个敢说话的人。时局坏到这样，真是古今未有！”他还抱希望于林则徐，认为只有林则徐复出，收拾局面，还能固守东南半壁。但他也慨叹：“恐怕逋翁是出不来了。”他还说：“天下没有不能办好的事，没有不能战胜的敌人，也不是缺乏会办事、能克敌制胜的人物。”无疑，他认为西方列强是可以战胜的，他也有雄心为国驰驱，求长治久安之策。但他也认识到：“目前局势败坏到这样，要改变朝廷中昏庸腐朽的现状，一时是不可能的。”他只有慨叹“国家前途茫茫”，也渐渐由积极变为消极。

第二年（1842年），英国军舰由吴淞口沿长江长驱直入，开到南京城下。清朝廷在大炮口下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偿鸦片烟款，五口通商，承认领事裁判权和内河航行权等。鸦片战争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第一战。实际上清军并没有认真作战，只是挨打。《南京条约》签订，从此我神州大好河山就陷入英、法、俄、日、德等西方列强包围、瓜分的局面。

左宗棠在小淹听到这一连串不幸的消息，既气愤又忧伤，他向贺熙龄说：“时局到了这步田地，真梦想不到，古今所未有，纵有能人出来，也无能为力了。”他感到世事茫茫，前途黯淡，思想变得十分消沉，想找深山僻处，隐居下来。

鸦片战争中，左宗棠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乡村教师，“身无半亩”的平民，但也是“心忧天下”的爱国者，怀着满腔报国热情，积极地为抵抗外国侵略出谋划策，几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难道没有考虑到他自己的卑微的地位吗？他恐怕是太不自量力了。但是，他的哲学是“尽其在我”，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儒教传统下的一项优良品德。当然，他的意见不会被采纳，他的善良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于是，他想逃避这丑恶的现实。“苟全性命于乱世”，这是诸葛亮的哲学。但是时代已不同，要找一个桃花源已不可能了。诸葛亮终究会被请出来。这是时代的不幸，也是时代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