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无可奈何出走香港（1 / 2）

抗日胜利之后，杜月笙不想让儿女走自己的路，江湖险恶，世事无常，杜月笙对此甚为了解。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杜月笙只好再一次挣出重围，逃离上海。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上海的物价越来越高，而由于连年鏖战，粮食的储量和来源却越来越少。1946年春天，上海的米价上涨得越来越快，到后来已经涨到了500万1升，上海的市民莫不叫苦连天。

这个时候，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就是在开米店，他的万昌米号可以称得上是上海滩规模最大的米店了。

抗战时期，万墨林从事过上海的地上工作，又因为是杜门总管，故派头很足。另外，在吴开先任职上海社会局长的时期内，万墨林还当选了上海市的农会理事长，并兼任了上海市米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一时间，也是风头无量。

上海市政当局为了解决上海的粮荒问题，采取紧急措施，贷出一大笔钱款，将其交给米业公会，嘱咐他们要上海的米商设法去全国各地，采购回来大量的食米。作为米业公会理事长的万墨林自然要经手此事，可这么大一笔生意，也不好自己的万昌米号一家独做。于是，万墨林便督促其他的米商一同分赴四处去采购。

所谓物以稀为贵，上海的米商四处采购食米，乡下的老百姓一看，自己有米在手，而米商需要米，可现在却物价飞涨，大有通货膨胀的迹象，便借此机会同米商商量，他们买米不要用钞票，而要用“物物交换”，而且指明的交换物品就是“五洋”，也就是棉纱、布匹、白糖、香烟和肥皂这些生活用品。

这样一来，这些米商们便必须再次返回上海，采购好这些“五洋”货品之后，再回到乡下换取他们需要的粮食。而这种物物交换也有几个不可避免的问题：首先，这样一来十分耽误时间，一来一回之间上海的物价会再次上涨；其次，在上海市，“五洋”货品也是紧缺物品，同大米一样，他们也是生活必需品，也是价格越长越高，且一日一个行情。面对这些问题，万墨林又是第一次独自一人承办如此大的事情，难免会有些力不从心，因为缺乏经验，万墨林在这次采办食米中开始显得手忙脚乱。更令万墨林头疼的是，一些不法米商从中牟取私利，在他们浑水摸鱼的过程中，上海的米价和物价哄涨得更厉害了。于是，民众将指责的矛头全都指向了万墨林“万理事长”。

上海有一个唱滑稽戏的演员名叫筱快乐。针对上海市米价不断上涨的现象，再加上民众对此强烈的不满和愤恨，筱快乐自编了一套又一套的滑稽戏词，每天在电台上直呼其名地指责万墨林。由于筱快乐的节目说出了老百姓心中的苦闷，很快就受到大家的欢迎，风靡一时。而筱快乐的谩骂又在不断推陈出新，这也使其一时名声大噪，并带动了上海滑稽戏的发展，这时期的滑稽戏可谓登峰造极。最后，不单骂，筱快乐还给万墨林取了个外号，叫“米蛀虫”。

这让万墨林心里怎么能好受？每天挨骂好几次，却因为整日都陪侍在杜月笙身边，眼看着杜月笙都在韬光养晦，什么都没有做，自己又能怎么样？对于这些指责和谩骂，万墨林只好“听而不管”，既不解释也不答复。可万墨林可以忍气吞声，他在上海的一帮老朋友却看不过去了。

听着筱快乐每天这么“胆大妄为地公开辱骂墨林哥”，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这些人平日也都是眼高于顶的，根本不把筱快乐这样一个小小的滑稽戏演员放在眼里，认为他就是个跳梁小丑，只要他们拿出以前自己打人杀人的气势吓一吓他，筱快乐自然就不敢胡说了。

于是他们向筱快乐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侬敢再骂墨林哥，阿拉要请侬吃生活！”原本以为会吓到筱快乐，让他住嘴，可没想到，却适得其反。

筱快乐就是靠骂万墨林出名的，而且当时的上海民众又比较支持他，筱快乐才不怕他们的威胁！而且，这些人的举动和警告，还来得正好，这下“米蛀虫”又有了新材料可说了。

很快，筱快乐就在电台上广播了自己受到的“吃生活警告”，果然老百姓在支持筱快乐的基础上又对他多了一丝同情，这简直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个人的安危嘛！不过虽然自己的支持率又上涨了，筱快乐也因为“嘴太快”险遭杀身之祸。看到筱快乐这么“不识抬举”，万墨林的一班好友怒上心头，在他广播“吃生活警告”的当天晚上，就带着十几名大汉冲进了筱快乐的家中，从前门一直打到后门，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不过当天晚上筱快乐不在家，他的妻子被打伤了，家中的物品也全部被砸烂。

筱快乐家中进了歹徒，被捣毁一空，家人也受了伤，这个消息迅速地被传了出去。杜月笙听说了此事，知道这事如果不好好解决，必定是一场祸害。他不怪万墨林，他知道这件事不怪万墨林，万墨林毕竟跟了自己这么长时间，在这个当口，万墨林是绝对没有胆量也绝对不会去动筱快乐的。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不管有没有做，万墨林都是“当事人”，推也推不开。没办法，杜月笙只好派人带了礼物去筱快乐家里慰问，还表示会全权负责伤者的医药费，家中的全部损失也会全部赔偿。

可是，事情却没有就这样结束，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根据筱快乐的广播，找出证据，随后就准备以经营私运、操纵“米价高涨”的罪名将万墨林抓进监牢中去。

对此，杜氏门人都表示很愤怒，他们纷纷出头要为万墨林打抱不平，“万墨林本人并没有犯法，经过他手的贷款也都全部有账可查。至于筱快乐发生的事，全是因为有些朋友看不惯，挺身而出，而且我们有证据证明他们绝对是自发的行为，而不是受万墨林唆使的！”

自从1915年杜月笙在上海的法租界同孚路同孚里自建门户，三十多年来，无论是巡捕房、警察局还是司令部，一向都是杜公馆向外保人，这杜公馆里面的人被抓进去还真是第一次。

俗话说得好，“不看僧面看佛面”，这万墨林吃了官司，他作为杜府的大管家，怎么也应该杜月笙亲自把他送进官府里去。现在确实宣铁吾将人抓进去，这以后，杜月笙的面子不久垮完了？

这时候的杜月笙仍然缠绵病榻，他的哮喘病发了，他时咳时止。病中的杜月笙听说此事，命令万墨林自己立刻去淞沪警备司令部投案。

杜月笙告诉万墨林：“真金不怕火炼，宣司令是个好官，你真的没做，他不会冤枉你的。而且，现在外边的风声对你不利，这个时候你怎么解释都于事无补。倒不如趁这次机会，自动投案，这其中的是非曲直就交给法律去判，自然能够还你一个清白。”

话到说到这里了，万墨林纵使再不愿意，也只能遵从杜月笙的吩咐。于是，万墨林回家收拾了些随身的物品，就去淞沪警备司令部自动投首了，这是他这辈子第三次进监狱。

杜月笙命令万墨林自己主动投案自首，震惊了上海的五百万市民，大家都奔走相告。这件事不但震惊了上海的市民大众，也让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倍感意外。其实，宣铁吾向万墨林下逮捕令，也是宣铁吾对于杜月笙的挑战。一直以来，宣铁吾都知道杜月笙在上海有着怎么样的实力、地位和财力，所以，对于这次挑战的结果，宣铁吾并没有什么把握。可他万万没想到，事情的结果是杜月笙让万墨林主动来自首，给全了自己这个上海治安首长的面子。当然，他也没有想到，仅仅因为“爷叔”的一句命令，万墨林便愿意抛下面子，主动投案。

万墨林投案之后，上海的米价还在持续走高，可是上海市民的怨气却已经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了。筱快乐的广播节目也慢慢开始不再受人追捧，不管他怎么冷嘲热讽，也不管他又多了多少骂“米蛀虫”的段子，节目的收听率还是在不断下降。事情的主要当事人，杜月笙的总管、米业公会的理事长、上海市农会的理事长已经自己主动投案自首了，再骂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而这时，宣铁吾的声望也在不断走高，他成了上海市民新一代的“英雄代表”。

不久之后，万墨林被指控的各项罪名都没有证据，万墨林很快就被无罪释放。而杜月笙和宣铁吾借此机会结成了好朋友。杜月笙和宣铁吾的交好表示杜月笙又拉拢了上海滩的一位实权人物。

因为吴绍澍对自己的“大逆不道”，在一段时间里，杜月笙对很多事都是采取避而不谈的消极态度。

不过一年时间的养精蓄锐，杜月笙很快就又恢复了以往的气势。凭借他这么多年在上海积攒下来的人脉和声望，很快，他又恢复了之前那个“无所不能”的杜月笙。所以，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杜月笙认为自己已经做好了东山再起的准备。

杜月笙当年在重庆的时候，曾收过一个对自己十分忠心，并且十分有干劲的门生，他就是一直从事棉纺工业事业的袁国梁。

抗战胜利后，袁国梁主要做麦粉和棉纱生意，作为面粉大王的荣德生曾对他开玩笑说：“我办面粉工厂，像吸海洛因一样，你更不错啊，还能吃上香烟。”

1946年，袁国梁在江阴投资建造了福澄公司联营纺织厂，袁国梁对这个纺织厂投入很多股本，即将落成的公司规模也很大，这也就引起江阴的黄善青、祝林等“三大亨”妄图分一杯羹的野心。袁国梁担心公司董事长的职位会落入这些人的手中，就领着公司的股东集体反对他们的加入，双方僵持不下，闹得股东大会几乎流产。最后，袁国梁只好和福澄公司常务董事之一的王先青一同来到杜公馆拜见杜月笙，希望杜月笙可以出面把这件事摆平。

袁国梁二人来到杜公馆，见到杜月笙却发现他因为哮喘病发，正躺在病床上。杜月笙看二人似有急事，就让二人说明来意，袁国梁对杜月笙说明了事情之后，杜月笙不假思索就一口答应了要替袁国梁出头。袁国梁表示杜月笙不用做什么，只要愿意出面做公司的董事长就行，杜月笙听完随即就问，做董事长要入多少股子。

袁国梁一看事情这么顺利，忙道：“您老出五千万元的股子就行了，不过这都是明面上的，这钱我来替您垫上。”

杜月笙听到这话，连连摆手，直呼笑话，怎可让一个小辈替自己出钱！

杜月笙命人叫来了徐懋棠，徐懋棠的父亲曾是汇丰银行的买办，上海人这样形容汇丰买办，“吃不穷，用不穷，汇丰买办。”由此就可看出徐懋棠家中有多殷实，并且，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徐懋棠就已经担任了杜月笙的中汇银行的总经理一职，在之后抗战的八年中，也一直在中汇银行坚守自己的职位，抗战之后，又开始了替杜月笙理财的工作，可以说是杜月笙手下的经济一把手。杜月笙决定出资投资福澄公司，也自然叫来徐懋棠，当场便开下了一张5000万元法币的支票。支票交给袁国梁之后，杜国良又写了一张临时收据，这手续便算完成了。

袁国梁和王先青在福澄公司的董事长事宜布置完毕之后，就双双加入了杜氏一门，并询问杜月笙公司什么时候召开股东大会。

杜月笙却并不接话，只是告诉袁国梁，这个福澄公司还是他的，至于什么时候开股东大会等问题还得他自己决断，自己不过是给他捧捧场。

照理说杜月笙已经是福澄公司的董事长，这番嘱咐似乎有些多余。可袁国梁转念一想，杜月笙这样说实际是在告诉他，他投资福澄公司，做了公司的董事长，只是为了支持袁国梁，挂个名镇场而已，至于公司的业务还是由袁国梁一手负责。

明白了杜月笙的意思，袁国梁更加感激杜月笙了，可口头上还是要给足杜月笙面子的，更何况是开会日期这等小事。于是，再次请杜月笙做指示。

杜月笙还是不答，面带微笑问王先青：“先青，你来定个日子吧。”

王先青不好推辞，想了想说不如下周日。

杜月笙点点头，又冲袁国梁说：“那就下星期日吧，就在丽都。”

到了开会那天，江阴“三大亨”一听福澄的股东们要推选杜月笙为董事长，自知比不过，便知难而退了，杜月笙顺利地当选为福澄公司的董事长。

这并不是杜月笙第一次从事有关纺织的事业，事实上，杜月笙的纺织事业开始于抗战时期。当时有一家颇具规模的“沙市纱厂”，在搬迁时，因内部股东发生意见纠纷，差点关门。杜月笙在这时收购了纱厂的股权。之后，杜月笙还应聘担任过中国纺织公司的董事长。而在当上福澄公司的董事长之后，杜月笙还创办了荣丰一厂、二厂，另外，杜月笙还是恒大纱厂和利秦纺织厂的董事长，说杜月笙是纺织业巨子一点也不为过。

1946年，“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在上海举行大会，全国各地专门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多达一百多人。会议举行的期间，也正是杜月笙因哮喘病发缠绵病榻的时期。一天，共有7位纺织业的代表前来拜访杜月笙，这7位代表中有6区公会的秘书长奚玉书，还有唐星海，恒社弟子袁国梁等，杜月笙勉强起身接待众位来宾。寒暄一会儿，这七位访客就说明了今天的来意。他们几人是这次大会中代表的代表，他们收到消息，因现在全国公管的纱厂厂家众多，因此所代表的票数也占了大多数，也正是这种优势，这些公营纱厂准备集中投选票，把“联合会理事长”这个重要的职位交给公营纱厂的代表担任。

唐星海不断地同杜月笙说，公营纱厂本身就是官办的，在平时已经比民营的得到更多官府给予的便利，如果现在联合会理事长的职位再由公营纱厂的代表获得，那么民营的厂商就更无处说话了。他们不断恳请杜月笙可以出门，为民营纱厂说句公道话，如果杜月笙可以竞选联合会理事长，那就更好了。

为了说服杜月笙，他们从民族大义说起：“杜先生想必也知道纺织实业攸关民生大计。对咱们的民族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日本人在维新之后能够富强起来，不就是因为他们纺织工业十分发达吗？这个时候杜先生不站出来，还等什么呢？”

杜月笙何尝不想站出来，何尝不想坐一坐这联合会理事长的位置。可是一来自己身体状况欠佳，怕即使选上了，也难当重任；二是自己刚回到上海时受到的打击影响仍在，不确定自己是否可以一举夺位。因着这些原因，尽管几位代表舌灿莲花，杜月笙还是婉言拒绝了。眼看着杜月笙似乎心意已决，几位代表只好失望而归。

送走了几位代表，杜月笙又细细想了想他们说的话。他知道如果自己可以坐上这个联合会理事长的位置必定是美事一桩，可前路还是有不少的麻烦。思来想去杜月笙迅速做了一个决定，争一次！这也是他卷土重来的一个好机会，不如就借此一搏？

杜月笙一向是个想到就要做的人，想通之后，他立刻给袁国梁打电话，让他立刻来18层楼一趟。袁国梁匆匆赶到，刚坐下，杜月笙就问他：“你们几人刚才来说的事情，是诚信的吗？”

“自然诚信，不但心诚，还很心急。”袁国梁答道。

“心急？急什么？”

“我们收到消息，公营纱厂不论规模大小，全部代表必须出席，公家报销飞机票钱。这明显的是对理事长这个职位势在必得啊！如果真的让公营纱厂的代表当了理事长，他们可能会为民营的纱厂出力吗？所以，为了生存，民营的厂商对这个职位也是势在必得啊！”

听完袁国梁的话，杜月笙彻底下定决心，要试一试，但他在话上仍留了一步：“既然这样，为了民营纱厂，我是要出份力了。可这个理事长，我做不做都不要紧，只是如果没选上，我丢不起这个脸啊。你先去各方面摸摸情况，给我个建议。”

听完杜月笙的话，袁国梁知道杜月笙已经动心了，赶忙通知唐星海等人，听到杜月笙有意参选了，几人都喜出望外。几人立刻开始行动，最后所有的民营厂商代表都态度坚决：除了杜月笙的票，其他的谁也不给投，用钱买也不行。甚至还有很多人主动要去帮杜月笙拉公营厂家的票子。六区的公会秘书长奚玉书见到这种情形，还打包票说，自己会把西北方面的票子全部拉过来。

这期间，民营代表们还多次磋商，主要内容首先是让袁国梁设法劝杜月笙，在大会选举那天，务必要到场；另外就是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做一次致辞，再次强调联合会理事长不适宜由公营纱厂代表担任。

事情都准备得差不多之后，袁国梁找到杜月笙，“我把各方面都摸得差不多了，有六七分的胜算了。”

杜月笙只说了个“好”，就没再说别的了。

可其实听完袁国梁的话，杜月笙早已心中有数。他分析了自己的优势：首先，现在很多的公营纺织事业已经开始逐步开放民营，不久之后，公营厂家大部分还是要变成民营厂家的，而此次参加大会的公营厂商代表中，有一部分为了以后的利益打算，已经有和民营厂商趋向一道的倾向了。再者，六区公会实力很雄厚，可为杜月笙充分利用。最后，杜月笙本身在上海的人脉和声望就很高，由他来担任联合会的理事长无可厚非。

袁国梁听杜月笙说“好”，就知此事有可商量之处，便乘胜追击，“各位在外代为奔走的代表都希望在选举那天，老夫子您可以亲自到现场。”

杜月笙又答了一个“好”，这事就这么定下了。

安排好了杜月笙，袁国梁又公开表示供应厂商的代表不适合担任联合会理事长一职。为了杜月笙当选有望，袁国梁积极卖力，共为他打了两次前锋。

一次是在永安公司七楼，六区纺织公会开会时，袁国梁发言，一开口便大声疾呼：“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件事情。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一直以来都是民营厂商的公会组织，这次我们邀请公营厂商参加会议，是为了纺织工业更好的发展和协作。按理说，他们应该投票选举民营厂商的代表才符合公会的体制和情况。而且，本身公营厂家就得到了政府的很多照顾，他们根本不懂咱们这些民营商家的苦。所以，不论是按规矩来，还是按需要来，都应该是民营代表当选联合会理事长！”

第二次是在投票前的第二日。申新九厂在这天上午招待全体代表参观，中午设宴时，袁国梁再次站起来高声宣讲：“后天，就是选举联合会理事长的大日子了。我想提醒在座的各位……”

袁国梁侃侃而谈，让公营的代表们相顾失色，优劣立现。袁国梁话里话外都透露着一个信息：公营的代表们是被邀请来参加大会的，如果他们的代表最后当选了，不但于理不合，民营的代表们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终于到了选举之日，袁国梁先到杜公馆接杜月笙，随后二人抵达会场。在众人的簇拥中，杜月笙走到会客休息室，而会场外边早已轰动了，大家都在高声喊：“杜先生来了！杜先生来了！”杜月笙威望可见一斑。在这次选举中，杜月笙以最高票数当选。

从这次当上纺织业的盟主开始，杜月笙又再次踏上了向大社会进军的步伐。

上海成立临时参议会，徐寄庼当选成为临参会议长，杜月笙只是临时参议员之一，而且平日里他也很少参加会议。

在徐寄庼的领导下，临时参议会和上海市政府通力合作，确实解决了不少问题。可如果遇到重大的问题，临时参议会就还是很难发挥作用。于是，上海市正式参议会的成立就迫在眉睫了。

1945年11月，上海市长钱大钧吩咐上海市政府民政处长张晓崧，让他筹划实施地方自治的有关事宜。

12月，张晓崧将上海划分为31个行政区，成立了31个区公所。由于杜月笙对此早有发觉，在张晓崧划分上海行政区的时候，他也早已做好了严密的部署。于是，上海滩投票选举时，杜月笙稳操胜券，31个区的区长当选人揭晓时，杜月笙派系的人物全部都稳居要区，而且数量上也占了压倒性的优势。

选举31个区的区长只是上海实施地方自治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举行上海市第一届市参议院选举。上海各区域以及农、工、商、教、律师、会计师、新闻记者等团体产生市参议员的候选人，经过深思熟虑，杜月笙决定将自己列入商界，结果自然又是最高票数当选。不仅杜月笙，他的亲信管家万墨林也当选市参议员候选人，这样，杜月笙坐在市参议会里，身边还跟随着自己的亲信。

不过，上海市参议员早在1946年3月就已经选出来了，且市参会办事处也由上海市政府指派民政处的副处长项昌全担任主任。不过上海市参议员的当选证书却迟迟没有颁发，一直到1946年的10月才由国民政府的内政部颁发。证书颁发的时候，吴绍澍已经垮台，上海市市长也由钱大钧换成了吴国桢。吴国桢和杜月笙私交甚笃，上海市参议会的成立大会就是在杜月笙创办的正始中学举行的。

不过成立大会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谁来做这个第一任议长？当时，杜月笙派系的人已经基本上掌握局势，坐拥过半的选票，大家都认为由杜月笙来当议长是水到渠成的事。可杜月笙却犹豫了。这时候吴绍澍虽然垮台了，可仍有一部分的实力残留，虽然不至于影响大局，可是小虾小蟹四处蹦跶，也挺让人难受的。这时候的杜月笙掌握了三个全国性的重要人民团体组织，如全国轮船业公司的理事长，其他的一些地方性团体或者主持人、董事更是多得数都数不清。盛极必衰的道理杜月笙还是懂的，于是，对这个上海市议会议长的当选，杜月笙打算先由自己当选，然后再以年老多病为托词，向大会提出辞职，另选他人。这样面子足了，又不会对自己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恒社的弟子知道杜月笙的打算后，奔走拉票更起劲了，既然杜月笙是要先当选，再让贤，那么最好就是180位市参议员的票全部都投给杜月笙，这样杜月笙全票当选，再主动让贤，更显其风高亮节。

按理说，想要全部当选并不难。只要杜月笙说一句话，即使是让当选的议长宣布退出也可以，而且其他的竞选对手也不会不给杜月笙面子，他说要当选，谁会投反对票？可是麻烦就麻烦在这中间还夹着一个团部的负责人吴绍澍。

王先青曾经为吴绍澍出生入死多年，凭着这么多年尽心尽力，王先青主动去找吴绍澍，给他最后一个忠告。

见到吴绍澍，王先青开门见山：“市参议会马上就要选议长了，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能告诉我吗？”

吴绍澍没有回答，而是反问了王先青：“那先青兄，你的意见是什么？”

“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就是论对国家的贡献，对在社会上的威望，杜先生都是当仁不让，应该选他当上海议长。不过，杜先生现在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了。当选上，杜先生也是不会做的。与其这样，不如我们大家全部都把票投给他，让他得个全票，再让贤给别人。这样我们也不会有任何折损。”王先青坦白地说道。

他的话说完，吴绍澍就很爽快地答应了。

为了防止事情有变，王先青又问了一句：“那么不单是你，你那方面的人也愿意投给杜先生？”

吴绍澍斩钉截铁地回答：“绝对没问题，你放心吧。”

王先青没有想到这么顺利，不费吹灰之力。离开吴绍澍家中，王先青就兴冲冲地去找杜月笙交差了。他告诉杜月笙，吴绍澍那边已经讲好了，他保证一定会捧杜月笙的场，而且态度非常肯定，所有票都会投给杜月笙。

同王先青的乐观不同，杜月笙摇头苦笑，认为不会这么简单。

王先青连忙分辩：“我可是面对面和吴绍澍说的啊！而且我还问了他，是不是他那边的票都会投给你，他一口就答应了！”

杜月笙笑笑，让王先青不用着急，接着就什么也不说，只说有什么都“到时候看吧”。

经过各方面的协调，最后决定推选潘公展为上海市参议会的议长。潘公展是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的第一任上海社会局局长（当时，社会局还叫做农工商局）。而杜月笙则被推举为上海申报董事长，潘公展担任申报社长，并负责申报的具体事宜。至于参议会的副议长，由杜月笙推选前任临时参会议长徐寄庼担任。

1946年12月的一天，怒号的北风夹着漫天的雪花，天气十分寒冷。就在这天，上海市参议会在正始中学的大礼堂里举行了成立大会。

当日世道参议员180人，杜月笙穿着狐裘走进会场的时候。大会先进行的是当选市议员宣誓就职典礼，宣誓典礼结束之后，就是戏剧性的正、副议长的选举了。

选举开始，大家都以为唱票员会一路念着“杜月笙”这三个字到最后，可谁知，打开第一张选票就是空白，于是整个会场中响起了许久的“空白”之声。人们都张望着，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可杜系门人心里却清楚得很，这是吴绍澍存心捣乱来了。选票上不写杜月笙的名字，交上一张张空白的选票，是对杜月笙无声的抗议和嘲讽。原本庄严的选举变成了一场闹剧。

好在，接下来选票上写的全是“杜月笙”三个字。最后的结果是180张选票，140张杜月笙，40张空白。

吴国桢宣布杜月笙当选上海市第十任参议会议长，杜月笙起立发言。杜月笙没有拿出事先准备的演讲稿，事情闹到现在这个地步，杜月笙早就没有了高谈阔论的劲头，只是不住地说自己身体欠佳，而且也欠缺行政经验，希望大会可以准许他辞职，另选贤能。

虽然事情仍然没有脱离杜月笙设想的大方向，可经过吴绍澍“空白”的闹剧后，大家都显得无精打采，只希望这场大会可以早早收场。于是鉴于“杜先生态度谦冲自抑，辞意坚决恳协”，大会很快就批准了杜月笙的辞呈，又发一次票选举，潘公展、徐寄庼分别当选上海市正议长和副议长。

回去之后，王先青知道上了吴绍澍的当，怒气冲天，杜月笙和恒社的弟子都知道吴绍澍向来狡猾，并没有人责怪王先青，可他仍觉得自己对不起杜月笙的信任。他大骂吴绍澍言而无信，品行不端，并表示和吴绍澍绝交，而吴绍澍也因多行不义，身边的人都慢慢疏远他，最后归于一个无名小卒。

杜月笙以骆清华为智囊，以恒社弟子为中坚力量，向社会各个角落大肆进攻，除了上海官府之外，所有机构，不论公私，来者不拒，都被杜月笙收入囊中。短短一两年间，杜月笙头上的头衔就多得令人惊叹的地步。

一、公职

“行宪国民大会”代表（曾当选过主席团）

上海市参议员（当选第一任议长，后辞职）

上海市商会常务监察（徐寄庼任会长，骆清华、王先青任常务理事）

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

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

上海市工业会筹备主任

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

浦东同乡会常务理事

二、教育

正始中学创办人

中华职业教育社董事

复旦大学校董

上海法学院校董

三、文化

申报董事长（潘公展任社长）

商报董事长（骆清华任社长）

新闻报常务董事

中央日报常务董事

世界书局代董事长

中华书局董事

四、金融

上海市银行公会理事

中国银行董事

交通银行董事

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

中汇银行董事长

浦东银行董事长

国信银行董事长

亚东银行董事长

五、交通

全国轮船业公会理事长

上海市轮船公会理事长

招商局理事

民生实业公司董事

上海市轮渡公司董事长

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

大通轮船公司董事长

复兴轮船公司董事长

六、纺织

全国棉纺织业公会理事长

荣丰纱厂董事长

大丰纱厂董事长

恒大纱厂董事长

中国纺织公司董事长

七、面粉

全国面粉业公会理事长

第四区面粉业公会理事长

华丰面粉厂董事长

八、贸易

中华贸易公司董事长

通济贸易公司董事

扬子贸易公司董事长

嘉陵贸易公司董事长

在杜月笙最辉煌显赫的时期，所拥职衔共70个，其中34个董事长、10个理事长、3个常务理事、9个董事、2个会长、1个副会长、2个校董、1个常务理事、2个理事、1个代表、1个参议员、1个常务监察、1个筹备主任、1个创办人、1个副主任委员。

如果要把这么多职衔全部印在一张名片上，即使把常用字体再缩小六倍，也需要四张名片才能印得全。

1947年8月30日，杜月笙的花甲之庆。在此之前，杜月笙的身体状况一直不是很好，哮喘病时好时坏，外边则是战争正酣，杜月笙既没有心情也不想招人非议，基本不过生日。但这次的六十大寿可不一样了。

抗战已经胜利结束，杜月笙的恒社也越来越壮大，这时候杜月笙过生日，自然要大大操办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