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和戴笠、毛人凤的关系（1 / 2）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由于胡宗南的推荐而逐渐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胡宗南以后能更加得到蒋介石的宠信，却又是得到戴笠不少的帮助。他们是一双忠于蒋介石的走狗，两人一直在蒋介石面前相互标榜，内外勾结，其势力得以日益发展壮大起来。我现就个人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写出来。至于多年来，军统特务在西北时与胡的种种往来的传闻，因非亲身了解，这里不准备去多谈它。
我第一次见到胡宗南，是在1937年春天。当时戴笠正患急性盲肠炎，在上海宏恩医院动手术不久，戴笠指定我带一个组（十多个特务）去保护他。在此以前，我只知道戴和胡的关系很深，戴叫我们在上海为胡定制过几次军用物品。我虽为他办过一些事，但还没有见到过这个人。
一天，我正从戴的病房中走出来，准备去周围看看那些值班的特务，忽见一个身材不高，而样子挺神气的人，直朝戴的病房走过来。我正准备盘问他，他却先开口问我：“戴先生是住在这里吗？”我没有回答他，反过去问他：“你要找什么人？”他连忙说：“你们不认识我吗？我是胡宗南。”我想，他在进楼门时，已一定受到过特务们的盘问，因为这个医院很少有中国人去，而戴笠住的那一层楼房，只有他一个中国人。我还没有回他的话，陪在戴笠房内的上海特区督察陈质平，已听出了他的声音，马上开门迎接，并向我说：“你还不认识胡军长？”
胡宗南
当我们一起进入戴的病室时，戴正斜靠在床上，一见胡进去，便挣扎着想直起身来。胡急忙跑过去按着他，让他靠着，连问几句：“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戴一面回答他动手术后的情况，并迫不及待地告诉他：“夫人前两天来过一次。”胡听说宋美龄来过，连连拍着戴的肩膀说：“好极了！好极了！难得夫人亲自来看你！”说到这里，陈质平便邀我和那个特别护士一同退到外面的客室中去。我们在外室只听到胡戴两人时断时续的大笑声，只晓得胡对戴能得到蒋介石这样关心而感到高兴，并多次称赞戴在西安事变中表现得很特别等。
约一小时左右，胡才辞出，陈质平送他到楼门口。我陪胡乘电梯下楼后，他在我肩上拍一下说：“老弟！多辛苦点，上海很复杂。”接着他又问到我的姓名，并记在他的笔记本上。出门时，他又叮嘱我一句：“要多注意点！”隔了两天，胡又去看过戴一次，这次谈了两个多钟头，以后便没看到他再去过。
抗战期间，我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便有机会经常和胡接触。他每从西安去重庆，总是爱住在戴笠的曾家岩公馆。1944年，戴笠在神仙洞的公馆修好以后，他便住在那里。有次戴不在重庆，毛人凤接到胡要去重庆的电报，便通知我准备招待他，叫我把戴笠所用的吃的都要拿出来。我当时感到为难，因为戴笠看来很大方，但有时却非常小气，特别是他用的吃的东西，是不大肯随便让人动用的。毛看出我的心思，便向我说明，对胡宗南，戴比对自己的兄弟要亲得多，一定要我和对戴一样招待，否则戴知道了，稍有不对，回来会大发脾气的，我只好照办。
过去，胡来访戴时，是由戴自己主持，我不大清楚，这次戴没在家，我只得天天去看看，才发觉胡住在戴家便和住在自己家中一样，住了几天，几乎天天请客，什么事都毫不客气地要照他的意思去办。以后久了，我才慢慢知道，不但在重庆这样，凡是戴笠有公馆的地方，如成都、兰州等地也完全一样。戴笠有的，不但胡可以随便享受，连胡的一些亲信高级官员如范汉杰、盛文等人，也都能够得到同样优待。
我在戴笠身边几年间，每次看到胡来到重庆见蒋介石之前，总是先和戴笠研究一下准备向蒋提出的问题，并向戴打听蒋介石那几天心情如何，遇到蒋不痛快的时候，便迟一两天去，以免碰钉子，当蒋高兴的时候，戴总催他快去。有次，胡刚下飞机，一到戴的家中，便把他写给蒋介石的东西拿出来给戴看，内容我不清楚，只看到戴一边看一边连着点头，赞好之声不绝，胡也表现出很得意的样子。
戴笠对毛人凤口头上不止一次指示过，军统得到的有关胡宗南个人或其部下的任何情报，都要慎重处理，一般都得先送戴亲自看过；非报蒋介石不可的问题，也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和对其他一些人那样从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做法截然不同，而是处处偏袒。不仅如此，唐纵也得到戴的指示，其他方面向蒋介石检举胡的情报，送到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的时候，尽可能把这类情报先批交军统复查一下，以便连同军统查复的东西一同送给蒋介石去看，无形中便为胡做了掩护。唐纵虽一向很谨慎，因这样处理，还是合乎手续的，所以他能照办。因此，蒋介石耳朵里听到的，眼睛里看到的，都是说胡的好话。我从蒋的侍从秘书曹圣芬口中听到过，如有人当面向蒋去报告胡的失职事项，蒋是不爱听的。蒋对官阶大点的人说这类话，还敷衍几句；对官阶小点的，往往还骂上几句，弄得人家自讨没趣。
胡、戴两人在一起时，无话不谈，而且一谈就没个完。有时我有要紧的事找戴笠解决，不得不在他们谈得很起劲时跑进去打断一下他们的谈话。我知道得很清楚，只要不是当着胡的面给戴丢脸，而是使他认为得意的问题，如像美帝给了军统多少东西，请示他如何处置，哪一处兴建工程，要不要先看过再动工等一类事，我便可以毫不避讳地当着胡的面提出来。戴一面听我的报告，一面向胡说明，一面得意地回答我。在他俩谈话之间我多次进入室内，也听到他俩谈话的点点滴滴。他俩谈话的内容，从反共和讨好蒋介石，一直谈到吃饭穿衣和玩女人。他们彼此爱吹嘘自己部下如何能干，用以显示他们自己更加有本领。最滑稽的是有天上午戴笠把我骂得一塌糊涂，说了我一大堆这不中用那不中用的话，而下午在胡宗南说了一句“军统的总务工作很不错”之后，戴又把我说成一个能干得很的事务工作专家，弄得我真是啼笑皆非。胡也不示弱，把他的副官长也说成是一个万能的全才。
胡、戴两人遇事经常商量，并征求对方意见。胡宗南是“西北王”，掌握军政大权。一次，他准备撤销陕西省主席熊斌，保举祝绍周接替。祝为著名的刽子手，因乱杀人和大量杀人而得到胡的宠信，戴也很欣赏这个人。他们两人商定以后，不慎被军统特务左明听到了。左明为戴笠黄埔六期的同队同学，当时在汉中警备司令部当稽查处长，祝为警备司令。左明在西安听到这一消息，为讨好祝绍周，便向祝透露了这一内情。祝又告诉他老婆。结果很快便传到了熊斌耳里。熊斌便向戴笠打听，戴矢口否认有这件事，并立刻调查是谁泄露出去的，最后查出是左明。原先，祝听到左告诉他这一消息，非常高兴，马上向左许愿，说他当主席后邀左明去帮忙，给他以升官的机会。不料这样一来，戴笠大发脾气，立刻将左明免职调到重庆察看，并公开提出这件事来作为教育部下的材料。
戴笠对军统内部的重大问题，也是要找胡商量，并请他帮忙的。戴对搞武装特务部队没有经验，经常向胡请教。当时军统拥有一支庞杂的“忠义救国军”，最初由俞作柏任总指挥。戴因听说俞在广西代理主席时很有一套，便把这支部队交给他率领。由于俞在军统中资历不够，一些特务们不大听他的话，加上他本人也只徒有虚名，拿不出什么办法，因此戴对他越来越感到不满。但在军统中又不易物色出一个适当的人来接替俞，戴便请求胡给他找人，以便整顿这支队伍。
胡除了告诉他一些带部队的方法外，并推荐黄埔一期的马志超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在抗战前曾在戴笠举办的杭州特训班当过教育副官，以后离开戴而投向胡，戴对这个人的情况很清楚，对胡推荐这样一个人很感失望。我记得那次马从西安飞往重庆时，戴叫我去迎接他。那天早上戴和毛人凤与我一同吃早饭时，谈到这次胡推荐马的事表示很不满意，但碍于胡的情面只好勉强同意，而且表面上装出非常欢迎的样子。当我把马接回时，戴看到马只有一个人，连副官卫士都没有带一个，便叫我挑选一个精干的卫士给他，并指明在他私人收集的手枪里拿出一支最好的送给马，另拿一支全新的德造二十响驳壳枪给卫士，还给马添置了许多装备。我当然很清楚，这不是对马的优待，而是看胡的面子。马任总指挥不久，戴终于将其免职，而改以他自己培植出来的周伟龙接充。
胡宗南和戴笠，私人之间的确达到了不分彼此的程度。胡曾将他在长沙以中央军校七分校名义招收的女生六七十名送给戴笠的临澧特训班去受训当特务，另将几百名武装部队连人带枪拨给军统特务总队，还送过几十匹军马给特警班。这仅仅是我所知道的一小部分。戴笠对胡，除了送些从国外购回的奢侈日用品外，还经常代胡在重庆送礼给一些要人，替胡拉拢人事关系。每逢年节或这些要人的生日，如何应钦、钱大钧、林蔚、俞济时等人，戴自己备礼一份外，还叫我为胡也备礼一份。戴为人很细心，在代胡送与要人礼物时，总要叮嘱我注意一下，两份礼物的东西不可完全相同，以免别人看出是出于一个人之手。以胡的名义送出的东西，其价值往往略高于戴所送。送去以后，戴才打个电报，或在与胡通长途电话时告诉胡一声，好让他能接上头。所垫付的款子，总是戴自己掏腰包，从来不见胡归还，也不在军统费用项下支付。反正他们两人都有用不完的种种来历不明的大宗收入，谁也不计较这些小问题。
戴送给胡最隆重的“礼物”要算是胡的老婆叶霞弟了！戴对叶霞弟的培植，可说费过不少心思，除送她去美国“镀金”外，回国后又介绍她到光华大学去当教授，好让她取得“大学教授”这样一个漂亮头衔，便于日后在政治上帮助胡进行活动。戴感到叶霞弟这个“弟”字有点低气，给她把“弟”字改为“翟”，使之音相近似，而写出来却文雅得多。抗战胜利后，戴又为他们准备好在南京居住的公馆，一切陈设都挑选上乘的。不料这所房子后来却闹出一场意外的纠纷。原来这所房屋的地皮为国民党头头之一刘健群所有，国民政府迁回南京时，刘知道他那块地皮上由汉奸盖了洋房，满以为可以将地皮连同房屋一并收归己有，喜出望外，准备安享其成。不料一打听，房子不但给戴笠抢先一步接收了，而且还送给胡宗南住了。他自知这两个人比他更加厉害，不能用硬的办法再抢回来，便到处托人讲交情。戴因事忙一直没有理会。等到戴笠一死，他便迫不及待地唆使他老婆带着孩子天天去大吵大闹，睡在门口耍赖皮。毛人凤以刘健群也不是好惹的，要我给胡另外找了房子，把这处房屋让了出来。
胡宗南和戴笠都是野心勃勃，连做梦也在想当蒋介石的继承人。几年来，在同他们的接触中，我觉得胡比戴更加狂妄，而戴比胡则更加阴险。有次，我有机会听到他俩高谈阔论了几小时，加深了我的这个印象。那次美帝特务头子梅乐斯送给戴笠一部二十门的自动电话机，戴马上叫我给他曾家岩公馆的每个房间，连洗澡间在内都装上一部自动电话，因他每天洗澡两三次，可以泡在澡盆里都能随心所欲地打电话。我带着总务处电话队的一个技正到他每个房间去勘察设计装置，戴和胡在寝室外边一间起居室畅谈。我在这几间房内穿来穿去，断断续续地听他们谈了两个多钟头。他们毫不掩饰地在做将来如何平分天下的打算。胡勉励戴尽量设法控制政治和经济部门，多准备这方面的人才。戴对胡很恭维，说他将来在军事上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胡自己也有统治军事“舍我其谁”的狂妄表示。
我听到这些对话时就想过，万一蒋介石故去，国民党内必将发生一场生生死死的争权夺利的大流血斗争，最后如果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结果还得再火并一次才能完事，而决不会真的一个专门搞军事，另一个便安于专搞政治，两人同时并存。因为胡在当时不仅搞军事也在搞政治，他军权所及之处，政权也同时抓过去，甚至连他这个最知心的朋友所搞的特务组织，他也自己搞了一套。
当时胡宗南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他的副长官部搞特务工作的第二处就不是戴笠所派的人，而是由他的亲信刘庆曾当处长。那时别的单位几乎都是由军统控制第二处，胡却不同意由戴笠来统一安排，而由他自己另搞一套。当时胡宗南的特务组织中除刘庆曾外，还有刘大钧等几个小头目，都是他自己培植出来的。从胡当第一军军长的时候起，刘庆曾就在参谋处当第二科科长，一直为他主持他的那个特务组织。当时凡属“中央”系统的军队或军事机关，蒋介石是不准有自己的特务系统的；戴笠知道了，也要千方百计地抢过去，而胡却仗着他和戴的关系可以例外。
由于军统特务都知道他们两人关系不同一般，谁也不敢向戴建议把它统一起来，不过背后却有不少牢骚，认为胡在这一点上还是信不过军统。可是戴笠还是尽心尽力地为胡介绍了不少搞无线电通讯的技术人员，并送他不少美帝给军统用的无线电台。胡的这一部门工作，多年来一直由他自己掌握不交给军统，也不让他的特务参加军统组织。抗战胜利后，副长官部撤销，胡当了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二处由国防部第二厅任命军统特务金树云当处长，他只好把刘庆曾调为少将高参，仍旧保留他自己的那个特务组织，由刘等主持，不合并于军统特务组织之内。
戴笠尽管表面上推崇胡宗南，怂恿他统一军事，而他自己却不放松这方面的工作，想方设法也抓军队。他除了大搞特务武装外，还大量培植军事人才。1944年，戴笠又在军统掌握的军令部第二厅办的谍报参谋班内成立一个高参队。在此同时，他还保送一批军统大特务如魏大铭、岳烛远、阮清源、谢力公、王一心等几十人去陆大将官班或步兵专科学校将官班、军校高教班等处去受训。他这样做，一方面可使其部下取得军官的资格，一方面为军统拉军事干部。当时军事情报处长鲍志鸿，副处长杜逵、胡屏翰，科长麻清江等，都是陆大毕业后被拉进军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