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对陕甘宁边区的罪恶活动（1 / 2）

军统局过去一直把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活动当成重点，戴笠也经常亲自主持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异常重视。我过去并不主管这方面的工作，仅因为在军统工作多年，尤以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军统局局本部总务处长，经常参加军统局的局务会议和各种机密性的会议，对这方面的情况从旁听到一些，有时在处理有关这方面工作的一些事务性工作上接触到一点点，因此所知非常有限。加上当时并不留心，又因事隔多年，所以无法作较详尽的记述。现只能就记忆所及，将过去所了解的点滴情况写出，以供参考。

抗日战争以前，特务处（军统前身）对边区的特务活动，是由特务处陕西省站主管。西安事变以前，陕西省站站长马志超经常派遣特务去边区活动。该站设有陕北组，负责搜集有关边区的情报。约在1936年间，马志超兼任陕西省会警察局局长时，戴笠指示他专门培训一批特务，以便打入边区，建立特务组织。马奉令后，即在西安警察局内成立了一个“特警训练班”，自兼班主任，由陕西、甘肃两省省站挑选保送了五六十人，进行了半年多时间的特务训练。戴笠从南京派了娄剑如去担任队长，以在陕西的军统特务舒翔、张业、许开、陈国强、李友三等为教官。训练期满后，据说只有薛志祥等少数几个特务曾混往延安，做过短期逗留。戴笠原来计划在延安建立“延安组”的阴谋未能实现，因派去的特务无法在延安立足。

“西安事变”期间，特务处在西安的省站被破获，其他各处的特务也纷纷逃走。事变后，军统又恢复建立省站，重新布置，计划中虽仍准备物色适当人选打入边区，去延安建组，但未能办到。抗战开始，军统局正式成立，才大规模进行这方面的活动。

抗战期间，军统希望中共叛徒张国焘能在反共方面作出成绩。最初戴笠认为只要通过张国焘这一关系，从中共内部去进行“打进拉出”的活动，一定有相当把握，把多年不能实现的阴谋都寄托在张的身上。

张由蒋介石派到军统后，戴笠马上为他成立了一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由张担任主任，专门开展与研究有关对中共进行特务活动方面的工作。不过戴对张一开始就不十分相信，军统原有专对中共的“中共科”仍旧由党政情报处领导，不隶属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

张到军统后，第一个建议是举办一个“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专门培训一批去边区活动和在蒋管区专搞防范中共活动的特务。戴很同意这一建议，于1940年前后，在重庆磁器口童家桥洗布塘成立了这个训练班，由戴兼任主任，张兼副主任，专门选调其他特务训练班毕业的特务和在军统中专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特务去进行专业训练。这个班先后举办过两期，每期都有200人左右。张国焘经常向学生讲课，除了讲些中共问题的分析等用以诬蔑诽谤中共外，还讲如何进入边区，以及进入边区后应如何从事活动等问题。

张曾经写过一本几万字的有关中共内部及边区情况的材料，除大肆攻击、诬蔑中共领导人等外，还谈到不少有关边区的问题。当时军统除抄送蒋介石、何应钦等外，还印成小册作为军统大特务（内部处长级，外勤省站长、区长）的参阅文件，指定不许传阅，阅后并须缴还。

戴笠对张的这个材料并不十分满意，主要是认为对军统如何派遣特务打入边区的作用不大，因张只是对中共上层的情况提供较多。戴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如何才能打入边区，便规定军统各检查所逮捕到的每个从边区出来的工作人员，或曾经到过延安的人，都要写一份“怎样打入边区”的材料，指定要写清楚自己去的经过、注意事项和有关打入的办法。当时军统设在西安至善里13号的特种拘留所，经常不断把这方面的材料送到军统局。我除了听到该所所长丁敏之谈过这方面情形外，还听到军统局主管文件总收发的总务处交通科科长黄羽中和收发股股长谢涵等人提到过这方面的情况。不过我当时并没有看到过这些人写的东西，只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戴笠在主持军统局业务会上经常说：“对付共产党的最有效办法，是叫共产党（指叛徒）去对付共产党。”所以军统中用了不少叛徒从事反共的罪恶活动。有次从西安拘留所调了一个叫赖国民的到军统局当法官。这人过去是边区政府的干部，因吃不了苦，逃出后被军统逮捕，叛变后即在西安拘留所内专门从事搜集有关打入边区的材料。这人以后调到军统局司法科，又专门审讯被捕的共产党和嫌疑分子。军统搜集和整理“怎样打入边区去”的材料不少，在张国焘主办的训练班内便成了一门重要课程。

这个训练班的学生虽经戴笠亲自挑选，又由张国焘亲自主持训练半年，但训练期满后，经过张等考核，认为适合派往边区打进延安去的还是不多，具体数目我不清楚。听说经过挑选，只有极少数的人派往张所领导的几个“策反站”去工作，其余大多数派在蒋管区内的一些重要兵工厂担任“防共”工作。

当时设在接近边区的“策反站”，我只记得有汉中、洛川、耀县三个，其余的记不清楚。以后究竟有哪些人打入过延安，我也不了解。我在军统局时，经手办理过两三次招待张所谓“策反”过来的叛徒。戴笠叫我在他公开会客和普通应酬的“漱庐”招待所（在重庆枣子岚垭军统局本部大门附近），接待和宴请这些人。这些人的姓名我只记得有个叫朱春荣的，其余记不起来，时间都是在晚餐前后，每次只有两三个人，由张亲自陪同前去，照例是由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作陪。

由于张办这个训练班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使戴笠很感失望，所以只办了两期便停止了。

戴笠虽然希望张国焘在反共活动中做出点成绩，但并不十分相信他。军统自己还是另外搞了许多阴谋活动，我所知虽不详，但这些点滴情况也许还有参考价值。

军统基本特务中，去过延安的我只知道有沈之岳和以后投入军统的秦××、赖国民等几个人。据说沈之岳去过延安两三次，他曾在张国焘主持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工作过。他当时在军统中很受戴笠和郑介民、毛人凤等的重视。他和我常拉“同宗”关系，私人间虽有点感情，但他对他去延安的情况却谈得很少。1943年前后，军统成立东南特别侦察站，专门对付新四军等抗日武装部队时，沈被派去任该站书记，以后便少往来。他和我过去也只简单谈过一点有关延安的生活等，我也只是带着好奇的心情听听，没有涉及什么具体工作。至于秦××、赖国民等人，我虽经常和他们接触，由于私人间无深交，就没有问过他们。

军统从事这方面的活动，主要是依靠设在榆林的陕北站（站长为黄逸公）。戴笠企图通过陕北站去建立“延安组”，但一直没有成功。我记得有这么一回事，陕北站派往延安进行特务活动的一批特务，被边区政府发觉逮捕，不久便释放回来，并正式通知该站。后来戴笠在每天中午工作汇报中，曾经提出过这件事，骂黄逸公没有能力，做得太丢人，具体经过，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了。

另一个是设在汉中的西北特侦站，站长程慕颐是我过去在上海工作的老同事。这人一向做对中共的工作，抗战前曾打入过设在上海的江苏省一个地委组织，后来将这个组织破坏了。戴笠很相信他，抗战时便派他去汉中主持西北特侦站工作。他除了多次派特务打入延安“建组”没有成功外，还办过小型训练班。当时从公路去延安的爱国进步青年被军统的检查所（哨）扣捕后，曾交一些给他训练。通过一段时期毒化教育后，才又派这些人混进延安。听说大部分的人都向边区政府自首，只有极个别的替他搜集过一点情报。

当时有的去到延安的人，因吃不了苦又出来，其中有的人被检查所扣押起来送到西北特侦站。这主要是想从这些人口中了解边区情况和利用他们到过延安的关系，强迫他们提供混入边区去的办法。程慕颐于1943年前后调往东南时，在重庆换汽车，我曾招待过他。当时他带了一个女人和孩子，据他告诉我，他的那个女人（实际上是他的小老婆）便是被扣押下来的中共嫌疑分子，后来被迫与他同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