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军统特务在重庆的罪行（2 / 2）
果然不到三天，原物一件不少追回来了，人也抓来两个。我亲自审讯。这两个小偷都非常失悔，没有弄清楚是局长公馆，说以后再不敢去偷了。我便照新拟定的办法，用一份印好的书面通知单要失主前来认领，办理具领手续。不料通知单送出去后两三天都没有人来，我又补了一个催领通知书。当天下午，唐毅的一个过房儿子气呼呼地跑到我办公室大吵大闹。他认为局长家里丢了东西，不赶紧派人好好送去，还和对一般老百姓一样来一个通知，真太无礼貌，叫我一定要亲自送去才行。我当时火气正旺，哪里受得了他那一套，自己仗着军统关系，便和他对吵起来。他一看我不服气，便伸手到衣服里面去摸东西，我以为他要掏手枪，也赶紧准备和他来一下，结果他摸出来的竟是一张唐毅的名片，要我看看这是什么人？他可能一贯是用这张名片吓惯了人的，却不料我会把它摔到地下还踏上一脚。他便将我办公桌掀倒，我也毫不客气地给他几拳，并把他推出门去。他刚一离开，我马上叫人准备办移交，自己立刻跑去见戴笠。戴听完以后，只轻轻责备我几句，当时就决定同意我辞职，要我准备到稽查处去工作。我就这样离开了侦缉大队。可是当时重庆的小报却说我是由于成绩很好被调升的，这真是天晓得！
一年以后，我调到军统局，但我还不忘怀于这个大队的工作。有次我向戴笠提到，除了利用这个队搞政治活动外，还应当加强这个大队在肃清重庆盗窃案件上的作用。他毫不感兴趣地回答我说：“你以为我们要掌握这个机关是专门去替人家抓小偷扒手的吗？”由戴笠的这话来看，当时戴笠要这些公开单位是为了军统工作的方便，而对于市民有好处的事他是不大肯去干的。
这个大队有正式人员一百七八十人，但运用的线索却有近千人之多。军统基本特务在这里的则只有十多人，戴笠是尽力运用这些人替军统工作，却并不想吸收其余的人参加军统组织。其中只有极少数的人经他许可，则调到军统举办的短期训练班受训一两个月，使之变成他的学生，才让他们成为军统成员，办理参加组织的手续。其他绝大多数的人，则一直是由军统运用，替军统卖力。
直接领导军统局外勤特务在重庆活动的，是军统局的重庆特区（简称渝特区）。这个区是由原来军统的重庆站扩充起来的，组织相当大，下面设有万县站、泸州站等，领导川东几十个县的工作，从内江以西才归川康区（设成都）负责。这里我只谈谈重庆的一些活动情况。
渝特区先后由姜绍谟、涂寿眉、朱啸谷、叶翔之等任区长（姜绍谟任过两次）。区部设在重庆老街慈居。重庆解放前，这所房屋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的办公处。
渝特区有四五十个高级情报员，由区长直接领导，并设有一个联络员经常和这些人保持联系。这些人除了一些是当时政府各部会的高级人员外，大多都是民主党派成员，或与中共方面有关系的分子和叛徒。军统除利用他们做民主党派的情报外，更希望通过他们做中共方面的情报。对中共方面的工作，是当时重点中的重点，可是一直没有达到军统预期的目的。他们曾花过不少心思去搜罗叛徒和左翼人士，结果总是失望。
渝特区在重庆地区直接领导的组有五六个，分为上城区、下城区、西郊、南岸、江北等组。重点是西郊组，主要是针对红岩村中共办事处与《新华日报》，组部即设在化龙桥。我记得甘励佐当西郊区组长时，常常叫苦连天，认为任务太重，人太少，工作做不出成绩，时常受到责备。
这个组共有组员十多人，原来是希望能逐步打入中共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内部去，他们虽住在附近，可是总想不出办法。以后便采取“拉出来”的办法，但也只是白费了不少心思。最后只有用监视盯梢那一套来找一点线索。他们每天派特务去红岩村担任监视，又不敢太接近，因为知道中共办事处等单位都有戒备，并且谣传办事处要秘密逮捕胆敢去到附近侦察的特务。
我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时，有次渝特区事务股长刘廷根找我请领几支手枪，我没答应。因为按照军统局的规定，外勤特务不准带枪，只有搞公开任务的特务才能带枪。这是由于一般外勤特务要尽力设法不暴露身份，这样才能活动，带了手枪便会暴露目标。刘当时说，是西郊组怕中共办事处的人员对付他们，才请求发几支手枪存放组部以备自卫。我当时答复他：“顶好让中共办事处的人来捉我们，或等他们开枪打我们的人，只要他们这样做一下，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去搜查他们的办事处。而发几支枪完全没有必要，万一不当心走了火，反而会引起麻烦。”
我当时虽然那样处理了这个问题，但事后还是有点不放心。有一天我顺便向戴笠报告这件事，看他的意见怎样？他当时对渝特区很不满，认为这些人不能很好地隐蔽自己的身份，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军统人员，所以不容易打入各阶层去活动，完全失掉了做秘密工作的意义。他不但同意我不发枪给他们，还骂他们是些饭桶。他说：如果他们自己暴露了目标，给人打死了，他没有脸去承认是军统人员。他要我把这些话告诉渝特区区长，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我便提出我的意见：如果中共办事处打死或打伤了我们的人，便可借口去搜查一次。不料他听到后，非常生气地责备我说：“你在胡闹！我们和共产党作斗争靠这些办法能达到目的吗？打死了算是白打死，打伤了是活该！不准在这个上面去打主意！”他还继续唠叨了好久，认为我这种想法太幼稚，没有政治头脑。最后他说：“中共办事处的人根本不会采用这种办法。”他认为如果特务冒冒失失不管一切冲进去，会被他们扣留起来，向我们提出交涉，公开在报上宣扬，给他丢脸，这比打死我们的人更不易对付。我一听问题竟是这么严重，便马上亲自去找当时的区长姜绍谟说明这一情况，叮嘱他们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
据姜绍谟告诉我，渝特区的工作始终展不开，主要原因是缺少中共方面的线索，所以不容易表现成绩。他是两次任区长，最初利用个别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还能从侧面了解到一些有关中共方面的材料。以后这样的人渐渐少起来，而军统却更进一步要求深入，所以办法越来越少。
渝特区在搞情报方面比其他单位要办法多一点。例如，当时去曾家岩会见过中共领导人的许多回国华侨，他们往往不了解蒋介石只是表面上与共产党合作，而实际是反共反人民的，因此便把和中共领导人谈话的内容随便谈了出来。这比那些只在门口看到每天进进出出的人，连姓名都弄不清楚要好得多。同时每个小组都有几个特务能混进个别民主党派中去活动，也能比较容易地打入各种进步团体。所以当时在重庆搞情报活动的单位，要算渝特区办法比较多一些。
军统局的特务总队是由抗战前的特务队扩充改组起来的。特务队在抗战前都是便衣，抗战开始才改为武装部队。这些部队是戴笠分别向他的好友胡宗南、汤恩伯、唐生明等人要来的。1938年，唐生明任常德警备司令时，戴笠路过常德，一眼看上了唐的特务连，便连人带枪要走，带到重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事实。
特务总队先后还用过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第二巡查总队、军委会特务第五团等名称，但军统内部却一直叫它作特务总队。先后担任过总队长、团长的人，有张业、王兆槐、杨清植、张辅邦、王春辉、周文新等人。
国民党的部队和军事机关的特务团等，一般说来是以担任警卫为主，而军统的这个特务团，却真正是搞特务活动的。它有三个武装大队和一个便衣中队。除一部分担任军统机关和戴笠、宋子文等公馆的警卫外，大部分是担任看守所、监狱中的看守，军统杀人也由这些人执行。囚禁在军统的一些中共人员如廖承志先生、叶挺将军等的看守，也是这个队的特务担任。看守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特务队，也是它分派出去的。
这个总队内部的组织，除和其他的团队一样，有书记、副官、军需等室外，还有一个行动组，是专门搞逮捕和用刑等工作的。当时军统局局本部虽有1000多人办公，但都是搞文字工作的内勤人员，军统抓人便是叫行动组去执行。他们可以任意公开搜捕人民群众，军统特务违犯纪律的，也交由他们扣押。当时军统特务背地里叫这个组是“锦衣卫”。特务们一看到这个组的人来找他们，平日虽然在人民群众面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看到这些如狼似虎的“锦衣卫”找他们，也都要腿发软的。我亲眼看到戴笠派这些人去扣捕过重庆稽查处长陶一珊。这个在重庆人民眼中的恶魔陶一珊，一看到他们，脸孔马上变成惨白，连话都说不清楚。因为特务们比别人更清楚，他们的光临所带来的灾难是无法抵御和不堪设想的。
这个总队的看守所，更是令人毛骨悚然，军统的一般人称它为“小学”（白公馆称为“中学”，息烽集中营称为“大学”），因为它是入军统监狱的第一关。军统的审讯首先在这里进行，所以各种刑具齐全。这个看守所是由行动组负责，组长程永铭的办公室里，一进去就会使人发抖，满墙都挂着各种各样的手镣脚铐，以及血迹未干的皮鞭、藤条，真是应有尽有。他们平日最有兴趣的事是专心致志研究什么样的人用什么刑具最适宜，哪些刑具是伤皮不伤骨，哪些是伤骨不伤皮。
我当时在军统许多训练班兼行动技术教官，这个组的组长和不少组员都是我的学生，因此我常去他们那里，听取他们执行这些罪恶活动的实际经验，用以充实我的教课材料。我当时和他们一样是失去了人性的人，许多新的刑具的“发明”，我大都参加过一些意见。不要几天，这些东西的效果如何，马上会得出结论，因为几乎每天有机会进行实验。
这个总队一直设在林森路望龙门两湖会馆内。当时重庆许多人一听到“望龙门”三个字，马上联想到这个特务机关的残暴，莫不又恨又怕。这个总队的特务们，在外横行不法时，别人问到他们是什么机关，他们总是以骄横的口吻回答一声“望龙门的！”凭这四个字，看戏便可以不用买票，坐车坐船也不必花钱，一些公娼私娼与鸦片烟馆，一听到是这里的，莫不暗中叫苦连天，而脸上还得装出笑脸来欢迎。因为他们比一般公开特务机关更凶，是直属于军统局的单位，连许多特务人员都要让他们几分，所以他们越来越凶狠，没有人敢惹他们。
开设在重庆演武厅的唯一电影院，经理周伯勋，以为有军委会政治部电影制片厂的后台，不大肯买账，对什么“望龙门的”不大理会。结果，这个电影院连续被他们打了几次，最后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特权。当时他们常常夸口，“重庆的天下是靠他们打出来的！”我当时在军统局中经常任总值日官，许多反动机关常为这些人在外面闹事告到军统局来。我总是叫他们到稽查处或警察局去处理，因为这些公开特务单位都会包庇他们，往往是不了了之。
1943年，蒋介石决定把叶挺将军从桂林解到重庆，最初是囚禁在这个团的团长住宅望龙门二十二号。以后由于天天空袭才解到白公馆，后来白公馆作为中美所美特务的宿舍，才移到中美所东南面洪炉厂。后来陈诚把叶挺将军接到湖北恩施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去劝降不成，又把他送回，还是囚禁在这里。这里离廖承志先生囚禁的地方不远，一直都是由这个总队的特务看守着。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检处，在抗日战争期间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是很大的，但一般人是不知道的。这是由于它不像稽查处、侦缉大队等特务单位一样，整天对人民直接去进行迫害，而是在暗地里捣鬼。
这个处设在重庆热闹地区夫子池附近的来龙巷庆德里。从它的外表上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个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机关，因为这里从来不抓人，也没有看守所等设备，只有100来人在办公，和一般机关是一样的，而由它所领导的一些机构，却成天在干着见不得人的罪恶活动。
这个处的处长，从1941年起到抗战胜利时止，由戴笠身边的红人、军统局人事室主任李肖白担任。处内设有总务、邮电检查、防谍等科，分别由钟贡勋、周景敦、杨秉×等人任科长。我因与李肖白私交很好，经常去那里看他，对这个处的情况有些了解。
这个处在1942年前后，改名为军委会办公厅邮航检查处，连各地的航空检查工作也并到了这个处。当时外间很不了解，甚至许多军统特务都不清楚。本来这个处领导的工作已够繁忙，而像重庆等地的航空检查又一向归稽查处领导，如果要统一的话，按理也只能并到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这个处是戴笠自兼处长，只要由他下一手令，就可改为水陆空交通统一检查处。但结果是并到了这样一个平日不露面活动的单位，因此使许多人感到奇怪。
当时的航空检查所，是所有检查所中最上等的肥缺，只要一当上航检所的检查员，最好的手表、金笔、西装等马上可以到手。因为这些人不但可以控制飞机票，可以搞黑市，特别是整天与那些乘飞机做生意的大投机商人和专搞走私的飞行人员打交道，所以最容易发财。他们接近的又是些大官或大官的太太、姨太太之流，不少航检员经常由权贵向戴笠指名要求调用。升官发财捷径，莫过于此。
在航空检查所隶属问题没有决定之前，稽查处和水陆交通检查处都想据为己有。我因在稽查处干过，也想配属在稽查处，这对自己介绍亲友坐飞机，或是到外国买东西和各地土特产等更方便，曾找机会向戴笠建议，还是留给稽查处。结果碰了一个钉子。他只说一句“你懂得什么！”我便不敢再提。这引起我的好奇心，有机会便向各方面去打听。原来这是戴笠要安定搞邮电检查工作人员的情绪，给他们一个调济生活的机会。因为当时军统控制的公开机关，像缉私署、货运局、交通检查处、稽查处、警察局等，莫不财源茂盛，各有特权，而邮电检查处则是“清水衙门”。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是“从字纸里面挑骨头”，因为再有成绩，找出来的东西也不是肥肉，没有什么油水可得，所以对工作总是不安心。
当时重庆邮检所是最大的一个所，特等编制，约有200人，经费也充足，但所长刘之盘却一再请求调换，其他的人员就更可想而知。因为他们即使检查出一封最有价值的信件，也得交给其他单位去办，自己不再过问，即使破获了什么案件，也只能分得少数奖金。可是这项工作，军统特别重视，少了它不行。为了让搞这项工作的人员也得到好处，所以将各地的航空检查所并到这个处里。当然，在对外对内的关系方面，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但我所了解的主要而没有正式宣布的却是这样。
我去看过邮检所的工作情况，一进屋便看到堆成小丘一样的各种进步书刊和成捆的《新华日报》。邮局将挂号信、快信交给特务检查时，是一封封点交清楚，查后再如数交回，对保险信则叫特务当场拆看，因为有些贵重物品怕检查员偷去和调换，增加邮局麻烦。特务发现可疑的信件便带回由审查员鉴定，并进行研究，大多数是由书记室的司书们把信中可疑的部分或全部照抄下来，少数认为重要的才拍成照片。而大量的平信则可由特务带回来检查，因此每每将原信没收。他们在检查平信时，有些特务便悄悄的把别人寄的小物品，如手帕、风景照片、女人照片等留下来。有的女检查员最爱偷看别人的情书，她们拿这个当作消遣。
邮检所拆信的办法很简单，一般是用牙骨小刀等轻轻挑开，或在蒸汽上蒸一下，便可揭开。据说用鸡蛋白封的信口不容易拆，可是他们也有办法。他们备有纸浆纤维一类的化学品，用小刀割开信封后，将信取出，看过后用纸浆纤维补好割破的地方，再用熨斗轻轻烫平，便看不出痕迹。
当时邮局每天进出的信件数以万计，特务们不可能每一封都拆看，因此只能作重点检查。在必须检查的登记表上，他们将中共在重庆的机关和许多领导人列为第一位。周恩来副主席在重庆期间，从四面八方寄来的信件几乎天天都有，大都是对周恩来或共产党、毛主席等表达敬意；有的是受了国民党的迫害，请求申冤作主。这一类信件，大都是被扣留下来，有姓名地点的便送到军统局去处理，写信人轻则被监视，重则被逮捕；没有地点的往往投到字纸篓中，逐日烧毁，永远不会送到周恩来副主席手中。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去重庆时，各方面写信给毛主席的更多，能到达毛主席手中的恐怕只有百分之一二，其余的也同样是被这些特务销毁了。
在他们的登记表上，第二位便是许多民主人士。各方面写信给郭沫若先生的信很多，也大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另外是些大学和文化界人士的信件，也是要进行检查的。除了这些经常要去注意的重点外，军统局随时还交下一些应当注意的革命人士或嫌疑分子的名单，对这些人的来往信件和电报更是每件必查，随时把查得的内容向军统局报告。
他们对一些进步报刊实行查扣。如《新华日报》，向外地寄发时，并不是每天都全部扣下来，而是看当天报上刊登的文章和报道的新闻是否对国民党太不利；一般还能过得去的，并不扣留，因为天天都扣留，报馆会向邮局提出抗议，邮局也不好办。
对于一般的平信，或不挂号的书刊，每个检查员都可随意扣下来，他们喜看的杂志、书报，每个人的书架上总是挤得满满的。他们除了自己看，还有不少可以赠送亲友，我在重庆的几年中，一直有这些东西大批送给我。
1944年，戴笠要征集10万册线装书，邮检所便把一些邮寄的线装书也用“违禁书刊”的“帽子”给扣下来献给军统。有不少人因久久收不到这些东西，便向邮局询问，邮局答复是被查扣了，弄得许多人大骂，邮局人员也只有苦笑一下。当时邮电局本身对这些蛮不讲理的特务也无可奈何，彼此经常闹摩擦。因为检查耽误了时间，也妨碍了他们的工作。据我了解，当时邮局和电报局的许多工作人员，在这方面曾费过不少苦心，尽过一些力量，却没有办法能够实现他们的愿望。
1943年以后，特检处又增设了重庆电话监听组。为了装置由中美所美帝供给的器材，我曾带同一个专门搞电话窃听的美帝特务去重庆电话局所设总机的防空洞看过。这位专家视察以后，曾向戴笠提供了许多意见，都被采纳。从此，重庆的许多被指定要注意的电话，也随时有人在窃听了。
这个电话窃听组的十多人都是女的，除由军统总务处的电话队调去了几个接线员外，其余都是军统特训班毕业的女特务。戴笠对这些人的工作很重视，怕她们不安心工作，曾叫我对她们生活福利方面多加照顾；对一些身体较弱的，都叫我发给她们一些中美所美帝送给军统的多种维他命丸。我对她们的工作作过一些指示，勉励她们努力完成任务，从电话中找出材料来。
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后，特检处长李肖白向戴笠提出请求，希望增加几部录音器。因为窃听可疑的电话时，要用笔把双方谈话重点很好地记录下来，这些特务的能力还不够，只能很简要地记下一点。戴笠便请求美帝帮助给军统十部录音器。以后我因为事忙，录音器是否已运到不清楚，我只晓得梅乐斯是满口答应了的。当时只要戴笠提出，是反共反人民所需要的东西，美帝方面总是很快地能够满足要求的。
邮电检查所对军统在重庆的特务活动，的确是作用很大，从他们每天送到军统局去的许多材料当中，曾找出过不少线索。当时军统局交给重庆等地公开特务机关去进行复查和侦察监视的案件中，不少是根据这些材料来的。稽查处逮捕的政治犯，尽管在搜捕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可是解到军统后，便拿出这些材料来作为审讯的资料。
这个所有时也给军统局增添麻烦，使戴笠常常大发雷霆。如有次一个新去的特务，好奇地偷拆了陈立夫的一封信件。因手脚不利落，陈收到信以后，发现有拆开看过的痕迹，便向戴笠提出交涉。戴一查确系实情，只好跑去向陈赔礼，并把这个检查员扣押了几个月。
对这些权贵们的信件，是不能随便去动的；可是不动也出过毛病，因为当时有不少人痛恨他们，在没有办法出气时，便写封匿名信去骂个痛快。蒋介石的侍从室便经常收到这类信件。其他如宋子文、孔祥熙之流，也时常有人写信痛骂。这个时候他们除了要戴笠查明骂他们的人予以逮捕惩办外，他们的亲信们也常为此向戴笠表示不满，认为这种信件为什么还能让它寄发。李肖白对我曾不止一次发牢骚说：“大人物真难侍候，拆了他们的信要受处分，不看他们的信，挨了骂也得怪我们，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特检处的另一工作重点是防谍。1940年前后，当国民党政府各部门都迁到重庆以后，戴笠便向蒋介石提出，为防止敌伪方面和共产党派人打入这些机关进行谍报活动，应当在每一个单位中抽调一批可靠人员进行训练，以便增加军统的耳目。蒋介石称赞这是一个好办法，便用蒋介石名义密令各单位主管官选派自己认为可靠的亲信交给戴笠来进行训练组织。这个防谍组织定名为秘密监察人员训练班，而实际上主要工作却一直是防范共产党。
这个班设在赣江街82号江西会馆万寿宫内，共办了两期，每期二三百人，大都是各院部会等中央机关主管人的亲信秘书或科长级人员。这些主管官也有自己的打算，乐得把自己认为可靠的人选派去受训，这比特务机关秘密地在里面拉人要放心得多，所以大多数都不反对这一做法。这个班主要是传授一些特务工作的常识，教他们如何注意分辨可疑分子，以及与军统特务如何进行联系的种种办法。
特检处的防谍科还在重庆设有许多联络站，派有专人与这些受过训的人进行联系。这些人一般都是义务性质，军统不给待遇，只有工作有了成绩时才发给奖金。有些人虽受过训但工作并不热情，不过也有一部分人表现积极，他们很愿意和特务们打交道，认真监视着自己单位中的每一个人。但我从戴笠口中听到，他对这些人的工作很不满意。他认为训练时间太短，只有一个月左右，而这些人又有自己的后台老板，不需要依靠军统，加上是义务性质，便对有的事可做可不做。不过当时每个单位都有一两个这样的人，这对军统特务的活动还是有好处的。
这个处的前身是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的监察处。这个统制局大约于1939年前后成立，由何成浚任局长，曾养甫任监察处处长。监察处负责主持蒋管区的交通监察与检查工作。成立之初，蒋介石就要曾养甫与军统合作，所以由戴笠兼任副处长。这个处的编制是由曾养甫起草拟定的，所以组织规模很庞大。曾养甫与戴笠的作风完全不同，他对这个处长并没有兴趣，也嫌一个处长太不过瘾，所以拟订编制时，是按一般局的编制拟定的。处以下设立总务、业务两个组，组以下设科，科以下设股。处部设主任秘书，并在东南和西北地区设分处，各地设检查所。戴笠当时只要抓实权，抓机构，由于他资历浅，在拟定任何单位的编制时，总不肯太突出。运输统制局撤销后，蒋介石认为这一个处仍应保留，便改为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指定戴笠兼任处长。
戴笠接长这个处以后，便把西南运输处警卫稽查组组长张炎元调任副处长，代他主持。张为戴笠“十人团”的一分子，业务组组长也以“十人团”之一的胡天秋担任。其余还是原来的班底。这个处的处长和副处长都是中将，组长和分处长是少将，科长和各检查所所长一般都是上校，只有极少数的是中校，军阶都是很高的。在这里我只谈一下重庆的三个检查所和一个公共汽车督察室的活动情况。
扼守在重庆南面一品场的检查所，是当时从东南、华中、云贵等省陆路到重庆最重要的一道关口。这个所的所长韦贤，担任了好几年所长。他不但自己可以出布告，还印发了不少的通告。每当一辆汽车经过时，他照例发给一份通告，除了交通统一检查所的许多规章之外，他自己又加上一些规定，叫来往车辆都要遵守。当时许多公私车辆经过这个地方，都感到特别麻烦。可是戴笠每经过一次，便当面嘉奖他一次，因此他越来越凶横。平日戴笠打从这里经过时，张炎元知道了消息，总暗地里先通知他作好准备。因此戴笠汽车还离得远远的，他便手持绿旗，启开木栅，准备让戴的汽车疾驰而过。但戴却总爱停下车来，就便视察一下。这个人的确有他一套办法，检查所总是弄得整整齐齐，每个检查员都精神抖擞，自然会使戴感到高兴。
虽然各方面都说他的坏话，但戴笠对他却一直信任，几年都没有调动他，这是有原因的。原来，有次戴笠从贵阳赶回重庆，于夜间经过这个检查所时，事前谁都不知道。戴的司机是横冲直撞惯了的，照例不肯停车听候检查，被检查员挡下以后，便大发脾气。韦贤正在检查工作，因天黑看不清戴笠在车上，他怕司机冒充，还是叫停车。司机便大声说：“老板的车你也敢挡！”他也不客气补上一句：“我是奉老板命令检查！他自己规定的，自己更应当遵守。不管谁，我都要检查！”戴笠听了马上从车上下来，要他照规定手续办理，还对他特别嘉奖了一顿。这件事传出去以后，来往车辆便更加小心，知道这个家伙是不好惹的。
当时从昆明、东南、两广等地走私的货物，经过这里被他查出没收的，几乎天天都有一些。我在军统局时，经常派人到这个所贮藏没收东西的仓库中去清点军统需要的物品，只要一点手续没有办好，他便不准拿走。我也讨厌他，便向戴笠反映，但是戴回答我说：“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不讲情面，不大懂人情世故的干部。无论他有什么别的缺点，这一点就很可取了！”由于这样一个原因，他便更加卖力。许多车辆在这里受检查时，稍有不合，他往往要把全车货物全部搬下来，有时连轮胎都给弄下来，往往一耽误就是一天半天。这个地方的旅馆饭店生意都很兴隆，和这有关系。他在这里几年中，弄得真是怨声载道，司机旅客都在背后骂这里是“鬼门关”。
在通向西北公路上设立的青木关检查所，专门注意从重庆去西北的青年。蒋介石怕人民跑向延安，特别叫戴笠认真查扣。凡是去西北的，只要证明文件稍有疑问，轻则阻挡，重则扣押下来。
这个检查所当时对八路军的官兵，更是奉命刁难。连十八集团军的一些师长级的将领经过时，也常常被他们无理取闹，借口检查，大耍特务流氓手段。戴笠和毛人凤等每次听到刁难中共人员的报告时，总是非常高兴，因此担任检查的特务便越来越放肆起来。有一次，从延安方面来的几个将领经过青木关时，正遇到下大雨，检查人员故意要他们下车立在雨中，慢慢检查，弄得这几位周身湿透。大特务们听到这一情况，都哈哈大笑起来。
设在朝天门附近的检查所，所长为王兴国。这个所的主要任务是检查旅客和货物。当时许多赴江津、北碚等地的学生教师常常被他们留难。有一次，某教授带了几本鲁迅先生的著作，封面是红色的，他们一看，便不由分说要把他带走。经过旁边很多人证明，这些书是抗战前出版的东西，是国民党准许发行的，最后他们总算没有把人带走，而这几本红色封面的书却被扣留了。
这个处于1944年间，又插手重庆市公共汽车公司。他们认为这对他们大有便利，因而成立一个督察室。督察室主任为石振江，办公地点设在两路口汽车站内。特务们除了利用这个机构来进行监督公共汽车公司的职工外，更利用在车上工作的方便，进行盯梢、监视等活动。同时，特务们长期拿免费票，优先乘车票，享受特殊待遇。特务们本来是不买票的，这些免费票便拿去给自己的亲友使用。当时从重庆到磁器口的一家私营汽车公司，被弄得叫苦连天，一车开出几乎半数是不买票的特务和他们的眷属。
交通统一检查处拿着军委会这块牌子，把过去由地方机关和宪兵等设立的检查机构都“统”了过来，宪兵附属在各个检查所听其指挥，地方军警机关的检查机构都被迫撤销。但军统有关的单位，戴笠却并不要求统一。他认为多一层检查，便多表现一份力量，可更加周密，所以这个统一工作只去统一别的单位，而不统一自己。当时这些无法无天的检查人员，处处找人的麻烦，戴笠却在军统局局务会上常常称赞这些部门的工作，认为在控制交通方面军统已有相当的力量和办法。
这个处几年中的确查出不少私货和违禁品，没收了不少东西，但由戴笠下令发还的也为数不少。当时一些与蒋介石侍从室人员有关系的大商人，托侍从室的人向他讲讲话，或者走宋美龄的路子，或者通过杜月笙等人向他讲情，再大的事也可以解决。反正没有一个顶头上司找他的麻烦，他要怎样处理便怎样处理。有次军统局需要一批旧式汽车配件，我派人从这个处的仓库中清出一批没收来的货要了回来。原来我认为已经没收，便动用了一些，不料有人托宋子文的亲信向戴笠说情，他竟答应发还。检查处便派人向我要回去，我还不出，便向戴说明是局里动用了。平日他对我到处打主意搞东西回来总是很高兴，常常对人说我像个管家的人，这次却大发脾气，一定要我退出去，即令已经用了的也要买回交还。原因就是上面有宋的来头。
几年来检查处公开办的案子，最大的是中央信托局运输处长林世良走私案。林为孔祥熙亲信，如果不自恃来头大不买账，而事前通过有关的人向戴笠说明一下，问题不会闹成那样结局。外间传说戴笠坚持要杀林世良是为了林那笔货物的奖金，这完全不是事实。当时军统对那样一笔奖金真可说满不在乎，主要是林世良看不起人，以为有孔祥熙还怕谁。结果把问题闹得公开出来以后，叫戴笠这个死要面子的人让步，他无论如何不肯干。因他统治那么多部下，公开叫他不办林，他对部下无法交代，所以他才坚持到底，要是早和他联系上，他决不会真正铁面无私的。
抗日锄奸团（军统内部简称为抗团）是军统在大专学校中的一个外围特务组织。它是“九一八”后在天津、北平等地的大学与专科学校中开始组织起来的。负责人先后由曾泽、祝宗梁担任。这个组织中的成员主要是大专学校中的学生，除了一些大官僚、大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女外，更有不少大汉奸的子女。
这个团在华北活动时，还曾做过一点对敌伪斗争和情报方面的工作。七七事变以后，有一大部分团员由祝宗梁带领南下，辗转逃到四川，性质便完全改变，而成为军统在各学校中的职业特务学生。抗团也成为军统直接领导的一个专在学生中搞特务活动的单位。它当时的办公地点是设在赣江街八十二号万寿宫内军统训练处办公室楼下，有六七个人专门在那里办公。戴笠对该团很重视，经常找祝宗梁当面指示工作和了解情况。
1942年秋天，我随戴笠去成都，祝宗梁也随同前往。戴笠曾抽出很多的时间，每天晚上要祝去约集在成都的抗团学生，分批接见，了解各学校情况，还和他们一道吃晚饭、跳舞。
抗团的成员不是每个都参加军统特务组织，军统只是利用这些人在学校里搞特务活动。戴笠很坦率地说，过去锄的“奸”是“汉奸”，现在要锄的“奸”却是“内奸”（反动派侮辱共产党的名词），因此责任更大，更不易完成任务。他们当时在各学校中的活动，一方面是做情报，一方面是搞破坏。他们以抗日救国为幌子来拉学生，也设法混入各种进步组织中去。他们对学校里一些真正爱国反蒋的学生团体，则暗中进行打击，必要时便借助于军统公开特务机关来进行迫害。部分团员家庭经济困难，军统便给他们一点帮助。其他的人一般不拿固定待遇，有困难时可以由军统代为解决。
军统对学校方面的工作，除抗团这个组织以外，还直接派许多特务到各个大专学校中去。我记得有特务派入的学校有复旦大学、戏剧专门学校（先在江津，后迁北碚）、音乐专门学校、会计专门学校等，还有许多已记不清楚。每年暑假期间，戴笠把这些人召集回来，成立一个暑期训练班来训练一下。因为这些职业学生在各学校中一向伪装进步，军统从邮检所中检查出来的一些进步书刊，必要时也给他们去看看，让他们能够懂得一些新的进步名词。不知道这些人底细的人，往往被他们的进步名词所迷惑。可是戴笠也知道年轻人容易接受共产党的思想，一不留心，便会弄假成真，所以就利用暑假来训练一下。
每期调训的职业学生总有100多人。这些人分别在各个学校中干特务活动，既不受抗团的领导，也不和抗团学生发生横的联系，这是军统当时在各学校中的双层组织。即使是国民党政府控制很严的陆军大学和中央训练团，军统也要派人在里面去活动。如陆军大学的调查组，便是专在陆大搞特务工作的。这个组的组长邹陆夫经常把陆大师生言行向军统汇报，同时还替军统在这个学校中拉干部，军统中有不少是陆大毕业的学生便是这样拉进去的。
中央训练团是轮流调训中央和地方干部的，人员非常复杂。蒋介石利用这个机会加强对嫡系骨干分子的教育，也是拉拢地方干部和杂牌的一种手法，因此各方面的人都有。这个团初成立时，就决定把警卫组这一单位交给军统，最初由戴笠自兼组长，以后才由李家杰、张业等继任。这个组有30多名特务，经常暗中注意受训人员的言行。蒋介石对这里的情报是很重视的，特务的小报告便成为蒋介石考核干部的资料，所以一些调训人员在受训期间的言论会影响其前途的好坏。
蒋介石和四大家族的主脑人物每期必去中训团，他们自己非常清楚，当时反对他们的人太多，为了自身的安全，不得不依靠特务来保护他们。每次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去讲话时，特务们便前后左右密布，随时防范可能发生的异动。在讲台下面，专有一排小窗口，特务们从里面张望，可以看清楚每个听讲的人的动作。这些人紧握着上了膛的手枪，随时准备向每个企图危害他们主子的人射击。台上的人虽然在从容讲话，而台子下面的人却紧张万分。
军统为了镇压兵工厂的工人，于1940年前后成立了这个警卫稽查处，先后由张师、廖宗泽任处长，杨蔚任警卫总队总队长。在此以前，各兵工厂均有自己的警卫大队或警卫队的组织，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军统才直接插手掌握这个部门的工作。当时从各地迁到四川和重庆等处的兵工厂很多，对这些数以万计的工人，一下子集中到了重庆，蒋介石对此感到不安。我因和张师私交较好，经常到他们家中去玩，不时听到他谈起有关这个处的问题。
当时国民党的兵工署是俞大维的天下，俞自恃得到蒋介石的特别信任，不希望别人插手到他的势力范围内。原来一些兵工厂分散在各地，问题不显著，抗战时一下子集中在陪都的约有半数，情况就不同了。蒋介石向俞大维指出：如不好好注意，一旦被共产党渗入活动，那时便无法再控制。为了及早防范，叫他和戴笠合作，把对付共产党的工作交与军统，俞只负责整个行政和技术、生产方面的工作。经蒋介石说明后，俞只好答应让军统插入。在他和戴笠商定组织这个处的章程中，便公开提出，是为了防止共产党进入兵工厂发展组织进行活动。
戴笠对蒋介石交下的这个任务，是异常慎重从事的。他选定了曾任特务处（军统前身）书记长的张师来担任处长。他曾考虑再三，认为张是留学苏联的中共叛徒，对付共产党一向有经验，所以在起草组织章程中也叫张师参加。张在这时提出过不少戴、俞两人均认为很重要的意见。最初戴、俞两人都只想到在各兵工厂中成立警卫稽查组来进行监督，张懂得一些中共活动的规律，便提出必须能让特务深入车间，经常进行检查，既可防止工人破坏活动，又可借此接近工人，以便进行收买和监督。但军统特务中懂技术的实在太少，以后还是由张师想出办法，以检查安全的名义深入车间，便不一定要求什么技术了。这一意见果然得到戴、俞两人的赞许，所以在这个处下面设有一个安全科，各兵工厂警卫稽查组设有安全股，目的便是防止工人利用各种机会进行破坏活动，又能借此与工人直接打交道，这比站在一旁监视的作用要好得多。
当时俞大维最担心军统要过问兵工署和工厂的账目。据说这些账款军需署都不去审核，由他直接向蒋介石报销。戴笠知道他的心事，便说明派在兵工署的特务听从他的指挥，并不过问其他事项，所以这个处很顺利地成立起来。处以下设有总务、稽查、安全、司法四科。当时反动派为了防止兵工厂工人罢工和其他进步活动，便把所有工人均按现役军人待遇，不准工人组织工会，不准罢工。凡是不服从命令的均以“军法从事”，轻则坐牢，重则枪决。一经军法判决，便不能上诉申辩。
当时为了统一领导各兵工厂的警卫大队或警卫队，成立了警卫总队部，由副处长杨蔚兼总队长。虽说是统一领导，实际上戴笠对此还是作了些让步，即对各兵工厂原有警卫大队负责人，如无特殊原因，基本上不更换。因为这些人大都是各兵工厂厂长自己所用的较亲信的人物，马上更换易于引起反感，对于在各厂建立警稽组的工作不利。因此这个总队部是有名无实，杨蔚对此很感不满。戴劝杨蔚慢慢来，并告诉他，不一定去调换这些大队长，可以改用吸收他们参加军统组织的办法，把他们一个个拉过来，这样对军统的工作有利得多。
戴笠知道蒋介石对俞大维非常宠信，所以再三叮嘱张师要设法和俞处得好，不要去触犯俞的权利。有一次，某兵工厂警卫稽查组组员陈昌熙报告该厂某高级职员有共产党嫌疑，戴笠没有查清楚即报告蒋介石将这人扣留。后经俞大维提出交涉，戴连忙将人放出并把密报人陈昌熙予以枪决，用来讨好俞大维，所以他们两人之间一直没有闹什么摩擦，俞也不讨厌这些特务。
这个处的特务，多半是军统各特务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其中不少是经过张国焘训练的，是从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种政治训练班中出来的。这些戴笠当成宝贝一样看待的学生，因为不能按照张国焘的如意算盘派到中共解放区去工作，戴笠便退而求其次，把他们派到这个处来对付共产党。
几年间，经这个处逮捕的进步工人和可疑分子达100余人。逮捕原因大都是为了看《新华日报》，或是在背地里骂了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但从来也没有找到共产党的组织。戴笠吹嘘这是由于特务防范周密的缘故，在纪念周上他公开报告，说这个处有很好的“成绩”。
当时许多军统特务都希望调到这个处工作，因为生活待遇好，工作也不紧张，加上许多兵工厂厂长都懂得特务们的心理，每月以种种名称，如特别费、额外办公费等，给这些特务一点津贴，因此彼此相安无事。当时军统人事处长龚仙舫、军事情报处长鲍志鸿等大特务，都揩油住在鹅公岩兵工厂的职员宿舍里。
我有一个兄弟叫沈玉龙，在南岸某兵工厂当警卫稽查组长。我去他那里看过几次，了解到一些特务对兵工厂工人的控制情况。他们采用的办法，是将整个工厂区包围起来，在交通要道设立许多稽查哨所，到处设置岗位，出入厂区的人员都得交验证件。他们对一些平日活跃点的工人则暗中派人监视，同时收买一些落后工人充当他们的眼线，遇到工人们聚集时便偷听他们的谈话。工人们对那些稽查员非常讨厌和蔑视，总不愿和他们打交道。有一次，稽查员逮捕了一个工人还没有解送走，被其他工人发觉，便把稽查所包围起来，非叫释放不可。厂里的一些领导人出来劝说，工人们不听，最后没有办法还是把那个工人释放了。那个工人出来后，一直大骂，他们也无可奈何。他们要逮捕什么人，只有趁黑夜暗中行动，并在没有被发觉时偷偷解送走。稽查处的成员与工人之间，彼此总是采取敌对态度。
军统局局本部是指挥密布在蒋管区、沦陷区、部分解放地区，以及遍布国外的特务机关搞特务活动的大本营。它的全部活动情况，我准备另行写述。这里只略为谈一谈它在重庆一个地区内直接干出的种种罪恶活动。
军统是靠手枪和监狱来危害革命、镇压人民的。抗战期间，美帝供应的各种武器无以数计，使它用之不竭。军统囚禁人犯的看守所，除了中美所内白公馆和渣滓洞外，还有望龙门特务总队的看守所、稽查处看守所、侦缉大队看守所、交通统一检查处看守所、国家总动员会议军法执行监看守所、缉私署看守所、兵工署稽查处看守所、内政部警察总队看守所等等。随便数一数，像这类大规模的看守所便有十个之多。小一点的如军统掌握的各个警察分局，各兵工厂的警卫稽查组，以及中美所内洪炉厂专囚禁高级政治犯的小看守所就更多。
军统拥有任意捕人、关人、杀人等特权，同时也提防别人对付它，因此在军统机关周围的防范也是特别严密的。当重庆市警察局局长由军统特务徐中齐担任时，军统当然可以全部控制运用。而唐毅当局长时，则只能部分控制到，但其中有几个单位和分局，不管谁当局长，军统是要控制的。警察局的司法科和侦缉大队，军统是不肯放手的。军统局局本部所在地罗家湾的第六分局局长，小龙坎化龙桥的第八分局局长，以及磁器口、童家桥、中美所所在地的局长和所长，都得由军统控制。六分局局长杜醇，大部分时间得为军统工作。
军统局对局本部附近居民的户口调查极为认真，经常由军统特务总队调在局本部服务的便衣队特务会同户籍警去清查，对稍有可疑的居民即严密盘查，一点不对便马上带走，只要随便加上一个“刺探局本部秘密嫌疑”就可以关押起来。
八分局局长刘桐，是军统监视红岩村中共办事处与《新华日报》的主力军。尽管军统派在这个地区的公开特务和秘密特务有五六处之多，但都不及该管区的分局来得更方便，利用这个分局来进行这一罪恶活动，比别的单位都有利，所以这个局非要掌握住不可。
磁器口童家桥的警察所，管辖的地区是中美所和军统乡下办事处，戴笠在乡下的几个别墅所在地。这个所干脆就全部由特务总队的便衣特务包办，所长、警官、警察，清一色由特务来担任。
当时保卫这个地区的武装特务，经常有两个大队左右的兵力，但戴笠还嫌不够，又把由军统掌握的内政部警察总队调驻在中美所背面歌乐山、金刚坡一带，经常保持着两个大队，居高临下扼守住这条通往重庆的公路，护卫着歌乐山下的美蒋特务大本营。这个总队的总队长任建鹏，戴笠经常要找他谈谈。当时他所领导的这支特务警察部队，还担任各国驻重庆使领馆的门卫和国民党文职机关的警卫，这也是特务进行活动的最好的掩护。
戴笠经常吹嘘这个地区的警卫特别严密，不过这也可看作是这个杀人魔王自己的恐惧心情。尽管军统拥有一切特权和数以万计的特务和特务武装，整天干着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但同时它却又是最害怕共产党和人民的。当时特务在重庆无法无天，横行霸道，时常给戴笠带来麻烦。但是他那一套严峻的“家法”也制止不住，他只好在纪念周上向特务们经常提出警告。他带着恐吓的口吻说：“你们在外面乱七八糟搞，如果给共产党找到了证据，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出来，那就该你们自己倒霉，我是管不着你们的死活的！”特务们听了，的确有所畏惧，他们知道只要《新华日报》公开揭露出他们的罪行，戴笠也袒护不了，只有去受公开审判。戴笠用这些话来恐吓，往往比他跳起脚来大骂一顿有效得多。
有一次，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位秘书由小龙坎进城时，在汽车上被人一枪打死，戴笠得到这个消息，急得脸都发青，叫我立刻查明是不是军统特务干出来的；如果是，不管是谁，要立即扣捕解到军统局来审理。他连声说：“共产党一定不会答应。要是我们的人搞的，真不知要添多少麻烦。”我当即向几个特务机关查问，都说不是他们干的。
原来，有一连新兵走在小龙坎附近，分散躺倒在马路上休息，被中共办事处汽车轧伤了一个新兵的脚，汽车司机没有发觉照旧向前行驶，解送新兵的班长便举起步枪向汽车发射了一枪。这个班长也不知道这一枪把车内的人打死了，休息后仍朝前走，一直到了璧山附近，重庆治安机关才派人把他追回来。后来查明系出于无心，周恩来也没有要这个杀人的班长抵命。这件事完全弄清楚以后，戴笠才松了一口气。
当毛主席去重庆时，戴笠曾命令特别警卫组和稽查处，要对毛主席暗中严加保卫。这并不是为别的，而是戴笠害怕有什么暴徒趁机暗算毛主席，如果问题发生，这笔账会落到军统头上。因此，当时戴笠不但不敢对毛主席有任何危害，还生怕别人乱来。专门担任保卫蒋介石安全的特别警卫组，也得担负起暗中保护毛主席的责任。有个在戴笠家中担任警卫的特务说：“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把毛泽东干掉？坐上几年牢，便可立大功。”戴笠知道了，立刻把这个特务叫去骂了一顿，说他糊涂，还缴了他的枪，要他回特务总队去，怕他发神经病闹出大乱子来。
军统在重庆搞的所谓高级情报活动和特务活动，连戴笠自己也经常出马。蒋介石要拉拢四川军阀，戴便经常抽空去拜访许多四川将领，也常常邀他们到家里去吃饭联络感情。他自己直接利用的一些人，如外交部司长李惟果、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芃生、军医署长林可胜、金融界的贝祖诒，还有他的许多好友如伍仁硕、何世礼等。为了作一些国民党政府中的高级情报，在军统局的一些设计委员中，也有不少人干这方面的工作。如曾经代理过广西省主席的俞作柏，与两广许多反蒋人物关系密切，还有曾任首都警察厅长的王固盘，他们都愿替军统卖点气力。当时杜月笙住在重庆，对戴笠的帮助也很不小，除了为他搞帮会方面的活动外，在给戴笠拉人事关系和了解情况方面也很出过力。
戴笠运用别人替他搞特务活动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在这中间有的很成功，也有不少使他感到失望，甚至很愤慨。张学良将军的旧部陈××，便很讨得戴的欢心，一直在军统中担任着重要的职务。但是，由张将军介绍给他的旧属并不都替他效力，如曾做过东北大学校长的王化一和当过旅长的吴骞，对搞特务活动的兴趣就很不浓厚，连当时戴笠希望他们做做在重庆的东北人士的情报，也没有达到目的。戴在背地里常常说：“有些人拿了我们的钱却不给我们做事，有的人不要我们一点好处却异常卖力地帮助我们。”在军统数以百计的设计委员中，总有近半数的拿钱不给军统做事的。戴笠却仍然养着这班人，他希望有朝一日用上一次，他就一切都捞回来了。
在军统直接运用的人员当中，有个别的人戴笠认为很有把握，但结果却出他意料，因而气得他把人扣押起来也是常有的。我最清楚的有沈夕峰。这人在黄埔四期当学生时就加入过共产党，抗战时在重庆小梁子开设渝新旅馆。他与进步人士向有往来，有不少青年去延安时，曾在他开的旅馆里集合。八路军最初设在重庆机房街办事处的房子，是通过他的介绍租用的。军统特务中有不少是他的同期同学，都以为他替军统搞到共产党的情报会有点办法，便拉他入军统，做了渝特区的直属通讯员。结果他专替军统搞社会情报和经济情报。军统一再示意他，希望他应以全力去做中共的工作。为了让他安心卖力，还给他当了侦缉大队的副大队长。结果等了两三年，仍然没有能满足军统的要求，戴笠便下令将他扣押在稽查处。我当时在稽查处工作，曾奉令彻查他过去是否利用军统关系替中共做什么工作。结果查了几个月，也查不到这方面的任何证据，只好将他释放出来。但军统一面叫他搞经济情报，同时也暗中注意他的活动，但始终没有发现他与中共方面有任何往来。像这种赔本生意，军统做过不少。
每当国民参政会开会期间，便是军统最忙最紧张的时刻。这时往往由党政情报处处长自己领导组成一个临时机构，来做每次会议的工作。蒋介石总是希望早点能了解到每个非国民党的参政员将在会上提些什么样的意见，有些什么活动，会外有些什么言论。
当时做这方面工作的虽大有人在，但戴笠却特别抓得紧，他常说这是为“领袖”分劳分忧的紧要关头。他总是自己出马，先与参政会一些负责人取得联络，以便派特务打入大会临时机构中去担任一点工作，同时把与军统有关的参政员邀去商量。张国焘是以江西省参政员的身份出面为军统拉关系的。军统要逐日将所得情况详细向蒋介石报告，一直忙到大会完毕，这一机构才撤销。
每次开参政会前后，戴笠总叫我把所有能用的小汽车准备几十辆，供临时使用。设在水巷子一号、由军统直接领导的特别侦察组，也特别活跃。戴笠把军统女特务中最年轻漂亮的葛天璇、陈韵娜、陈雯、阮筱兰、刘玲砚等，也派在这个组为组员。戴笠还给这个侦察组以大量的特别活动费，希望利用金钱与美女等来达到他的目的。
军统在控制重庆航空方面，虽然有了重庆航空检查所，珊瑚坝机场场长已由军统特务王云荪担任，空军政治部和空军调查室已由军统特务简朴和徐鹤林分任主任，但戴笠还认为不够严密，又于1943年在党政情报处增设了一个航检科，由王芳南任科长，直接对飞机票进行控制。每天乘飞机来往的客人名单，戴笠当天都全部了解。一些为蒋介石所注意的人来往情况，也得由戴笠向他报告。同样，重庆的经济情况以及物价波动的情形，也逐日要向蒋介石报告。
我在重庆时，听到不少关于蒋介石不了解物价的种种传说。如说蒋介石有一次在两路口一家帽店买了一顶呢帽，店主把价钱说得和战前差不多，蒋介石很高兴地买走之后，市政府立刻对这个商店老板给予嘉奖，并补足他的损失。有一次社会部长谷正纲陪蒋介石上冠生园吃饭，故意把菜价牌写得和战前差不多。蒋介石看了价目单连连点头说：“大家都吵着物价飞涨，其实涨得很有限。”像这一类的传说，无非是在替蒋介石做宣传，想说明他不是不关怀人民生活，而是被部下蒙骗了，要人们相信蒋介石是个好人。其实每天物价的波动情况以及与战前的比例数字，不但军统报得很仔细，而蒋介石看得也很清楚。
军统对四大家族的安全，是竭尽全力予以保卫的。其中以保护蒋介石的安全为重点，每个军统特务都要尽到保卫“领袖”的职责。除了戴笠派在侍从室的随节警卫组整天跟在他身边外，还有一个近200名中央军校毕业学生组成的特别警卫组。这些人经过戴笠亲自挑选和训练，由朱金骅率领，密布在蒋介石每天经过的马路上担任巡逻。蒋介石外出时，总是注意马路两旁有没有左手持《中央日报》的特别警卫人员在给他保镖。
宋子文的家中驻有军统派去的一个便衣警卫分队，十多个特务在维护着国舅的安全。孔祥熙家中虽有他自己的卫队，戴笠为了讨好他，仍在国府路范庄的孔公馆里，或孔家在南温泉的别墅中举行宴会舞会时，总得派特务去附近警戒。孔祥熙在广播大厦大开寿宴时，戴笠还亲自站在门口当招待，并派遣大批特务去保护前往祝贺的达官贵人。至于陈氏弟兄，虽有中统特务保卫，军统仍是有人随时协作的。
在抗战期间，军统特务在重庆，真是坏事做尽，写不胜写。我了解到的，还只是一部分情况和一些表面上的现象。如果把军统特务当时在重庆的全部罪恶搜集起来，当更加骇人听闻。本文所举的事实和时间等均系凭个人记忆所及，错误在所难免，请了解当时情况的先生们给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