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军统特务在重庆的罪行（1 / 2）
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便率领他那个政府逃到重庆。这个被称为战时的陪都，不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中心，也是军统特务机关的局本部所在地。在抗战期间，军统特务集中在重庆的最多时达2万多人，而外围分子和外勤特务“跑二排”（即外勤特务所运用的助手）的，为数也在2万以上。他们整天在干着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蒋介石与戴笠
蒋介石设立军统的目的，主要是用来对付共产党与镇压人民和排除异己分子。当他被迫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时，军统特务组织的作用便更为他所重视。因此，在抗战期间，军统组织大肆发展，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越来越受到他的宠爱。当时的军统除了忠实地执行蒋介石反共重于抗日的一贯政策外，同时也是蒋介石搞“曲线救国”——勾结日伪、联合反共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这里，我只把军统特务执行蒋介石枪口对内的有关问题做一个概述，有关它与日伪联合反共的种种罪恶活动，准备将来在写其他资料时再写。
戴笠于1938年正式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长以后，最初内部只有四个处两个室，内勤只100多人，外勤不到2000人；逃到重庆后，内部扩充到十个处，另有十多个与处相等的室、区、组，还有几个委员会，内勤达到1000多人，外勤增至5万多人。仅仅在重庆一个地区内便先后举办过各种形形色色的30多个特务训练班。例如专门担任邮电检查工作的特种通讯人员训练班，和专搞军事情报的谍报参谋训练班，每期平均四五百人，每班都办过六七期。而平均人数每次200左右的短期训练班，竟办过十多期。其他一些班至少也都办过两期。这些数以万计的各种特务学生，在戴笠亲自培育下，都很快成为军统的骨干分子，从这里分布到全国各个地区。
戴笠企图把重庆布置得同天罗地网一样的严密，但他的那些徒子徒孙却远不能实现他的理想，因此叠床架屋的机构不断增加。尽管如此，而在工作上还是漏洞百出，时常感到顾此失彼，经常遭受蒋介石的责骂，人民对此更是怨恨冲天。
当时每一个从外地进入重庆的人，不论是从天空、水上、陆路去的，首先便会碰到那些检查人员讨厌的脸孔来麻烦你一番。你从重庆寄出的信件或收到外地寄给你的函电，也都得先经过特务们偷看一下。一个被认为要注意监听的电话号码，你只要一接上，便会有人插入听筒在窃听你的谈话。住在旅馆中，更是一批又一批的检查人员会打搅得使你睡不安宁，盘问到你讨厌极了。当你走到中心地区会仙桥一家最大的中西餐馆皇后饭店，准会看到那个饭店的一个老板在贼眉贼眼地打量着你，这便是军统大特务许忠五。他不但开了饭馆，还在打铜街口开了一家园园舞厅。在那里服务员和舞女都得向他反映情况，为他搜集客人的材料。邹容路有名的四川餐馆新味腴和民生路的味腴餐厅，老板当中便有一个是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沈夕峰。新味腴隔壁另一家有名的川菜馆凯歌归，虽为黄埔一期毕业的李岳阳集股开设，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常去的地方，但已和军统打成一片，成为当时特务活动的一个地区。其他餐馆的老板们与特务大都勾勾搭搭，互通声气。庆余堂老板郑鸿福在林森路开设的鸿运楼，和在都邮街附近开设的麦利西餐馆，更是和特务们自己开的一样方便。连当时重庆最大的一家胜利大厦的一些服务员当中，也有特务们的“二排”经常活动。通远门外两间茅屋凑成的一家牛肉馆，因为许多文化界名人常去光顾，也成为特务注意的地方。
如果一个稍有社会地位的人到了重庆，而为一群新闻记者包围的时候，其中总会有不少伪装的记者混在其中向你问长问短，想从你身上找到一点材料。你有病想去找找医生，一定有人说石灰市的南京名医张简斋是中医中首屈一指的。而他的周围不仅整天有特务往来活动，到他吸鸦片烟的时候也有人陪他聊天，打听情况。比张差一点的陈逊斋，看病的虽不如张那里拥挤，但他同样是稽查处的顾问和义务情报员。以中医兼西医著名的张××，也接受了稽查处的延聘，成为该处的医务顾问。
在当时的许多医生当中，要算住在忠烈祠街的南京眼科医生魏光财最为突出了。他不仅充当特务们的义务情报员，还自掏腰包请特务代购了一支手枪，成天挂在腰间。每遇特务们去搞搜查逮捕时，他总希望能亲自去参加。只要有人叫他去，他会把诊所中的病人丢下不管，而说一声有急病出诊，便兴高采烈地跟着走的。特务们认为他是外行，往往只派他担任一些把守前后门或看守人犯的工作，他也很乐于接受。执行任务回来，他还掏腰包请特务们上馆子去吃上一顿。
军统为了搜集搭乘飞机的旅客照片，特地在市区珊瑚坝飞机场马路边开设一家飞虹照相馆，这是由军统摄影师王文钊带着他的助手侯飞鹏主持的。以后扩大业务，在重庆举办市民身份证时，便以“当日可取，价格低廉”等大肆号召，往往以不赚钱来和其他照相馆抢生意。这种廉价照片拍了以后，在特务机关的档案中便会增多一些资料。
抗战时期重庆盛极一时的拍卖行，军统也乘机去控制。军统直接领导的重庆经济情报组副组长方圆，便在保安路川盐一里隔壁开设了一家安利拍卖行，作为他工作的掩护和与同行联系的公开职业。其他公开特务机关如稽查处侦缉大队等也都插手到各拍卖行。他们表面上以防范盗窃物品混入拍卖行，实际上是着重注意寄卖人的姓名身份和住址，遇到必须调查的人，便可利用这个关系去接近。据我所知，民生路的均益拍卖行、邹容路的大陆拍卖行等几家规模大一点的都与特务们有往来，否则特务们会随便借一个机会弄得这些老板们倾家破产，还下不得台。
当时一些稳健点的人，无事连朋友都不敢去多看，因为每个机关都有军统调训过的防谍人员在监督着机关的同事，如不小心，不但自己会遭到一场无妄之灾，而且往往祸及亲友。因为这些被调训过的“外围分子”，没有一点工作表现便会遭到停职处分，所以昧良心是常有的事，一年半载总得找一点事来维持自己的饭碗。当你走进学校去找人时，一批批的职业特务学生会想方设法来了解你和亲友们的谈话内容。
当时一个被特务所注意的嫌疑人物，无论走到哪里，总会有人对他另眼相看。有些人发觉出门时老有人在暗中跟随，而想要摆脱这些魔影时，总以为能找到机会抢先几步跨上一辆刚要开动的公共汽车，将尾随的特务甩在后边，便很安全了，谁也没有料到那些整天在公共汽车上担任查票或售票的人员会和特务是同道的。当你高兴地在车快开动时敏捷地跳下汽车时，这些查票员或售票员会将你又指示给在车站附近的另一些特务，继续来对你进行“盯梢”。总之，在当时的重庆，只要你的言行稍有点进步，那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上这些瘟神来找你的麻烦。
照理来说，在抗日战争期间，陪都有这么严密的防范，总应当很少能让汉奸混入，而且也应经常听到破获汉奸的案件。可是事实上从上海、南京、武汉等沦陷区来到重庆的大小汉奸，却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没有一个真正的汉奸落过网。而经常闹人满之患的军统监狱中，却囚禁了成千上万的真正坚持抗日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这便是当年军统忠实地执行蒋介石枪口对内，更加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最具体的铁证。
我在重庆有六年多，先后担任过重庆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和副处长，军统局局本部总务处处长。下面我只简单地把军统在重庆的一些单位的组织和活动情况谈一谈，便可以看出抗战期间军统在陪都究竟干了些什么罪恶活动。
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是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在重庆所控制的一个最庞大的公开特务机关。它的组织遍布卫戍区13个县，编制上的人数虽只有500多人，而每一外勤人员所运用的助手，多的上百人，少的也有二三十人。它的特权超过了卫戍总司令，军统在重庆的许多罪恶活动，大都是通过它去执行的。
这个处在1939年成立，是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迁到重庆后扩充起来的，名义上是卫戍总司令部的一个单位，实际上完全受军统控制，全部人事安排都由军统人事处统一办理，卫戍总司令根本不能过问。先后担任总司令的刘峙和王瓒绪，也非常识相，对这个处的一切都不去管它。因为蒋介石曾亲自告诉过他们，要把这个处全部交与戴笠。
刘峙在河南时本来有一个他自己的特务班底，稽查处成立时很想把他这100多人安插进去，而受到戴笠的拒绝。他自己倒没有什么，可是他老婆却大不服气，因为这些人替她在河南弄到过不少的钱。刘峙没有办法，便在总司令部内另外成立一个侦缉队来安置这批人。军统立刻向他提出意见，不容许另搞同样组织。他只好把这些人缩编到参谋处，成立一个调查组。但是，稽查处并不放过，要刘峙取消这个调查组，还公开宣布要逮捕这些人，不准他们在外活动，逼得刘峙不得不另行设法去安置这批人。刘的老婆跑到总司令办公室指着刘峙大吵大骂，说他太不中用，当了总司令连这一点事自己都不能做主。刘峙再三说明，军统这个机关是惹不起的，别人也从旁再三说明利害，她才知道蒋介石身边还有一批这样凶恶的人，她在河南那一套作风也才稍有收敛。
1942年前后，郭寄峤当了卫戍副总司令，他是以骄横跋扈著名的，一开始便想大权独揽。刘峙很不痛快，便有意让他碰碰钉子，没有把稽查处的情况告诉他。果然郭寄峤准备过问这个处的工作。有一次他听到稽查处在通远门附近逮捕了几个人，却一直没有向总司令部报告，便找当时的处长陶一珊去责问。陶很有礼貌地告诉他这是奉军统局的命令办理的。郭仍要了解情况，陶便请他去问军统。他气得跳起来，正要向陶发一顿脾气，陶一语不发拿起帽子便走了。在那以后他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打过几次电话到稽查处，我接到他的电话后，便不客气地告诉他，军统局交办的事，照规定可以不通过总司令和副司令，是得到委员长批准的。虽然他还是打几句官腔，但也无可奈何。以后别人告诉他不要自讨没趣，他才不再过问这个处的事了。
这个处一成立便不和卫戍总部在一起，而是单独在石灰市重庆职业学校内办公。这个穷凶极恶的特务机关，整天抓人打人，每日押进押出，从这里经过的人，无不侧目相看，有些人甚至宁可绕道而不愿从这里经过。
这个处除了担任军统局在重庆的大部分外勤工作外，也是戴笠用来考核干部能力与储备和锻炼特务骨干分子的地方。他每次选派的副处长总是准备继任处长的人选。例如，赵世瑞免职后由副处长陶一珊接任，陶去职由副处长廖公邵继任，廖去职后，我因调军统局总务处长，遗缺还是找了陶任内另一副处长何龙庆来接充。这一方面是怕新处长不熟习业务容易出毛病，必须先经过副处长阶段，同时也是戴笠的一贯用人手法，故意使正副处长不和睦，互存猜忌，便于控制，而不会勾结一气去欺骗他。另外，戴笠对当时在外面出了点问题的军统特务骨干分子，在可法办与可不法办之间，凭他的喜爱来处理时，往往是派到这个处来考察一个时期；对那些一时无法安置的人，也派到这里来见习一下。我任督察长时，便有三个副督察长是在外面当过稽查处长的，都出了点小事而被调回“考察”。例如汉中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左明，因为听到戴笠谈过胡宗南准备向蒋介石保荐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当陕西省主席，左明想讨好祝而透露出这一消息，被人检举出来。戴笠原来准备以泄露机密罪名处分左明，因祝绍周向他说情，便调重庆察看。洞庭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黄加持，因与司令霍揆彰相处很好，霍为陈诚的人，戴一向不满意陈，怕黄跟霍走陈的路线，也调到重庆察看。沅陵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郭宗尧，因有贪污嫌疑而证据不足，也调到重庆。戴笠把这三个人都派到稽查处去当副督察长，叫我注意考察他们的言行。我暗中向他们透露了戴的这一做法，他们便都非常认真卖力工作。不久，黄加持调升为贵州省缉私处长，左明调出去当警察局长，郭宗尧调到军统当秘书。这样一来，许多被调到稽查处工作的人，都希望通过一段时期能得到戴笠更进一步的重用，莫不异常卖力。所以稽查处的工作总是那么紧张，都愿找事来做，以求讨好戴笠。每遇一件重大点的工作，处长、副处长、督察长、副督察长等都是抢着亲自去指挥部署。因为只要有一点成绩表现，马上会传到戴笠和军统其他大特务的耳中。我当时也很懂得这一窍门，在当督察长时便曾跑遍13个县去视察所有的稽查所哨的工作，一方面是了解情况便于掌握，另一方面也想走冷门，发现问题可以自行处理，免得在重庆市和别人去争着做。我任副处长后，便成天守在处里，不去参加无谓的应酬。因为每每在下班后最易出事，不但部下可以随时找到我，而且戴笠每次在下班后打电话查询什么问题，多半是由我去接听。戴笠问起的事情，我都能立刻在电话中向他详细报告，不用去查阅档案或等一会儿再回复他。戴笠这个急性人，对这一点很满意，所以我在20多岁便调到他身边去当总务处长，主要便是靠这一套。
稽查处设有四个科。
第一科主管总务，下设事务、人事、文书三股。科长先后由季先训、王秋舫等担任，副科长为非军统分子王树声。
第二科是业务科，主管情报、行动、侦防、航检等工作，是重点单位。这个科先后由王希圣、宋廷均等任过科长；王一心、张尚钰、揭梦鱼任过副科长。
第三科是电讯监察科，先后由肖茂如、查绥之任科长。这个科是由军统电讯处直接领导，全科的工作人员如黄勤、毛洪明、蓝天佑、杨宣武、赵中令等40多人都是电讯处人事考核股所调派，与其他单位的人事由军统人事处调派又不同。这个科的工作是分内勤、外勤两部门：内勤的一项工作是管理全卫戍区无线电通信器材的运销，任何单位要购买这类器材都得先来申请，经过审查认为准许购买，才能持准购证向商店去购用；商店不论从何处购进这类货物都得先通过这个单位，否则便被扣上“资敌”的罪名坐牢。内勤的另一项工作是主管侦测。稽查处三楼便设有几部小型侦测电台，专门用来侦听重庆所有公私电台的通报情况。当时一切设在重庆的无线电台，都得先将电台类型、呼号、波长以及经常与哪些地方电台通报等逐项登记。不仅如此，这个科还整天侦听这些电台通报时是否和登记的情况相符，稍有可疑之处，便认为有问题，除公开由外勤去查对外，还得进行空中监听。不过，他们工作的重点，主要是抄收中共办事处、《新华日报》等单位的来往电报，送到军统电讯处技术研究室去研译。尽管他们日以继夜地在工作，而且表面上总是说防止日伪在重庆设立电台，但六七年间却从没有破获或侦测出一个日伪电台来。因为当时与南京、上海、武汉等地日伪联系的电台，是不在这些人监督之内的，而是由军统局电讯总台担任这一工作，那又从什么地方来破获呢！这个科的外勤工作是专门去检查无线电台和收音机。当时要装一部收音机听听广播，可不像今天这样方便。除了一些达官贵人和有特权的可以自由收听外，一般人的收音机是不准有短波的。市民的收音机都得先向这里登记，请得了许可证后，还得将收音机抱去送请检查，有短波的要将短波部分剪断或给予封闭。如果经剪封后私自接上，不管是否听了延安或上海、南京的广播，都得被扣上“偷听敌人宣传”的罪名抓进去坐牢。当时军统虽设有电台专门干扰延安的广播，但还是有些人偷偷收听。这个科的特务便常常突然闯入，拆开人家的收音机来检查，只要发现剪封部分有点可疑，立刻就将人带走。有时他们存心敲诈，故意在送去剪封时留下一手，过些时便找上门来找麻烦。有的出点钱还可了事，有的出了钱还得冤枉坐牢。
第四科是司法科，先后由徐钟奇、胡藻担任科长。这个科属于军统局司法处直接领导，人事安排也是司法处与人事处商量派遣，有关案件的处理都得听命于司法处，稽查处长也不能过问。特别是徐钟奇当科长时，因为他是戴笠的小同乡，根本不听处长的话，遇事总是直接跑到军统局去请示，回来高兴才向处长说一声，否则连关在稽查处的人送走了处长也不知道。因为稽查处的看守所是归这个科主管，科长可提人关人，他只要有军统局司法处的指示便可以不问处长同不同意了。当稽查处长的遇到这种情形，往往只有苦笑一下。
稽查处内还设有三个组，主要的是党政侦察组，先后由曹万道、易啸夫、萧志坚、雷和春任组长，有组员30余人。这个组设在太阳沟菜场附近，因为这些化装混入民主党派和各阶层的特务进出稽查处不方便，所以在外面办公。它的任务是专做党政情报、监视进步人士，以及担任军统需要复查的情报。这个组与军统党政情报处也有直接联系，等于军统党政情报处的外勤单位。当时蒋介石命令要予以监视的单位或个人有好几百，军统奉命后便分派给在重庆的单位执行。对于中共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等，都要派专人去监视。对宋庆龄、史良、沈钧儒等则交稽查处监视。当时这个组全部只有30多人，要经常监视几个单位和数以百计的人，怎样也分不过身来，唯一的办法是依靠眼线和收买内线，以及运用各人的亲友帮同进行。
他们监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便是利用开设在附近的一家小茶馆的老板，这个人当时是那个地区的甲长还是保长我已记不太清楚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每天派人去找这个人了解一下当天情况；遇到延安方面有新的人来，或者是什么纪念日，以及国民参政会开会期间，就得逐日加派几个人去。他们有时则化装成为小贩之类守在附近，对进出的人特别注意。当时特务们最苦恼的是弄不清进去的人究竟是会什么人。当时规定，凡是周恩来副主席亲自送出的客人可以不盯，周恩来副主席等的秘书送出的人可盯可不盯，而对自己推门进去，出来随手把门带关的人才盯。因为这可以说明是内部的人。由于进出的人都是匆匆忙忙，只能从他们进出的时间写写汇报，内容是很空洞的。
他们对化龙桥红岩村的监视就更加困难，因为那里来往的人多，究竟谁重要谁不重要又弄不清，一些人大都不知道姓名。这个稽查处在这一地区是采用双层配备的办法，除了党政组外，小龙坎稽查所特别在化龙桥设有一个稽查哨，专有几个人住在附近担任这一工作。这个稽查哨的哨长段楚田曾在《新华日报》里面找到一个工人，当时便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内线，结果不久这个人被停止了工作，以后就再没有找到里面的关系了。
他们对郭沫若、田汉、曹禺等的监视，便常利用通远门外一家小牛肉馆。我还特地到这家牛肉馆去看过一次。史良当时住在枣子岚垭犹庄，这里面住了几个军统大特务，由他们的男女佣人，借着和史家佣人们接近的机会去了解一些情况。
这个党政侦察组在情报工作方面是做不出什么来的，因为他们本身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交结的朋友都是不三不四之流。他们在当时的一些民主党派中，也只能找到像青年党、民社党中一般中下层分子，对他们的要求不严，因为军统搞上层活动并不靠他们。除了戴笠自己直接掌握有一批人外，军统还运用了一些设计委员之类的人来进行工作。渝特区也有几十个直属通讯员搞民主党派工作。我在下面再另行写述。军统只希望党政组能做好监视和复查的工作，因为有许多是戴笠或军统以及渝特区方面从一些上一层的民主人士或其他方面得到的情报，而这些人又不能很具体地把问题弄清。有些似是而非的含糊问题，军统当面不便去追问这些人，怕引起反感，只得叫稽查处党政组的特务去进行一次复查，以便查明这些情报的真实程度，所以当时几乎每天都有几件甚至几十件这样复查的东西要查明答复。有的还限定时间，这大多是准备报告蒋介石，或是侍从室第六组批下来的东西。凡接到这类限日查复的急件，有些重要的还得加派督察室的督察去督导进行。
有一次，国民参政会开会之前，有几个国民党的参政员和共产党的参政员经常往来接触，而这几个人事前事后又没有向蒋介石报告。蒋便立刻要军统查明。军统限稽查处两日内查复。两天期限未到，又连续催复，稽查处便连副督察长也派了出去，一连闹了三四天，才把这一问题弄清楚。原来写报告的人把有几个蒋介石指定和中共代表往来的人的姓名弄错，张冠李戴，连蒋介石也着了慌。
党政组的工作当时虽有一定范围，但每个特务对反共反苏却见缝即钻，总是会受到上级鼓励和嘉奖的。当时稽查处有专搞外国人情报的外事侦察组，而党政组的萧志坚在任副组长期间，有一个同乡在苏联商务代表团办事处工作，他不肯把这一关系交与外事组，军统便同意由他保留，每月增加他一点特别费，让他从这个同乡那里去取得一点有关苏联在重庆人员的情报。
稽查处的外事侦察组，名义上虽是稽查处的一个单位，也在处内后进楼房内办公，而实际上是由军统局直接领导，稽查处对人事经费都不能过问，工作更不用说了。这个组先后由孔杰、吴润荪任组长，戴笠还加派重庆市警察局外事科科长刘辉兼任副组长，以便统一重庆的外事工作。这个组还有化名，先后用过毕公仇、毕孔殷，对外称毕公馆。它有一个后门，可以不经稽查处前门进出。
外事侦察组的工作重点是监视苏联大使馆与塔斯社及苏联商务代表团等在重庆的活动，以及与这些单位有往来的中国人；平时是秘密进行，有时也公开活动。
军统所运用的一些做外事工作的高级直属通讯员，如国际宣传处的魏景蒙等也是交由这个组联系，以便相互配合。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军统特务如护照科长曾广勋，以及与军统有工作关系的许多人，都与这个组有密切联系。外交部的许念曾去开罗当公使时，还特地请调这个组的组员顾宜华去当他的秘书，以便保持和军统的密切联络。
稽查处的第三个组是社会侦察组，组长戚玉麟，几年间一直没有变动。当时稽查处处长最能控制指挥的，只有这个组。它和军统局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它专负责社会治安方面工作，以办盗匪偷窃案为主，而实际上却是专门为稽查处搞搜捕工作。稽查处逮捕政治犯、刑事犯，都是由这个组担任，审讯政治犯时的用刑，也调这个组的组员协助。它与前两个组工作性质不同，整天得有人在家轮值，随时准备出动。
这个社会侦察组有五六十个人，大都是流氓帮会袍哥出身，极少数是军统特训班毕业学生，其中有一部分是从武汉稽查处转来的。这批从武汉稽查处转来的人员，对从武汉跑到重庆的小偷扒手等颇为熟悉。当时重庆警察局侦缉队虽也是军统所掌握，但彼此在工作上为了抢生意，时常发生摩擦。特别是武汉来的那帮盗匪扒手在重庆作了案，警察局侦缉队没有办法破案，即令是找到了线索，稽查处每每暗中包庇。相反的，警察局侦缉队掌握的一批当地的盗匪，稽查处要逮捕时，也往往遭到侦缉队员们的阻挠，双方为此常常闹到军统局去。
稽查处对人民危害最多最大。我曾多次听到一些人说：“只要当上一年的稽查员，拿去枪毙了决不会冤枉！”我在当督察长时，经常处理这个组的稽查员在外乱搞的案子。我曾向戴笠报告有关情况，但是戴笠认为这些人熟悉情况，对军统在重庆搜捕人犯很出过一些力。戴笠说，只要不闹出大乱子，个别人出事办个别人就行了。
这些人作恶的程度，真可说是骇人听闻的。我只举出其中一个叫车重光的中尉稽查员为例，便可看出一般来。这个人在查旅馆房间时，发现有一个从东北到重庆投亲不遇的年轻女子，积欠房饭钱很多。他便以帮助她解决生活问题为手段将她奸污，后来又逼其为娼，而平分其夜度资。她后来遇一东北客人，向其倾诉，那客人向稽查处检举。我曾亲往了解，确属实情，但是稽查处处长不同意惩治车重光，还为车说情。因为车很会找女人，常常替许多大特务拉皮条。这个车重光后来又与冉家巷一个小饼干厂老板娘姘上，居然用药毒死这个女人的丈夫，将饼干厂据为己有。
当时在重庆检查旅馆客栈的单位，除稽查处外，还有警察局、侦缉队和宪兵。他们轮流着在旅馆客店中穿梭一样此去彼来，弄得旅客半夜都不得安静。直到抗战末期，才组成了统一检查组，由各方派员会同进行，流弊才少了一些。
军警宪等单位争着搞检查旅客的勾当，是因为可以趁机敲诈勒索。有的人暗中带上鸦片烟或手枪子弹一类的东西，借口抄查而悄悄地放进旅客行李中来栽赃，进行勒索，不称意便把人带走。这些特务机关抓人根本不用什么手续，想要抓哪个就可把哪个抓走。
旅馆客栈遇到这类事情，有时或多或少要担一点风险，所以也有一套防范办法。那时宪兵去检查时都穿制服，每当他们在旅馆门口出现时，茶房便故意大叫“王四心先生在不在家？”或“王先生有客人找！”这类呼喊就是暗号，以便让那些正在吸鸦片、玩妓女或赌钱的客人好准备一下。宪字的繁体写法是宝盖下有王、四、心三个字，他们便拆开来叫。至于那些便衣特务去了的时候，只有等检查开始后，才设法临时去通知其他旅客。有些旅馆中的工作人员和特务勾通一气，那是助纣为虐，彼此分肥。
这些检查旅馆的特务，当时竟有权开枪打死旅客，有次竟闹出了打到“自己人”头上的笑话。那是从上海逃到重庆的一个军统特务叫谢志盘，是军统大特务谢力公的弟弟。他是唐绍仪的亲戚，军统利用他和唐的关系将唐暗杀后，在逃出上海时神经上弄得太紧张，到重庆还是疑神疑鬼，整天坐在旅馆不敢出去。检查旅馆的特务起了疑心，便趴在窗子上去看，他立刻开枪，特务们也马上还击，一顿乱枪将他打死后，才发觉原来是错打了“自己人”。
社会侦察组的特务本来不管政治方面的事情，但他们在外乱来，往往什么都干预。有一次，国泰电影院上演应云卫导演的一个话剧，少给了他们几张戏票，他们便去找麻烦。国泰经理夏云瑚把政府发给的许可证拿出给他们验看，还是不行。他们假称接到密报，说演员的台词与审查时不同，有意讽刺政府，因而不许上演。当时观众已满座，还是不准把帷幕拉开，急得应云卫没有办法，亲自向他们说情也不行。那次恰巧我去看戏，看到时间过了20多分钟还不开演，便出来打听是什么原因，只见应云卫满头大汗正在同这个组的组员张××、严××、王××等说话。我一问就知道他们是在有意为难，因为这些事根本不归他们管。这几个人连字都不认识几个，还记得清什么台词。我便说，我是特意去听听看有没有问题，要他们先回去。这样，总算把幕布拉了开来。
稽查处还有个特务队，由季缕当队长，有30多个队员。这批人本来只是担任警卫和看守人犯，都是士兵待遇。但他们每人都有一套便衣，下班以后，便在市内胡作非为，有时跟在一些稽查员后面去充打手，其作恶也不下于稽查员。
稽查处的外勤单位有十多个稽查所和30多个稽查哨。这些稽查所的权力特别大，它们可以任意检查旅客，搜查住宅，扣留车船，查封仓库。当时尽管有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而且由戴笠兼处长，不准其他单位自行设置检查机构，连宪兵也统一起来，可是却准许这个处仍保留所有的检查机构。
当时设在朝天门糖业公会楼上的水上稽查所，对来往船只和旅客进行检查，而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也设有水上检查所，两个单位执行同样任务。这个认为可以开船了，那个说还不行；那个说要停下来，这个又同意放走。这两个所扯皮闹意见不要紧，弄得轮船上的负责人无所适从，双方都不敢得罪。而更受苦的是旅客，挤在船上夏天热得发昏，冬天冷得要命，等这个办完手续再让那个来一套。戴笠明知道这些情况也不加以制止，反而默许这样做。他认为这样彼此牵制，可以少发生问题，倒霉的反正是旅客，与他无关。
最突出的是一些统一检查处不设所哨的地方，稽查处却单独去设立，戴笠也不予取缔。要是那些不属于军统的单位那样干，他是不会答应的。两路口稽查所在黄沙溪河边设了一个稽查哨，专门检查川江内来往木船，所有木船经过一律要靠拢检查。在江中顺水而下的不知这里设有检查所而没有停航时，他们便开枪叫住；有的听不见，他们就直向船上打枪，或派小船追上去，连人带船扣上十天半月。他们以检查进出市区船只和旅客为理由，对一些货船进行种种勒索，每每命令将整船货物卸下来一件件检查，然而，给了点钱就又可以完事。来往的货船都懂得这一套，不论运什么都得送他们一些，否则便被留难。有一次，由于货船没有“纳贡”，哨所的特务还把一个押货的商人推下水中淹死，船上的其他人虽亲眼看到这一暴行，却都具结证明是商人“失足落水”。我去这个哨所检查，连我也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一共不过五六个人，而橘子、广柑却堆满半个房间。他们当时回答我是别人寄存的，后来一问原来是每个船送他们几斤，只要一两天就有那么多。他们除了分送稽查处股长以下人员一部分外，还分一半到稽查所。这样，大家都认为是当然的外快，久之就习以为常了。
当时南岸稽查所除了在海棠溪设有一个哨检查上下汽车的旅客外，还在一品场设一个哨和统一检查处的一品场检查所同时担负检查车辆和旅客的工作。他们还在黄角垭设立一个哨，监视住在那里的一些东北籍的进步人士。青木关当时是重庆通往西北的第一道关口。中共和八路军人员经常往来经过，稽查处也在这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地方设一个所，与统一检查处的青木关检查所一同担任检查工作。这个稽查所还在北碚设立了一个哨，专门担任对北碚一些大专学校中进步师生的监视；遇到必要时，也临时在北碚车站和轮船码头实行对旅客的检查。
我在稽查处工作时，曾两次去江津稽查所视察，去的目的主要是因为陈独秀住在那里。这里，我顺便提一下陈独秀的情况。在陈未被捕以前，蒋介石曾悬赏十万元捉拿他，逮捕以后，才完全明了他在共产党中已成反对派，有些懊悔，觉得不该抓他。那个出卖陈独秀的谢××，以后在军统当特务，还有人常常讥讽他，说他出卖了陈独秀不是替国民党出力，而是替共产党帮了忙。
陈独秀被捕后，关在苏州模范监狱很久，国民党企图利用他，抗日战争开始后怕他住在苏州不安全，便将他送到老远的大后方去。行前，南京许多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都和他见了面，还安慰了他一顿。以后他住在江津，行动上还算自由。当时江津稽查所主要是监视去见他的客人，而对陈却比较客气。我去见他以前，戴笠曾嘱咐我，可以了解一下他的生活情况，千万不要刺激他，因为留下来还大有用途。
我到江津去看陈独秀，都是由稽查所长李杰川陪我一同去。陈了解我的身份后，一谈便是一两小时。他认为共产党应当在国民党领导下进行活动，在时机没有成熟以前，中国共产党不可能独立活动，应当依附于国民党。他特别对蒋介石称赞备至，认为没有这样一个人来领导全国抗日，中国只有亡于日本。陈的这些话，我当时都感到奇怪。江津有一个从安徽迁到后方的中学，那中学的教职员也有些人常去听他谈话。他的确对这些人起了不少麻痹作用，毋怪他能得到反动派和特务们的嘉奖。
陈独秀
我第二次和陈独秀谈话时，他更劲头十足地大肆批评共产党的领导人，好像只有他才有资格领导中国共产党，其余的没有一个是对的。他说的话，对许多和我一样顽固的人，是很感兴趣的。我每次把他和我所谈的话向戴笠反映时，戴也称赞他是共产党中最明大体的杰出人才。由于这些原因，他在江津的几年中，经常有不少国民党官员去探访他，每个和他谈过话的人都对他印象很好。
在国共合作的抗战期间，稽查处秉承蒋介石的意图，坚决执行反共政策。虽然当时对公开在重庆的共产党员不敢逮捕，但对一些从事地下活动的党员，几年来一直是尽全力搜捕的。稽查处遇到办共产党的案件时，总是特别紧张，全力以赴。一次，南川稽查所所长程传洛，密报有一个共产党员混在南川空军某机械厂工作，被发觉解职，但仍在南川活动。于是，副督察长刘国宪立刻带领六七名特务于夜间前往捕回，略加讯问即解送军统局处理。涪陵稽查所长胥××（后改名胥××）曾破获共产党案两起。在被捕者中有个女教员姓傅，是司徒雷登的秘书×××的胞妹，被胥奸污后与之结婚。当时戴笠早有明令，在抗战期间禁止特务结婚，不少军统分子因触犯禁令而被判徒刑，而胥却独得允许。原因是他能使一个女共产党员公开脱党，不但可以将功抵罪，而且应当奖励。在重庆市区内，先后在储奇门码头、江北寸滩等处，逮捕的共产党员有五六起，都是立刻解送军统局。民主人士被捕也不少。南岸文峰塔下被秘密逮捕的一个民主人士（姓名已忘），在稽查处被特务们打得周身青肿后才被送到军统局。
稽查处除了反共反人民外，另一重要任务是保护四大家族和国民党的达官贵人。陶一珊当处长时，知道蒋介石经常从重庆乘汽艇去南岸，他除了经常派有稽查员在蒋介石专用的轮渡码头去暗中保护外，还常亲自前往执行这一任务。有次蒋介石在敌机夜袭时匆匆过江，他便跑到码头上指挥布置戒备。孔祥熙在南温泉虎啸口山顶上有座别墅，经常在那里举行宴会舞会，南岸稽查所便特地在那里设一个哨担任警卫。
那时孔家的副官、便衣警卫、汽车司机等，都佩戴有一个“”字证章，抬轿的轿夫则在背心上有一个蓝地白字碗大的“”字，使人一见就知道是孔庸之（孔祥熙）家的家丁。这群如狼似虎的仆从们，依仗主人势力横行不法，动辄打人骂人。有的游人不知道那个风景幽美的名胜地区住有一位这样的国戚皇亲，往往爱在那里拍照片。这些仆从发觉之后，会立刻命令将所拍的底片全部曝光，甚至加以打骂。有次中央训练团副教育长宋希濂，虽然全副戎装佩戴中将领章，和几个高级军官一道在那里拍照，也被他们制止，并因此发生争吵。
有的游人常被这些仆从指为汉奸，说是偷拍轰炸目标，除打骂之外，还要关押起来。这个稽查哨是这些豪门的鹰犬，随意欺压人民群众，只要是孔家送去的人，不管有没有不轨行为都不由分说收押起来。孔祥熙的第二个女儿有几次举行舞会招待美军，正遇天旱，花溪水少，南温泉的一座小水力发电站所发电力不足，她便命令将镇上所有商店住户用电的电路关闭，把全部电力引到她家中去。这些装电灯的人家被迫停电，而山头上孔家却灯火辉煌。有人知道是孔家举行舞会，便背地里大骂孔二小姐。有的被这些仆从们听到，便不由分说抓起送到稽查哨。那天我正在南温泉休假，哨长张中恒来请示，说孔家送来几个人要他送重庆关起来，问我怎么办？我想，连我们处长都得听孔家的话，我不能给处长添麻烦，便说当晚无车押送，稽查哨又关不下，可不可以当场给他们处分一下以资警告，以免再乱说。张中恒去问了孔祥熙的侍卫长，得到他的同意，由张每人打一顿手心开释。这些被打的人心中虽然气愤，却知道这是从轻发落，因为送到城里就不知要受到什么处分了。
当时稽查处的特务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但对豪门权贵却又得卑躬屈膝。我亲眼见到陶一珊对孔令俊（孔二小姐）的那一幕丑剧，至今未忘。有一天陶亲自开车，于夜间带着我和几个稽查员去白市驿飞机场处理紧急案件。我们的车经山洞附近时，对面开来一辆轿车不关车前大灯，一直向我们的车迎面直闯。陶一再用开灯熄灯向其示意，对面的车也不理会。陶一贯横行霸道，开车一向不肯让人，遇到这种情况，他自然不服气，也立刻把大灯开亮逼着过去。两车紧紧顶在一起之后，陶立刻跳下车去想训对方一顿。我坐在车前看得很清楚，对方开车的是一个身着男人服装、歪戴着帽子的年轻人，听到说话才知道是个女人。她把头微微仰着，用一种极傲慢的口气向着陶说：“我道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敢这样，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少将！”陶听了气得面红耳赤，正待发作，恰好重庆警察局长唐毅的车子也赶来停在旁边，唐跳下车立刻恭恭敬敬地向她敬了一个军礼，并马上向陶介绍，“这是孔二小姐！”她哼了一声便问唐：“这家伙是什么人？”经唐向她说明后，她竟用命令一样的口吻向唐说：“今天我还有事，来不及问他，明天你带他来见我！”陶回到车边，口中虽然硬了两句，经唐劝他快让路，他便和我换了个位置，要我开车。他坐在我旁边，一路上一语不发。当时我们的确都不认识这个臭名远扬的人，因她刚从香港到重庆不久。第二天，唐果然来邀陶一道去向她赔礼。事后虽然不少人骂陶是“软骨头”，但他回来后却若无其事。
1941年秋间，敌机经常轰炸重庆，有一天天刚亮，我起了床，军统第二号大头目郑介民冒雨来到稽查处，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来交给我，说：“现在居然有人写信去骂夫人（宋美龄）。夫人看了大发脾气，限你们三天破案，对写这信的人一定要逮捕起来严办！”我当然答应遵命办理。
郑介民走了以后，我立刻找人来研究。原来这是一封匿名信，大意说：他是一个小商人，捐过几次航空救国捐，希望政府买飞机抵抗日本。听说买来的飞机破烂不堪已不能用，钱都是主要负责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进了腰包，以致弄得敌机天天来没有法子抵抗。他经营多年的一家小商店也被炸光，儿女也被炸死，非常痛恨，所以写这封信出出自己的怨气。
这封信不知怎么落到宋美龄手中，她竟下令把写信的人抓起来严办。我们仔细研究以后，认为黄家垭口一家被炸的商店老板嫌疑很大，只是他家被炸后搬到什么地方弄不清楚，经过半天的搜查，便抓到有关的四个人。以后经几次刑讯与查对笔迹，完全证明是他们写的。他们写那信的原因很简单，确如信中所写，出于气愤。
三天期限未满，郑介民亲自跑来问了两次。他很高兴地把这一结果向宋美龄去回复，宋指示一定要严办。卫戍总部军法处把其中一个写信的判了15年徒刑，其余三个也以同谋罪判了轻一点的刑。由于稽查处说明这是“奉蒋夫人亲自交办”的案子，所以判得很快。结案以后，有天郑介民带我去见宋美龄，向她报告办理与判处徒刑的经过。她听了很高兴，立刻拿出一对派克金笔给我，算是办理这案的赏赐。四个人的徒刑，十多年的冤狱，换得一对水笔和几句奖励。这足以说明特务们是如何忠心耿耿地为豪门充当鹰犬！
稽查处一成立就以肃清重庆的汉奸做幌子，每个处长上任也公开指明这是第一任务。但几年间，不但没有逮捕过一个真正汉奸，而且暗中却在保护汉奸，甚至由汉奸特务来当副处长和处长。陶一珊任处长时期的副处长，以后继陶而任处长的廖公劭，以及廖任处长时保荐的主任秘书叶燕荪，都是有名的汉奸。廖公劭是汪精卫政府政治保卫局华南局的局长，他的叔叔廖越万是汪伪政治保卫局杭州局嘉兴支局局长，父亲廖家驹、弟弟廖公助，也都是在汪伪政府中做官，真是满门汉奸，却得到戴笠的信任，要他来负责战时陪都的治安工作。最为一般人不理解的，是廖公劭任处长时推荐任过汉奸县长的叶燕荪当主任秘书。当时戴笠对廖的信任，远远超过了对陶，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异常奇怪了。
我任督察长时，廖刚到重庆，便接何龙庆任副处长。他经常陪着一些操江浙口音的奇怪客人去见戴笠。最初陶一珊还疑心是在捣他的鬼，想抢处长当，以后廖当了处长，我当副处长，他还是经常与一些鬼鬼祟祟的客人去见戴笠和毛人凤，这才使我感到有点奇怪。以后我调进军统局当总务处长，有机会去招待这类怪客，才知道他们原来是从南京、上海等地来的，都是任援道、周佛海等大汉奸派遣的代表们。这些不折不扣的汉奸能在稽查处长的陪伴下去见戴笠，那又有谁敢去动他们一下！所以抗战几年，重庆军警林立，特务遍地，而从来没有破获过一个真正汉奸机关。
问题很清楚：不是重庆没有汉奸，而是汉奸来到重庆却是治安当局的贵宾，自然没有人能去抓他，可是当时每天却也抓到一些所谓汉奸嫌疑者。说来真是可笑，当敌机轰炸时，偶尔有人因为感到躲的地方不安全想换一个地方，便在寂静无人的街道上匆匆跑过，如被军警或特务挡住了，身上搜出了被认为带嫌疑的东西，便难免吃一顿官司，每每弄得有冤无处申。据说用镜子利用阳光向上空照射，便可指示敌机轰炸目标。根据这一条，如人证俱获，则有口难分；加上屈打成招，最后只能军法从事。治安当局可借此向上级请奖，向老百姓表功，他们又杀了一个“汉奸”！还有些人在夜间躲警报，时间久了，敌机又没有来，便偷偷地抽一口香烟，这也会被诬作汉奸指示目标的铁证。总之，一些不留心的行动和语言，以及无意中带了点犯忌讳的东西，都随时随地有被指为汉奸的危险。否则在战时的陪都，那么多的军警特务，不抓到几个“汉奸”，那又怎能交代！所以一些糊里糊涂的替死鬼，一直到临刑都在大叫冤枉，而那些真正的汉奸，却正在权贵的朱门中酒酣耳热，举杯痛饮。
我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也曾去找一些空军朋友们问过。他们认为白天举烟，夜间点火，的确可以指示轰炸目标；但一面刮脸用的小镜子的反光，或一支香烟的火光，在高空的轰炸机上的确很不容易看清楚。但是部下辛辛苦苦抓来的“汉奸”，上级天天要找的替死鬼，明知是冤枉，也只好动刑逼供，谁也不敢冒着自己的前途来讲一句公道话。
记得有一次一对从江南逃到重庆的年轻夫妇带着一个小孩在南岸铜元局兵工厂附近乱坟堆里躲警报，因随身带的一个热水瓶不慎打破，小孩拿着打破的水瓶胆在玩，阳光照在破水瓶胆上，发出了一道道白光。恰巧这次敌机在这个兵工厂附近投了几颗炸弹，南岸稽查所的特务也躲在附近。他们到处搜寻，发现这对夫妇身边有这些发光物，便不由分说断定他们在给敌机指示目标。特别是当他们进行搜查时，又发现小孩颈上有一根红头绳穿着三个铜钱挂在胸间，这一下他们认为是人证俱获。当所长曹万道把这三人解送到稽查处时，这个女的再三解释小孩身上带铜钱完全是家乡一种迷信，而热水瓶打破的确是无心，也没有料到敌机会到那里轰炸。但是南岸所的特务硬说亲见他们在敌机飞临上空时才把水瓶打破，以水瓶胆当镜子指示敌机炸兵工厂，而且已承认了这一事实（其实是屈打成招）。不久，卫戍总部打电话来查询，因为这一类案件军统局不要，我只好根据南岸所的报告将这三个人解到总司令部去。不到十天，这对夫妇就被加以汉奸罪名而枪决了。在那几年里，不知多少人被糊里糊涂的枪毙掉。
可是又有另一种情况。特务们在三斗坪前线发现一个可疑的人，由湖北方面一直跟踪到重庆，这人名叫江××，是汉口一家很大南货点心店汪裕霞的少老板，他受日本人派遣到重庆活动。但他一到重庆，马上去见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稽查处的特务看到这一情况，立刻解除了对他的监视，而让他自由自在地在重庆活动，再也没有人敢去碰他一下。
由于在反共方面表现不力，戴笠经常要找稽查处的人去训斥一顿。当时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无法制止《新华日报》在重庆发行。蒋介石对这张报纸恨之入骨，一直希望通过用特务手段来限制这张报在群众中发生力量。戴笠每次找我们去谈这个问题时，我们几个人总是面面相觑，无词以对。他便骂我们是饭桶，不尽心尽力去完成“领袖”交给的任务。
其实，稽查处从稽查员到处长，莫不把这张报看成“大仇”。每次我们指使一些稽查员运用他们的助手们，对报童殴打一次之后，总以为第二天会看不到再有报送来，可是第二天一走进办公室首先就看到它。因为它发行比别的报纸都早，又是单独有专人送，稽查处看别的报几乎都是送阅不用花钱，只有这份报是花钱订的，科长以上都有一份。有一次，陶一珊在戴笠面前夸口，说已经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不使它再在重庆市露面。原来，他是叫稽查员分别在各要道路口带着一群流氓打手除照常殴打报童外，还把报童手上的报纸全部抢走。可是，当他正在打电话向戴笠报告时，而传达兵却把报拿了进来。他气得对这个传达兵连打带踢地赶了出去。电话刚搁下，戴笠的电话马上来了，陶一珊的脸色立刻变成惨白。我正在他旁边，他便轻声叫我去接，说他刚出去。我接了戴的电话，果然是在他那里也发生同样情况，仍旧收到了当天的那份报纸，不过比平日迟了一些。戴笠在电话中的责骂声很大，陶坐在旁边几乎发起抖来。最后，戴还是叫我们去他那里，当面又严厉训上一顿。
1942年，戴笠感到这个处在重庆方面的力量还不够雄厚，又在这个处下成立一个侦察大队，派王会云为大队长、刘耀为副大队长，强占民生路一家旅馆作为大队部。这个大队有200多人。大部系由军统调去，少数则由稽查处特务介绍。
戴笠成立这个大队的目的是害怕重庆方面发生暴动，没有力量镇压。因为稽查处遇有紧急情况时，全部出动也不过200多人，这个大队名为侦察，实际上大部分人员等在队部里整装待命，只有小部分出去活动，夜间经常保持能随时出动100人左右。戴笠经常打电话来问能马上集合多少人，我们以为有什么紧急事，结果他只是查问一下。当时他经常提心吊胆，生怕重庆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动示威游行一类的事情，会来不及对付。这是在大队成立之前，他亲自向我和陶一珊讲得清清楚楚的。但以后在军统的纪念周上，他却说得非常好听，是怕日本人趁空袭时大家躲进了防空洞，而派空降部队占领重庆，所以要这个队的人随时准备应付这类非常事件。
这个大队的队员，每人都配发有一支很好的手枪，并叫他们经常练习实弹射击。以后戴笠又规定每天要轮流派人到市区去秘密巡查，特别是遇到有群众集会的时候，更要大批出动，暗中进行监视。戴笠总是感到在重庆的特务还是太少，按照他的意思，这个大队应当扩充到300多人。因为选择人员的条件较严，不敢随便找人，而军统训练班训练出的学生每年虽有几千，还是不够使用，所以一直没有足额过。
重庆市警察局侦缉大队，系1941年10月间，由该局侦缉队扩充而成。戴笠调我任侦缉大队的大队长时，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警察局局长唐毅，说明我过去曾经当过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这次调重庆接替原任队长蒲岗的职务，希望把侦缉队扩充为大队，以加强重庆市的侦缉工作。唐接到这封信后，马上对我表示，既然戴笠决定把侦缉队改为侦缉大队，他一定遵照办理，立刻去请求改变原有编制。当时主管全国警察工作的内政部警政司司长酆裕昆，是军统特务，这个司也由军统所掌握，戴在写信给唐的同时，还打了一个电话给酆，说明他要改变这一制度，酆在电话中是诺诺连声遵命办理。所以唐毅的报告经重庆市政府转上去以后，不到一星期，我就接到了担任大队长的委令。这在当时反动政府中办事的效率可说是最高的了，同时也说明只要是戴笠决定了的问题，立刻可以将编制改变。
我去接事的时候，真是别开生面。蒲岗和我办正式交接手续竟不在他的办公室，而是在夫子池来龙巷侦缉队大门口一家茶馆里。这家茶馆是侦缉队一个退职的队员所开设，蒲岗和他的许多分队长等每天都在这个茶馆中碰头。几个最好的座位是固定保留给这批人的。平日虽然空着也不卖茶给别的客人，好随时让他们去坐。由于这家茶馆设在侦缉队门口，老板又是过去侦缉队队员，每天去的又都是这个队的负责人，因此，这里便成为和侦缉队“谈生意”的最好地方。这个老板便成为他们的中间人，所以他并不以卖茶为主要收入，而是靠经营“副业”来分肥发财。因为侦缉队由军统控制后，警察局长不论是军统的徐中齐或非军统的唐毅，都不过问这个单位的工作。
抗战时期的重庆警察局局长人选很有趣，徐中齐和唐毅每人都当了两任，徐下台交与唐，唐下台又交与徐，徐再下台仍旧交与唐，好像除了他们就找不出第三个。其实内幕很简单，当时逐鹿者虽大有人在，却一直没有轮到。原因是徐为军统，除得到戴的支持，还直接走蒋介石路线，特别是对孔祥熙巴结，极力讨好孔的第二个女儿孔令俊。而唐虽非军统，却一向接近戴笠，又得到四川军阀王瓒绪的支持，并和徐一样走蒋孔路线，因此能一任再任。他们每次走马换将，除了自己带一个主任秘书外，像督察处长、司法科长、侦缉队长等都是戴笠所派，谁都不敢去动。
侦缉队却又不是军统局全部掌握，而是军统渝特区运用，队长及以后的大队长都是兼渝特区的组长，专替渝特区做社会情报和担任行动工作。只有像监视中共办事处、《新华日报》等工作时，军统才统一布置。所以这个侦缉队便可钻空子，任意逮捕人，而进行敲诈勒索。这个茶馆就成为讲条件，一手交钱一手放人的地方。
我去接事时，蒲岗站在门口向我招呼，我还误会他很客气跑到门口等我。当他把我拉进茶馆坐下以后，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当时感到在那种场合谈话太不方便，他才同意到他的办公室去，把队里的一些负责人向我作介绍。
侦缉队内部原来的编制很简单，除副队长沈夕峰外，只有一个书记和几个司书、事务员、书记包办一切，连审讯都担任。不过一般审讯都是由分队长自己抓人自己问，书记便记录一下口供签一个处理意见。档案是乱七八糟。我初去看到那些分队长审问小偷扒手时，完全用窃盗中惯用的术语同他们谈“内行话”，对方应答如流，最后才谈到案情。当问到他来过多少次，有的马上承认哪几件事是他做的，赃物已如何处理，谈得很干脆，也不推诿，同时毫无惧色。审讯时就像谈家常一样，根本用不着用刑，完全不像审讯，只几分钟就解决了。
有次我试图改变一下方法，用一般常用的审讯方式去审理一个小偷。他连声叫冤，矢口否认他偷了人家东西，而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如何可怜的老实人。我当然不会相信他，可是却没有办法使他能从实招来，正在弄得下不得台的时候，一个老队员因事来见我，一看到那个自称好人的人，马上就说：“××，你怎么又失风了？！”这人听了立刻改变态度，便老实招供，问题即时大白，原来他是一个惯窃，并不曾冤枉他。
我任大队长后，便将侦缉大队进行扩充改组。我考虑到，抗战时陪都所在地的侦缉大队，不应只以作社会情报和管理小偷扒手为满足。我懂得戴笠的心理和军统的要求，只要想得出办法，提出要求，一定能得到支持。当时什么编制和法制问题，我根本没有去考虑。我也不大和副大队长沈夕峰去商量，因为戴笠不信任他，我也对他满不在乎。我完全按照我在上海所搞过的和见过的一套来着手改组，先从大队部开始，请军统局人事室给我一批临澧特训班毕业的学生。当时人事室几乎是临澧班学生所操纵，我是该班教官，对他们很熟识。这一要求马上得到满足，首先成立大队部书记室，以临训班学生邓毅夫为主任，原来的书记王秉钧因非军统，仍暂以他为书记室书记，好让邓慢慢把情况弄熟再撤换他。因为当时军统外勤单位的主管官，要调动一个军统特务，非通过军统局不可，而对非军统则可任意撤换。
我在大队部里新成立督察、司法、总务三个股，分别以临训班学生邵华、李湘、凌峻拔任股长。我还向军统局要求，把局里的警犬室人员和警犬分一部分到大队，以军统局警犬室主任王芝禄兼大队警犬室主任。另外，我向警察局要求，把指纹室分一部分人员到大队来。
对外勤单位我也予以调整。我把队员中文化程度较高的十多个队员调集起来，成立一个直属队，专门负责搞党政情报，以李樵逸为队长。李当时是重庆大袍哥石孝先的兄弟伙。石所组织领导的袍哥帮会“兰社”，其中不少是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的成员，另有些金融界、商人、律师、医生等。李是“兰社”的管事，社会关系复杂。其他一些队员如张克东等，有的与新闻界有联系，有的与大专学校师生有往来，有的在文化界有朋友。这些人经我在几天内进行了个别谈话后，大致摸清了他们的情况，所以决定把这批人挑选出来，让他们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不再去管理小偷扒手案件，专心从事于军统所需要的党政方面情报搜集的活动。我很清楚，搞这项工作，比其他队员油水要少一些，便在生活待遇上稍许提高一些，并向他们说明做出成绩，可以得到特别奖金或升级，而大队今后分摊奖金等也将特别照顾他们。我将侦缉队下面的分队一律升为中队，小组升为小队，这样一来，使得各单位的负责人皆大欢喜。为了不使工作脱节，原有的队长基本上不变动，所管辖的地区也不动它。第一中队仍以何玉崑为中队长，负责城区工作。第三队仍以黄俊良为中队长，负责南岸。第四队仍以江如山为中队长，负责江北地区。第五队仍以李文远为中队长，负责化龙桥到沙坪坝、磁器口一带工作。其中只有第二中队改以临训班学生陶思清为中队长，负责下城区。因为在这个区里，除了军统局局本部外，戴笠住在曾家岩，蒋介石住在上清寺，还有中共设在曾家岩的办事处，是当时的重点区，所以要以最亲信的学生去负责。这个地区不但不能出事，还得进一步去做监视中共办事处的工作。第五队当时也是重点区，因有军统磁器口缫丝厂办事处，以及小龙坎管区的红岩村，都需要特别注意。
我把这一计划亲自写好，直接送与戴笠批示。他看过以后，非常高兴，连连称赞“很好，很好”。他对我请求成立一个专搞党政情报的直属队最为满意。他当时就亲笔写了一封信给警察局长唐毅，要他照我的计划去办。当我向他告辞的时候，他又关照我要先去军统局办一下手续，免得局里不接头。我便索性把他的亲笔信和我的计划一起送给毛人凤，免得我直接去找唐毅。不出三天，一切都照办了。我又跟着拟了一套规章制度，并在大队部门口设立一个告密箱，准许老百姓检举队员在外的不法行为，每天由我亲自去开启。
我自接任以后，便搬到了大队部，因忙于了解工作和人事情况，对进门就看到的一座可容百人的看守所挤满了的犯人，却没有来得及去过问。有天睡到半夜，突然听到一阵哭声和打骂声，我连忙起来一看，原来是看守所内的“老犯人”正在打骂一个很年轻的“小犯人”。这时，看守的队员也赶来向我报告，说这个新来的小犯人不听老犯人的安排才被打骂。他劝我去休息，让他来处理这一问题。
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临时性的看守所中还有什么“老犯人”，因为按照当时的法规，一般刑事犯和违警犯都有一定期限要处理，不应当长期拘留在看守所。我决定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花了大半夜的时间，总算弄得有点头绪。原来这个看守所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高兴把人关多久就关多久。所谓老犯人者，都是些长期关押的犯人，后来成了看守所的大小牢头。其中一个最老的，竟在里面“住”了两年多，慢慢形成了他的“地位”，成为看守所的头目。他手下还有三个一年左右的小头目，帮他欺压新来的犯人，谁敢不听，便立刻实行打骂或不准吃饭睡觉。犯人入看守所照例是经过检查，把一切财物搜出来，由队部代为“保管”。有些没有被搜走的东西，这个头目便攫为己有，还不准犯人声张。至于新来犯人家里送来的吃穿等物，照例先得“孝敬”他一半。因此，他住在这里，比当时一般公务员的收入还要高。老犯人得到这个美差并不简单，所以也不打算出去，还百般巴结队里的人员不处理他。他究竟是什么案子被捕，连看守的那个队员也弄不清楚。我叫管档案的人员查案，也无案可稽。我检查这个“老犯人”的行李时，发现他不但有三四条很好的被子，还有一个小皮箱，打开一看，连我都吃惊。他箱子里面不但有一叠叠的现钞，还有美钞、小块黄金、几只手表和七八支金笔，都是从别的犯人那里刮来的。这个老犯人的“家当”，还只是他“孝敬”过看守队员之后留下的东西，因为两年多来进出的犯人有几千，他把犯人的财物搜得干干净净，还能代替看守人员管理犯人。因此，谁也不想把他送走，他自己也认为这是他的乐园，可以为所欲为地在这个小天地中横行无忌。
当晚我从近100人中清出40多个关了一个月以上未处理的人犯，只将其中十多个因政治嫌疑被捕的留下来继续进行侦讯，而对小偷扒手一类未处理的，连同那个头目、小头目，于第二天一律解送警察局司法科去处理。当时这些政治犯，大多是学生与工人。有的学生在学校中表现积极，说过几句不满国民政府的话，或爱看《新华日报》，说过共产党的好话。有些工人在工厂中吵着物价飞涨工资太低，无法维持一家生活，希望老板增加工资，有的发牢骚骂过反动政府。总之，都是被指为嫌疑重大，但又证据不足。
我对这些人不敢擅自作主轻易处理他们，便去问渝特区。他们也想不出办法，最后是报请军统局派了一个法官来提讯，将其中情节较重的四个学生、两个工人带走，其余的仍留下来侦察。我当时不以专门抓小偷扒手为满足，总想能抓到一些共产党员。因此，我对直属队的工作抓得很紧，经常找他们谈话，当面指示他们如何去进行活动。有次得到一个情报，说江北寸滩附近有个小铁工厂里发现有共产党的小组，我连夜带人去搜捕，抓到三个嫌疑很重的工人，从他们家里抄出了几张油印的文件，军统局对此曾予以嘉奖。以后历任大队长对这个队的工作都很重视，工作也逐渐展开，成为军统在重庆的一个情报小单位。
侦缉大队历任大队长除我担任了四个多月外，以后由许忠五、李连福、谈荣章等人担任过。侦缉队的工作，也由过去一向专管偷窃而慢慢变成了搞军统的特务活动，并和稽查处抢着干监视中共在重庆的领导人，做党政情报，从事于对文化界方面的种种活动。
这个侦缉大队的黑幕重重，这里我只简单地谈一下。他们随时滥肆捕人关人。逮捕政治犯时，把政治犯诬指为小偷抓走；甚至故意带着小偷去指认，说成是同道或曾经收藏过赃物。这样便可以将毫无证据的政治犯很方便地带走，而对那些惯贼，却不去惊动他们。一般人家丢失了东西，无论你怎样向侦缉队请求也不会破案；即令破案，也不可能物归原主。但是有权势的人家被偷，侦缉队便会很快将东西找回来；万一是从下江去的没有在重庆入帮的人偷窃的，侦缉队也会责成其他的盗贼按价赔偿出来。一个小偷只要失风落入过他们手中，便一辈子也翻不了身。
我曾亲自处理过这样一件案子。一个失学青年叫王×元，从上海逃到重庆后，因投亲不遇，又找不到救济的地方，便铤而走险，在银行区一家商店偷取了一点货物，当场被逮捕交到侦缉队。经一个队员调查，认为是初犯，从轻处理，释放出去。这个青年后来找到了一个小学教员的职务，一天在轮船码头过渡时，正遇上那个抓过他的队员。这个队员邀他到附近一家茶馆，问他最近的“买卖”怎样？这个青年不懂得队员的用意，便说自己不是经商而是在一个小学当教员。这个队员认为他不识抬举，便给他一个耳光，叫他清醒点，并把他衣服给脱下来。这个青年当然不服气，两人吵了起来，队员要把他带走，他也不害怕，两人一直吵到大队部。我派人去他学校调查明白，才由学校具保领去。这时我才清楚，原来一般窃贼，只要被捕过一次，队员认识了他，以后遇到他便向他要钱要东西，如果不答应，随时可以再逮捕他。因为每个队员的口袋里都装满了失窃的案件，只要随便指一件与他，便得吃一场官司。有时他不承认，队员可以教唆另一个窃贼咬定他是同谋，最后也会是非不分，有口难辩。
当时真有本领的大惯贼，队员是不舍得轻易去逮捕他们的，因为留下来可以多分肥，案子越大越多，分得也越多。不是非破不可的案，总是乱抓一些替死鬼来充数。一些初出茅庐被逼铤而走险的，往往最易落网。我在侦缉大队四个多月，看到被捕的窃盗，十之八九是生手，而老手一进门队员就认识，并且马上能指出这是“吃洋火钱”的（掏人腰包如摸火柴一样）、“捡露水钱”的（清晨挨门而入的小偷）、“吃灯花的”（夜晚点灯后去偷的），分门别类，屡试不爽。
侦缉队对赃物的处理，更是黑幕很多。一般老百姓丢失金钱与物品，报案后，侦缉大队部便按地区分到所辖地段的队去侦查破案，总是十有八九如石沉大海。一二幸能破获的，现金是照例七折八扣，多半都追不回，还得照例“自动”（其实是被迫）拿出十分之几作为奖金，才能把失物领去。如果不识相，一毛不拔，便会祸不单行，队员们节外生枝，随时找上门去。有些豪门权贵的家奴，明明主人没有失窃，而是他们故意把东西藏起来，拿着主人的名片到队部报案，限期破获。我最初遇到这样的事，不知如何处置。有一天，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的副官拿着戴的名片见我，说是戴院长客厅里一个古瓷瓶被人偷去，要我马上设法破案将原物追回。我派两个老队员去看过以后，他们回来告诉我，可能是家贼，或者是那个副官故意捣鬼。他们办这类案子有经验，我便交给他们去办。过了几天，这个副官又来催我，经我与那两个老队员研究了以后，由他们直接去和他谈判，结果是花了点钱，便不了了之。以后我到军统当了总务处长，戴笠要我拿着他的信去求戴传贤写几个字，我便有意无意提到他客厅花瓶丢失的事，想讨好他一下，说明我过去给他办过这一案子。不料他听了以后，根本否认有这回事，并指着他会客室的花瓶说，每天都在，从没有丢过。后来他把那个副官找来一问，副官支支吾吾地说有天早上不见过，但中午又发现仍在原处。那时我才相信那两个老队员的确猜得不错，完全是那些豪门的家奴在捣鬼。
当时侦缉大队每天总要抓到几个或十几个偷窃犯，可以搜出不少现金或物品。军统特务们都懂得这一内幕，许多人经常找我要东西。他们往往先去赃物保管室看上一看，对看上的东西，随便用一个假姓名写个申报表，说自己在什么地点什么时候丢失了那件东西，日期写在破案的前几天。我将这张纸条交下去，由下面的人签上“本案已破获，原物追回，拟予发还”几个字，我再批一个“可”，这件东西就毫不费力地落到特务手中。万一原失主闻风追问起来，我们也可以顶得过去，因为手续齐全，东西的确是“原主”领去。我在侦缉大队四个多月，便搞过这类昧良心的事十多次，大都是军统局的一些科员股长，要去的都是些最好的东西。
侦缉队对缴获小偷扒手的大批赃物，除一部分被特务攫为己有外，经过半年左右没有人来领取，就可作为队里的财物充作奖金或公积金，由队里自行处理，少数的则随案送到警察局司法科。司法科处理的办法也和侦缉队差不多，总是想尽方法来变成自己的。许忠五当大队长半年多，便把侦缉大队旧房屋拆掉，盖了一座二层楼的房子，这笔钱便是从这些赃物中拿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背地里说：“小偷偷了东西要坐牢，侦缉大队用小偷偷来的钱盖房子却受到奖励。”
我任大队长四个多月便调到稽查处当督察长，这次调职说来是很可笑的。因为有一天唐毅在苍坪街的公馆失窃，偷去了鸭绒被和一些衣服，小偷居然偷到了警察局长家里去了。这在当时是闹得满城风雨的大笑话。唐毅打电话找我去谈这件事时，两人都感到很难为情。我便责成第一中队要尽全力破获此案，因为不能采用赔偿办法，非得追回原物不可。我威吓几个分队长，三天不破案便扣押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