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 / 2）

我们辞别总理时，总理和每个人一一握手，他握着我的手还吩咐了一句：“我等着看你写的东西。”

自周总理接见之后，我便开始慢慢地也是很吃力地学习写东西。由于自己从来不写文章，手头又没有一点参考资料，完全凭记忆来写，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从1962年起，我写的几篇东西，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后，接到不少读者来信，对我写的东西加以订正补充。有些事经反复回忆并核对当时情况，我认为的确是我弄错了的，在这次改写成书之前都改正了。有些我再三回忆，认为没有弄错的，我还是保留下来。因为每人当时所处的地位不同，了解到的情况自然也有不同。国民党的报刊，很少说真话，黑白颠倒，是非混淆，还有不少是凭空捏造的，有些记载则把时间故意推迟或提早，所以这些报刊材料并不全是真实可信的。

国民党的档案，特别是像军统局这类特务机关的档案，也不都是可信的。蒋介石叫戴笠杀害了那么多革命人士和反蒋人员，我在为军统局特训班编写“行动术”教材（专门搞逮捕、绑票、暗杀、破坏等特务活动的东西）时，曾调阅过不少有关暗杀等事件的档案材料，就没有看到哪一件中有蒋介石的手令或批示，只有戴笠写的“奉谕速办”和“奉谕照办”。究竟是“奉”了什么人的“谕”，档案里完全找不出来。这类档案经过多少年之后，人们还得费一番考证功夫才能推断出来。现在一些有过亲身经历的人把真实情况写出来，可以补档案之不足。

有几件事，我也附带说明一下。

自我写的资料发表以来的十多年中，我先后接到过30多封革命烈属们的来信，说军统特务杀害了他们的亲人，责问我在撰写这些史料时，连被害烈士们的姓名都不曾写上。我的这一疏忽之处，使我长期内疚于心，深感愧对先烈。除谨向烈属们敬致歉忱外，也利用这次出书的机会，把许多坚贞不屈终致遇害的烈士们的英名尽可能列入一部分。因为过去军统作恶时间太久，执行的机构分散各地，刽子手不少，杀害的人很多，我不可能全都知道。例如重庆解放前夕的大屠杀中，上百名烈士惨遭杀害，我不可能都列举出姓名来，也有不少烈士的姓名我实在记不起来。这些都得请求烈属们加以原谅。还有个别烈属当面责问我，他们的亲人被军统抓走后的下落，提出“生要人，死要尸”的要求。我每遇到这种情况，真是痛悔万分，除了低头认罪和请求宽恕外，实在没有办法能满足他们这种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无父母，谁无子女。烈属们怀念亲人的这种心情，我是能理解的，我除了深感愧对先烈和烈属外，我连自己的母亲都对不起。她过去经常教导我：“孩子，你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而我过去为了要做官，瞒着她做了不少不像人的事，而今真是追悔莫及，只有把过去所作所为的那些见不得人的罪行揭露出来，聊尽赎罪之心。

另外，还有不少读者写信给我，说我过去写的东西，没有很好地把一些叛徒的丑恶表现和罪行详细写出来，不足以激发人们对叛徒的憎恨和厌恶。党内出了叛徒，对党所起到的危害是那么大，应当让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多了解一些革命的艰难和成功之不易，所以我在《保密局内幕》一稿中，增补了一段有关叛徒的资料。由于考虑到不让这些叛徒的亲属为此而受影响，有些叛徒的姓名（虽然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没有写出来，只把他们危害共产党的罪行和出卖灵魂的丑恶事实，选择几个有典型性的写了出来。

为了将军统特务的许多罪行尽可能如实地揭露出来，这十多年中，我找过不少了解过去情况的亲友，请他们对我写的东西加以核实补充。有些情况虽然经过核对，认为属实，后来又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这次出书之前，我又再次进行核对。如戴笠开始搞特务活动的小组织——“十人团”的名单，这次我又再次核实。1942年，军统在重庆举行纪念成立十周年的“四一大会”上，我亲自听到戴笠宣读过这十人的名单。1961年，我开始写《我所知道的戴笠》时，便找到当时全国政协委员黄雍先生核对过。1975年，郑锡麟来京参观学习时，我又去找他核对过一次。因他两人都是“十人团”的成员。又如军统特训班的“班歌”，后来成为军统局的“局歌”，我记得不完全，经好些人来信补充，基本上已凑齐了。在《戴笠其人》一书中，没有来得及刊出，只好在以后的资料中发表出来。

还有，有些朋友和了解过去情况的人写了不少材料给我，其中有些我认为符合当时情况的，准备采用；有些事，我过去完全没有印象，甚至认为不符合当时情况的，便不准备采用了。这种关心史料征集的热情，我非常感激，在此特表谢意。本书所记，如有遗漏和错误之处，敬希各方人士给予指正和补充，我是竭诚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