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 / 2）

我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工作18年，因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从一个小特务慢慢被提升到军统局局本部任处长，又担任过外勤地区负责人，并长期兼任军统许多特务训练班技术教官，主持过军统掌握的公开特务机关的工作.特别是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七年的长时间中，与内外勤单位在工作中接触的机会较多，所以对军统各方面的内幕情况和戴笠的公私活动，都知道一些。为了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我由1961年开始，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陆续写有约100万字的资料，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及内部刊物发表了约30万字。这些资料发表以后，有的未经组织和我个人的同意，做进一步的校订、核实，外间即自行翻印，谬误不少。现在，我将过去所写的资料重新补充订正，编为《军统内幕》一书出版，借此机会谈谈我写这些资料的经过。

1961年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罗瑞卿两位副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我们。周总理分别与我们每个人谈话，轮到我时，我首先向周总理请罪。这是因为在上海、重庆、南京解放之前我曾亲自带领特务或是指使一些特务对周总理搞过侦察、跟踪、监视等活动。周总理听了，爽朗地笑了起来，并且很有风趣地告诉我，说我们过去搞的那一套，从来没有对他起过作用，只是当了他的义务随从。他特别谈到那次去上海住在新亚酒店的情况。他说，他清楚地知道在他住房的左右和对面房间里都有人在监视他，连服务人员也由特务来充当，可是他每天都同在上海工作的同志见面、交谈、互换文件。他问我发现这些情况没有？我说，没有发现，如果发现了，便会被特务秘密逮捕。他说，他在上海是为中国共产党工作，和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去上海吃喝玩乐不同，但他也经常看电影，那就是他与同志们见面的时候。

周总理告诉我，他发觉他每天出门，总有一大批特务在跟随着他，使他不便去找在上海工作的同志，便约好到电影院见面。他说，他一走进电影院，特务们便赶紧把前后左右的门都守住，怕他从前门进去，又从别的门出来。但是他的座位前后左右都是他要约见的人，电影一开演，里面黑洞洞的，特务们找不到他，只能守在门口等候散场。他在散场后，总是先走出来，特务们又马上盯住他，其他同志就分散走开。周总理说完这些之后，便很严肃地对我说，共产党员只有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从来不计较个人仇恨，处处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特赦你们，也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你们今后一定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我听了周总理的话，感到很惶恐，便问道：“我怎么才能做出对人民有益的事来呢？”他说，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你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如实地写出来，不论是你自己干过的，或是看到和听到的那些阻碍革命、屠杀革命人士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揭露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使大家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艰苦奋斗几十年，牺牲了多少人，才换来今天的红色江山。周总理说，你如实地把这些写出来，这就对后人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是做了对人民有益的工作。接着，周总理再三叮嘱：写这些东西，一定要真实，不要有顾虑，过去没有交代过的，现在写出来，也等于补充交代，政府决不会追究；同时也不要害怕，不要避讳，知道什么就写什么，过去有些同志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同你们去打交道，那也是值得歌颂的。

谈到这里，谭震林副总理说有紧急事要找总理，总理便离开了。陈毅副总理接着对我说：写历史资料，要求真实，不求全面，知道一点便写一点。这不能像写一样，可以由自己创作出来，更不能把道听途说的东西也写上去，一定要写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真实材料。陈副总理还说，他看到有的人在解放以后写的有关他当年在江西打游击的资料，他认为有不少地方夸大了他个人的作用，而没有突出党的领导，因此都删掉了。

那次接见，到12点多，周总理邀我们去后边餐厅吃饺子。他很风趣地说，今天南方人多，但他还是按北方人的习惯请大家吃过年饺子。今天是阴历年初七，农村还在过年。不过大家在这里不要闹笑话，过去北方人请南方人吃饺子，南方人以为饺子是点心，好菜在后面，所以只吃几个等后面的好菜，结果是饿着肚子回去。今天只吃饺子，后面没有准备菜，大家一定要吃饱，不要饿着肚子回去。我们听了都笑了起来。周总理要大家随便些，他说有点事出去一下。陈副总理便领我们进到餐厅，也没给周总理留下主人坐的席位，叫先进去的先坐。

饭厅不大，两个圆桌旁坐十多人。我走在后面便找到一个靠墙的角落坐下。当服务人员把四个冷盘先送上来时，陈副总理没有等周总理进来，便叫大家开动。我们都不好意思先吃，陈副总理却带头吃了起来。周总理走进来时，只有我左边还有一个空位，便走过来坐下。当时，我心头真感到无比温暖。过去我替蒋介石和戴笠拼命卖力干反共反人民的事情，他们却把我当成家奴一样看待。特别是蒋介石，去见他时，有时连坐都不让我坐下。今天周总理接见我们，这样平易近人，实在出我意外，我几乎感动得要掉下泪来。

周总理一边吃一边继续谈他那次在上海的情况。他说，他明明知道特务们整天在盯着他，但他还是先后约见了在上海工作的几十位同志。他笑着又问我：“你们一个都没有发现吧？”我说：“是的。一个也没发现。”我很好奇地问周总理：“我们怎么没发现总理通知过什么人在什么地方约见？”他笑着说，他为什么到上海要住在新亚酒店里，就是因为那里有你们的人，也有我们的人，你们会化装成服务员来侦察我，我们的同志也会化装成服务员来保护我，并给我当交通联络。电话你们会偷听，所以我不打电话。每天我出去乘坐出租汽车、进餐馆时付账、买东西时付钱等，我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人把我要约会的人名单给我送出去。周总理还告诉我，军统和中统等特务机关搞的那套鬼把戏，他知道不少，不过不能串联起来，有些关键问题还不十分清楚，所以希望我把这些内幕如实地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