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老北京的胡同坊巷(2 / 2)
35号院原本只是索家花园的一部分,被称为“绮园”,如今园内假山上还有“绮园”二字的刻石呢!园内除假山、水池、桥、亭等建筑外,还有一方江南园林中建筑——船形敞轩,这敞轩底部似一大船,船体上为木结构敞轩,造型独异,使花园不同流俗。
后来,35号院被出售,买主后来拆除了花园内的全部建筑,重新修建了房屋,只留下大门内东隅一组假山。改建后为四进院落,宅院比较宽敞,院内的主要建筑是硬山和瓦清水脊顶。
1986年1月21日此院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张作霖在北京居住期间,曾经购置了多处公、私房产,如西城太平桥的大帅府(即顺承郡王府)、黄寺的东北讲武堂北京分校、新街口的东北大学、王大人胡同(今北新桥三条)的东北军驻京办事处等。
其实除了这几处房产外,张家还有一处房产,那就是位于翠花街5号的一座“私宅”。相传这座私宅是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为红颜知己赵一荻购置的。
提起张学良,很多人都知道,他风流倜傥、威震东北,是一位少帅将军;他曾因软禁蒋介石而将国共全面抗日战争序幕拉开,也正因此他饱尝了几十年与世隔绝的软禁之苦。他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不过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创造的爱情史话。他和赵一荻延续了70多年的真挚爱情,被后世人奉为爱情绝唱。
1931年,张学良举家迁到北京(当时被称为北平),居住在顺城郡王府(也就是今天的太平桥大街路西的全国政协机关所在地),陪他住在这里的除了他的夫人于凤至,还有他的红颜知己赵一荻。于凤至是个贤淑、大度的人,赵一荻又十分乖巧懂事,二人相处得还算和谐愉快。但不久后,张学良为了更好地与赵一荻相处,就为赵另外找了一个住处,就是我们这里所提及的翠花街5号院。
在翠花街5号这座原本华美、精致的院落里,张学良和赵一荻度过了一段幸福甜蜜的日子,在这里他们广邀好友、交际应酬,周旋于北京各界社会名流之间。赵一荻凭借她得体的谈吐、流利的英语、优美的舞姿,协助张学良处理各种人际关系,谱写了一段精彩的爱情佳话……
张学良旧照
翠花街,原东起赵登禹路,西至翠花横街,原有1号至25号、2号至20号。而今由于马路拓宽和附近富国里小区占地,翠花街只余极短的两个院落——5号、7号。5号院为广亮厦门,但已略显残破。倒座房数约七间,可见当年这三进四合院的气派。
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更迭,如今的翠花街,再也没有昔日辉煌的光影。
但翠花街因为有5号院这个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感人爱情的早期见证地,而铭刻在很多懂爱的人的心里。
提起北京的八大胡同,很多人可能会说:“肯定包括什么南锣鼓巷、国子监街、东交民巷啊……”其实,还真不是。这里所说的八大胡同,也是非常有名气的,只是它们的名气不在于展示出了老北京的民俗风情,而是在于它们曾是烟花柳巷的代名词。
那么这八大胡同都是哪些胡同呢?
八大胡同也被称为八大埠,位于前门大街、大栅栏附近,离紫禁城不远,离天安门约1公里。从具体的地理位置上看,这些胡同都位于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铁树斜街以南,由西往东依次是: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平常老百姓口中所提及的“八大胡同”,并非专指这八条胡同,而是泛指前门外大栅栏一带。在前门外大栅栏一带的各个胡同里,都分布着各种规模、等级不等的近百家大小妓院,而这八条胡同的妓院多是一等二等,妓女的“档次”也比较高,所以才如此知名,被称为“八大胡同”。对此,一位老北京研究专家也曾经有所提及,他写道:“从广义上讲,八大胡同是指从铁树斜街以南,珠市口西大街以北,南新华街以东,煤市街以西这一大片区域内的三十多条胡同,这些胡同中有过明妓或暗娼,至少也住过‘八大胡同’中的从业人员。只是上面说的这八条胡同多为一二等妓院。”
虽然这八条胡同因其妓院等级相对高些而被封为“八大胡同”,但其实他们的妓院相互之间档次也不尽相同,其中一等妓院比较多的是百顺胡同、陕西巷、胭脂胡同和韩家潭。所谓一等妓院,也被称为“清吟小班”,顾名思义,就是顾客主要是为饮茶、谈棋、说戏而来,并非只有皮肉生意,相对来说高雅一些。而这些顾客也多为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二等妓院比较多的是石头胡同,二等妓院也被称为“茶室”。三等妓院比较多的是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
旧京八大胡同之一的石头胡同
要说起“八大胡同”的由来,还要追溯到清末民初。起初,这里并不是“红灯区”,而是进京戏班所在地,后来成为清代男色的最大聚集地,清末民初才逐渐演变成名噪一时的烟花柳巷。当时,有一首打油诗对此描写得非常精彩,这首打油诗摘自《京都胜迹》,具体是:“八大胡同自古名,陕西百顺石头城(陕西巷、百顺胡同、石头胡同)。韩家潭畔弦歌杂,王广斜街灯火明(王广福斜街)。万佛寺前车辐辏(万佛寺系一小横巷),二条营外路纵横(大外廊营、小外廊营)。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
要说起八大胡同中名气最大的女人,则非名妓“赛金花”莫属。赛金花,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先是嫁给了当时的状元洪钧,当了他的三姨太,后来跟随丈夫出使德、俄、荷、奥欧洲四国,成为大使夫人,周旋于上流社会。但命运最终捉弄了她,她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时因故搬到了北京,就住在八大胡同之一的石头胡同,并且先后在高碑胡同、陕西巷挂牌营业,晚年非常贫困,并在1936年病逝于北京。
由于八大胡同在历史上具有比较特别的意义,它见证了曾经的中国情色业的发展轨迹,因此即便北京处处大动工、大改装、大翻新,但它们也被保存了下来。如果您有机会来北京旅游观光,不妨来八大胡同看看,认识一下这个曾经繁华如今朴实的与众不同之地。
提起老舍故居,不得不提那座有名的丰富胡同。老舍故居“丹柿小院”就在这个胡同内。丰富胡同距离王府井不远,在灯市口西街上,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巷,北临北厂胡同,附近还有举世闻名的王府井大饭店。如今的丰富胡同只是一条小小的巷道,巷内虽没有多少院落,但狭窄得很有味道。巷内也安静得很,连行人都少见,在喧闹的王府井大街旁边,在这样静静的小巷内游走,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具体地说,老舍故居“丹柿小院”位于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院子不大,方方正正,是座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这是我国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最后住了16年的地儿,是老舍1950年回国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购买的,老舍也因此成为解放初期政府批准作家自己掏钱买房的第一人。其间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方珍珠》、《龙须沟》、《茶馆》等几十部话剧和大量曲艺、杂文、诗歌、散文等。
1950年,老舍被任命为新中国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为了有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老舍希望能有一所自己的小房子。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肯定答复后,老舍请他在美国的出版代理人寄回500美元版税,换成100匹布,在东城丰富胡同10号买下一所小三合院,也就是如今的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
老舍先生
老舍先生生前比较爱种植花草,这座宅院里的花草树木几乎都是他亲手种植的。1954年春,他的夫人胡絜青女士在院内种了两棵柿子树,每当深秋来临,红柿高挂,所以这个小院子也被称为“丹柿小院”。如今,这两棵柿子树依然枝繁叶茂。看守老舍故居的老大爷说,秋天满树都会挂满黄澄澄的柿子,比市场上卖的柿子甜得多呢!
老舍先生“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死在北京,他写了一辈子北京,老舍和北京分不开,没有北京,就没有老舍”。老舍在北京解放前后住过的地方共有十处,其中解放前九处,即小羊圈胡同(现为小扬家胡同)8号是他的出生地,北京师范学校(今育劝胡同)、第十七小学(今方家胡同小学)等地,解放后仅一处,即兹府丰盛胡同10号(今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他在这里居住直至辞世,居住的时间最长,人生成就最辉煌。
现在,故居院内的东、西厢房,被辟为老舍纪念馆,通过大量珍贵的照片、手稿,展示了老舍先生的生平及创作历程。1984年5月12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将老舍故居公布为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国子监,又被称为太学、国学,是元明清三代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也是掌管国家政令的最高机关,它通常设置礼、乐、律、射、御、书、数等教学科目。当时的人若能在国子监上学,那可算是光宗耀祖了。国子监的最高长官被称为祭酒,元代的著名学者许衡就曾经做过这里的祭酒。当年他亲自种植的柏树至今已经存活了好几个世纪。
北京的这所国子监,始建于元大德十年(1306年),在最初的时候是效仿晋代时的名称而被称为国子学。在明朝初期毁弃,改建北平府学,从此北平府学成为北京地区的最高学府。后来明朝的永乐帝从南京迁都北京,又效法唐代名称改北平府学为北京国子监,同时保留着南京国子监。如今的北京国子监内,元代建筑遗存比较少,绝大部分建筑为明清两代所建。
国子监街,因国子监在此地得名,是一条东西向的胡同。它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雍和宫大街,西至安定门内大街,是首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之一。东西贯通的国子监街全长669米,平均宽度11米,清朝的乾隆皇帝赞其为“京师为首善之区,而国子监为首善之地”。
要说起国子监街的历史,可谓十分久远,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元代。元代至元二十四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大都城的崇仁门(今天的东直门)内的这条大街上修建了“国子学”。及至元大德六年修建了孔庙,元大德十年在孔庙西修建了国子监,体现了“左庙右学”的规制。对此,明崇祯八年(1635年)刊印的《帝京景物略》有详细的记载:“都城东北良隅,瞻其坊曰‘崇教’,步其街曰‘成贤’,国子监在焉。”在明朝的时候,国子监街被称为“国子监孔庙”,后在清朝的时候改名为“成贤街”,在民国以后改称为国子监街,曾经一度改名为红日北路九条,后又被改回国子监街之名。
国子监街是整个北京城仅存有牌楼的街道,其最突出的景致之一便是那四座牌楼。在街的东口和西口各有一座,额枋上写的是“成贤街”三字。另外两座在胡同中间的国子监大门的两边,额枋上书“国子监”三字,该两牌楼两侧路北均有石碑,用满汉文镌刻“文武官员到此下马”字样。
清代国子监辟雍
如今的国子监街,尚保存着较好的旧京街巷的风貌,是京城现存不多的古老街道之一,巍然耸立的牌楼,夹道的古槐,和两旁的大小宅院、庙宇,古色古香,清幽恬静,古城韵味十足。1984年被定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要数北京城比较具有文化底蕴的老胡同地带,当属南锣鼓巷地区,它的历史很悠久,与元大都同期建成,汇集了元朝以来不同时代风格的建筑群体,是历代达官显贵居住之地。从南锣鼓巷出发,向其东西两翼搜寻,十六条胡同中共有二十多处挂牌的文物保护单位,由此可见这一区域在历史传承上的分量有多重!而在这一区域中,挂牌保护最多、四合院建筑水平最高、最有历史价值的,当属帽儿胡同了。
帽儿胡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南锣鼓巷,西至地安门外大街。在明朝的时候,它被称为梓潼庙文昌宫,直至清朝的时候才被改名为今天的“帽儿胡同”以名。如今,建在文昌宫的基址之上的是帽儿胡同小学,而帽儿胡同的9号和11号是可园,属京城最富代表性的私家园林之一。而帽儿胡同37号,则名气最大,就是被海内外所熟知的中国封建王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婉容的故居,相邻的35号院是婉容家的花园。两个院落合起来,被称为婉容的娘家。
帽儿胡同
37号院是个三进的四合院,进门的左边是一排南房,右边是带垂花门的中院,从中院北房当中的过厅进入后院。后院的东西房,皆是一明两暗的三间房。北房五间,前廊后厦,两边各带耳房一间。婉容的闺房,是北房最西头一间。因婉容的闺房是在37号院,所以1984年市级文物单位“旧宅院”的石碑,就镶在了37号院的外墙上。
37号院对外开放,每日游人不断,可是35号院却不同了,整日地铁将军把门,油漆得朱红锃亮的门上还贴着“谢绝参观”几个字。但35号院的神秘还是被一些人给揭开了。据去过的人描述,一进帽儿胡同35号院,经过一段假山叠石,直达内院,北房西侧有一月亮门和37号院相通。解放后,由于荣源府分属两个产权单位,所以这道门被封。
很多人或许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婉容的娘家作为皇后的娘家,应该修建高贵的豪门深院呐!为何仅仅是座普通的宅院?其实,这与当时朝廷的经济状况有很大关系。婉容被封册为皇后后,溥仪皇帝封婉容的父亲荣源为“承恩公”,赏其“头品顶戴”并给予其“在紫禁城内骑马”的特权,同时也赏赐了很多银两让他重修其府。但由于当时的小朝廷经济实在有些拮据,所赏赐的银两并不多,所以荣源府并没有与之相称的豪门深院。
婉容生于1906年,直到1922年与溥仪结婚,在这里居住了16个年头。在这座宅院里,婉容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据她的弟弟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在婉容很小的时候,就有专门的家庭教师对她进行教导,足见家人对其教育的重视。不过,婉容也没有让家人失望,在她随溥仪皇帝接见各国使节时,她的美丽和优雅折服了在座的各位使节夫人。
然而,婉容的一生毕竟是不幸的,晚景非常凄凉。1946年,婉容被溥仪抛弃,当时的她贫病交加,终至不治而死,年不过40岁。
可以说,对婉容来说,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她的大婚时刻及在帽儿胡同居住的那些日子。
如今的帽儿胡同没有像一些老胡同那样落得个凄凉、落寞的下场,其两端均与繁华热闹的大街相接,内里不时有各色轿车穿梭。浓密的林阴道下,时尚的跑车与古老的三轮车交错行驶在红门灰墙间,隐隐中透着帽儿胡同的非凡地位。
在北京城,我国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曾经有多处故居,其中最有名气的是位于西城区护国寺街9号的“梅兰芳故居”。这是梅先生的晚年寓所,在1961年他逝世前,就是在这座温馨、静谧的四合院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梅先生逝世后,这座宅院被建造为“梅兰芳纪念馆”,自1986年起对外开放。多年来,吸引了众多爱“梅”之人前来驻足、缅怀。
除了“梅兰芳故居”外,梅先生在北京的住处还有很多:1907年,梅先生举家迁至珠市口东大街北桥湾道北的北芦草园,此时梅家的经济状况正处于窘迫时期,故该住处是梅先生一生居住最简陋的一处;1909年,梅先生搬到鞭子巷头条(后更名为锦绣头条),梅先生在此宅院结婚生子;1912年,又搬到鞭子巷三条(后改为锦绣三条)26号一座四合院,此时的梅先生得到谭鑫培提携,于天乐园首次与谭合演《桑园寄子》,身价倍增;1915年和1916年,梅先生的儿子大永、女儿五十相继不幸在此宅中因病夭折,梅先生夫妇大为悲痛,决定另觅新居。及至1916年,梅先生以两千几百两银元典了北芦草园逛西青云巷8号(现青云胡同29号)的一所宅院,一住就是六年。可以说,青云胡同29号院,曾见证了梅先生事业上的发展和转折。
青云胡同,原名庆云巷胡同、庆云大院,据《北京市崇文区地名志》记载,该胡同北起西兴隆街,南至南芦草园胡同。至于该胡同的名称由来,清《京师坊巷志稿》对此有记载,即:“在大小崇真观与北芦草园之间有庆云庵。”也就是说,该胡同因庵而得名。1965年庆云大院、十间楼并入,统称为青云胡同。
青云胡同为南北走向,其29号院是东、西两所打通的并列四合院落。两个院落的格局几乎相同。街门设在东院,倒座南房面阔五间,东侧间辟为门道,街门面向南开,使北房成为正房。通过门道向西走,你会发现在两厢房南山墙间设置了一道障墙,将南房隔在外院。北房为上,面阔五间带前廊。通过北房前可以通向西院,南、北房也各为五间,均与东院房并连,北房也带前廊。东西厢房也各为两间,西房南侧辟为街门,临街为高庙胡同(也就是今天的长巷五条30号),在平时这个门不开,东院之门是正门。
梅兰芳纪念馆
随着历史的变迁,昔日华美、精致的青云胡同已经失去了其往日的光辉。然而,每每想到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当年曾在这里生活过,就令人不由自主地感怀不已。
在西城区东北部,地安门以北,鼓楼前脸儿,什刹海前海北侧,有一条北京城最老的斜街——烟袋斜街。它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至小石碑胡同与鸦儿胡同相连,北起大石碑胡同,南至前海北沿,街区占地14公顷。此街东西斜形走向,全长232米,宽5到6米,街道两侧建筑典雅朴素,颇具明清传统风格,其前店后居的形式呈现出古风犹存的市井风情,充分展现出浓郁的老北京传统风貌。
烟袋斜街始建于元朝,成街于明朝,在清朝和民国时期最为繁华热闹。据说,这条街在元代至明朝中叶,被称为“打鱼厅东街”,打鱼厅是元、明时期管理海子捕鱼的官厅机构,其衙署设于此街之上,故名。明嘉靖年间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日中坊二十二铺,北安门西……银锭桥,打鱼厅斜街。”后来,在清朝的乾隆年间被改名为鼓楼斜街,在清朝的末期被改名为今天的“烟袋斜街”这个名字。对此,清乾隆年间刊刻的《日下旧闻考》一书有详细的记载。
有读者或许会问,它为什么被改名为“烟袋斜街”了呢?这里面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当时北京城里的烟叶行业发展得非常好,主要是因为居住在北城一带的旗人们很多都喜欢抽旱烟或水烟。可是,仅有烟叶是满足不了他们日益旺盛的需求的。在那个时候,还不流行抽烟卷,大家抽烟都讲究用烟袋。针对这种情形,住在斜街上的人家便开始打起开烟袋铺售卖烟袋的主意,就这样,一家家烟袋铺便在斜街上开了张。时间长了,这条斜街便被叫成了“烟袋斜街”。
更加有意思的是,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这条街本身就像一只烟袋:细长的街道好似烟袋杆儿,东头入口像烟袋嘴儿,西头入口折向南边,通往银锭桥,看上去活像烟袋锅儿。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以“烟袋”命名斜街,真是名副其实,既形象又朗朗上口。后来烟袋斜街的名字越叫越响,一直流传到今天。
据说乾隆朝名臣纪晓岚就常拿烟袋杆儿
民间一直称这条街为“烟袋斜街”,但这个名字直至清嘉庆或道光年间才得到官方的正式确认。清朝时期是这条街最为繁华的时期,当时的烟袋铺特别多,这些烟袋铺经营各种大小烟袋及水烟袋、鼻烟壶等,也卖烟叶,如关东烟、旱烟叶、兰花烟等。除此之外,还有古玩字画店、裱画店、纸铺、钟表店、当铺、杂货铺,有糕点铺、豆腐房、各种服务性行业及风味小吃店等,甚至还出现了“鬼市”。主要是因为南城的南药王庙举办庙会时,整夜都有香客进香,由此庙门两旁的各种服务性摊贩也通宵不断,这样就逐渐形成了“鬼市”。
烟袋斜街地近什刹海、南北锣鼓巷,王公府第众多。辛亥革命给这条街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自辛亥革命发生后,附近的清朝权贵、满族子弟日趋没落,失去昔日的特权,不少人家靠变卖家产、贱售古玩度日。由此,烟袋斜街开始有人做起了古玩买卖的生意。及至民国以后,这条街开始逐渐成为古玩商们的根据地,当时比较有名的古玩店有宝文斋、敏文斋、太古斋、抱璞山房等六家之多。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服装店、理发店、洗澡堂等。
后来,烟袋斜街开始沉寂下来,街面店铺也渐渐地转变为民居,原有的商业环境逐渐消失。2000年开始,政府开始对这条街进行整治,并将其列为传统商业街,对它进行重点保护。整治后的烟袋斜街,颇有一番古色古香的韵味,再现出老北京传统的青砖灰瓦的建筑风貌,形成了以经营民族服装、服饰、烟具、茶具、古玩等民间工艺品为主的业态风格,成为北京北城较有名气的文化街,留下了很多文化名人的足迹。
当代著名诗人叶宝林在游览烟袋斜街时,曾经写下这样一首脍炙人口的七律,名字叫《烟袋斜街》,或许这首诗能让我们对烟袋斜街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从而领略到这条街的精华所在:
后海波寒柳雾凉,一根烟袋点残阳。 银桥可载西山重,老店犹飞爆肚香。 梦落鼻壶闻烂醉,魂游瓦巷转悠扬。 斜街更比烟竿短,几步明清岁月长。
金鱼胡同位于东城区灯市口大街的南侧,属于东华门地区,是王府井大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二条胡同,是当年由皇城出来逛灯市的必经之地。它东起东单北大街,西止王府井大街,南与校尉胡同相通,北邻西堂子胡同,比一般胡同宽,长540米,可算是条马路。著名的吉祥戏院和东来顺饭庄就设在这里。
该胡同在明朝的时候属澄清坊,在当时就有了这个名字,在清朝的时候它属镶白旗,沿用了“金鱼胡同”的名称。
在胡同东段北侧,坐北朝南,是内部相通的4个宅院,加上东边的1号旁门共5个宅院,占地一万六千多平方米,是清末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那桐的府第。对此,《燕都丛考》有明确的记载:“那琴轩桐相国故宅,旁有园,俗名那家花园。”“那家花园”东起金鱼胡同东口,西到现在台湾饭店的东墙,占了半条胡同,南北贯通金鱼胡同与西堂子胡同。
那桐旧照
那桐,全名为叶赫那拉·那桐,是满洲镶黄旗人,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在清末光绪、宣统年间先后充任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并兼任过京师步军统领和管理工巡局事务。义和团运动期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那桐被任命为留京办事大臣,随奕劻、李鸿章参与签订《辛丑条约》的谈判。《辛丑条约》后,任专使赴日本道歉。清帝退位后,迁居天津。
据考证,那桐是在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搬到金鱼胡同来的。当时只有住宅部分,后来进行了东西向扩延,遂形成了“占地二十五亩二分九厘二毫,原有房廊三百多间的那家花园”。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第一次到北京时的欢迎大会就在此园召开。此后北京上层社会的大型集会常借用此园,因此在社会上很享盛名,“那家花园”这个名称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民国时期,那家花园一度成为政治交际场所。此外,它还经常被出租,用来唱堂会和结婚。日寇入侵后,它一度为张璧强行租占。1950年,该园最东边的院落被出售,成为机关办公用房,后在70年代末期被改建为面临东四南大街的高层楼房(如今成为商业用房),门牌改为东四南大街249号,金鱼胡同从此无1号。其它的几个院落从1951年开始陆续出售,渐次改建成现在的和平宾馆。1988年,和平宾馆、王府饭店扩建,将半条金鱼胡同拆去,那家花园也被拆除。目前,尚有“翠籁亭”、假山及井亭等“那家花园”的旧物。
今天的金鱼胡同,道路非常宽敞,街道两旁是高大的台湾饭店、和平宾馆、王府饭店,再也找不到昔日的胡同景象。
说起大栅栏一带的美味小吃,不能不提门框胡同。门框胡同位于西城区东北部,大栅栏街道办事处辖区东部偏北。它北起廊坊头条,南至大栅栏,是条南北向很不起眼长约百米中间仅约有三米宽的小胡同儿。
别看门框胡同非常不起眼,这里还曾经住过我国著名章回体大作家张恨水呢!张先生一生勤奋写作,笔耕不辍,在1930至1933年居住在门框胡同12号院里,仅几年就创作出了《啼笑姻缘》、《金粉世家》等好几部。
门框胡同在清朝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名字,对此,《光绪顺天府志》有明确的记载:“大栅栏,有小胡同曰门框胡同。”民国的时候继续沿用这个名字,直至今天。
说起门框胡同的来源,也非常有意思,只因为胡同内有一个石砌的过街门槛,下面设置着石门框,所以有个这个名称。
曾经的门框胡同是著名的小吃一条街,同时也是连接大栅栏一带繁华商业区的通道,是京城著名的专售小吃的胡同。曾经有谚语提到京城的繁华之处,里面就提到了门框胡同:“东四西单鼓楼前,王府井前门大栅栏,还有那小小门框胡同一线天。”
当年的门框胡同不仅有同乐轩戏园子(后又成红极一时的同乐影院)和一些老字号商铺,更在这窄小的胡同里聚集着名扬国内外的京味传统的众多小吃摊,曾经发展到近20家,从南往北的商铺一家紧挨着一家,生意特别红火,各家小吃的香味从未断过。这儿最有名的店铺是刘家老铺复顺斋,它开设于清代康熙年间,专卖酱牛肉,肉香味醇,远近闻名。除这家酱牛肉店外,这里的小吃店还有年糕王、豌豆宛、爆肚羊、厨子杨、年糕杨、豆腐脑白、爆肚冯、奶酪魏、炒火烧沙、同益轩羊肉、德兴斋烧羊肉杂碎汤、俊王爷烧饼等,丰富多彩,味美价廉。这些贩卖小吃的小摊饭铺虽然门脸不大,但几乎每家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传说,吸引了各阶层的食客光顾。据爆肚冯第三代传人冯广聚及豆腐脑白的后人追忆,民国时期正是京味小吃的黄金时代,那时很多戏曲文艺界名流都是在演出卸妆后到门框胡同吃小吃,如裘盛荣、荀慧生、尚小云、金少山、李万春、马连良、谭富英、谭元寿、常宝坤、侯宝林、白全福、郭全宝等都非常爱吃京味小吃,有些人是门框胡同的常客。
解放后,政府对门框胡同的老字号施行了公私合营政策,很多传承了数代的老号被收归国有,一些门脸相继合并或关闭,那些生动鲜明的字号也逐渐消失了。
直至1985年,爆肚冯的后人在门框胡同重新开办了爆肚冯饭馆,此后瑞明楼、月盛斋等老号也纷纷落户门框胡同,门框胡同又与整个大栅栏一道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繁华。
门框胡同
清末民初,北京出现了一批融合中西两种不同建筑风格的四合院,东城区后圆恩寺胡同7号、9号四合院是其典型代表。
说起后圆恩寺胡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也没有什么兴趣,可要说起它是茅盾故居和曾经的蒋介石行辕所在地,估计很多人都想了解一下了。
后圆恩寺胡同,位于鼓楼大街的东侧,呈东西走向,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止南锣鼓巷,属北京东城区交道口地区,是交道口南大街路西从北往南数的第三条胡同,全长444米。
该胡同在清朝的乾隆年间就已经有了这个名字,直沿用到今天。在1965年,政府在整顿地名时曾经改过它的名字,时称“交道口南三条”。后来又改其名为“大跃进路七条”,后复称“交道口南三条”,直至1979年恢复了“后圆恩寺胡同”的名称。
这条胡同的13号院就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茅盾先生的故居。与该地区周围的很多深宅大院相比,这个院子显得非常不起眼,只是普通的两进四合院,面积非常小。茅盾先生是在1974年搬到这个四合院来的,直到1981年他病逝在这里。就是在这座普通的小四合院,我国一代伟大的文豪度过了他人生中的最后时光。
1984年,13号院被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如今胡同内有圆恩寺影剧院等单位,余为居民住宅。
出了13号院往东走,没隔几个门院,就是7号院了。这座宅院的面积相对较大,据说它曾是清宗室载旉的宅第。对此,《东华图志》有明确的记载:“此院建于清代后期,原为清代庆亲王奕劻次子载旉府,因赌博输给他人,后被一法国人购得,并在此建立中法企业的办公处。抗战胜利后,成为蒋介石的行辕。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国共产党华北局所在地,曾为南斯拉夫驻华使馆。现归友好宾馆使用。”根据该篇记载和其他的史料所知,载旉是庆亲王奕劻的次子,其父奕劻是清乾隆皇帝第十七子永璘的孙子,曾经任职清廷的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和内阁总理大臣,与袁世凯是姻亲。奕劻是敛财高手,他的儿子载旉则是个散财高手,堪称“风月场上魁首,赌博局中豪客”,是名副其实的“散财真人”,后来将全部家当包括这座四合院输于他人。
1984年,该院作为“四合院”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的旧城,是中国古代都城建筑的最后杰作,凝集着一个悠远而古老民族的文化。城中有条胡同非常有名气,它就是菊儿胡同。这条胡同青砖红檐、典雅古朴,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止南锣鼓巷,全长438米,如同一道亮丽的风景,镶嵌在古老的京城。
菊儿胡同,在明朝的时候属昭回靖恭坊,被称为“局儿胡同”。在清朝的时候属镶黄旗,乾隆年间被改名为“桔儿胡同”,“桔”字有两种读音,一读“洁”,另一读“橘”,清末又谐音作“菊儿胡同”。直到宣统年间被正式改名为“菊儿胡同”。民国时期,沿用了这个名称。直到1965年,政府在整顿地名时,才改其名为“交道口南二条”。后来还曾一度改其名为“大跃进路八条”,最后又恢复了“菊儿胡同”的名称。
菊儿胡同的3号、5号、7号是清光绪大臣荣禄的宅邸。后来,7号还曾是阿富汗大使馆。43号原为寺庙,据传,寺里的开山和尚是皇帝的替僧。可以说,菊儿胡同充满了人文气息和历史的厚重感。
菊儿胡同虽然住过一些名人,有过一些特殊的用途,但与东交民巷、国子监街这些有名的街巷相比,还是非常普通的一个小胡同。可这样一个普通的胡同如今为何被称为“震动国际建筑界的文化路标”呢?
这还要从上世纪80年代,菊儿胡同被列为北京危旧房改造项目说起。正是因为这项旧房改造项目,菊儿胡同成为京首例新四合院。这里的新四合院,记录了一位建筑师的思考和创造,它与这位建筑师的名字,共同载入了世界建筑史册,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得到了国际建筑界前所未有的认同。这位建筑师就是吴良镛,他凭借着菊儿胡同改造建筑群的设计,得到过“联合国人居奖”等数不清的奖项和赞誉。
吴良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人居环境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家,获得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菊儿胡同
菊儿胡同的改造过程是艰难的,可谓历尽艰辛,但最终的结果却是非常喜人的,引起了全世界人的关注。经过整治后的菊儿胡同,犹如涅槃重生,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它的住宅楼设计参照了老北京四合院的格局,又吸收了公寓式住宅楼的私密性的优点,整个布局错落有致。在保证私密性的同时,利用连接体和小跨院,与传统四合院形成群体,保留了中国传统住宅重视邻里情谊的精神内核。
菊儿胡同新四合院,从菊儿小区一期入住,到1994年二期完工,各种表彰、奖项就纷至沓来: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奖、亚洲建筑师协会优秀建筑金奖、世界城市建设荣誉工程、联合国人居奖……时至今日,菊儿胡同新四合院工程依然是我国获得国内外大奖最多的建筑作品。
城市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着,古都神韵依然流动在古老的街巷和红墙黄瓦间。散发着迷人光彩的菊儿胡同,在历史和现实中摇曳,它如同一朵继往开来的建筑之花,绽放在古老的北京城里,表达着中国建筑应有的文化自信,被誉为中国建筑界的一支奇葩。
帘子,又被称为“堂帘”,在严寒的冬天,通常会使用棉帘、毡子帘、皮帘、蒲草帘等;在酷热的夏天,则通常会使用竹帘、纱帘或珠帘等。旧时的老北京城里,宫殿、王府及大四合院的房宇前都建有走廊,其屋门外冬天多安装个挡风门或挂个厚厚的棉帘子,入夏后拆下风门挂上竹帘。对此,有专门描述这种帘子的诗作,如《都门竹枝词》云:“帘卷空阶日影斜,蜂声满院静槐衙。”描述的就是老北京城夏天挂帘子的场景。
说起挂帘子,最有名的莫过于大清慈禧太后的帘子了。这里说的就是她“垂帘听政”的事儿。据史料记载,当年由于清光绪皇帝登基时年龄非常小,还无法独立处理朝政,慈禧太后在杀害八大顾命大臣后,想出“垂帘听政”的法子,以掌控朝廷大权,统治了大清半个世纪之久。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处
那么,当年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帘子制造地是哪儿呢?据说就是在帘子库胡同。帘子库胡同,位于地安门内大街东侧,呈南北的走向,北起东吉祥胡同,南止黄化门街,东与东板桥西巷、锥把胡同相通,西与慈慧胡同相通,全长188米。
该胡同在清朝的时候属于皇城地带,在清宣统年间被称为“帘子库”;在民国的时候,沿用了这个称呼。直至1949年,才被改名为“帘子库胡同”。如今该胡同内有黄化门小学等单位,其余的房屋都已经称为普通民居。
说起帘子库胡同的名称由来,很有意思,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原是皇宫储存帘子的地方。皇宫包括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所使用的帘子都是由工匠精选南方的上等慈竹为原料,经过十几道工序精工编织而成的。可是,再精细的竹帘也有破旧伤损的时候,以新换旧是免不了的。换下了的旧帘子因为是皇家用过的,不可能卖给平民百姓使用,只能设立个地方存储,于是就有了帘子库,而帘子库所在的这条胡同就成了“帘子库胡同”。
北京城内除了帘子库胡同外,还有很多带“帘子”字眼的胡同。很多人可能会以为,北京城内其他的带“帘子”字眼的胡同,也都是因有制作帘子的作坊在那里或者那里是存放皇家帘子的地方而也被称为什么“帘子”胡同。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的。比如,位于国家大剧院的西侧,和平门内北新华街东西两侧的东新帘子、西新帘子、东旧帘子、西旧帘子胡同,就与帘子的制作没有任何的关系。这几个胡同在元朝的时候被合称为“莲子胡同”,因为这一带地势比较低,慢慢地便形成了“水塘”,而塘里盛产莲子,所以被称为“莲子胡同”。及至明朝的永乐年间,因要重建内城的城墙而将元朝时的城墙向南移动,所以原水道被断流,导致那地势低洼的水塘逐渐成为死水坑,里面最后也没有莲子生长了,当时的人都改其名为“臭沟胡同”。直到清朝时期,因为这条死水沟的臭气非常大,周围的人家便都在门前和窗前挂起卷帘子以遮挡臭气,渐渐地,人们便改其名为帘子胡同。
在老北京的胡同里,老百姓们通常都有设置一些摆设,如泰山石敢当、栅栏、上马石、拴马桩、水窝子、牌楼、过街楼等。
1.泰山石敢当
“泰山石敢当”是五个字的长方形石碑,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具有辟邪保平安之意。
远在上古的时候,就有很多禁忌和崇拜,石崇拜就是其中很特别的一种崇拜方式,意思是将小石碑(或小石人)立于桥道要冲或砌于房屋墙壁,上刻(或书)“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等字眼,以表镇压不祥之物、保佑本家平安之意。在当时的胡同民居中特别流行。
关于“石敢当”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西汉史游的《急就章》:“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颜师古注:“卫有石蜡、石买、石恶,郑有石制,皆为石氏;周有石速,齐有石之纷如,其后以命族。敢当,所向无敌也。”颜氏认为,石是姓,敢当为所向无敌意。其实,“石敢当”是我国古代民间传说中的石神,据说他原本是古代的一个大力士,后来被人们神化了。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石敢当”如果与“泰山”相结合,则胡同和宅院就可以保平安了。所以,在北京的老胡同里,几乎家家的大门口或者房屋的墙壁上,都会有“泰山石敢当”。
2.栅栏
“栅栏”,顾名思义,就是栅栏门。栅栏在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中应用十分广泛,有花园栅栏、公路栅栏、市政栅栏等。目前,在很多城市流行私家别墅和庭院栅栏,多以木制板材为主。胡同如果没有坊墙防护,则是敞开的,会很不安全,如果设置了栅栏,则可起到一层屏障、保护作用。
在明清时代,为了防盗,很多街巷胡同口都会安装一些木制的或铁制的栅栏。这些栅栏白天开启,夜晚关闭。随着时代的更迭,老北京的这些栅栏都渐渐地消失了,有的成了地名,如“大栅栏”。
3.上马石
“上马石”,也被称为“下马石”,是以马代步时代用来上马、下马的石头,大多左右对称地摆在宅门的两侧,它从侧面看巨石是“┗”形,是一个具备有两步台阶(有的是三步,以两步居多)的石头,第一步台阶高约30厘米,第二步台阶高约60厘米,通常材质多为青石或花岗石。一般只有大户人家的宅门前才会设置上马石,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家都有马骑或可以骑马。
4.水窝子
在老北京的一些胡同里,有一些水井,在水井的旁边,通常会有一些窝棚,这些窝棚就被称为“水窝子”。水窝子是看井并为大户人家挑水送水人住的地方。在清朝,胡同里的水井被称为“官井”,由兵营里的火夫管理。清朝的统治结束后,原来管理水井的火夫开始承租水井,成为“井主”,井主雇水夫送水,水夫则在水井旁搭建窝棚作为住处。
5.拴马桩
拴马桩,顾名思义,拴马桩就是用来拴马的桩子。常见的拴马桩有两种,一种是独立式的石柱或石碑,再一种是“石洞式”拴马桩,它固定在宅院倒座房的后檐柱上。拴马桩不仅是胡同宅院建筑的有机构成,也如门前的石狮一样,有装点建筑、炫耀富有、避邪镇宅的意义,所以被称为“小户人家的华表”。
在城市里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自然也就离不开市场。因此在老北京众多的胡同街巷中,有很多名称带有“市”这个字眼的,其中名气最大的当属宣武门外的菜市口胡同。菜市口胡同的名字为什么这么大呢?主要是因为那里曾经是杀人的地方,是刑场,有不少名人都是被斩首在那里的。该胡同北口外东部至铁门胡同南口一段,就是清朝的时候菜市口行刑法场的故址。
菜市口作为刑场,是从清代才开始的。清朝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夺得政权实行首次“垂帘听政”时,被她杀害的八大顾命大臣之一的肃顺,就是在此被杀头的。除了肃顺之外,在这里被斩首的还有维新变法的“戊戌六君子”谭嗣同等人。那个时候,犯人一旦被押出宣武门(顺承门),过断头(魂)桥,经迷市,送往菜市口胡同法场,就不可能有生还的希望了。到了民国时期,刑场改到了天桥,菜市口又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菜市”。
谭嗣同旧照
菜市口胡同位于牛街地区东部,呈南北走向,北起骡马市大街,南至南横西街,中部西侧与北半截胡同、天景胡同相交,全长640米。
菜市口胡同始建于明朝时期,被称为“绳匠胡同”,因当时由有很多以制绳为业的工匠居住在这里。清朝前期,继续使用这个名称,及至乾隆年间,被改名为“神仙胡同”,到了清朝晚期又被改名为“丞相胡同”,因在当时曾经有几位丞相住过这里。民国时期,被正式定名为“丞相胡同”,1949年后还继续沿用此名称。直到1965年,政府进行街巷名称整顿时,因其北口是菜市,所以被改名为“菜市口胡同”,沿用到今天。
与老北京其他的胡同相比,菜市口胡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居住名人最多的胡同,如曾国藩、左宗棠、徐乾学、毕沅、洪亮吉、刘崇佑、龚自珍、刘光第、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另外,北京最早的女学堂就曾设在这里,当时的教习是秋瑾,她主编的全国性第一份报纸——《中国女报》,就在女学讲习所代售,如今该所成为菜市口胡同小学;“五四”前夕,李大钊担任主编的《晨钟报》也就是后来的《晨报》编辑部,当年就在胡同路西的一个院落,李大钊也曾生活和工作在这里。
1998年前后,政府对菜市口胡同进行彻底整改,将菜市口丁字街拓宽成菜市口大街。及至1999年8月正式建成菜市口大街。
如今,昔日的菜市口胡同已被菜市口大街所取代,胡同的西侧已经不复存在,只余下东半边,成为新的菜市口大街的组成部分之一。
棉花胡同,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东北,北起罗尔胡同,南至护国寺街。在明朝的时候被称为“绵花胡同”,对此明《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宛署杂记》有明确的记载。在清朝的乾隆十五年,“绵”被讹作“棉”字,遂有了“棉花胡同”这个名称。
提起棉花胡同,很多人可能不熟悉,但要提起大名鼎鼎的蔡锷将军,则很多人都会点头了。
蔡锷是湖南邵阳人,梁启超的学生,护国运动的领袖之一,因反对袁世凯复辟而彪炳史册。他在1911年积极响应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立“大汉云南都督府”,后被袁世凯软禁起来,在1915年离开北京,并在同年于云南昆明宣告云南独立,声讨袁世凯。1916年任四川督军,11月病逝。
1913年至1915年,蔡锷将军被软禁在北京城的两年时光里,所居住的地方就是如今的棉花胡同66号院。据《北洋军阀史话》记载,66号院原本是袁世凯的亲家天津大盐商何仲璟的产业,后何家搬走,就由何的一个福姓亲戚代为管理。蔡锷将军在1913年11月来到北京后,就被袁世凯软禁在这个宅院里。
在这个宅院里,曾经发生过很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其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莫过于蔡锷和小凤仙那令人感动的爱情佳话。
小凤仙,当年北京城的“红灯区”——八大胡同里云吉班的名妓,粗通翰墨及琴棋书画,也算饶有风姿。如果她没有遇见蔡锷,也可能一生“老大嫁作他人妇”而已。但她遇见了蔡锷,并成就了千古奇缘。
当时,袁世凯早已经有了复辟帝制之心,可又怕蔡锷将军不同意,便一方面派人严加防范蔡锷,另一方面诱之以利,把小凤仙介绍给他,企图让他沉溺于美色而忘了国事。
小风仙掩护蔡锷离开北京,蔡锷东渡日本,又从日本转道越南,回到云南举兵反袁,蔡锷成了我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功勋卓著的历史人物。
蔡锷像
按照常理,一个寻常的烟花女子遇到大将军蔡锷,最大的理想也不过委身相与跳出火坑。但殊不知小凤仙却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女子。据史料记载,小凤仙经常出入这所宅院,为蔡锷迷惑袁世凯的“金屋藏娇”造成事实,也经常陪将军赴天津密晤梁启超共商反袁起义机密。而蔡锷将军之所以能够顺利摆脱袁的监视,潜出北京赴云南发动起义,成就大事,正是得益于小凤仙的掩护。
经过百年的变迁后,棉花胡同66号院已经成为一座普通的宅院,完全平民化,院内的建筑已多有变动,院内的居民按部就班地过着柴米油盐的普通日子,对这里曾住过近代护国运动首领蔡锷将军也习以为常。唯一令人欣喜的是,院内还基本保持着原先的格局,前后院之间的过门似乎仍是当年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