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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老北京的会馆故居(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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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都,它本身承载着很厚重的历史文化气息。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遗存,北京会馆犹如一位饱经岁月沧桑的老者,曾几度辉煌、几度磨难,被人称作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在历史的更迭中,这一“活化石”在北京历史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全国各民族的团结、各省市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什么是会馆?对此,《辞海》的《会馆》条有解释说:“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这是对会馆最全面而简要的解释。具体来说,会馆是一种地缘或业缘性的传统社会组织,是同乡人或同业人在京城或都市里创建的“聚会寄居场所”。

北京城是从元朝开始成为统一国家的“首善之区”的,然而名垂千古的科举拔贡制度,到了明清两朝才有了较大的发展。正是由于当时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北京会馆才开始大规模地兴建。

具体来说,会馆始建于明朝的永乐年间,当时因朝廷迁都北京,全国举子每三年入京参加一次会试,各地商人也纷纷来京经商。为了解决他们的食宿问题,或者由地方在京官员捐资建立会馆,或者是工商业者集资兴建会馆,渐渐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会馆文化”。

据史料记载,迄今为止最早的北京会馆是建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它的建造者是当时在京任工部主事的京官俞谟(安徽芜湖人),建造的具体日期是明朝的永乐年间,也即1403年到1424年,作为亲朋寓居或涉足商界活动的洽淡场所。

之后,会馆犹如雨后春笋般在北京城“冒”出来,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发展到顶峰,可以说当时的全国各地,几乎无处不有会馆。曾有史料这样记载:“现今清国通商之市场,会馆、公所、莫不林立。”在那个时候,会馆已经成为京城的一大重要景观。

康有为发起的强学会就用了会馆的房间

而且,会馆还是各省在京各界人士政治和文化活动的中心,留下了许多名人的足迹。在北京的近代史上,有许多人物的活动都同会馆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如位于下斜街的全浙会馆,是清康熙年间赵恒夫“寄园”旧址之一,后捐为会馆。民国初年,革命报人邵飘萍、林白水曾在此投入新文化运动;宣武门外上斜街的番禺会馆,曾是我国近代进步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的故居。他面对清末的衰败局势,不只一次提出变革图强的建议,如今的番禺会馆已作为龚自珍故居,成为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1898年9月,维新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清兵在南海会馆逮捕了康广仁,在浏阳会馆逮捕了谭嗣同;1912年5月,我国著名的文学大师鲁迅先生来京后,即住进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达8年之久,在这里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等许多不朽之作;1912年8月至9月,孙中山先生北上来到北京,曾五次到虎坊桥湖广会馆活动,并于此主持召开国民党成立大会,湖广会馆为清光绪初年几位湖南籍进士集资所建。

可以说,会馆在北京的历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促进了全国各省市各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推动过北京的文化、经济、政治的发展。如今,大多数会馆已经失去了曾经的辉煌,有的甚至被夷为平地。

在如今的北京城,很多人都知道要好好保护皇城、胡同、四合院,保护牌楼、庙宇、名人故居,因为这些物质文化遗产对北京城来说,弥足珍贵。可是大家唯独忘了保护一种东西,它对旧京文化的研究也很重要,它就是遍布于北京各地、堪称中国古代各地“驻京办”的会馆。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举制度的日臻完善,会馆在明朝的初期随着京城的建造,而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一时成为北京城里除了皇宫和皇家园林之外一道独特的风景。据统计,在旧时的北京城,曾经有过同时存在600多座会馆的历史。

可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时代的更迭,昔日会馆的辉煌永远地成为了过去。据统计,如今在整个北京城,大多数会馆已经被拆除,有迹可循的只剩下了75座,其中,只有成为刘老根大舞台的阳平会馆和能吃饭看戏的湖广会馆,还算保存完好。而在这些幸存下来的会馆中,其中的绝大部分被充作民居,早已经失去了昔日的会馆色彩。

1.绝大多数会馆在1945年后沦为大杂院

据史料记载,自明朝定都北京后,便开始大规模地兴建北京城,会馆也随着北京城的修建而发展起来。大约在1420年前后,产生了最早的一批会馆,即南昌会馆、芜湖会馆、浮梁会馆;在明朝的中期,又出现了第一家行业会馆,即颜料会馆;在清朝时期,曾经出现最大的会馆,即安徽会馆……如今这些会馆的命运如何呢?据史料记载,一直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会馆建设才基本停下来。自1945年以后,大量会馆沦落成大杂院,最典型的就是安徽会馆。

安徽会馆,位于后孙公园胡同27号,是北京城第一大会馆,曾经盛极一时。可如今它已经成为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淹没在一片杂乱和喧嚣中:原本的大门已经被拆除,木门横卧在门口一侧,在历史风雨的敲打下,曾经亮丽的油漆已经剥落,只剩下斑驳的颗粒;院内杂七杂八,零落不堪地堆放着一些废弃的东西。而安徽会馆大戏楼的正门,因为私搭乱建的缘故,曾经宽敞气派的门面已被挤压成一条小过道……

2.行业会馆前途未卜

1949年北京市调查的386座会馆里最多的是山西省会馆,一共有38座,其中工商会馆多达十几座。如今这些行业会馆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据调查,行业会馆中很多都前途未卜,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平遥会馆。平遥会馆是由山西的颜料、桐油商人建立的,所以又被称为平遥颜料会馆。该会馆位于前门外地区,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是我国第一家行业会馆。经过历史风雨的侵蚀后,该会馆已经破旧不堪。为了保护这一会馆遗址,政府对其进行了修缮工程。这一事情的初衷比较好,如今的平遥会馆内已经被修缮一新,白墙、红柱子充斥其间。可问题是,颜料会馆属于普查级文物,修缮后的用途是个未知数……

会馆,作为一颗颗蕴藏着大量民俗、曲艺、建筑、唱答结谊等文化基因的种子,星罗棋布地散布在北京城大大小小的胡同里,默默地诉说着历史的厚重、文化的赓续,对北京历史的发展起了比较大的推动作用。

在北京城中,会馆有很多,它们散落在京城的各个角落,仅西城就有十几处。在这数量众多的会馆中,能够用“传奇”二字来形容的,则非湖广会馆莫属了。

湖广会馆是湖南、湖北两省人士为联络乡谊而创建的同乡会馆,主要用于同乡寄寓或届时聚会。它位于西城区虎坊桥西南隅,是目前北京仅存的建有戏楼的著名会馆之一,也是按原有格局修复并对外开放的第一所会馆。

湖广会馆始建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道光十年(1830年)重修,并增建戏楼,距今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两百年的历史中,发生在它身上的事儿有很多,赋予了它浓厚的文化内涵。它曾是清朝达官名流的故居,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嘉庆年间的很多朝廷重臣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如纪晓岚等;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五次来到这里,召开了国民党成立大会;许多梨园界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如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等都曾经在这里登台献艺。

湖广会馆,原本是一座私人宅院,前后几易其主,最后由叶名沣将该宅院捐作湖广会馆,在经过几次扩建后,逐渐演变为一处京城名流聚会之地。

关于湖广会馆的前身,有很多传说故事,其中有两个非常有名。

一个传说故事是说,此地原为乱坟岗子,后在民国初年有佛山大贾斥资建义庄,雇一为面目骇人的麻风老人看管。自从该老人在此居住后,便将原来的夜夜鬼哭和磷磷鬼火压了下去。后来老人无疾而终后,厉鬼重生,有行止不端或者不孝人家常见墙外无端扔来些石头瓦砾,并传来訇骂声,开门却杳无一人……因此湖光会馆也被称为“鬼宅”。因为这位老人身患麻风病,面目非常可怕,所以周围的老百姓都不敢跟他说话,老人的身份也永远成了谜……

另一个传说故事是说,此次曾是明朝宰相张居正的故宅,万历十一年(1583年)三月,明神宗下诏夺去张居正的职务。张居正获罪后,其府第被查抄,饿死十余口,长子敬修自杀,三子懋修投井未死,保存了一条性命。明神宗在刑部尚书潘季驯的乞求下,为张居正留了一所空宅和十顷田,用以赡养张居正的八旬母亲。因张家人多是被冤死的,从此后这里就被传说有冤魂出没。

经过百年的风吹雨打,湖广会馆风采不再,变得残破不堪。为了保护先人留下的宝贵遗产资源,1984年,政府公布湖广会馆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对湖广会馆进行大规模的修复工作,重修后的会馆保持了原有的建筑风格,整体建筑古朴幽雅、阁楼宽敞,成为北京南城一道靓丽而特别的风景。

湖广会馆

在北京的历史上,南城的商家云集、会馆林立,仅崇文区现存会馆古建就有三四十处,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阳平会馆。

阳平会馆,是旧京著名的会馆,位于崇文区前门外小江胡同内,内有北京现存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的清代风格民间戏楼。据传,该会馆始建于清朝的嘉庆七年(1802年),由山西平阳府及周边20余县商人联合修建,由戏楼和三路四合院组成。

在很多史料中,提及阳平会馆时,都会在后边加上一句:“也称平阳会馆。”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阳平会馆今天是刘老根大舞台

由于没有明确的碑志和确切的史实记载,该会馆到底是叫“阳平会馆”还是“平阳会馆”,至今也没有一个官方的结论,可称为阳平会馆一大谜。

关于阳平会馆的“身世”,除了名称之谜外,还有一大谜,那就是它的具体建造时间。前面我们提过,即说阳平会馆“始建于清朝的嘉庆七年(1802年)”。其实,这并非官方结论,而是后人推测出来的。是怎么回事呢?

在历史上,很多会馆的建设者,有的是富商,有的是官吏,都是当时社会有头有脸的任务,所以一般会馆都会留有清晰的文字记载和历史沿革,使后人有据可查。阳平会馆也不例外,阳平会馆戏楼的后壁正中就嵌有4联石刻,上面记载的就是会馆建置沿革和修葺情况。可问题是,或许是风化和人为的严重损坏,石刻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根本无法据此了解阳平会馆的具体建造时间。

为了更好地使后世人了解阳平会馆,于是一些会馆研究专家便开始了推测工作。

在阳平会馆的戏楼中,存有一块书有“醒世铎”的横匾,落款为明末清初书法家王铎。而根据史料的记载,王铎生于1592年,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去世,是明天启壬戌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曾为明末福王东阁大学士,清顺治时为清廷礼部尚书。会馆研究专家们正是依据这块横匾,推测处阳平会馆始建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之前,即明末清初年间。

由于历史原因,阳平会馆及戏楼解放后一直是北京同仁堂集团的药材库房。直到2000年,崇文区政府在市文物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将阳平会馆划归当时的区文化文物局管理。

1984年5月,阳平会馆戏楼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启动会馆修复工程。2009年,成为著名二人转艺术家赵本山的刘老根大舞台在北京的第一家连锁店,也是刘老根大舞台在全国的第9家连锁店,刘老根大舞台从2009年5月开始将在阳平会馆驻演至少10年。

北京的会馆众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会馆文化,对北京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会馆是如此重要,那么,北京最早的会馆建在哪里呢?

历史把这个荣誉安在了芜湖会馆的身上。

芜湖会馆,始建于明朝的永乐十八年(1420年)后,当时明成祖朱棣刚刚迁都北京,在大规模的兴建北京城,就是在这时候,芜湖会馆应运而生。最初建造时,芜湖会馆被称为“京都芜湖会馆”,其位于皇城根下的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内。会馆有东西两院,正厅3间,各式厢房小屋16间,沿街铺面房屋7间,灰棚房6间,面积约100平方丈,这种规模在当时已经非常大了。

明朝的初期,徽州商帮兴起,使得芜湖或为当时的商业明珠。明朝的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后,政治经济中心开始北移。在这种情形下,芜湖商人和学子们便纷纷来到了北京。这些人来到北京后,由于初来乍到,难免会遇到一些难处,他们便向当时的北京工部主事,同样是芜湖人的俞谟求助。

俞谟,在明永乐元年(1403年)以选贡的身份任南京户部主事,相当于现在财政部的局级干部,迁都北京后转任工部主事,掌管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航政等。在帮助了一些人之后,俞谟开始想到:芜湖商人和举子入京照例会拜访京城的芜湖籍官员,希望他们能在京给予食宿或商业上的帮助;而那些京城的芜湖籍官员,由于长期离开家乡,难免思乡心切,也非常渴望能够通过同乡聚会来排解思乡之苦……在经过一番思考后,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俞谟便萌生出创建公馆的想法,于是,他用自己的财力,在京城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建造了一所名为“京都芜湖会馆”的公馆。就是这样一个不经意间的举动,一个中国之“最”便诞生了,俞谟也因此而载入史册。

“京都芜湖会馆”建造后,其他地方的在京官商,也纷纷效仿。自那以后,京城中的各类会馆纷至沓来,犹如雨后春笋般在京城兴起,成为传播各地文化和京城文化的重要场所。

说起芜湖会馆,还有一个故事不得不提。这个故事与一宗产权纠纷相关。

据说,在明英宗正统末年(1449年),有人主张芜湖会馆的产权是他的。这个人是谁呢?他姓路,是北京当地人。一天他拿着房产地契到来到会馆,对主事人说这家会馆的宅基地是他的。当时的主事人非常揪心,那个时候俞谟早已经归乡老死。这下死无对证了,人家又有房产地契,怎么办呢?主事人赶紧将这件事告诉了远在芜湖的俞谟的儿子俞日升。俞日升听说后,赶紧来到京城,同路姓人打起了官司,并且最终轻而易举地赢了官司。

俞日升到底凭借什么打败了路姓人的房产地契呢?原来,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的父亲俞谟。

俞谟这个人非常聪明,原来他当年购买这块地时,就和这位路姓人的父亲签了一份契约。当他归乡前,便将这块地无偿地“付同邑京官晋俭等,为芜湖会馆”,但忘了将购买契约留给芜湖会馆。俞日升正是凭借从父亲那里得来的这张购买契约,胜了官司。

在北京城,有一座会馆非常特殊,它是目前京城独一无二的“福建风格的民间古建筑庭院”,其建筑非常考究,颇具南方特色,它就是福建汀州会馆。

汀州会馆位于北京市崇文区前门外长巷二条,其历史非常久远,始建于明朝的弘治年间。在明朝的时候,它原是一座私宅。后来被当时的尚书裴应章购买,建造了汀州会馆。

该会馆分北馆和南馆两部分,二者隔街相望。据史料记载,北馆是先建造起来的,规模非常大,仅院落就六个,且房屋众多。可是,如此规模也没有满足当时的需要,遂又修建了南馆,因此可以说,南馆是北馆的附属部分。南馆中虽然也有内祀奉一尊硬木雕刻的文魁星像的大殿,但整体建筑品级略低于北馆,规模也相对来说小一些。

1984年,北馆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北馆被公布为划定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系所存会馆北馆主院正房建筑。

汀州会馆

据史料记载,汀州会馆的建筑非常有特色,对此,《北京地方志·建筑志》这样描绘的:“会馆建筑考究,具有南方特点,梁柱门窗全部采用江南优质杉木制成,屋顶起坡平缓,前廊后庑,廊内装修为一色的花格子卷帘雕花门窗,廊顶露明,雕刻出象鼻形椽子,挑尖梁上有双象形蜀柱,梁头镂雕天马、神牛等多种动物纹饰。整体建筑形制独特,雕刻精湛,彩绘色调淡雅,是北京罕见的福建风格民间古建筑。”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领略到昔日汀州会馆的精致、大气、古典。

可令人遗憾的是,昔日如此美丽的汀州会馆也难逃岁月的侵蚀。在一片建筑拆迁的大潮中,如今的汀州会馆只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以青灰色为主题的四合院,从外表上看起来和其他的四合院没什么差别。唯一的差别是,其他的四合院多是坐北朝南,而汀州会馆四合院是坐东朝西。大致浏览整个庭院,似乎只有鲜红的格子雕花门窗能够传递一种与众不同的信息了!

在北京前门附近一个不起眼的胡同里,与京城著名的烤鸭店全聚德比邻而居的是一座戏楼,这座戏楼被称为“中国戏楼活化石”,具有极高的参观价值和文物价值。它就是北京会馆中唯一以“祠”命名的会馆,即正乙祠戏楼。

正乙祠,又被称为“浙江银业会馆”,是京城不多的工商会馆之一。在明朝的时候,正乙祠原址原本是一座寺院,后在清朝的康熙六年(1667年),由当时浙江在京的银号商人们集资建造而成,主要是为了供奉正乙玄坛老祖也就是财神赵公明。对此,同治四年所编撰的《重修正乙祠碑记》有明确的记载,即“浙人懋迁于京创祀之,以奉神明、立商约、联商谊、助游燕也”。

最初的正乙祠的规模还很小。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浙商们一致同意扩大规模,遂再次集资购买了土地,扩建该祠堂。在进行扩建的同时,他们加盖了戏楼,该戏楼于1712年建成,它就是如今赫赫有名的正乙祠戏楼。

正乙祠戏楼的历史非常悠久,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北京唯一保留至今的基本完好无损的纯木质结构戏楼,是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整体木结构的室内剧场,在会馆戏楼中别具特色,见证了京剧表演艺术从诞生、发展到辉煌的整个历程,众多梨园界前辈都曾在此登台献艺。据清代、民国的一些笔记和戏单记载,梅氏家族几代人均曾经在正乙祠戏楼登台演出过,形成了京剧世家与古戏楼颇深的历史渊源。除此之外,京剧创始人程长庚、卢胜奎、谭鑫培和京剧大师王瑶卿也曾在此献艺。

正乙祠

可是,正乙祠戏楼曾经辉煌过,也曾经失落过,它能够历经300多年而屹立不倒,实属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

在此后的岁月里,正乙祠一直在走下坡路,正乙祠戏楼的经历也变得异常艰难。

据史料记载:抗日战争时期,正乙祠被日本人霸占当了仓库;1945年日本投降后,正乙祠被国民党军队控制,充当伤兵营,经常有各种棺材出入,搞得非常不吉利;解放前夕,正乙祠又先后成为“金银首饰业同业公会”、会计学校、煤铺,在这种过程中,它的院落也渐渐地被民居“蚕食”,最终面积只剩下当初的六分之一;1954年,正乙祠戏楼被改建为招待所,其厅堂被改建为食堂;1984年,北京市某局曾与招待所洽谈合作拆改翻建,将正乙祠翻建为居民楼,后未能成交;1986年,正乙祠被定为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正乙祠被一位来自浙江的企业家王宇鸣购买,王深爱京戏,便出资修缮经营正乙祠,但最终因经营不善而以失败告终,但却重新连接了正乙祠戏楼和京剧的缘分;2005年8月,戏楼关闭进行修缮;2012年4月起,正乙祠戏楼推出新戏《凤戏游龙》。

从1712年落成至今,正乙祠戏楼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复杂历史,不但没有被拆改,反而凭借着老戏园子的韵味而越来越受到老百姓们的喜爱。如今的正乙祠在几经易主之后,再一次开张纳客,上演京剧曲目,成为京剧爱好者的一个新据点。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在他的一生中,曾经先后三次来到北京。第二次来京时他的行迹并不为大众所知,第三次是他抱病到京,在北京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岁月,就住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也就是今天的外交部街。

其第一次进京时住在哪里呢?就是住在香山会馆。当时,孙中山为了“窥清廷之虚实”,来到北京进行实地考察工作。当时正值甲午战争爆发在即,全国上下处于一片生灵涂炭之中,而当时的北京却处于一片欢声笑语中,因为整个京城都在为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做筹备工作,从西直门到颐和园沿途都在搭建经坛、戏台、牌楼……孙中山见状后,非常愤慨,他在后来曾回忆说:“最后至北京,则见满清政治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北京的这种状况更加坚定了他推翻清廷的决心。

孙中山与香山会馆缘分匪浅

香山会馆,位于原宣武区珠朝街5号,始建于清朝的嘉庆年间,创建者是广东香山县众乡友。

香山会馆在清朝康熙年间的时候,原本是一处私宅,是当时的太子老师刘云汉购买的一块义地,在这块义地的北侧有一座祠堂,供集会悼念及停柩之用。在清朝的嘉庆年间,这块义地被挪到了其他地方,广东香山县众乡友便在义地的原址修建了香山会馆。最初的香山会馆的规模比较小,后来在两次扩建下达到了今天的规模。第一次扩建者是广东香山县乡友,他们集资购买了附近的房屋和空地;第二次扩建者是一位在朝鲜任职的广东香山籍重要官员唐绍仪,他当时在回京的时候曾经住在香山会馆,遂筹资扩建了该会馆。

可是很多读者会问,香山会馆后来为何给改名为中山会馆了呢?其实这正与该会馆的第二次扩建者唐绍仪有很大的关系。

唐绍仪,生于珠海市唐家古镇,在他很小的时候便远赴欧美留学,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的熏陶。归国后,曾先后任职于天津税务衙门、驻龙山商务委员等,受到了袁世凯的赏识。袁世凯任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便提拔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在位期间,办了很多实事,展现出了出色的才能,得到袁世凯的认可和赞许。然而,随着与袁世凯接触时日的增多,唐绍仪越来越无法和袁产生共鸣。最后,在袁世凯为复辟做积极准备的过程中,唐绍仪愤然辞职,回到了珠海市唐家古镇,认识了孙中山先生。

很快,唐绍仪就被孙中山先生那新潮、先进、积极、正义的想法所折服。在1925年孙先生逝世后,他倡议广东政府将香山县改为中山县,以志对孙中山先生之永久纪念。随着香山县的更名,香山会馆也被改名为中山会馆。

中山会馆在辛亥革命后,成为有志青年进行革命活动的场所。“广东青年会”即以此为会址办公,后来成立的“中山少年学会”也在这里进行活动。解放战争时期,中山会馆还曾是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所属地下组织的一个秘密活动地点。建国后,中山会馆成为民居,并逐渐成为居住了近百户的一个大杂院。原院中的房屋损坏较严重,花园亭榭等早已不存,但整体格局还在。

番禺会馆,位于原宣武区上斜街50号,是宣武区重点保护文物。如今的番禺会馆的四周均是高低不等的房屋,在这些房屋的周围堆满了各种废弃物,根本找不到一丝会馆的痕迹。可是据史料记载,历史上的番禺会馆有花园有凉亭,非常漂亮、大气,只是在经历一次地震的洗礼后,才失去了昔日的美丽。地震后的番禺会馆只剩下一些房架子,后来老百姓们在会馆的遗址上修建了民居,会馆便彻底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中。

其实,历史上的番禺会馆,不仅漂亮、大气,还很有故事,因为这里在清朝的道光年间,曾经住过我国一代文豪龚自珍,是昔日的龚自珍故居。

龚自珍,是我国著名的诗人、文学家,他自成一家,有“龚派”之称,对晚清文学影响很大。他非常有才华,一生忧国忧民,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他的诗文中经常流露出对鸦片为祸、白银外流、国匮民乏的忧虑,并与魏源、林则徐、黄爵滋等志同道合,曾加入过“宣南诗社”。龚自珍大力支持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建议加强军事设备,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并撰写了很多批判和揭露封建社会黑暗现实的政论文章。

龚自珍故居为何在后来成为番禺会馆了呢?

原来,在1831年,龚自珍将这座宅院进行出卖,由广东番禺县人潘仕成购得,他后来将该宅院又赠给了广东的同乡会,遂成为番禺会馆。

后来,后世人为了纪念龚自珍,又将番禺会馆改为龚自珍故居,故居基本保持了昔日的状貌。但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宣武区文物部门已将龚自珍故居定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它目前的状态还称不上保护,只能说是保存。

北京的众多会馆,大小、规模不一,其中最大的是安徽会馆,该会馆因其建筑雕梁画栋、富丽堂皇、高阁飞檐、气宇轩昂、回阑清池、竹石垂杨,而被誉为“京城第一会馆”,曾一度成为北京和安徽名流“朝夕栖止,交往聚议、欢歌宴饮”之处。

安徽会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后孙公园胡同3号、25号和27号,是老北京城最著名的会馆之一,它始建于清朝的同治八年(1869年)。

在安徽会馆修建以前,在北京只建有安徽一些府、州、县的会馆,而没有安徽省全省的大型会馆。当时这些府、州、县的会馆规模较小,一旦遇上大型的集会,就要借用他省的会馆,非常不方便。清朝末年,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安徽籍人以军功或科举考试得富贵、功名者甚多,他们迫切需要一所大型会馆作为安徽籍人在京活动的场所。

在清同治五年(1866年),当时李鸿章已经主政多年,安徽籍京官吴廷栋、鲍源深等人“以军功和乡谊得富贵者甚众”为由,联名倡议为联系同乡友谊在京城修建一所安徽省全省的大型会馆,即北京安徽会馆。清同治七年(1868年),该倡议得到了湖广总督李鸿章的重视,以李鸿章为首的安徽籍官员和淮军将领154人捐款集资,并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二月开始修建,最终在同治十年(1871年)会馆落成,耗资28000两白银。

今日的后孙公园胡同

初建成的安徽会馆规模非常小,后来又经历了两次扩建过程,才有了今天的规模。这两次扩建的时间分别是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和光绪十年(1884年)。和京城其他省籍的会馆不同的是,它既不是专为进京赶考的举子设立的,也不是促进工商业发展的行业会馆,而是专供安徽籍在职的州、县级官员和副参将以上的实权人物在京活动的场所。

除此之外,安徽会馆的建筑也非常有特色,属于庙堂式建筑,为中、东、西三路三大套院,每路皆为四进,还有清式戏楼、思敬堂、藤闲吟屋、龙光燕誉堂等,可谓富丽堂皇、气势宏伟。

安徽会馆原是明末清初学者孙承泽寓所“孙公园”的其中一个部分。其实在清朝的时候,除了孙承泽,还有很多名人曾经在安徽会馆居住过,如乾隆朝内阁大学士翁方纲、刑部员外郎孙星衍、以藏有甲戌本脂批《红楼梦》而闻名的刘位坦等。

除了这些名人曾经居住在这里外,晚清一些著名的事件也与该会馆有关。1895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开展维新变法运动,当时他二人在北京创办的选登“阁抄”、翻译记录新闻、介绍西学的“万国公报”报社就设在这座会馆里。不仅如此,康有为所创立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改革派的政治团体“强学会”的会址也设在这里。

曾经有过很多辉煌历史的安徽会馆,如今的命运却很令人惋惜,它面临着被拆损的命运。据了解,北京市已筹资修复了该会馆的少数建筑,但目前原馆的80%以上仍为100多家居民及“后孙胡同小学”占用,而且破旧不堪。

对这座“京城第一座会馆”的保护可谓任重而道远。

在北京的众多会馆中,绍兴会馆比较有名,因为它与我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有关。

绍兴会馆位于南半截胡同7号,始建于清朝的道光六年(1826年)。它在最开始的时候并非一座会馆,而是“山阴会稽两邑会馆”,简称“山会邑馆”,是山阴与会稽两邑京官联合捐资建成的。及至民国元年,山阴与会稽两邑被合并为绍兴县,山会邑馆也随之被改名为绍兴会馆。

绍兴会馆内建筑颇多,如补树书屋、贤阁、仰级堂、涣文萃福之轩、怀旭斋、一枝巢、藤花别馆、绿竹舫、嘉阴堂等。鲁迅先生当年就是住在其中的藤花别馆和补树书屋,一住就长达七年。

说起鲁迅和绍兴会馆的缘分,还不止这些,据说他的祖父在一次进京赶考时,也曾经住在绍兴会馆。鲁迅的出生地是绍兴城内东昌坊口的新台门周家府邸,他的祖父周福清点翰林,当年正是住在绍兴会馆待考候补。可以说,鲁迅正是在无意间追随了他祖父的足迹。由此可以说,周家与绍兴会馆的渊源很深。

鲁迅刚来北京时所住的绍兴会馆

据史料记载,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出任民国教育总长,他立志教育救国,大胆启用了一批有志教育的进步知识分子,鲁迅就是其中的一个,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鲁迅进京后,第一个住所就是藤花别馆。在藤花别馆,他住了四年。

当时的鲁迅先生虽然名义上是教育部的佥事,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闲职。他整日地生活于一片苦闷和彷徨中,靠抄写残碑拓片消磨时光。可以说,居住在藤花别馆的这几年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蛰伏”期:青灯黄卷,愁眉苦脸。万幸的是,在那段愁闷的日子里,他还算有些知己好友陪伴自己,他们就是住在藤花别馆北侧的嘉荫堂的许寿裳兄弟二人。鲁迅经常和他二人一起去广和居聚餐,去琉璃厂淘书,给鲁迅先生带来了一些还算值得铭记的好时光。

及至1916年,鲁迅先生搬入了补树书屋。在这个书屋里,原本有一棵开淡紫色花朵的楝树,后来这棵楝树不幸折断,就补种了一棵槐树,所以有了“补树书屋”这个名称。正是在补树书屋里,鲁迅取得了重大的文学成就,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作品,如《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等著名和《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重要杂文,以及27篇随感录和50多篇译作。可以说,补树书屋是他的文学之梦开始腾飞的地方。

鲁迅在补树书屋,一住就是三年半,直至五四运动后,才搬出此地,迁入别处。及至1926年,鲁迅因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遭到军阀政府的通缉,这才离开北京,远赴厦门大学任教。

总的来说,鲁迅共在北京居住了14年,其中有一半时间是在绍兴会馆度过的。在那苦闷、压抑的七年里,他犹如一只化蛹的蚕,艰难而执着地咬破束缚着自己的厚重茧壳,咬破无边的夜幕,最终蜕变为一只自由的蝴蝶。他一生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韧的战斗”,就是从居住在绍兴会馆的那段时期开始的。

经过多年的变迁,如今的绍兴会馆已经难寻昔日的容颜。它如今被包围在一片高楼大厦里。若非门口墙上挂着的那块上书“绍兴会馆”字样的铭牌,几乎看不出它与其他大杂院的区别,只有红漆木大门才能让人依稀从中看出曾经的模样。院子里凌乱地搭建了一些小房屋,如迷宫一般。当年鲁迅曾经办公和居住的地方,已经被分割成几户人家的住处,搭建的房屋杂乱地挤在一起,几乎已看不出当年的样子。

绍兴会馆虽然已经难寻昔日模样,但因鲁迅先生曾在这里生活、工作过,因而慕名来此参观、瞻仰、凭吊遗迹的人仍然不少。据居住在这里的一位老人家回忆:“来这里找鲁迅的人很多,尤其是假期的时候,很多学生会来,也有一些来自日本、韩国的留学生,还有一些名人。但也只是看看而已,很多东西都没了,已经没有原来的样子。”一代文豪的故居沦落成如今的样子,不能不让人一声叹息!

北京作为一个古老的文化之都,分布着很多名人故居,仅美丽的什刹海沿岸就有多处,如梅兰芳故居、宋庆龄故居、张伯驹故居、郭沫若故居、丁玲故居、马海德故居、梁漱溟故居、萧军故居、杨沫故居等。

1.梅兰芳故居。梅兰芳是我国著名的京剧大师,其故居位于护国寺街9号院,现如今为梅兰芳纪念馆,收藏着大量的珍贵文物资料。梅兰芳纪念馆,原本是清末庆亲王奕王府的一部分,解放后经过修缮,梅兰芳搬到这里居住,一直住到去世。正是在这座幽静、安适的四合院里,梅先生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十年。梅兰芳逝世后,在该住所处建立了梅兰芳纪念馆,并于1986年对外开放。如今朱漆的大门上,还悬挂着邓小平亲笔书写的匾额“梅兰芳纪念馆”。

2.宋庆龄故居。宋庆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其故居位于后海北沿46号,原本是清朝的醇亲王载沣也就是清末代皇帝溥仪之父的府邸,是一座非常古典的园林,在园中种植着各种花草树木,还有各式各样的古典建筑,如畅襟斋、听鹂轩、观花室、恩波亭等,尽显中国古建筑之美。宋庆龄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这里居住的,直至她去世。

3.张伯驹故居。张伯驹和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称为“民国四公子”,是一位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奇才名士”。张伯驹故居位于后海南沿26号,院子紧邻后海,环境清雅。张伯驹于上世纪50年代迁居于此,一直住到他1982年去世。与其他的故居相比,风格非常独特。因为该故居并非典型的四合院结构,它坐南朝北,有5间北房,在院子的南部有一方亭和廊房。北房的东间是主人的卧室,西间是客房,居中3间是客厅兼画室。

4.郭沫若故居。郭沫若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其故居位于前海西街18号,是一座二进四合院,在其前院有小山和一株高大的银杏树,阶前的廊下,种植着腊梅、海棠、紫藤等植物。如今的郭沫若故居为郭沫若纪念馆。

什刹海风光

5.丁玲故居。丁玲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作家、社会活动家,主要代表作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故居位于大翔凤胡同3号。两排平房各踞南北,西面是一栋两层小楼,环境静谧优雅。丁玲晚年曾经在此居住,如今是《民族文学》杂志社所在地。

6.马海德故居。马海德是阿拉伯裔美国人,性病和麻风病专家。他早年即投身于中国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协助组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他毕生为这些病的患者解除病痛,为在中国消灭性病和在2000年全国争取达到基本消灭麻风病作出了贡献。其故居位于后海北沿24号,他是从上世纪50年代搬到这里来的。该院子呈坐北朝南方向,有五间北房,分别用作餐厅和卧室。东厢房是秘书室和客厅,西厢房是子女们的居室。

7.梁漱溟故居。梁漱溟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其故居位于西海西沿2号,梁漱溟是在上世纪50年代,从借住的颐和园搬到这里来的。歇山顶门楼、砖砌影壁,与近处的汇通祠相望,风景清旷。

8.萧军故居。萧军是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是“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其故居位于西城区鸦儿胡同6号,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西式小楼,也是北京最古老的胡同建筑之一。萧军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从沈阳迁到这里来的,当时这处宅院被称为“银锭桥西海北楼”。

9.田间故居。田间,原名童天鉴,安徽省无为县羊山乡人,是我国著名的诗人,主要代表作有《未明集》、《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给战斗者》等,享誉诗坛。他提倡诗歌要民族化、大众化、战斗化。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工作和写作,他在1954年用稿费购买了后海北沿38号院作为自己的居所,一直住到他逝世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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