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拾壹 圣人出(2 / 2)
孔丘问:“什么是道?”
老子答:“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孔丘听到这里,陷入深思,他心想:“原来老子在心中,已经彻底放弃了‘礼’,自己创设了一个新的思想世界。”
与老子的历史性会面,让孔丘彻底颠覆了三观。
孔丘与老子所处的春秋末期是一个大崩溃时代,贵族把控的社会如同被白蚁蛀空的大坝,社会里的每个人像决堤的河水一样,身处在剧烈的动荡之中。
老子选择了放弃过去,遁入玄而又玄的道中。孔丘是一个从小长在市井巷中的底层贵族,担任过基层官员的他太了解百姓的疾苦,所以他是一个积极入世的人。
孔丘同意老子关于“礼”不能拯救世间的看法,但他认为不是“礼”出了问题,而是人出了问题。至于出了什么问题,孔丘也说不出来,于是他就在洛邑的图书馆里,一边看书,一边思考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孔丘脑中的知识量不断暴增,在和老子的交流中,他也不停地刮起头脑风暴。
有一次聊天时,老子说了一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孔丘似乎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这东西就是世人所缺的“仁”。
什么是“仁”?那就是每个人要有仁爱的心,克制自己内心过度的欲望,让自己做的每件事都符合“礼”的要求。这样世间才会井然有序,天下才会太平。既然天地不仁,那我就要让天下仁。
孔丘提出的“仁”,无疑是一个创举。“礼”很早就有了,但那只是一套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没有精神内涵。而孔丘把“仁”的精神内涵注入“礼”中,让“礼”充满了人情味。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被称作“礼仪之邦”的原因。
老子丢弃了“礼”,创造了“道”;孔子继承了“礼”,发扬了“仁”。“道”太玄乎,后来慢慢走向了宗教,而“仁”却走进世间每一个人心中。
在洛邑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后,孔丘该学的也都学得差不多了,于是他向老子告别,准备回国。
老子依依不舍地拉着这位后生的手说:“有钱人送别他人时,会送金银财宝;品德高尚的人送别他人时,会送良言。自以为聪明的人,经常会受到威胁,那是因为他爱背后说人坏话。有的博学善变的人会遇到不公正的待遇,那是他经常指责别人有过错。做子女的不要忘记父母,做臣子的不要忘记君主。”
老子这番话也是告诫孔丘,他虽学富五车,才华横溢,但是做人要低调,不要轻易显露锋芒,要尽好自己为人子、为人臣的本分。
孔丘听完,向老子拜别。路上,孔丘对南宫敬叔说:“龙乘风可以上九天,老子在我眼中,就是龙一样的人。”
孔丘经过学术的洗礼、“神人”的指点,已从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进化成一代学术宗师。这时的他,已经可以名副其实地叫孔子了。
公元前517年,孔子回到鲁国。孔子原本想着能大展拳脚,可是连施展的机会都没有就避难去了,因为三桓跟鲁国国君火并,他作为忠君派也被牵连了。孔子不得不到齐国避难,直到公元前516年鲁国局势稳定后才回到了鲁国。
从齐国回来后,孔子在鲁国无官可做,因为三桓对他很警惕。吃不了公家饭的孔子,靠什么养活自己呢?
孔子想来想去,自己最擅长的就是教书,那就自己开个私塾吧。
在此之前,贵族子弟都是在公办学校里学习,叫官学。孔子自己开的学校,则叫私学。孔子这一自主创业的行为,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简直就是开天辟地。
中国人向来重视教育,因为哪怕自己出身再差,只要认真学习,就能改变命运。而告诉中国人这条道理的,正是孔子。
在孔子之前,寒门出不了贵子,因为只有贵族才有受教育的机会。从孔子之后,寒门也能出贵子了。
孔子开办的私学,不管学生出身如何,无论是贵族眼中的“泥腿子”,还是盗贼、乞丐,只要想学习,孔子都可以教。孔子彻底打破了贵族垄断知识的局面,底层人民自此就有了从知识领域挑战贵族的能力。
现代人的眼中,民办学校都是贵族学校,学费很贵,普通人上不起。然而孔子开办的民办学校,那学费可是良心价。只要送给老师十条肉干,就可以享受春秋顶级学术大师的教学。
孔子既没有钱建豪华的校舍,也没有钱雇用其他教员,私学里就他一位老师。
上课的地点也无所谓,有时候在屋子里,有时候在户外,有时候边走边聊。
孔子的课堂教学气氛非常活跃,有的时候孔子一边弹琴一边讲课。所以,孔子课堂上经常会出现学生之间因为意见不合相互争论的一幕,老师批评学生,学生顶撞老师。虽然乱哄哄的,但这确实是为学术争鸣,这也正是孔子想看到的。
孔子的教学方法也很灵活,主要就两点: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因材施教就是看学生是聪明、普通还是愚钝,根据学生资质的不同,讲的内容与深浅程度也会有所不同。
至于循循善诱,就是孔子在教学中一直与学生互动。学生颜回曾赞叹道:“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子路向他请教问题:“什么是君子?”
孔子回答:“提高自己的修养,保持严肃恭敬的处事态度。”
子路说:“这样似乎不够吧?”
孔子说:“提高自己的修养,用你的君子气质感染你周边的人,让他们感到安全与快乐。”
子路又问:“还有什么更高层次的吗?”
孔子回答:“提高自己的修养,可以让百姓安乐,尧舜那样的圣君都不一定能做到。”
对于子路提出的每个问题,孔子不仅回答,还引导他自己提出更高层次的问题,这就属于典型的启发式教学。
孔子不仅是一名任课教师,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班主任,负责学生的各种管理工作。做过班主任的老师都明白,如果班级里面有几个熊孩子,打也不能打,骂也不能骂,往往要付出大量的心血,熊孩子还不一定领情。
孔子的班里就有这么一位熊孩子,斯文的孔子经常能被这熊孩子气得吐血。这人叫宰予,字子我。有一次宰予向孔子提问:“父母死后,子女要守孝三年,这时间是不是太长了?一年可以吗?”
孔子听完,内心燃起了熊熊烈火。守孝三年是周礼规定的,怎么能轻易破除?孔子强压住心中的怒火,问道:“如果父母去世,你只守孝一年,你能安心吗?”
宰予回答:“我安心。”
孔子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如果说宰予只是因为学术问题惹孔子生气,倒也还说得过去,但他别的行为却真正让孔子暴跳如雷,因为宰予逃课了。
有一天,孔子在课堂上点名,发现少了宰予,于是到宿舍找到了他,原来这家伙还在床上睡懒觉。孔子气得指着宰予破口大骂,于是一句流传千古的骂人名句出现了:“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意思是,你是块腐烂的木头,都不能用作雕刻;一堵用粪土垒起来的墙,不值得涂抹。
不过话说回来,孔子对待不听话的学生的做法,跟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一比算是相当仁慈了。毕达哥拉斯是发明勾股定理的学术大神,他的一个学生发现老师的数学定理中存在错误,于是向老师提出疑问。毕达哥拉斯一看,这个数学问题解决不了,有损自己的威名,于是把提出这个问题的学生扔进湖里淹死了。
孔子虽然被宰予气得够呛,可生气归生气,哪怕憋出内伤,面对能上房揭瓦的熊孩子,老师还是得感化他,教育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位熊孩子日后却成了孔子门下著名的“十哲”之一。孔子死后,很多弟子离开了,宰予却积极与另一名同学子贡为老师树立圣人形象。
由于孔子教书效果好,名气越来越大,投奔他的学生也越来越多。据说孔子一共有三千个学生,比一所重点高中的人数都多。
试想那时又没有电视、网络,只能面授,孔子就一个人,怎么教得了这么多学生?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老师带大弟子,大弟子再带小弟子。我们在武侠里,经常听到某位大侠自称是某位门派掌门的入室弟子。但凡有“入室弟子”的名号,武功都十分了得。
所谓入室弟子,就是老师收的学生太多,教不过来了,只能先教一些学习比较好的学生。这种学生可以直接进入老师的房间,由老师面对面亲自传授,所以称为入室弟子。入室弟子学完,就去教其他弟子。
孔子从三十六岁一直教到了五十岁,一直是一名优秀的民办教师。年近五十时,孔子开始认真研究《易》。由于他太喜欢读《易》,最后就连串竹简用的绳子都磨坏了。而就在他一心研究《易》的时候,有人找他去做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