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回 创唯识呕心沥血 弘佛法鞠躬尽瘁（1 / 2）

唐太宗突然把玄奘叫来，不为别的，只为让玄奘来翻译老子的《道德经》。原来，自从玄奘西行求法后，扩大了中国在西域和印度等国的影响，中西交流往来不绝。唐朝的第一宗教是道教，于是有人想把道教的教义也传向西方，这就有了太宗让玄奘翻译《道德经》五千言的事。

这是一个令玄奘颇感为难的任务：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佛道是对立的。李唐代隋之后，为了从政治上否定杨隋，就需要否定杨隋的国教——佛教。这样，道教始祖李耳与唐高祖李渊同出一宗的附会之说，给李唐皇朝披上了一层君权神授的外衣。致使唐初佛道斗争呈现出与隋代相反的趋势：道盛于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常常遭受儒道的责难。玄奘法师的主要精力固然是在译经，却不可能感受不到这样的压力，他所作的种种将“圣教”寄生于政治的努力，既是为了译经事业得到保证，同时也有减轻佛教所受压力的原因。现在让他去帮助翻译、宣传常常责难于己的道教，从宗教情感上来说是不情愿的，而且道教的很多内容自己也确实不熟悉。

然而，君命难违。况且，《老子》既是道教的根本，更是李唐始祖的箴言，如果不能妥善处理这个问题，西行回来后的种种努力可能前功尽弃，甚至还会影响将来的译经工作。权衡再三，法师“高高兴兴”地应命而来，与道教徒蔡晃、成英一起反复斟酌，“穷其义类，得其旨理，方为译之。”翻译过程中，由于宗教立场不相同，法师因反对以佛教理论比附《老子》本义，与蔡晃、成英处得很不愉快，但最终还是完成了太宗交代的这一任务。玄奘用自己的委曲求全，换来了唐太宗对其译经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玄奘主持的译场，同时也是他创立宗派的基地。玄奘在印度求学，主要是师承从无著、世亲到戒贤的学说，这就是大乘“有宗”那一套具有完整体系的客观唯心主义宗教哲学。玄奘把它全盘移植到中国创立了法相宗，也叫唯识宗。由于这一宗派在慈恩寺诞生，所以又叫慈恩宗。

玄奘为开派立宗，费了许多心血。在慈恩寺的几年中，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讲经说法，厅堂、廊庑都挤满了听众，有译场翻译人员，有从外地慕名而来的学僧，还有朝鲜、日本的留学憎，一时号称弟子三千人。玄奘在讲完之后，大家提问质疑，互相讨论，十分热烈。在这个过程中，玄奘发现，团结和培养一批才华出众的弟子，使之成为法相宗的骨干、核心和继承者是很有必要的。

玄奘最得意的弟子是窥基。窥基是长安人。十七岁进慈恩寺，在玄奘的亲自指导下学习佛教经典和梵文，精进不懈。没几年工夫，无论知识还是见解都有极大进步。到二十五岁时，即以青年学者身份参与玄奘的译场工作，成为玄奘的得力助手，不少重要著作的翻译，均由窥基一人笔受。

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玄奘计划把瑜珈宗十大法师的十本著作分别翻译出来。窥基建议以一家为主，综合编译，四人“笔受”，改由一人“笔受”。玄奘接受了这个建议。这项任务由玄奘和窥基合作完成，玄奘重点在译，窥基则参照诸家编写,这就是著名的《成唯实论》。窥基还据玄奘平日讲授，写成《成唯识论述记》。然后又写《枢要》作为补充。这样就把法相宗的基本理论概括出来。从此，授徒讲学盛极一时，所以，法相宗由玄奘开创，至窥基而实际成立。窥基著作等身，号为“百部疏主”，后来为慈恩寺主持，世称“慈恩大师”。

法相宗成立后，慈恩寺进一步成为法相宗的国际交流中心。朝鲜、日本的留学僧纷纷来唐朝向玄奘学习，回国后大加弘扬，传承不息，其中主要的有朝鲜的圆测和日本的道昭。

圆测是新罗(朝鲜)国的王孙，自幼出家，十五岁就到中国来留学，他精通汉语、梵语、藏语等六种语言，是有名的高僧。玄奘回国后，圆测即从师玄奘。帮助玄奘译经。由于圆测的基础与窥基不同，他在从玄奘师学后，形成自己的观点，而与窥基有分歧，形成慈恩和西明两派。

道昭是日本和尚，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随遣唐使来长安，即受学于玄奘门下。玄奘给他以特别的优待。道昭学成回国时，玄奘送给他两件礼物，一是自己亲手抄写的经文，一是煎药用的铛子，作为纪念。道昭回国时带回大批经卷，放在平城右京禅院，后来在元兴寺东又兴建一座禅院，大力弘扬法相宗，成为法相宗在日本的第一代传人。

玄奘在翻译佛经建立教派的同时，还完成了唐太宗交给他的介绍西域的任务，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大唐西域记》。这本书共有十二卷，十余万字，由玄奘口述，得意弟子辨机笔录，花费十六个月时间，于公元656年七月完成。

玄奘在这部著作中，翔实地记录了离开高昌后的旅行路线、里程和所见所闻。经后人研究核实，书中记述了一百三十八个城邦和国家，其中亲身经历一百一十个，传闻得知二十八个。内容广泛而丰富，包括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物产、历史沿革、风俗民情、宗教信仰和遗迹、文化语言、政治情况等。涉及的地区非常广阔，从我国的新疆西部到伊朗和地中海东岸，南达印度半岛、斯里兰卡，北部包括今中亚南部和阿富汗北部，东到今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一带。书中的记载，都是玄奘采访所得的第一手资料，很多为新旧唐书所未载。它生动地反映了七世纪以前中亚、南亚地区的历史、地理概貌。由于上述地区的史地资料多已无闻，因此，《大唐西域记》就成为该地区特别是印度古代史的重要依据，因而显得特别珍贵。比如，咀叉始罗遗址、王舍城遗址、鹿野苑古寺、阿旃陀石窟和那烂陀寺遗址，就是根据该书的翔实记载发掘出来的。玄奘对戒日王等的详细记述，更是“重建”印度古代史的基本材料。

玄奘作为佛教徒，特别留心各地的宗教问题。他每到一处，都记录该地的宗教信仰、寺院和教徒人数，记录所藏典籍、庙宇建筑、文物以及佛教史上重要人物的活动等。如果把这些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就可以看出古代印度各国及其佛教传播地区大、小乘和“异道”宗教势力的消长和分布情况，可以勾勒出印度宗教发展简史，对佛教史的研究具有重大价值。

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不仅搜集了许多优美动人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奇风异俗，还对山川景物作了简洁生动的描述，具有极高的文学欣赏价值。

《大唐西域记》一问世，就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国内广泛传诵不必说，甚至还有过回鹘文译本。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陆续出版法文、英文、日文译本，且几次重译。英、美、法、德、日和前苏联等国学者均对这部著作有过深入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它被推崇为世界历史地理名著，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