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经济的发展(1 / 2)
到1840年的时候,大清帝国依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但早已不是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了。因为同期的大英帝国通过工业化和掠夺世界,经济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大清帝国了。更重要的是,两国的产业结构完全不同。当时大清只是一个以手工业和农业为主的国家,而英国已经是以重工业为主的近代工业化国家了。在工业规模上,两个国家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而且英国的财富集中度、财政收入都比大清帝国高许多。英国人的富有是最早进入工业化以及掠夺全世界的结果。
资料表明,中英两国的产业结构在1840年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仅仅做GDP比较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因为GDP只有在相同的产业结构下才有可比性。
大清帝国采取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的政策来保证贵族的永久统治,这对缓解国内矛盾是极其重要的。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政策,但这个政策也导致了清朝政府的财力非常有限。和西方通商,朝廷获益并不大,利益多为买办获得。简单说就是财富分散在了民间,而民间财富对国防的帮助微乎其微。结果就是大清帝国的国防力量在大英帝国的火炮面前不堪一击。
1840年,大英帝国的年度财政收入接近2.7亿两白银,而当时大清帝国的财政收入仅有4500万两白银。其时英国年度军费预算已经与大清的年度财政收入相当了。当时英国海军的规模和实力是世界其他列强的总和,所以英国殖民全球所依赖的正是其雄厚的建立在重工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财力和军力。1840年的鸦片战争只是大英帝国所伸出的试探性的一爪,中英之间当时的情势类似于中国经典故事《黔之驴》中的老虎和驴子的关系。鸦片战争不光是中国被英国人抓下一块肉来,即割让香港,更为关键的是暴露了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外强中干的本来面目,导致西方列强像秃鹫一样蜂拥而上攫食中国。
鸦片战争时期,英国的工业化水平已经遥遥领先于世界,当时英国本土的煤炭年产量已达到千万吨规模,其生铁年产量已达百万吨规模,钢年产量达到十万吨规模,而中国那时基本上没有重工业。
一个在致力于造枪造炮,一个在讲究穿衣吃饭,这两种产业结构几乎没有可比性。确切地说,英国开始工业化的那一刻,我们就落后了。也就是说鸦片战争的时候,清朝的GDP虽然比英国多,但近代重工业几乎是零。即便是洋务运动之后,和列强相比,中国的重工业仍然可以忽略不计。
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的GDP虽然高于日本,但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了。当时的钢铁产量、铁路里程、发电量等指标,即便是比较总量,日本也均高于中国。也就是说,1840年前,清朝贵族不知道西方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1840年挨打之后,也没有下大力气发展重工业,所以历次战争失败的真正原因在此,最终导致甲午之战大败,彻底动摇了国本,从而导致大清帝国的灭亡。
而到了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执政的时候,中国依然没有建立真正的重工业。1936年是蒋介石集团的经济巅峰。但是蒋介石在所谓的“黄金十年”中基本上没有发展重工业,中国各界主要是搞了见效快的轻工业。
没有重工业就没有钢铁、军工,没有军工就没有武器,没有武器就没有国防,没有国防就导致日寇觊觎,积弱的国防最终导致日寇全面侵华,这就是历史展现给我们的逻辑。中国人抗日所需要的枪炮,要么从其他列强那里借钱买,要么赤手空拳去夺去抢。我们的后代应该牢记共产党人的枪基本上是抢夺来的,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我们的军队就是拿着“万国牌”武器走过天安门接受检阅的。
所以解放前中国经济领域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没有重工业,中国人又没有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一盘散沙加上两手空空,导致挨打,这就是解放前的中国不可能建设强大国家的关键。因此谈论经济只谈GDP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国家有没有完整、有效的工业体系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新中国再苦再难也要实现工业化的原因,这是我们领袖们高明所在,这也是我们先辈的最大贡献。
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的军队也是拿着“万国牌”武器去抗击联合国军的。苏联人在中国出兵并且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才开始援助中国武器。所以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是用血肉之躯来抵抗美国的飞机大炮的。
1840年之后中国没有国防,这导致任何像样的建设几乎都没有可能,期间的个别机会最高统治者也没有抓住,由此中国社会进入恶性循环。近代中国需要工业化尤其是需要重工业,这一点其实是所有领袖都明白的,但就是做不到。新中国成立后,周边环境依然不稳定。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由于抗美援朝的胜利,我们才获得了和平,才获得了建设国家的时间,才有可能开始工业化建设。
所以我们不能接受任何指责新中国前三十年经济建设成就的观点。很多人以人民生活那么贫困来否定我们先人们的经济成就是错误的,事实是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三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所有指责前三十年经济建设的人都是肚皮经济学者,而不是国民经济学家,因为国民经济学家必然会考虑整体和长远发展。
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于积累,积累就是攒本钱。消费要想成为动力,需要生产能力过剩这一先决条件,所以贫困状态下依然重视消费是谈不上正确的。而增加积累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事实上清朝皇帝和蒋介石都做不到。增加积累的过程有时候甚至是强制和残酷的,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优哉游哉地进入工业化的。中国在落后的情况下,能保住自己不挨打就已经是巨大的胜利,只能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攒家当,这就是新中国前三十年吃苦的真相。
新中国一开始之所以压低全民的消费是因为要积累,是为了攒家当,这是需要中国各个阶层都作出牺牲的。而把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变成现实的关键,是中共领导阶层自觉地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才能引领全国人民没有怨言跟着干。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牺牲,是不可思议的,也是空前绝后的。全中国人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全部用于投资新增项目,如基础设施和工厂。我们的先辈们在“吃饭”与“建设”之间艰难权衡,最终他们选择了建设,一代人吃了两代人的苦,这才为后人攒下家当。
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50年的80%下降到不足30%。这个数字表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已经从农业国转变成了工业国。父辈的汗水变成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和农田水利设施等,其中水利甚至保障了我们几十年的安稳日子,“两弹一星”更是中国的守护神。
我们是坚持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效用缓慢但是持久。虽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里,我们的发展速度比不过日本这类的出口替代型国家,甚至连“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速度都比我们快。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些国家和地区是没有农业和国防这种基础的,诸多方面他们要依赖于别国,他们难以依靠自身保护经济成果,他们的未来缺乏后劲。
高积累是大家都懂但是很难做到的事情,这需要的是中央集权和自觉的牺牲。只有中央集权才能实施计划经济,只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各阶层都作出牺牲才能产生中国这样的起死回生般的转变。这个奇迹靠的是先辈的血汗和付出。
现在有人用日本在1960—1976年经济数据超过中国来证明中国不如日本,数据只能说明中国和日本走了不同的路。
日本由于有二战前的工业化底子,在美国那里得到了他们的一部分中低端产业,而且是较快见效的产业,使得日本在一段时期里高速发展。很多人认为日本模式世界最好,而中国没有工业化的底子却走上彻底工业化和独立自主的道路,所以中国搞的东西不会快速见效。例如中国集全国之力量搞出的两弹一星,至今护佑着中国,这些东西不能吃不能用,不见效,但是你能说没有意义?
苏联解体之后,被美国人趁机用金融手段洗劫了一把,但俄罗斯再弱,也没有任何国家敢明火执仗去抢劫它。为什么不敢呢?就是害怕俄国人手里的武器!这就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用途和利益所在。有人说毛泽东不懂经济,历史会清晰地回答这个质疑。
资本主义选择“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在落后的贵族政治压迫之下的选择。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没有哪个私人资本有能力控制全社会的经济,只能通过这种自由市场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来完成原始积累。当某些胜出者拥有了一定的资本优势后,开始谋求行业的独大,企图垄断一个行业。垄断这一行业的目的恰恰是要对这一行业实行计划,提高效率,获取更大的资本利益和资本实力。金融资本最理想的规划是争取到国家层面来实行资本的垄断,从而实现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实施有计划的管理。只是经历了几百年的市场自由竞争之后,计划经济这个梦想在西方依然没有实现。
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全面的工业化。政权的高度集中使得中共能集全国之力优先完成最重要的项目。中国人用生命和鲜血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从而获得苏联支持,得到了重工业的底子。随后第一代领导人又着重进行“两弹一星”的研制,从而获得了国防保障。而和美国握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其进行化肥工业和军事合作。由此可见什么是重点,我们的领袖们一清二楚。
新中国前三十年最辉煌的成就是全民勒紧腰带,攒下了工业化的基础。由于有了农业、重工业和国防的支撑,所以才能在随后的改革开放中发展轻工业,随之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以政治家、军事家的高屋建瓴来搞经济建设,正可谓“治大国若烹小鲜”。
中国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思路上就必须要采取跃进方式。经济运作模式要跳过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跨过资本集中过程的低层次阶段,靠的是国家组织下的计划经济。发展、实行计划经济,使得新中国的工业、农业、科技、国防都实现了大资本运作。中央全面统筹,长远规划,每五年制定一个发展计划,随之全面落实和实施,这是何等的效率?这种效率让西方的金融资本家们羡慕嫉妒恨,是他们梦寐以求但达不到的境界。
金融资本终归要受制于众多其他资本私利的制约,著名的洛克菲勒石油集团被其他资本联手拆散就是证明。在国家层面,他们的国策也是深受各个财团个体利益的掣肘。美国人在肯尼迪时代曾经试图集中全国之力搞科研和经济,也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是到了里根时代又开始搞自由主义。今天,美国人又开始试图加强国家权力。
1979年,中美才正式建交。随后的蜜月期很短,因为随着苏联快速疲软,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大幅降低。苏联解体后,美国一些势力迫不及待地在中国制造混乱,试图削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坚持从政治和经济上孤立中国。
而中国为了打破僵局,进一步实行开放,开始积极寻求加入世贸组织。这一举动颇有吸引力,因为巨大的人口和市场使中国成为欧美跨国公司的理想投资市场。于是就形成了当今中国和美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势,这一博弈的胜负在今天还没有见分晓。
改革开放给了美国某些势力再一次颠覆中国的幻想。但是他们却始终高兴不起来,因为在中国始终有一个中国共产党。这个党的宗旨、目标都不是金钱。这个党掌握着军队,领导着政府,美国某些势力可以收买个别人,但不可能收买整个党,所以也不可能控制中国。在中国政权大于金权,这让他们无从下手。
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人也希望中国走向“自由”经济之路,力促中国政府推行一蹴而就的经济改革,即实施著名的“休克疗法”,由于中国人不理会而只得作罢。美国又决定先把中国人引到自家的规则圈里再说,于是有条件地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事实上处于类似给西方打工的角色。在美国规划的金字塔式国际结构中,中国居于第三等,既对美国没有威胁,同时又不是没有用处,于是中美经济捆绑在了一起。
中美这次较量是人类历史上最诡异的博弈。美国人想的是将中国引入到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中来,一边做生意一边扶持买办进行渗透,从而以较为和平的方式,用较小的代价达到控制中国经济、实现资本在中国予取予求的目标。而中国的打算应该是和世界通商能加快我们的经济建设步伐,于是中美经济拥抱在了一起。
中国人表现出的合作意向,导致美国人不能拒绝,中国巨量的人口和巨大的市场曾经激发出美国商人无限的梦想。欧美政客无法阻止中国入世,因为他们不敢挡住金主们的财路,但是依然咬住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松口,拒绝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入世之后,按照美国人的设想,是把中国变成世界生产基地和商品倾销市场,目的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降低从汽车到手机等欧美商品的生产成本。中国也认可这样的设计。两大国各怀心思走到了一起。
中国人经过了一段艰难的适应期之后,便以惊人的速度赶了上来,二十年的时间让世界瞠目结舌,经济发展可谓天翻地覆。原本金融资本设定的是中国应该出口原材料,结果却是中国在全世界采购原材料。原本他们设定的是中国的市场上会铺满西方的产品,结果是中国的商品铺满了全世界。
这时候美国人还发现中国的触角已经伸到欧美视作禁脔的地区和领域,原本只被视为沃尔玛等美国跨国公司廉价劳动力来源的中国,在世界眼中似乎变成了一个吞噬巨量原油、铁矿砂、铜等原材料的怪兽,美国人意识到中国的未来无可估量。
有人形容说世界经济发展有两个火车头,美国是在前面拉,中国是在后面推,现在是推的速度大于拉的速度,所以中间的国家受到挤压就会变得很不舒服。美国人的速度慢下来,美国也会受到挤压,所以美国也变得不舒服了。
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样的结果是在中国领导人的预料之中的,因为这种智慧的关键是认清社会财富与个人财富的区别。对犹太人而言黄金和钻石是财富,但对中共而言完整的工业化才是财富。这种智慧早在两千六百多年前中国思想家管仲的头脑中就有。欧美财富控制在个人手中,而个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这使得我们和西方人做买卖的时候不至于产生颠覆性失误。全世界人都忘了,中国人才是市场经济的老手,中央集权和市场经济并存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人也是最务实的,中国人的勤劳和忍耐的品质里,潜藏着改变世界的力量。
目前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已形成了捆绑之势。人民币和美元挂钩,类似于拳击台上处于弱势一方的一种拥抱战术。中国和美国很多领域已经处于同一阵营了,这使得美国打压中国的时候总是有所忌惮。
人类的财富要么靠抢,要么靠生产、贸易,都是一点点积攒起来的。欧洲人发现新大陆,是靠着冒死的勇敢,开拓美洲是靠着杀人。我们中国没有向外扩张这样的机会和作为,而且在近代被人打败了,想翻身只有自苦一条路,这条路现在已经证明是可以走通的。我们的先辈很对得起我们,留给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国土和强大的组织力,我们需要接过这个担子,为我们的后辈积累更多的财富和希望,在中美博弈中胜出。
中国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利益驱动和利益分配。
其中关键是党和政府将利益集中到自己手里面,干什么了?如果被一部分人私分,那就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是集中全国之力做个体企业不能实施的建设,那就是正确之举。
这一点在毛泽东时代是没有疑问的,第一代领袖们做到的比老百姓期望的还要多。但是三十多年来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大众没有办法搞清楚这利益到底是怎么分配的,于是倾向于大众公平受益的声音就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往往会引发共鸣。
关于积累还是分配的问题,新中国最著名的案例是勒紧裤腰带也要上“两弹一星”。当年在要不要上这些项目的问题上是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两种意见的,好在我们的领袖们宁可自苦也要上马。最终两弹一星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今天我们都同意当年的决策是英明之举。如果连这一点都要否认,那只能是立场问题了。
很多人把当下官员个人的贪腐与共产党的利益问题混为一谈,质疑中共的领导否定改革,这是不正确的。我们提请所有的批评者注意我们民族最终的目标,要知道,中国如果没有外敌,那么大众的眼前利益就是最高的,如果强敌环伺,那么长期的胜利就是最重要的,为了最终胜利牺牲当下的利益,就无可指责。
很多人对追逐利益深恶痛绝,这不免失之偏颇了,事实上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类世界的主要诉求之一,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只追求精神享受而不在意或者愿意牺牲物质享受,这是一种高尚的情怀,在多数情况下是属于小众范畴的。支撑我们中国人创业的胆气恰恰源自我们民族的英雄们,构成我们逐利的底气也是源自我们先辈们的英勇牺牲。中国人可能会接受金钱的诱惑和驱使,但是整个民族是不会跪下的,最终我们会发现趋利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应用的好也是能改造世界的。
当下有人指责我们出卖资源、超负荷工作、吃亏上当,这种观点看似有理,其实还是没有真正搞明白事理。出卖资源是因为我们没有本钱,超强度的工作是为了摆脱贫困,吃亏上当也是学会与世界特别是与欧美打交道所必需的代价。我们致力于产业经济的发展,这如果导致西方世界的去工业化,那么一切付出都是极具价值的。
我们知道,全球化的规则是欧美设定的,加不加入全球一体化,适应规则是我们自己决定的。选择加入就需要付出代价。我们没有任何资本只有出卖劳动力,还有就是资源。出卖资源如同卖血,没有人会不知道这是不应该的,但是为什么还要卖血呢?就是为了资本积累。俄罗斯直到今天还是在卖资源,你以为它愿意啊。全世界工业化道路完全有可能是排他性游戏,赢者为王,属于不想玩也得玩的游戏!
我们用了短短六十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路程,显示了中国有着西方世界所没有的特殊的优势。西方金融资本有着天生的缺陷,就是它没有直接掌握政治权力,它只能凭借与政权合作一起分利。私企效率极高,但是整个社会效率低下,这是很多歌颂自由经济的人罔顾的事实。而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体现在整体竞争上,这就是中国能够胜出的关键所在。
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些对未来较为悲观的观点,我们对此毫不讳言。当我们试图证明未来是光明的时候,并不代表我们报喜不报忧。
有人对国家统计局的报喜数据表示怀疑,这是对统计学的误解。事实上,统计数据只能反映出一个大概的轮廓,在宏观意义上已经考虑到了多数人能够意识到的问题,最终加权得出有参考意义的情报。
世界上没有只赚不赔的生意,任何改革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们的党在转化角色的过程中,应该如何处理好领头人和管理者的角色变化,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