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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的底蕴(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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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未曾中断的文明,其他的古代文明由于迄今未知的原因都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了,这是最值得我们中国人自豪的地方。

不过中华文明并不是在五千年里一直领先于世界的。现代的考古学发现,古埃及以及古代中东就有可能比同一时期的古代中国发达。但是有迹象表明自汉朝开始,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度,并且一直保持到19世纪。

在今日一些中国人的头脑中,一说起我们中国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落后,说起西方则是什么都先进。这个定式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逐渐形成的。其影响甚广,流毒深远。

很多人认为承认落后才会奋起直追,所以这三十多年来对这类观点听之任之。经过三十多年的奋斗,以前的跟庄战术已经完成使命了,中国人未来的路需要自己走了。这时候,确定自己的优势会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是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的。中国人再自卑下去就变成有害的了,因为自卑的民族是无法领先的。

摆脱西方语境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并不是处于西方学者所言的落后的社会阶段,而是远比西方更早地进入市场经济中央集权的一种超前的社会形态。我们的落伍只是在科学和工业化层面的落伍,只要在科技和工业化领域中加大力度奋起直追,我们就能追赶和超越西方。事实确实如此。如果我们能明确这一点,就不会在市场经济等问题上过度纠缠和纠葛不已,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要远久的存在,而中国人在市场经济中已经摸爬滚打了几千年。

面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甚至中国古代的帝王们也没有我们理解的那样,可以动用绝对的权力来随意改变商业的规则。中国私有制确立的时间比我们想象得要早得多,劳动力早在周朝以前就已经成为商品交换的对象,货币也早已经出现。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商业就已经很发达了。当年管仲被齐桓公重用,委任以管理齐国,主要的内政就是发展商业,甚至可以说当年的齐国就是以商业立国的。管仲具体的做法有垄断盐铁生意,建立国家粮库,用国家的政策来吸引各国商人,从中抽税。某些商品国家垄断,多数商品放开竞争。这些举措使齐国经济大发展,国库充实,最终成为春秋时代五霸之首。

秦朝统一之后,始皇帝最伟大的举措是统一了度量衡、货币和文字,进行了大规模的道路建设和水利建设,这些措施为全国范围的物资运输和交换奠定了制度和基础。令人叹息的是秦王朝没有能巩固和消化统一的成果,二世即亡。我们要注意的是秦朝虽亡,秦制度却保留了下来。

汉高祖平定天下后,秦制度和工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汉朝在最初的时候吸取了秦朝的教训,采取轻敛薄赋政策,是真正的小政府、大社会。而且放任市场行为,不抑制土地兼并,结果就是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富人避税能耐大,国家税收就更少了。皇家不得已,靠卖官爵换钱。到汉武帝时期,是内无粮草外有强寇,逼得汉武帝采取极端措施,动用政权来生抢钱。

中国人早早地上了自由经济这堂课,而且趋利的动力十足,只是没有工业化的助力,商人们从来没有膨胀到可以与皇权竞争的程度而已。而中国早早进入集权时代,皇权极大化,权力才在这场竞争者胜出。中国的统治者一定都明白这个潜在势力的可怕,即商人具有积聚社会财富的强大力量,基本上采取“重农抑商”政策。这一点被现代人认为是错误,这恐怕是现代人搞错了。这种错误就是拿现代的技术和产业水平来衡量过去的政策,是一种很浅薄的错误。

事实上,中国王朝重农抑商政策的最重要内容是抑制土地兼并,即抑制生产要素向大地主手里集中。可见,重农者,重视实际从事生产的农民,抑商者,主要是抑制农村土地兼并而不是压制商品的流通。这样做是去掉了中间的土地所有制环节,使得土地保持在耕作者的手里。

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这叫很多人耿耿于怀。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这是我们今天中国学人常见的错误。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关键在于中国的政权势力过大,而不是没有市场经济,相反中国的市场经济一直存在并且还很发达。

事实上,中国各王朝兴起到灭亡的二三百年间,人口的增长是迅速的,这就说明各个王朝中央政府的政策是没有太多错误的。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原因比我们理解的要复杂的多,最有可能是气候、外寇、军费、君王个人等各种因素在综合作用,而不是简单的道德这类因素。中国社会在过去两千年里总体呈现螺旋增长,生活用具在进步,衣食住行各种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在提高,并不是有些人所说的恶性循环或是原地踏步。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写到,从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世界上技术的流向主要是从中国经阿拉伯向欧洲传播。在炼钢、铸铁、造船、机械装置,当然还有四大发明——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诸多技术领域,中国领先西方上千年。

中国历史像个博物馆,向我们展示着中国人在吃、穿、住、行领域的不断进步。瓷器、丝绸、茶叶、马车等奢侈品在不断普及。名画《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正是北宋首都汴梁城内的市场繁荣景象,表现的是一千年前的事物,要知道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身为中国人是一种幸福。

有史书记载的中国历史长达三千年,我们只节选其中几个节点来看看哪些是中国历史的关键点,看看是什么因素导致我们中华文明能够传承下来。这种智慧要比西方短短几百年的亢奋崛起重要得多。

我们知道,秦朝之后的两千多年来,中国其实一直是秦制度,而秦制的源头是商鞅变法。

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是落后于关东六国的,主要原因是贵族的势力大于秦王的势力。所以秦国国力微弱,秦王的地位也就很低,各国都以“夷狄遇之”。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遂下令求贤变法。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使秦国富强,为此不惜裂土封侯。商鞅因为在魏国不受重视,应召入秦,随后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变法。仅仅用了十年,商鞅的变法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变法之后秦国经济大发展,军力强盛,为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人多知道商鞅变法这一事件,却很少有人关注具体的政策。其实商鞅变法的意义远比我们多数人意识到的要大,甚至可以说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扁平化结构都和商鞅变法有关联。所以我们需要关注商鞅做了哪些变法,看看这样大的变革又是怎么实施和实现的。

商鞅最先是从鼓励开荒做起的,这是任何人不能反对的。国君会大力支持,而贵族无法反对。其中关键点在于开荒的土地归拓荒者自己,这就把佃农和雇农解放出来给自己干。这样给贵族干活的人减少了,但是赋税依然。这一政策导致贵族守不住原来的土地,因为农户跑走给自己干去了。这时候国家再鼓励土地自由买卖,把土地逐渐从贵族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这是个渐进的过程,导致贵族无法联合反抗。这一政策的真正意义在于改变了土地制度,仅此一项变法其实就把秦国的国家性质改变了,就是说在关东六国还是农奴制的时候,秦国已经变成了农民个人所有制为主体的君主集权国家了。从人类发展的历史上看,我们无法不承认商君的伟大,他实在是超越时代太多了。

商鞅变法第二条是废除世袭制,建立军功制,这一点是在秦孝公的强力支持下实现的。

其他的变法如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分家单过、推广县制、统一度量衡、明法令、刑无等级、迁都咸阳,以及严禁私家请托、禁止游说、禁止私斗,都使得秦国国力大幅增强。

其实商鞅并不是战国时期唯一的变法者,在此前后,关东六国也先后进行过变法。其中魏国李悝、楚国吴起变法比秦国商鞅变法还要早一些。赵、韩、齐、燕等国随后都进行了变法。但只有秦国的变法取得了最终的成功,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其他六国的变法是失败的呢?

历史上很多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多数拘泥于道德层面,得出的结论启示不大。我们认为秦国商鞅变法和关东六国变法的关键性差异在于土地最终所有权归到哪个阶层,这是个所有制变革的大问题。秦国是大力挤压贵族,将战争变成获利的阶梯,胜利的利益归于每个士兵,将土地最终归于农民个人头上。也就是说每个农民直接面对国君纳粮交税,没有太多的中间环节。而关东六国是土地依然归贵族所有,最底层的人没有获得土地。这在税赋上看差异不大,但是在军事和政治上却是天差地别。所以最初的时候六国经过变法之后也出现积极的景象,国君的收入也增加了不少,但是真正打仗,立刻分出高下。秦国战士为自己而战,六国士兵为他人卖命,绝对是冰火两重天。秦军在军功制度的激励之下如狼似虎,积极备战,一上战场如疯如狂,而六国军队如裹挟之难民,两军相遇往往成了一边倒的屠杀。这不是夸张而是事实。

当年六国在秦国咄咄逼人的压力下,经过苏秦的撺掇,联合了起来。最辉煌的时刻是集合百万大军进攻秦国,结果秦国打开函谷关大门,请六国军队进关,六国的百万大军无一人敢进。秦国为什么会有这般底气呢?不就是因为秦国是全体秦国人的国家么?这一时刻令人震撼,深深刻在历史之上。就是从那一时刻起,统一潮流无可阻挡,任何抵抗都不能持久。秦国统一六国其实是中国土地所有制的大革命。

在秦朝之前,中国社会处于长期的动荡之中,时间长达五百年,后世称作春秋战国时期。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辉煌的时期,被后人赞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说穿了就是时间足够长,空间足够大,任何思想、观念、学问、智慧都有机会展示实践。最终在长达五百年的你死我活的厮杀之中,无数思想者用生命和鲜血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误和价值。

中国历史展示的法则是:某种社会变革愈是松缓平和,社会付出的种种代价便愈小,当然,社会发展的步伐也小也慢;某种社会变革愈是剧烈深彻,社会付出的种种代价便愈大,当然,社会发展的步伐也大也快。世间没有免费的午餐,历史更是如此。人类千百万年的变革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战国时代,强则存,弱则亡,战国变法更接近于社会革命。华夏文明在经历了春秋三百年较为温和的整合之后,又历经战国两百余年的血火锤炼,统一的潮流终于汇聚成无可阻挡之力量。最终,这一时代成了中华文明的思想源泉。

正是由于商鞅变法和秦国统一六国,中国才变成了中国人的家园。其意义在于中国的土地最终是归中国的劳动者所有的,这才是我们中国人的根,这才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分分合合最终总是合在一起的关键。

然而,中国的历史书中依然存在着重大的问题,就是现存的记录主要是集中在中国统一的时间段里了,中国历史总被人为地修饰成泱泱中华、天朝上国。尤其是在今天依然有人以为应该胸怀宽大,让外人一点也无妨。很遗憾,这只是我们历史的一半。

事实上,自从秦始皇统一之后,中国的历史只有一半时间是处于统一状态,另一半时间则处于分裂状态。在分裂状态下,我们民族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我们只有明明白白地撕开这道伤疤,才能真正明白中国人两千多年来为什么跪拜皇帝。中国人接受服从与强调秩序不是一些人眼睛中的所谓奴性那样简单,这是中国人血肉和生命堆积起来的祭坛,这是我们民族祈祷统一的仪式。

历史的真相是四方之所以降伏是因为中华的强大。中国历史上的统一者往往会受到赞美和歌颂,但是为什么鲜有人赞颂和谈论三国后期最终的胜利者司马懿家族?原因是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之后带给我们民族的是巨大的灾难,他们建立的西晋王朝在经历“八王之乱”后被匈奴人灭国。北方和西域各族入侵中原,“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中国史书记载的泱泱中华、天朝上国的无限辉煌,其分量都不如这一句话沉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五胡”十六国时代,这时期是中国人的千年噩梦。所以不要老盯住曾经的辉煌,那只是我们历史中的一半,而另一半却是深深的伤疤,忘记这灾难意味着背叛。这道伤疤让我们中国人牢牢记住统一是和平的保障。

中国唐朝最著名的皇帝李世民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可见从历史中学习是一种较高的智慧。历史由无数个独立的、特殊的,甚至是偶然的事件构成,但是总体上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这就是历史的科学性。

中国人早就有这种智慧,所以历朝历代都设置史官,独立地或者是相对独立地记录帝国发生的事件,而历朝历代也都重视编纂史书,来为自己和后代提供指引性帮助。

现在我们知道了要真正从历史中找到规律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可能需要足够的资料积累和特殊的天赋。时至今日无数人在研究历史,但是什么是中国的根本,多数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中国历史中著名的案例之一是名著《三国演义》中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那么我们要问三国时谁占天时?谁占地利?谁占人和呢?我们知道按照孟子的这一观点谁占人和谁能最终胜利,那么占据人和的是曹魏集团才是。可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搞错了,他把人和错误地按在刘备集团的头上。真实的历史上是曹操一方占据人和,根据是曹操在汉末乱世中把流民集合起来屯田戍兵,故而曹魏政权当时在政治上是最先进的,而刘备和孙权集团依然是靠着联合上层集团得以残喘一时的,故而曹魏最终胜利不是侥幸的,不存在诸葛亮以个人能力和聪明来翻盘的可能性。所以“人和”才是中国文化的根,这是中华文明最高的政治智慧。

明清两代的历史对当今中国更有现实意义,原因是同一时期欧洲开始兴起,明清两朝代错过了科学和工业革命的机遇,为后人所诟病。

我们会看到,中华文明也曾有过科技革命的前奏,也曾有过大航海的时代,中华传统并不排斥科学。明朝在航海、铸造、地理发现、天文研究、数学、物理学等等重要领域都进行过可贵的探索,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而且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使得明王朝很注重军队的建设和先进技术的应用,中国统治者没有太多道理和理由去拒绝更为先进的技术和利益。所以这里面一定有我们未知的原因导致中国的历史走了弯路。

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明朝灭亡的主因是气候原因,这种判断很有道理,因为有资料表明在明朝末期中华大地遭遇了千年不遇的寒冷期。是全国范围的近七十年的干旱导致帝国无法支撑庞大的人口,引发内乱,在内乱之中统治者和造反者同归于尽,最终导致满族趁虚而入。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带回了番薯、玉米等耐旱耐寒的粮食作物,最终没有挽救大明朝,反而成就了清朝。

清朝不是我们这些年电视里演绎的那样先进,满人为了保障自己的统治还是采取了很多限制汉人的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华转型,错过了工业化的机会。但也不能说清朝政府就是坏得没边,只能说最终不能完成保卫国家的任务导致清朝统治的灭亡。

两千年来,中国最高的统治者在向外扩张受到大自然的束缚之后,为了统治的稳固,基本上采用儒家文化治国。这对缓和国内矛盾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同时也会弱化民族的尚武精神,常常表现为对外部侵略无力应付。一旦最高统治者的力量被削弱,大量的无组织的民众并不能形成力量对付外寇,这就是我们中国社会结构最明显的短板。明清两朝居然都是毁于外敌的入侵,这种耻辱让我们很少以明清两朝为荣。

在工业革命之前,农耕是世界上效益最高的产业;商业虽然获利巨大但却是最危险的行当,是拿命换钱的行为;渔猎游牧则是效率相对低下的产业;我们认为效益决定文明成败这一观点是成立的。

最早的文明出现在中东而不是中国,但是农业文明最终在中国结出最灿烂的果实,其主因是地球的气候变化导致东方变得更适合人类生存。中东中央版块荒漠化严重,引发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迁徙,犹太人也因此成为商业民族。

中国在11世纪后期,即宋朝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农业社会的巅峰。到了清朝统治的时候,更是实现了全国性的和平。清朝以抑制汉人去草原开荒的政策解决了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汉族之间的矛盾。再加上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粮食新品种,以及从美洲传到中国的玉米等耐寒耐旱作物,促使中华大地上的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

勤劳、智慧、心灵手巧的中国人制造出大量的优质产品,极大地提高了全世界的生活水准。正是为了保持对华贸易的顺畅进行,中世纪晚期的犹太资本在葡萄牙、西班牙王室支持下,发起了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运动。美洲被发现、印度的殖民化,都是以中国为目的地的大航海运动的副产品而已。至少在最近的一千多年的世界历史中,中国一直是世界的中心,是名副其实的“中央之国”。

以这种历史观来看世界就会发现,中华帝国在工业革命前的世界经济史中占据着极其突出和积极的地位,科学与工业革命的发生是欧洲与中国贸易相关度极高的事物。

世界的白银与黄金长期以来都控制在欧洲的犹太资本手中,而欧洲需求中国瓷器、茶叶等商品,中国选择了用白银作为货币,这种结合导致了15世纪以来全世界商业市场的极大扩张。新地理发现、宗教改革和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都是有着强烈的内在的财富利益驱动的,可以说金融资本和欧洲贵族为了发财而形成了合力。这力量引导了近代世界。

实际上全球贸易体系至少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而不是西方人书中写的五百年前,商贸活动几千年来一直在世界体系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换句话说,“太阳之下并无新事”,市场经济古已有之。

从商贸角度讲,直到19世纪欧洲仍处于世界经济的边缘地位,而世界经济的中心仍在中国,只是因为新航路开辟后欧洲人征服拉丁美洲并占有了贵金属,从而获得了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贸易圈的机会,欧洲方有机会以贵金属来弥补对亚洲贸易中的结构性逆差。难以想象没有美洲的白银,欧洲人将拿什么来中国做买卖。

明清时期中国出口了大量的丝绸、茶叶、瓷器到欧洲,换取了大量的白银,以至于中国这个非白银生产大国却用白银当流通货币,可见当时中国赚了多少白银。从宋朝开始到明清几百年间,当中国把世界的白银都赚回来了,有钱的中国反而危险了。原因是中国没有重工业只有手工业,只是一个贸易大国,不是军事大国。没有军事实力,非常脆弱,不堪一击。最终并没有守住自己的金银财宝。

当全世界的白银都到了中国人手里的时候,英法等帝国无法继续与中国做生意了。此时,为了消除自家的贸易赤字,英法用在印度种植的鸦片来换取中国的物资,以贩毒的方式掠夺中国的财富。大清帝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伤害,当林则徐烧掉鸦片禁烟的时候,就直接断了西方帝国的贸易财路。所以才导致鸦片战争的发生,导致了英法强盗打进北京城,上演了火烧圆明园的悲剧。欧洲最终用枪炮战胜了中国,用战争又把白银抢了回去。

历史的结果就是这样直白,鸦片战争后大清签署了那么多不平等条约,又输银子又输地,中国进入恶性循环之中。

真正的历史不是我们后来一些人描述的那样是什么清朝闭关锁国、经济落后,而是由于军事落后。如果有人说我们中国人记吃不记打,那我们也只能羞愧地说,最高统治者以为联合了蒙古族就不会再有野蛮人的威胁了。他们无法理解会有更野蛮的人从海上过来,还带着巨大的火炮。因为这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理解的世界,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我们曾经以为大象是安全的,直到看到两头雄狮合力杀死大象去争夺最后的水源的镜头,才知道我们的世界观是错的。1840年以前的清朝,就是这样一头大象,英法就是杀死大象的两头狮子。

有人估计,从1500年到1800年,美洲和日本开采的白银一半流入了中国,用来购买中国的手工业品。在这300年间,中国拥有巨额国际贸易顺差,是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中心。然而享受着富裕生活的中国人没有想到遥远的欧洲却悄然出现变异性进化。工业革命除了极大地提高了欧洲的生产力之外,还补足了欧洲社会的短板,就是用社会化大生产把分裂的欧洲联系和组织起来。这使得欧洲不光拥有了锋利的巨剑,还成长为巨人,从而有了横扫世界的实力。大炮打碎了世界上所有没有工业化的民族和国家的门槛。

中国的统治阶层尤其是清朝贵族并没有采取正确的方式对应这场革命,最终农耕的手工业的中国无力对抗全面工业化的欧洲。数百年商贸积攒的财富在一百多年里被外寇洗劫一空。在这巨大的外力的压迫之下,中国社会产生反弹,尝试着变法图存。然而清朝贵族最后的一次努力——戊戌变法依然失败了。

距今140多年前,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运动。明治维新的成功使得日本有效地组织起来,他们加强了军队建设,逐步积累工业基础,将日本变成了工业化国家。约110多年前,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运动,却失败了,变法失败导致清政府灭亡,把中国变成了军阀混战的半殖民地国家。中日这两次维新变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结果却截然相反,最终给两国带来的命运更是完全不同。

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最大的不同是国际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世界诸强都处于战争之中,国际环境很宽松。三十年后中国戊戌变法时,世界列强分食殖民地、瓜分世界的争夺已经基本完成,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唯一富源”。列强绝不希望也不接受中国再强大起来。

其次是中国变革势力与日本维新派实力的强弱不同。日本明治维新是日本天皇与中下层力量合作,挤压推翻幕府旧政权获得政权。而中国当时最高统治阶层并没有变革的意愿,还是极力在试图维持。想想看,是什么力量导致慈禧宁可对自己的儿子下毒手也拒绝变革呢?这只能说明中国变革的力量没有形成,而反对者的力量过于强大,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最后的差异是中日两国改革的路线不同,日本的变革力量大却依然战战兢兢,选择阻力最小的方式渐进,中国皇帝没有力量支撑,却大张旗鼓将自己的执政基础推到反对改革的一边。

时至今日,依然有人认为光绪皇帝应该先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这是多么荒唐。其实光绪帝唯一的机会是潜移默化抓住权力,整顿军备,在对外争斗中逐渐掌握军权,渐进变革。而不是去颁布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变法诏书,这类根本没有任何力量支撑的宣言只会引发反对力量的集聚和爆发,而不会得到任何有效的支持。要知道圣旨也得有执行力才能是有效的,皇帝的权威也是建立在武力和金钱的基础上的。

历史无需假如,清朝灭亡的主因就是没有将民间商业利益转化成国家军事力量。清朝贵族早就丢失了祖先金戈铁马的野性,变成了只知道享受者。说什么“洋务新政”,“同光中兴”;讲什么经济构成,工业基础;论什么新兴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架构、法律、制度;谈什么“中体西用”,所谓的维新、新政、君宪、宪政,再君宪,这一切全是修修补补,都无济于事。其实落后的中国重中之重是强军,关键点是需要对外战争胜利,是闭门疗伤。中国最高的统治者明白得太迟了,真正着手建设新军的时候,已经是大厦将倾,清朝贵族被轰下去的最终结果就是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怪圈。异军突起的是买办。

买办正式登上中国舞台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当时欧洲各帝国的主要利益并不在中国,但是不啃上中国几口又对不住豺狼本性。由于中国存在中央政府,语言完全不同于西方,生活习惯也不一样,所以欧美财团主要是通过买办来代理自己的业务,同时也通过买办在中国谋取更多的利益。

列强的商品输出需要代理,资本输出需要借方,武力掠夺需要汉奸帮凶,这都需要找到中国人来帮忙,这就催生了买办。买办的利益来自洋人的赏赐,随着中国利益向西方大量输出,买办的势力也大大增强。

清朝的突然垮台,导致中国群龙无首,孙中山匆忙之间赶回国收拾烂摊子,这就是为什么辛亥革命没有太多内涵的原因。辛亥革命对于中国大众来说,就是剪了脑袋上拖了260年的辫子。鲁老爷还是鲁老爷,阿Q依然是阿Q,结果就是革命的果实被手握军权的袁世凯褫夺。

袁世凯试图逼迫中国人接受他当皇帝,他的底气来自中国各种力量不能统一的话一定会天下大乱。短命的袁世凯死后,中国果然陷入军阀混战。各路军阀除了抢劫,就是满世界借钱买枪,借钱要抵押,那就抵押主权和未来税收,各路军阀是毫不吝啬地将中国抵押给了洋人们。

到了北洋军阀时期,中国已经形成了江浙、华南、北方三个买办财团,买办的主业变成了金融,通过资助各派军阀,让西方获得了中国矿山的开采权、税收权以及海关关税等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权。

由于北洋军政府已经投靠了西方,苏联为了在中国保持影响力,转而帮助国民党。是苏联给的卢布和枪,建设了国民党第一军、黄埔军校,支撑了北伐。

国民党胜利在望,英美财阀和中国的江浙财团改变态度,国民党开始摆脱苏联和中共。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作为投靠英美财团的投名状,变容共为“剿共”,变节成了英美财团反共阵营里的小马仔。

1927年崛起的蒋介石政权其基础就是大买办和大地主,到1937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已经垄断了中国的金融业。被挤到一边的其他中小买办更干脆,转身投靠日寇,1940年汪伪政权完全彻底是由买办构建的。

买办,是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一个新的阶层。客观地说,买办对于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一定作用。自鸦片战争以来,买办投资新式企业,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早期工业化,引进了西方科技文化。

但是问题在于,买办不同于普通商人,前者更像是一头怪兽,为了获利,不惜牺牲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具体表现在:对买办而言,任何长期投入都不如短期见效的买卖好,所以买办控制下的中国没有任何重工业的发展。军阀们借到钱就买枪,有了枪就抢地盘,结果就是内战频发。

买办没有祖国,所以对建设没有兴趣,对国防的兴趣远远低于对国内的掠夺,所以才会有一般人不能理解的理念。买办最著名的观点是1931年8月22日蒋介石在南昌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对今日国家民族概念已经根植于心的中国人而言,这种说法是多么不可思议。但是如果从买办的角度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他们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

解放前的中国农村有大量的难以生存的人群,中国的工人也只是苟延残喘,中国的读书人也是在窒息中积攒愤怒,军队的基层也是一些卖命求活的人,甚至有不少地主,也因为日寇的侵略丢失了土地。牺牲工人,牺牲农民,牺牲知识分子,牺牲军队,牺牲国土……这是国家么?都牺牲了还剩下什么?整个民族都灭亡了,谁还有好日子?这是中国千百年来未曾遭遇的,异族屠城亦不过如此的灭顶大灾难。

为了自己的私利敢拿全中国人的利益做牺牲品,这个凶狠的怪物就是买办。

积弱的中国引发日寇的觊觎就很正常了,中国国土之上建立了伪满洲国,中华民国居然不敢开战,这一点连清朝都不如。清朝好歹也是拼了老命,打了那么几仗,实在打不过,弹尽粮绝,才签下耻辱条约的。

传说中中华民国的黄金十年,就是欧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处在经济大萧条时,暂时放松了对殖民地国家的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总算是过上了几年好日子。中华民国的历史,提起来满脸都是泪。基本总结就是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外族入侵、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司徒雷登曾说过,中华民国足足饿死了两亿国人,还主要发生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时代。

等到蒋介石逃离大陆的时候,中国已几乎到了“蛮荒亡国”的地步:人均寿命不足35岁,文盲高达80%。中国两千年里唯一一次落后于印度就在此时。清末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极端的贫困和积弱不振、列强环伺的生存危机、国家的分裂和军队的军阀化,中华民国不但一个都没有解决,反而在二战胜利之后丢失了外蒙,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不是因为战败而丧失的领土。

近二百年的历史证明,一旦买办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则必有投降政治、消极军事、破产外交和殖民文化,这就是我们无法容忍买办的原因所在。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买办都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

我们后来用开天辟地来形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最初的时候却是苏联在中国的战略使然。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那一次聚会是以北大旅游团的名义集合的就说明了问题。实际上,当时北大的知识分子试图为中国寻求出路,而当时的苏联,由于被西方势力围剿,也需要寻求友好的势力相互守望扶助。双方可谓找到了共同点。但是,参加共产党的北大知识分子们最要命的缺陷就是试图把十月革命在中国复制一遍。

华夏中国,几千年里从来没有从海上冒出过英法这样强大的敌人。中国朝野把洋人视作魔鬼,惊呼遇到鬼了。这一百多年来所发生的一切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知。天圆地方,我们中国人在大地中央,这样的世界观在炮弹的轰鸣中顷刻间跌得粉碎。真实的世界和我们理解的完全不一样,除了我们,还有更为强大的西方存在。东方特别是中国,不是世上唯一的先进文明。这让我们中国所有的人都无法理解和接受的现实血淋淋摆在眼前,过去一切辉煌在巨炮的爆炸中化作青烟。

昨日高高在上视西方诸国如蛮夷,转眼之间匍匐在地祈求苟延残喘,这就是中国的统治阶层的作为。欧洲人手里的枪炮超越了我们的认知。打翻在地的中国人再看洋人,就觉得洋人变得高大无比了,原来的价值观都被颠覆了,大动荡的百年里中国失去的不光是财富,还有自信和尊严,留下的只有失败和屈辱。面对西方人强大武力支撑的殖民侵略和掠夺,中国大众承受的只有流血和死亡。

中国北方的领土丢失得最多,因为清朝的发源地由于满人入关而完全空虚,被俄国人鲸吞了。东部海岸则被列强们瓜分蚕食。列强们早就明白和实施精确打击,他们并没有把目标完全对准普通中国人,而是直接指向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先把最高统治者打翻在地,然后逼迫他们签订屈辱的条约,通过中国的统治者间接地剥夺中国底层人民,完全割裂了中华的上下阶层。

中国社会的上层背叛了,中间阶层太弱而且自私,下层人民完全是一盘散沙。洋人们成功地将中国这个大块头放翻在地,然后吸血。到1921年中共成立的时候,情况并没有什么好转,唯一的变化是皇帝没有了,换成了一堆军阀。谁也无法一统天下,于是打作一团。

近百年的屈辱挨打,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强力反弹。中国唯一的出路是抱团,抱团就需要思想的指引,到哪里去寻求呢?这就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最迫切的问题。

我们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过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名家、阴阳家、杂家、纵横家、农家……,我们称之为百家争鸣。民国时期各种思潮其实比诸子时代还多,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工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村治派、本位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乡村建设派、玄学派……

各种西方的主义都有中式信徒。军阀们信奉的是实用主义,有奶就是娘,有钱就是主子,他们冷笑地看着这些书生们叫嚷,转脸去寻找自己的洋人靠山,买枪占地盘。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胜利之后总结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很多人似乎不以为然。其实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给各派团体都留了空间,各种理论和派别以及组织都有实践的机会。但是在蒋介石取得政权之后,所有温和的变革之路都被堵死了,武装斗争成为唯一选项。

但是武装斗争并不意味着必然能赢。中共从1927年开始土地革命,二十多年后获得全国的胜利堪称奇迹,其中一定包含有真理层面的事物,值得我们去探索。

我们惊讶地发现,共产党能够胜利是由于出现了一批特殊的人,他们尝试着寻找着联合着所有的有利于革命成功的因素和力量,以最为决绝的牺牲和漫长的奋斗最终奇迹般获得政权。

所以,如果认为自从有了共产党就开天辟地,焕然一新,只是一种对历史的误会,没有真正价值。完全无视这场几乎无法完成和实现的革命的残酷性是有害的。中共在解放前的成功是一批特殊的人用生命蹚出的一条血路,如果非要找出一个理论来,那也只能叫毛泽东思想。它是在漫长的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由无数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大众的牺牲凝结而成,这种胜利有必然的因素。

中共是从1927年开始走上武装斗争之路的,井冈山就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并经历实践检验的地方。共产党起家遇到的最可笑的事情就是苏联真正支持的是国民党,有人嘲弄地说给共产党的是理论和书,给国民党的是钱和枪。

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中国人民是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的。而且中共的胜利意味着中国摆脱了苏联、美国以及所有帝国主义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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