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世界的真相(2 / 2)
明确欧洲的真实历史,就可以让我们端正态度,真正搞明白西方的文化哪些是要学习的,哪些是不能效仿的。真正的世界史,就是欧洲人从世界各地学习了先进的文化、知识和产品,自我加工和消化之后创造出了科学和工业革命,掌握了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从而掠夺了财富,这是他们先进的和优势的部分。但是领先之后的欧洲却视其他民族为劣等民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欧洲中心论的原因。
科学家们曾经设想过在生命演变的过程中,尤其是无机到有机、有机物到生命这个过程中,是不是闪电起到了特殊的激发和突变作用。这说明生命进化过程是存在突变的。西方这几百年来发生的科学与工业革命进步也是人类发展的突变。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么我们就要问一句,这种变异和革命是不是其他民族也能复制呢?
今天我们熟知的文艺复兴、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当下的全球金融以及政治一体化进程和所谓的“世界新秩序”的背后都有国际金融资本的影子。金融资本编造出市场有什么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经济。但是真相却是国际金融资本才是那只看不见的手。
人有动物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动物性表明人有自私趋利的倾向和本能,社会性表明人有利他合作的倾向和智慧。多数人的理想是追求平等,倾向于接纳人的社会性属性。但是善良的人们多数没有意识到,有少数人,甚至是富有才华的人在追求自由主义。他们占据了人类社会的优势资源之后,反而倾向于接纳人的动物性本能,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人性是恶的。他们人数虽少,但是力量和影响力极大,而且很难消失,因为它们根植于人的自私本性。
金融财团发起于金钱,最初只是用钱生钱。不过获得经济利益之后导致政治诉求,最终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获得权力。金钱与政权的结盟又使得金融财团的利益进一步扩大,巨大的利益使得整合更大的资源成为可能,这个过程的世界级别的循环导致了金融财团膨胀出不可思议的雄心或是野心。几百年之后的今天,他们的愿望已经是实现全球金融以及政治一体化进程,换句话说是统治全球。如果中国没有完成近代史上的彻底革命,那么西方金融集团还是有可能完成一统江湖的宏愿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各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在经济上和金融上并没有力量与金融财团抗争。然而中国经历了特殊的逆转,将逐渐实现复兴,这天地翻覆式的变革与进步导致金融财团控制世界的美梦破灭了。
真实的世界一直是处于相互交流之中的,远不是我们概念中的互为封闭的几块,只有美洲由于两个大洋的阻隔,是很晚才加入这个交流的。
实际上,几千年来欧亚大陆和非洲一直是处于商品流通和文化交流之中,欧洲人一直在接受着东方的产品和科技,只不过很长时期是经过阿拉伯人的中转,是一种极端的奢侈品而已。中国在清朝中期以前一直是世界商品流通领域最大的集散地,而不是我们理解的闭关锁国,这是我们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即使是在冷战时期,那个被丘吉尔称作“铁幕”的时期,苏联也一直在向世界出口原油。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也不是人们理解的封闭,一直在通过香港等地和外部世界发生着联系,曾被西方人形象地称作“竹幕”。这才是真实的世界和历史。这是因为人类没有哪个统治者能真正阻挡利益的流动,而且多数统治者本身就是最强烈的利益追求者。所以世界一直是流通着的,其规模和力度都超过我们的理解和想象,这才是几千年人类历史的真相。
商品的流通是无可阻挡的,与此同时也会带来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伏尔泰认为:“东方是所有艺术的发源地,西方从那里获得了一切。”这种表述依然不够,东方不光是为西方提供了艺术,实际上西方的进步就是基于东方哲学思想、管理架构与制度以及科技产品等基础上的再次整合的结果。
欧洲人编写的教科书上写着只是到了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才打破各主要文明之间隔离的障碍,才有了全球化时代。仔细推敲,这种结论是有疑问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在西方人书写的世界史中,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是第一个绕过了好望角,并且远航到达了东印度的航海家。这其实和尼泊尔向导带着欧洲冒险者攀登珠峰是类似的,当欧洲人写下某位白人是世界上第一个登上珠峰的时候,并没有注明他们是被当地的向导拽上顶峰的。真实的历史是穆斯林、波斯人、爪哇人、印度人和中国人都早就远航到了好望角。事实上欧洲人的航船以及航海技术和技巧,都是从中国或是中东国家学习的,火药及纸张更是由中国发明并传播到欧洲的。
这一千年来,推动西方商业、生产、金融、军事和航海革命以及所谓的“文艺复兴”和科技革命的主要技术、思想和制度,都是首先在东方形成和发展,然后才被欧洲引进和吸收的。1700年后,刺激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技术和科技思想很多都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此外,中国的哲学思想还帮助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
考古证明,全球贸易早在1500年前的6世纪就开始了。只不过当时的贸易是由中东阿拉伯人、波斯人和非洲人所主导的,和近代欧洲人是不搭界的。
中东的阿拉伯人是靠着骆驼的运输穿越漫长的中亚陆地的。骆驼不需要道路,更容易组织,耐久力更大,成为比牛或马更有价值的运输工具。“沙漠之舟”的使用大大降低了商品的运输成本,使得长途贩运商品成为可能。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中东伊斯兰帝国的建立,极大促进了世界商品的流通。
公元610年以后,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统一了中东,伊斯兰教并不是欧洲人形容的那样,是个游牧部落游荡于荒漠的苦思冥想,而是源于一种悠久传统的城市宗教。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帝国搭建了世界商品流通的桥梁,从而使许多东方的特别是印度、中国的产品传播到了西方。伊斯兰世界的商业发达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甚至形成了一个规模空前的世界市场。
商品的大规模交换使得工业和农业专业化生产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在中国成为世界商品最大的集散地之前,伊斯兰教统治下的帝国已经通过商业把西边的欧洲和东方的印度、中国联系在一起,而且向南传到了非洲。
而意大利各商业城邦国家是在八九世纪才成为全球贸易体系的一部分的,他们是后来者。所以,真相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全球商贸的主导力量是在伊斯兰教控制的中东和北非,既不是中国更不是欧洲。
伊斯兰世界一系列生产革新和技术进步大大促进了世界商贸的发展。在航海方面,斜挂大三角帆的发明及进一步的发展,使得远洋航海得以实现。阿拉伯人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也有重要突破。穆斯林在铁制品生产方面比欧洲更具优势,而在钢铁生产上他们的优势一直持续到18世纪。埃及的蔗糖生产则是一项全球性的重要产业。
甚至伊斯兰世界的商业思想也极为重要。人类社会的一整套商业制度(关于合伙契约、合同法、银行业、信贷及其他诸多制度)都是由穆斯林创立的,今日全球贸易其实都是建立在这些制度之上。
甚至被欧洲人称作“黄祸”的蒙古铁骑带给亚洲的多是灾难,但却偶然间成为带给欧洲人革命性进步的使者。成吉思汗的子孙曾成功地打通了欧亚大陆,由于看不上落后的欧洲,故而在占领了其东部之后(主要是基辅罗斯),就一窝蜂返回东方,把征服的力量指向富庶的中国,这才让欧洲躲过一难。
作为欧亚大陆的征服者,蒙古人非常热衷于商业,他们为所控制的巨大区域内的商品流通提供了安全保障,欧洲人因此幸运地得到了来自中国的火药、纸张以及先进的哲学思想和社会管理架构。
后来,由于蒙古帝国的崩溃而引发了欧亚大陆长期的战争,战乱导致欧亚大陆北部商路中断了,到14世纪中叶,世界贸易的主路再次回到中东阿拉伯世界主导的路径上来。
威尼斯人长期主导着欧洲贸易体系,但他们一直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加入由中东穆斯林尤其是北非人所控制的全球贸易体系的。欧洲人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不是世界贸易的主体,主因是他们过于贫困。最初的时候,欧洲主要依赖埃及来进行贸易。在公元1000年之后的大部分时期,中东仍然是世界商品流通的桥梁,但是全球商贸的集散地已经逐步转移到了中国,并在中国一直保持到19世纪。这才是世界贸易史的真相。可是欧洲人书写的历史书上,在公元1000年之后世界贸易中心先是意大利后是葡萄牙,伪史得以流传是因为后来者居上的缘故。
在欧洲人书写的历史书中,这个世界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这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没有什么错误,就如同多数国家的地图都是以自己国家为世界中心的一样。问题是在西方人书写的世界史中,这世界只有欧洲人才是文明人,这一定是搞错了。
欧洲人书写的世界史是这样的:两千多年前,西方世界有一个古希腊文明;随后产生了古罗马帝国;古罗马帝国产生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民主政治和工业革命。这样的顺序推导下来,欧洲是自主产生了现代文明,这就是流行甚广的文明谱系图。工业革命连同民主政治以及后来产生的美国等一切文化,都体现了他们的对生存权、自由权和对幸福的追求……
在这种世界史的主导下,东西方被很自然地分成不相干的几个实体,似乎西方人独自缔造了近代世界的一切进步。西方人写到西方的进步是由于一贯的传统的独创的科学理性以及民主或开明的特性,逐渐演变或者进化成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先进的欧洲人向外扩张征服东方和中东,同时给世界带来进步和光明。至于屠杀、掠夺、战争只是进步的代价,这就是“欧洲中心论”的精髓。
然而传说中的古希腊文明实际是吸收亚洲文化和古埃及文化后的整合文化,真相是远比西方先进的东方文明促进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东方的思想、制度和技术通过商业等途径传播到西方,然后被其吸收,和其他的因素结合促发了欧洲产生特异性突变式进步。西方产生革命性突变之后,通过先进的组织结构和使用先进的武器掠夺了东方财富和资源,积累的结果导致西方的崛起。这才是世界真实的历史。
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力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大,我们中国人熟知的各种主义多数都是它的变种。欧洲学人普遍认为,西方的进步是由于悠久的传统,是一种理性,是一种以数学为主干的思维,是哲学这样的与生俱来的优越的禀赋和特性创造了现代西方先进的文明,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基于刚性的具有内在逻辑的自主地发展。如果这些表述有些人不习惯,那我们换个说法大家就很熟悉了,那就是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
欧洲中心论认为,在欧洲历史发展进程中,东方一开始只是不相关的旁观者,后来是牺牲品,或者是天然的被奴役和凌辱的对象。因此落后就要挨打,随之东方特别是中国被孤立、被边缘化,都是正常的。
欧洲中心论产生在大约1700年至1850年之间。这个时期,通过掠夺和殖民世界已经富裕起来的欧洲人开始自信心膨胀。他们把世界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即西方和东方(或是“西方世界和其他”)。西方比东方优越,西方天然的并且独一无二拥有这般的美德:理性、勤勉、高效、节俭、具有牺牲精神、自由、民主、诚实、成熟、先进、富有独创性、积极向上、独立自主、进步和充满活力。东方则是:非理性、武断、懒惰、低效、放纵、糜乱、专制、腐败、不成熟、落后、缺乏独创性、消极、具有依赖性和停滞不变。
而西方人这种优秀的美德还被表述成古已有之,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一贯如此。也就是说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开始,西方就充满了发展的活力,就拥有了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以及合理的制度。这种优秀的文化基因必然也会产生理性的个体,欣欣向荣的生活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充满光明和激情的资本主义能够实现必然的突破。
与此相反,东方被说成是容忍专制观念和不合理的制度、黑暗、没有理性个体,充满集体主义的残忍,经济停滞和容忍奴役等等天然缺陷。结论是东方是低等的,被称为东方专制主义。这种表述有着强烈的暗示,于是自然而然,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的侵略和统治就有了一种内在的合理合法的逻辑。
在西方进步阶段论中,欧洲历史被写成一种发展的时间直线,而东方历史则被表述成在一种落后状态下的循环反复,谁劣谁优,一目了然。
西方中心论根本不承认,在并不遥远的刚刚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东方的技术和产品对西方生活和观念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因为西方人认为他们是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就领先于世界的,并创造了其自身辉煌的发展,和落后的东方一点关系也没有。
西方的进步源于自身卓越的创造性、理性和社会民主特性,近代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功和重大发展是西方文明延伸的必然结果。其实这一切都是来自19世纪之后的西方社会学科学者们的想象。
西方主流理论中,其实包含着西方必胜的强烈意识。也就是说西方人书写的传统的世界史是这样的,人类历史肇始于古希腊,在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发生农业革命,千年之交意大利主导的商业崛起,欧洲在文艺复兴中重新发现了完美的希腊思想,伴随着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民主精神的兴起,从而将欧洲推向工业化和近代资本主义。这是一种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人类社会也将必然走向资本主义。
欧洲学者试图寻找到社会学科的规律性的东西,所以他们不可能完全忽视诸多的社会因素,所以他们的著作都有相当的内容。比如他们都注意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和西方诸侯林立直接有关的,也就是说金权之所以能够占据上风,商人能引领向外扩张的方向是由于君权的相对弱化。而东方君主们的权力显然大得多,尤其是中国的集权更是绝对的力量,因此阻止了资本主义运动。这一点没有错吧,这显然是一种现实。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无一例外地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革命混为一谈,这样他们就把国家政权视作落后和反动的事物,而完全没有意识到政权对经济活动的制约作用是完全能够转变成推动作用的。
欧洲由于诸侯林立,被学者们表述成“多权力主体文明”,东方世界的单一国家体系被表述成“帝国统治”;欧洲诸侯间的战乱不断被认为是极大促进了社会发展,而东方单一国家的帝国不存在太多的战争,所以变成了“东方专制主义”而不利于社会进步;西方神权、君权、金权谁也不能够占据主导地位,被称作社会力量和制度的不稳定平衡,欧洲的君主们无力实行专制,所以他们就授予资产阶级“权力和自由”;欧洲诸侯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和军事竞赛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而东方“单一国家体系”缺乏军事竞争所以不是扶持社会发展而是变成了发展的阻力;这样,在他们的笔下,西方的封建制度比东方的中央集权体制还先进。最后,他们最愿意这样说,就是西方人具有一种“理性的冷静”和具有改造作用的“驾驭世界的准则”,这当然归结为基督教新教的作用,而东方人则在宿命论中挣扎。因此,资本主义的崛起在西方是一种必然,而在东方则是不可能的。一言以蔽之,这种所谓的研究都是从结果中倒着向上推。因为西方人进步了,所以往前找原因,最后找到的就是这些玩意。西方人把它当做宝贝,问题是我们中国人脑子里也装满这些论点,那么能得出与西方主流观点相反的东西么?
我们不知道面对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这一事实,欧洲的学人们是怎么分析的,是不是除了军事化的组织结构以及骑兵等因素之外还有蒙古人天性中的先进性呢?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胜利者就是优秀者,这种社会进步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东西了。我们该不该接受呢?
站在和欧洲中心论观点相反的立场和角度看问题,会得出相反的答案,那就是欧洲是后发者,是基于其他国家早已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欧洲中心论则认为,近千年来,欧洲(西方)一直是世界发展和现代化的首要推动者。
事实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欧洲国家才全面超过了中国。欧洲中心论者认定只有欧洲人才能独自跨越到资本主义现代化,而且现代技术和现代科学都是西方世界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他们无视欧洲长期掠夺世界的事实,他们早就不承认十字军东征之前欧洲人两眼一抹黑的历史了。
欧洲的学者们非常有选择性地在著述中摒弃来自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先进成果。即便是他们知道欧洲人是从东方得到这种成果的,但是由于中国或是阿拉伯世界没有持续进步,所以就不再算是从外部学习来的,就变成欧洲人自己独创的了。欧洲学者把通过中东向欧洲传播的东方思想启示下的西方启蒙运动,把所谓的“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能够发生的事实归结为自己祖先所谓的古希腊的文明成就。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否认这些东西是抢掠阿拉伯人的,物证就摆在那里无法回避,怎么办呢?后来他们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把它表述成这些美好的东西本来就是他们祖先的,也不知道怎么会到了阿拉伯人手中,反正是他们用剑又给抢回来了。这般表述之后的结论就是他们的进步和穆斯林们没有任何关系。
欧洲人从来不认为掠夺世界是一种错误,所以强调欧洲的掠夺性不会成为一种谴责,这就如同指责食肉动物不该吃肉一样无力。欧洲处于苦寒之地,这也决定了其人民具有强烈的冒险精神,也就是说他们骨子里就有海盗的血脉,这是一种强势的内在扩张力。
距今九百年前,罗马教皇乌尔班在号召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时候,除了宣告所有的参与者都将获得宗教赎罪之外,专门指出东方是流着牛奶和蜜的富饶之地,成功地激发了欧洲人狂热的掠夺欲望,战果丰硕。十字军东征抢到了阿拉伯人的图书让欧洲人获得了完整的知识体系。随后的达·伽马和哥伦布领导的“航海大发现”实际上就是第二波的“十字军东征”,也是以获得财富为基本导向的。欧洲人掠夺了美洲的金银,屠杀了美洲土著以获得土地,随后奴役黑人集聚了大量的财富。这财富成为促进欧洲科学与工业革命萌生的土壤。
把东方定义成落后、消极和幼稚的种群,把西方定义为先进、富有创造性和成熟的种群,这就为欧洲人对外扩张掠夺杀戮提供了坚强的信念。他们在烧杀抢掠的时候却认为自己在传播文明。当然站在欧洲人的角度看,掠夺世界确实起到了保障和促进英国工业革命的作用。问题在于换个角度看,这种所谓的进步是多少有色人种的血泪和尸骨搭建的,这种文明的进步性何在?
今天很多中国人大概已经不知道被边缘化的意义是什么了吧?我们很难受,因为这种对过去屈辱的忘却是一种背叛性质的愚蠢。我们可以找一个参照系来,那就是黑人被视作奴隶和低等人就是世界历史上忽略非洲的后果。当今世界没有人关心非洲人其实曾经领先于欧洲这一事实,因为忽略非洲的文化和传统就使得黑人被奴役合理化。
翻开历史我们会发现欧洲的中世纪诸侯林立,那时候的贵族可不仅仅是个称号,而是有土地和农奴支撑的。而农奴制下的欧洲市场经济极其微弱。加上基督教是鄙视用钱生息的,所以在教会控制之下的区域里金融业几乎没有发展。欧洲落后既有地理原因也有政治原因。
但是在欧洲贵族的割据缝隙中生存和活跃着一些犹太商人,几千年来他们一直从事商业和金融业,手中有活钱。欧洲人从来是很鄙视犹太人的,规定他们不许拥有土地,只能经商。不过犹太人很精明,慢慢积攒出巨大的财富。欧洲的贵族们往往会从犹太人手里借钱,到了还不了钱的时候,只能把自己的收税权或是铸币权抵给犹太人。
财富的增长助长了犹太人对权力的追求,数千年的颠沛流离使得他们意识到金钱和政权结合的重要性,所以近几百年来他们长期而又坚定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着。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端于欧洲的以犹太人为主干的金融资本已经通过控制黄金和各国货币,积累起与国家相抗衡的实力。这一力量在近代世界史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时至今日更是膨胀到试图控制世界的程度。可以预测,这一力量在未来也会起着巨大的作用,不可轻视。
金融资本借着科学和工业革命的东风,到今天已经控制了一些国家的货币发行,进而发展成一种相对完备的政治经济制度,成为西方政治经济体系的基础模式。欧美一些政府通过向私有银行借贷以维持其财政运作,而将所收税款用来偿还贷款的利息,很多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实际是由私人银行控制。这样一来,国际金融资本如同水蛭一样吸附在各国经济体上,不但掌控了各国财政大权,使政府无独立的财政能力,也合法并吞了政府税收,将税收变为私人的源源不绝的利息收入。这对于想发财的人来说是多么神奇的境界啊。
金融资本不光是发起了一场持续的席卷全球的运动,还创造出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其实就是资本说了算的社会。谁会高喊钱说了算呢,一定是钱最多的人,谁的钱最多呢,一定是金融资本家。所以很容易推断出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运动的发起人和推动者,他们也是资本主义最坚定的拥护者。所谓的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不就是认可人类社会必然会被金钱所统治了么,这种理论也会成为必然规律么?
我们常常以为资本主义是经历了商业资本、工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的进化过程,我们一些人甚至把科学、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在西方产生归功于基督教,这都是无知无识的误会。真实的情况是金融资本一开始就主导了这个过程。金融资本抓住了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的机遇,实现了财富急剧膨胀,从而控制欧美一些国家的政权,成为统治世界的影子帝王。
我们赞成这样的观点,资本主义只能诞生于犹太教而不可能发源于基督教,看看他们的基本教义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资本主义的内涵恰恰是基督教教义所坚决反对的以钱生息。
伊斯兰教义同样是反对放贷生利的,而且伊斯兰政教合一,力量远远大于金钱势力。中国也是皇权远远大于金钱和宗教势力,所以东方这两种文明都是政权大于金钱的,都不能孕育资本主义。而西方世界政权较弱,在宗教力量被黑死病削弱的情况下,为金钱所乘,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源头。
欧洲被金钱势力夺舍了,欧洲人不是没有尝试过反抗,事实是反抗异常激烈和漫长。这几百年来多数革命和战争的深层原因都是各民族反对金融资本控制的抗争。实际上欧洲从平民到贵族都尝试过、挣扎过摆脱资本的控制,只不过是所有的反抗最终都失败了。欧洲的贵族最后多数选择了与犹太金融资本合作,以求分得一杯羹。
因为逻辑告诉我们工商业者没有理由去推翻政权,社会大乱对他们只有害处没有益处。而金融资本则完全不同,他们导演了欧洲激烈的社会变革,是为了直接获得巨额的经济利益和实现对政治权力的诉求。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集权国家与金融资本的冲突性,因为集权产生的组织力量是能够与金钱力量抗衡的。所以未来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就集中在这里。美国学者亨廷顿已经明明白白说出来了,这叫做文明的冲突。
一百多年前中国人小看了科技的力量,以为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招就可轻松对付西方的革命性进步,轻敌的结果是一败涂地。大败之后甚至失去了学习的资格,被抢劫到打翻在地之后的长时间段里,又被西方世界的快速进步和富有压垮了精神。好在经过百年抗争和三十年的闭关疗伤终于缓了过来。但是改革开放之初贫困依旧,这种假象再次搅乱中国人的心智,让中国人再次集体放大西方的优势。怪异的是西方人也再一次误判中国,这让金融资本放松了对中国的警惕。
只有明了真正的世界史,我们才能解答一个困扰我们很久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被殖民或者被灭绝。因为金融资本的缺陷在于没有人,只能雇佣,而集权国家产生的组织力量是可以制约金融资本的。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历史充满诡异的缘故,战争与动乱的背后有一只黑手在煽风点火。
我们认识到把人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对抗资本主义很是艰难,最终获得成功更难,因为这对领袖集团的要求太高。既要有极高的权威、智慧,还要无私奉献。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表明,只有中国人在中共的领导下走通了这一条路,中国之所以能重新走上复兴之路,主因是我们有中共第一代领袖团体这一核心,而根本性的原因则是中国人早就具备集体主义的基因。
中国的复兴无疑打破了金融资本统治全球的美梦。我们现在可以明明白白宣示这样的观点了,就是资本主义只是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私人集团推行的一场运动。我们把市场经济、科学和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运动做个切割,就会发现金融资本的力量远不是他们表现出的那么强大。未来的世界主流是各个民族以国家的形式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什么非要走进资本主义社会才算是进步。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金钱不过是人造的流通媒介罢了,人类怎么会被自己创造出来的事物所控制呢?
我们说过,人类通过智力的进化,找到了两种壮大自身的方法:一个是科学技术,为人类制造出改天换地的工具;一个是通过社会组织,人类成为巨人般的整体,两者合体成为接近造物主般的神圣。然而这种进步使得人类变得自大起来。很多人把自然环境的变化归为人类活动的结果就是一种。其实在地球几十亿年的历史上,有很多物种占据过生命链条的顶端,但是由于特殊地质变迁或气候的原因最终都灭绝了。地球的一个小小的偏角变化就能给我们带来酷暑严寒的变化,稍大些的变动会是沧海桑田不可思议的颠覆性再造,更大的则是毁灭性的。
人类虽然试图把握自然规律,然而大自然的变化趋势并不是随着人类的意志而变化的。地球是超越人类而存在的,大自然远比我们想象和理解的强大。目前人类号称拥有毁灭地球的能量,其实只是毁灭人类自身的能量而已。
我们中国人面对自然是一种敬畏的态度,天、地、人——我们把自己排在自然之后,西方人则认为有一个上帝造出万物,而他们又是上帝之子,于是在认识世界上他们领先一步。
人类在宇宙面前还是很渺小的。人类的历史上,诸多的因素起到决定性作用。除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等特殊的进步之外,例如瘟疫、气候都会极大地影响人类的发展。至于地壳运动、太阳的喷发则是人类根本无法抵御的巨大力量。所以过度解读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合适的。
西方数百年的领先只是由于科学和工业化的先行一步,而不是什么文化、制度等全面的先进。而科学和工业化进步又是人类集体智慧的集合产物,只不过是欧洲人机缘凑巧先行了一步。而它们的特性是可以学习的,这就使得全人类都能学习。今日中国的复兴已经迫使西方人正视中国,这说明中国有着西方人不能理解和明了的某种先进性,这是一个世界级别的课题,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讨论。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恢复我们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