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个外缘地区的崛起(2 / 2)
为了争取主动,先发制人,弗里德里希二世亲率7万大军,在8月29日不宣而战侵入萨克森,七年战争(1756—1763)由此爆发。萨克森兵力薄弱,难以抵挡普军的强大攻势,首府德累斯顿很快被普军占领。特莱西娅下令奥军驰援,但在易北河与埃格河交汇处的洛波西茨为普军所阻。萨克森全境遂为普军占领。拿下萨克森就打通了通往奥地利的道路,也为普军提供了丰富的战时资源。稍作休整之后,弗里德里希二世在1757年春对波希米亚发动新的攻势。重整旗鼓的奥军积极准备反攻,并会同法、俄两国,集中40万大军,从西、南、东、北四面合击,准备围歼普军。1757年5月6日,进抵布拉格城下的普军与守军进行了激烈的会战,最后普军以400名军官伤亡的代价(包括陆军元帅施韦林的阵亡)转败为胜。接着普军乘胜东进,于6月18日,在易守难攻的科林地区与奥地利名将道恩率领的援军遭遇。由于轻率地向居高临下的奥军发动正面进攻,此役弗里德里希二世遭到惨重失败,损失1.3万余人,仅由于奥军追击时面临困难,普军才逃脱全军覆没的命运。
科林之战解除了普军对布拉格的包围,不久又迫其撤出波希米亚。普军的形势日益被动。受科林之胜的鼓舞,联盟军从不同方向加强了对普鲁士本土的围攻。其中法军控制了英国在大陆的领地汉诺威,并攻占普鲁士境内的马格德堡;瑞典军在波美拉尼亚登陆,逐步向南推进;俄军在东普鲁士进展神速,在重创普军后,与奥军配合从东、西两面夹击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主力。反普同盟及帝国各邦的反普联军约40万之众已从四面八方迅速向柏林逼近。玛丽亚·特莱西娅已指令一支奥地利巡逻队准备在柏林征收军税。普鲁士在战略上已身陷重围。
面对各路强敌的围攻之势,弗里德里希二世决定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军最危险、最薄弱的一支,予以沉重打击,以打破被围困的局面。经过冷静分析,他把打击目标放在人数众多、指挥分散的法奥联军一线。这是一路由约瑟夫公爵统率的帝国军队和苏比斯率领的法军第二支部队在图林根会合后构成的联军。联军共约6.4万人,其中苏比斯的法军有3万人。苏比斯起初把联军部署在一个有利位置上,弗里德里希二世一直不敢贸然进攻。为了诱敌出击,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弗里德里希二世频频调动军队,有意让苏比斯造成判断失误,以引诱联军追击普军。11月4日,普军大队人马转移至波恩以东40公里处的罗斯巴赫村附近,随即潜入一座山脊后隐蔽起来。11月5日,追击中疲惫不堪的联军抵达罗斯巴赫后,缓缓地向东南方向开进。这是一片地势开阔的平原,联军的动向尽在普军的掌握之中。上午11时,当戒备松懈的敌军进入普军的最佳出击位置时,弗里德里希二世一声令下,向敌人发动了全线进攻。仅1个小时,普军便战胜了双倍于自己的敌人,取得辉煌胜利。这一战,普军以500人伤亡的代价使联军遭受了死伤3000人、被俘5000人的沉重打击,标志着号称欧洲第一陆军的法国军队的衰落。英国议会也因此决定把对普鲁士的补助金增加7倍,由16.4万镑升至120万镑。弗里德里希二世也因这一胜利,减轻了来自西部的压力,打破了四面受困的危局,摆脱了战初的被动形势。
罗斯巴赫战役后,稍事休整的普军把主攻的目标转向东南,决意相机与奥军决战,以收复西里西亚。12月初,行动神速的普军经15天的急行军进入西里西亚的布勒斯劳附近,在洛伊滕与奥军相遇,双方在这里摆开阵势,力求给对方以沉重打击。弗里德里希二世为了获取全胜,开创性地运用他所总结的“斜进战斗序列”,结果战胜了数量上占优势的奥军。按照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解释,这种战术原则的作战方法是:面对强敌,可以把自己兵力之一翼缩回,加强准备进攻的另一翼,使之在局部上处于优势,对敌军的侧翼发起攻击。使用这种作战方法的优点在于:一支小型兵力可与较大兵力之敌作战;可以在一个决定点上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攻击,在大部敌人尚未投入战斗之前取得胜利;如果被击败,只是一部分兵力遭受损失,其余兵力可以用来掩护退却,保存实力。洛伊滕战役是运用这一作战方法的典范。当时普、奥军队的数量之比大约为3∶8,武器和兵力配置奥军也占优势,但奥军战线过长,兵力分散,配合不够紧密,这就为弗里德里希二世运用这一战术原则留下了较大的余地。战斗开始后,普军以少量部队佯攻奥军右翼阵地,迫使奥军左翼兵力向右翼集中,当左翼明显削弱时,普军便全线出击,使来不及转变阵势的奥军遭到痛击,奥军其余部队尚未投入战斗,遭受攻击的部分已被击溃,从而使整个部队陷于混乱。洛伊滕战役普军打败三倍于己的奥军,以死伤6000人的代价,赢得击毙和俘虏对方3万余人的辉煌胜利。此役普军解除了奥军的威胁,重新夺回西里西亚,对战争结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战斗中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才能,达到其军事生涯的辉煌顶点。拿破仑称洛伊滕战役是“动机和决心的杰作”,仅此一战就足以使弗里德里希二世跻身于伟大军事统帅之列。
洛伊滕战役后,普军主力按运动战的原则,与联军周旋于北德意志各个战场,一个一个地对付敌人,从奥得河打到易北河,从易北河打到威悉河,几乎不停地运动。正是依靠流动作战,弗里德里希二世以他战术上的创新抗拒了几路强敌的围攻,改变了一度看来十分危急的形势。但是,随着战争的深入和继续,有限的兵力和资源也使他愈来愈感到力不从心。他的战术优势只能在短期内奏效,难以改变在战略上长期处于被包围的态势。1759年以后,由于联军巨大的人力和资源优势,普军的处境日渐窘迫,特别是俄军积极参战以后,普鲁士才感受到真正的威胁。这不仅因为俄国女皇叶丽萨维塔·彼得罗芙娜(1741—1761)对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扩张政策极为仇视,而且在于普军与俄军的每一次相遇都尸横遍野、血流成河。1758年8月,普、俄两军在屈斯特林附近的措恩多夫村打了一场遭遇战,浴血奋战的双方损失惨重,仅打成平手。此次血战给弗里德里希二世留下一个深刻印象:不能低估这个敌人。到1759年普鲁士的力量消耗几乎到了尽头。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战场上只能投入10万兵力,而且每战都得争取主动。对手的力量已显著增强,俄、奥两军已联合对普作战。8月12日,在奥得河右岸库纳尔斯多夫附近,俄奥联军给普军主力以毁灭性打击,弗里德里希二世落荒而逃,险些丧命。随即,联军攻占柏林。普鲁士山河破碎,面临亡国危机。弗里德里希二世虽仍然顽强战斗,并在利格尼茨和托尔高取得局部胜利,但在战略上已身陷绝境。到1760年冬,由于财力匮乏、兵员枯竭,普军战斗力大大削弱,除了对法国一线外,各路普军接连失利。进入1761年,普军形势更加恶化,法军盘踞汉诺威,帝国军队占领德累斯顿,俄奥联军驻扎在西里西亚,弗里德里希二世被赶出波兰,普军穷于应付,疲于奔命,陷于灭顶之灾。
当普鲁士陷入绝境之时,它的盟友英国人却在海外大获全胜。法国在大陆战争中陷得越深,它就越无法顾及海外,英国也就越易获得战利品。1759年,英国从法国手中夺取加拿大,1761年又取得印度的本地治里,此外,法国的舰队也几乎全军覆没。英国既然已经达到了战争的目的,那么,它也就心安理得地把它的盟友普鲁士交给联军去摆布,摆布得愈久,也就愈加有利于相互削弱。到那时,英国人不仅拥有海洋,还有助于在大陆指手画脚。英国人的冷淡不免使已经极度孤立的弗里德里希二世陷入绝望境地,他暗自携带烈性毒药,随时准备末日到来前服毒自尽。只是由于联军之间时有发生的意见分歧,延缓了弗里德里希二世悲剧性结局的到来。弗里德里希二世自己也承认:“如果命运继续对我如此无情,我毫无疑问只得屈服。只有命运能使我摆脱目前的处境。”
然而,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绝望估计由于事态新的发展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变化,他绝路逢生,重振精神,并在最后还赢得了战争。拯救他命运的,不是他的军队,不是英国的金钱,而是俄国宫廷发生的变故。1762年1月5日,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死敌、俄国女皇叶丽萨维塔·彼得罗芙娜突然驾崩,导致了新的王位继承和对外政策的变化,最终改变了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命运。女皇的继承人彼得三世(1761—1762)是女皇的外甥,德意志霍尔施坦因人。长久以来他对勇敢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极为崇拜,也对他的故土以及他父亲的祖国普鲁士充满深情。他继位后,不仅命令俄军放弃在普鲁士占领的一切领土,而且与弗里德里希二世组成联盟。1762年6月双方签订协约,不仅包括上述内容,而且将1.8万名俄军交由普王指挥,联合攻打奥军。弗里德里希二世喜从天降,绝处逢生,高兴得“谢天谢地”。利用这一形势,他很快把奥军再次赶出西里西亚,并使法军退回莱茵河彼岸。彼得三世的幼稚做法很快招来杀身之祸。新登位的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1762—1796)无意帮助普鲁士,摒弃了俄普同盟,但认可了和约,命令俄军退出了战争。弗里德里希二世利用俄军在布尔克斯多夫附近占领的奥地利阵地,迫使奥军向波希米亚撤退,并通过收复施韦德尼茨和在弗赖堡战胜帝国的军队,让维也纳认识到继续战斗是没有希望的。1863年2月15日,在莱比锡附近的胡贝图斯堡宫,普、奥签订和约,结束了延续7年的战争。领土的占有没有发生变化,只是重新肯定了普鲁士对西里西亚的占有,唯一的让步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答应支持玛丽亚·特莱西娅的儿子约瑟夫大公当选为罗马国王。
延续7年的战争,曾被英国首相丘吉尔称作“第一次世界战争”。战争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北美和印度同时进行,但欧洲是主战场。在欧洲,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国家和军队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它几乎单独抵挡了奥、俄、法三大强国的联合进攻,并保住了富饶的西里西亚,从此在德意志形成普、奥二元对抗的格局,并使普鲁士跻身于欧洲强国之林,迈出了未来称霸德意志和欧洲前途渺茫的重要一步。战争也提高了弗里德里希二世个人的威望,一些国际战略家开始把他与英国的马尔博罗公爵、奥地利的欧根亲王一道并称为“18世纪三大军事天才”。在德国国内,民族沙文主义者更把他颂扬为“大王”、“唯一王”。
著名历史学家H.A.L.菲希尔在《欧洲史》一书中,曾这样评述普鲁士在七年战争中的地位和它作为一个“大国”免于覆灭的原因:
普鲁士的四面边境极易受敌,绝无希望可以进行有效的防御免遭侵犯。关键的问题是,这个贫穷、人口不多的小国君主弗里德里希是否能够保持一支与两个大帝国的联合力量抗衡的军队,并且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这个问题弗里德里希所以能够顺利地做出答案,不仅是由于他的军事天才使他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进攻并打败敌人,而且也是由于他的奥俄对手联合中存在着缺陷和相互猜忌以及在气质上存在着他能够充分利用的某些根深蒂固的弱点。
由于这些原因,7年来,普鲁士坚持住了,直到最后获得意想不到的胜利,但是它为这一胜利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争吞噬了它的50万人口,也把所有的领地变为一片废墟。七年战争后的普鲁士,就像是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勃兰登堡。为战火所蹂躏的大地面临着战后重建的任务。此外,由于战后外交上的孤立——与法国不和、与奥地利敌对、同英国的联系中断,与俄国的结盟势在必行。同时,弗里德里希二世同叶卡特琳娜二世一样,这时已共同对波兰王国的命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五、开明专制主义改革
七年战争是德意志的又一场浩劫,休战后的普鲁士和奥地利都面临着战后重建的任务。在普鲁士,战争造成的破坏更为惨重,全国损失精壮人口约50万(总人口为450万),大批农田荒芜,城市一片萧条,经济生活几近崩溃。
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土,弗里德里希二世重振精神,决心通过一系列改革来恢复和发展国力。这些改革是他以往改革的延续,也贯穿着他早年所向往的开明专制主义精神。
首先,弗里德里希二世把恢复和“重建”的重点放在改善农民的状况和农业生产方面。正如他所认识的:“农业是各种技艺中的第一着,没有它,就没有商人、诗人和哲学家。只有农业才是大地创造的真正财富。”1763年,他颁布法令宣布取消王室领地波美拉尼亚的农奴依附关系,禁止把农民驱逐出份地。1777年,又颁布法令保证农民的财产权和土地继承权。他还通过给农民减免税款、以优惠的条件支付贷款、提供谷物、修建被摧毁的农舍等方式,尽快地使农民重建家园,恢复农业生产。在西里西亚,他准许农民免税6个月,并以提供优惠的预付金以及三年内修建民房7000所的举措,招徕流亡人口,吸引农业劳动力,以促进农业的发展。他还下令,凡因战争房屋遭受破坏的农户,均可接受国家50塔勒的安置费和部分木料,迅速修复住房,恢复生产生活。为鼓励向国内边远落后地区移民,他从军队中征调6万余名士兵,派驻到人口最稀疏的地方,专门协助当地居民修建房屋、恢复生产,直至5年后,当地面貌基本改观,才允许士兵们重返军营。在战争间歇期间,在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和奥得河流域的沼泽地带,有近300个新村庄建立起来,大多数产生于新开垦的土地之上。七年战争后,由于政府的鼓励和优惠政策,在奥得河与纳茨河的沼泽地带,又有5万多农户定居下来。这种吸引移民的政策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时期具有稳定的连贯性,从1740年至1786年间,大约有30万农民在马格德堡和东普鲁士的边远地区落户。农民所获土地数量已达75万公顷,农业的恢复发展已取得重要成效。
在这一时期,弗里德里希二世还加强了对国外先进农业生产和管理经验的吸收和借鉴。由于英国阿瑟·扬有关农业管理的著述被译介到普鲁士,英国被视为农业经营者必须朝觐的“麦加”。许多英籍经济学家应聘来普鲁士指导农业发展,更多的农业经营者的子弟被派往英国学习。学习者负有把学习的内容寄回祖国的任务,这使得源于荷兰、在英国获得发展的先进农业耕作方式和植物栽培技术,在普鲁士和整个德国逐渐传播开来。弗里德里希二世非常关心亚麻、啤酒花、烟叶的栽培,也对扩大牲畜饲料的生产很感兴趣。他希望引进种植羽扁豆来改良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湾贫瘠的沙质土壤。他在1776年的一封信中说:“我坦白地说,除了利比亚,在沙土方面,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自豪地同我们竞争。”此外,他还通过在王室领地上种植马铃薯,奖励饲养美利奴羊,来推广新的动、植物品种。其中马铃薯的栽培具有农业改革的重要意义。尽管这一作物从1740年就开始引进,但一直遭到农民的抵制。直到1764年国王颁布强制栽种命令以后,才逐渐普及全国,在70年代,正是由于马铃薯的广泛种植,普鲁士才免除了一场饥馑的危机。伴随着新作物品种的种植,普鲁士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期首次实施了西欧盛行的耕作三圃制,结果,有效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也使单位面积的土地肥力不断增强。这对农牧业的恢复发展创造了重要前提。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农业改革也体现在他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改造方面。由于普鲁士境内的几条大河都北向流至波罗的海,彼此之间缺乏横向的水路联系。为适应这一需求,即位不久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就指令在1743年至1745年间首先修建了连接易北河与哈韦尔河的普劳埃施运河。1744年至1746年又开凿了连通奥得河与哈韦尔河的芬诺运河。至1772年,随着连接奥得河与维斯瓦河的布罗姆贝格运河的凿通,三条运河把国内几条大河连成一线,大大便利了内河航运并为农田灌溉提供了优越条件。除了兴修水利,弗里德里希二世还通过疏浚河道、垦殖农田,不断扩大可耕地面积。1747年至1753年,通过在奥得河谷地施行排水工程、筑堤围堰,共开辟良田27万摩尔根,被称为“在和平时期占领的一个省”。七年战争后至1768年,又在瓦尔塔河流域用同样的办法垦地12.3万摩尔根。在新垦殖的土地上,除了发展农田之外,还广泛提倡植树造林,并仿照英国的榜样,走农牧业相结合的道路。这样,随着土地面积的扩大,其内在价值也不断得到提升。至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末年,来到这些地方的移民人数已达30万,其中有7.6万人为城市居民。他们的后裔在工业革命后成为强大的产业后备军的来源。
为了增加国家岁入,在工商业方面,弗里德里希二世积极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符合国家利益的纺织、采矿、造纸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针对普鲁士工业品质次价高、生产能力有限等特点,弗里德里希二世通过高额的关税政策,扶植国内生产的发展。他明令禁止食盐、铁器、瓷器等商品输入国内,以刺激国内生产同类商品。在对外贸易方面,弗里德里希二世奉行扩大出口、限制进口的重商主义方针,并力争使贸易服务于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他对丝绸、瓷器、毛织品生产的扩大和出口十分关切。为发展丝绸工业,他不仅投以巨额资金,而且鼓励柏林附近的乡村牧师和学校教师种桑养蚕,试图从原料入手加强丝织业在欧洲的竞争力。他还接管过一家处于困境的陶瓷厂,通过扩大经营,使欧洲稀缺的瓷器生产,在普鲁士成为日趋兴旺的产业。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时期,普鲁士发展最快的产业是丝织业和毛织业,这两者也是最大份额的出口项目。至1786年,从勃兰登堡运往外国(包括其他德意志国家)的丝织品价值达65万塔勒,毛织品达62万塔勒;运到普鲁士各省的丝织品和毛织品的价值分别为47万塔勒和50万塔勒。其时,工业总产值约为3000万塔勒,贸易顺差达300万—400万塔勒。普鲁士成为名副其实的重商主义国家。
为了使有限的资金更有效地用于国家建设,弗里德里希二世十分注意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财政支出进行宏观调控。战争年月,军费支出浩大,需要各部门全力支持军事开支;和平年代,军费开支减少就适当缩减军费,以增加建设资金。其中缩减部分常常转化为国家贷款,用来扶植工商业的发展。为此他在当时分别设立了柏林国家银行和军队银行,以分工协作的方式管理国家财政。一切工业税纳入军队银行,负责支付全部军用开支;其他款项均由国家银行控制。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经济政策是服务于他的军队建设和国家至上原则的。他的农业改革顺应了欧洲农业革命的整体形势,对战后的恢复“重建”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他的所谓“保护农民”的主张,实际上是企图为国家保持一定数量的自由农民,以保证国家的税源和兵源。他的重商主义政策,促使普鲁士经济逐步走向繁荣,提高了容克贵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并为他强化专制统治和扩大对外扩张提供了经济实力。
弗里德里希二世富有影响的另一改革成就体现在司法领域,这是反映启蒙运动对他的影响,并赋予他的改革以开明专制主义精神的重要领域。普鲁士自立国以来,一直没有通行全国的根本大法,普遍盛行的是中世纪的领主裁判法和神裁法,致使国家施政无法可依,司法程序混乱,法官素质低下,错案屡见不鲜。这种法律状况,既影响了政治秩序的稳定,也使各项改革难以深入进行。执政伊始,弗里德里希二世就以健全法制为己任,先后废除了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多种酷刑,减轻了对盗窃、谋杀等罪的刑罚,并提拔了一批受过良好教育、政风廉洁的法官,着手进行全面的改革。其中先后担任司法大臣的萨·科策伊(1679—1755)和约·卡默尔(1721—1801),是他推行改革的主要执行人。1746年,科策伊首先拟定了全面改革的计划:在普鲁士全境建立一个单一的中央集权司法系统,以新的统一程序改变司法混乱的局面;精简法官人数,提高其工作效率;将所有法律汇编成法典,推行全国。经过5年的努力,普鲁士形成了以柏林最高法院和各省高等法院为统一体的司法系统;改革、简化了司法审讯程序;提高了法官和律师的任职资格要求和法律地位,并用受过训练的司法人员对庄园法庭进行了改造与重建。1784年,公布了由司法大臣起草的邦国统一宪法草案。国王要求臣民逐条对宪法草案进行公开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宪法宣布了国家至上、以法治国的原则,并表达了国王完全放弃干预司法的改革精神,因而受到普遍重视,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称赞国王“开明的思想方法”。宪法经过10年的酝酿最终于1794年公布生效,称之为《普鲁士通用邦法》。这部法典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司法改革的上述成果,并对诸如放宽书报检查制度、实行宗教宽容政策、提倡发展科学与艺术、重视发展世俗教育等贯穿“开明”精神的改革原则,作了具体规定。宪法是普鲁士第一部根本大法,它为调解普鲁士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是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法制精神巩固国家权力的重要成就。
与司法改革和立法建设同期进行的还有行政机构的改革。自1723年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建立“财政、军事与王室领地最高总执行局”以来,这个机构就成为加强中央集权的核心机构。这个机构最初由4名大臣和若干枢密财政顾问组成,以后人数不断增加,最后竟达20人。大臣们的分工同时遵循着两条原则,即每个大臣既要全面负责一个指定地区的包罗万象的事务,又要负责所有地区的一项特定工作。由于管理职能有一定重叠,结果彼此之间经常发生摩擦。弗里德里希二世执政后,为了使职能部门更为专业化,并使权力更为集中,就在这一机构之下,逐步设立五个新的职能部门:工商部(1740年)、军事事务部(1746年)、货物税和关税部(1766年)、矿山冶炼部(1768年)、森林部(1771年)。这些专职的部门,摆脱了总执行局的繁琐程序,办事效率大大提高,同时它们均被置于为弗里德里希二世本人负责的官员控制之下,使国王的权力变得更为集中。为集中处理外部事务而形成的对外事务部,成为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内阁。内阁大臣只保留2名至3名,完全听命于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坚持每日在内阁工作,夙兴夜寐、殚精竭虑,通常在早饭前便批阅完大使们的公文和贵族的来信;午饭以前,来信已一一作答;对于所有的请愿书、政府部门的报告和其他国家的文书,通常由私人秘书分类后,以书面或口头做出明确的指示。由于他事必躬亲,官员们无人敢懒散怠惰、塞责渎职,以至于普鲁士宫廷秩序井然、政风廉洁,讲求效率之风远近传扬,被视为欧洲各国宫廷的典范。当然,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为政原则是权力高度集中在君主手中,不仅集中在波茨坦,而且要集中在君主的头脑里。因此,他不允许大臣或将军有独立思考的选择,正如他所要求他的军队那样:没有人思考,人人都得尽职。因此,大臣们只是他施政的工具,谁也没获得过独立行事的殊荣。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话来讲,要是牛顿得同笛卡尔商量的话,那他永远不会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他认为,要去考虑别人的意见或者把职责交给能力不如自己的人,不是失职也是一种对资源的浪费。因之,除了国王本人,他不希望别人思考。
和平岁月里的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没有影响被弗里德里希二世视为安身立命之所的军队建设。其实,他的一切改革都服从并服务于军队建设。正如他在《政治遗嘱》中所表达的,他始终意识到,作为普鲁士国王,必须经常备战,并把整个政策立足于这种准备。在他看来,虽然和平谈判也是达到外交目的的重要手段,但“没有武力后盾而进行谈判,如同没有乐器而演奏音乐一样”。因此,他的“重建”计划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把军队建设成“像灰烬中升起的不死鸟”。七年战争后的第4年,他的军队规模就开始扩大,至统治末年,其总兵力已接近20万,平均32个居民中就有1个士兵,其比例远高于欧洲各军事大国(奥地利64个居民中有1名士兵;俄国91人中有1名;法国140人中有1名)。普鲁士成了“和平时期的兵营”。弗里德里希二世治军森严,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强调士兵的绝对服从,因而其军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被视为欧洲最好的军事组织。一位评论家这样写道:
我观察到普军唯一与众不同的优良纪律特点是,无论在什么时候,部队行军途经小城镇或因某种原因队伍中有一部分需要在城里停留时,从未见到一名士兵离开过队列。即使这种停留长达一个小时以上,情况也是如此。诚然,所有其他的军队也有同样的规定,但能如此严格遵守的,就我所见,唯有这支军队。
正是依靠这种纪律,一支人数较少的普军在七年战争中多次击败人数众多的法奥联军的进攻,成为驰骋欧洲的一支劲旅。在战略战术上,弗里德里希二世提倡主动进攻、灵活机动,打短而激烈的战争。他认为战争的目的不是占领或守住一片领土,而是摧毁敌人的有生力量;在强敌围攻面前,最有效的作战方式,就是迫使敌人按自己的运动而运动,诱使他们在运动中犯错误,最后聚而歼之。他的这些战术思想以及骑兵、炮兵配合作战的原则,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本人也被誉为“18世纪的三大军事天才之一”。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改革,使七年战争后普鲁士的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发展。他的一系列制度化建设,增强了容克贵族的力量,强化了专制王权的统治。以他的统治为标志,普鲁士进入了前工业社会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在他统治末年,普鲁士的人口已从他即位初的220万增加到543万;土地收入产值由300万塔勒升至600万塔勒;国家税收亦由300万塔勒增至1100万塔勒;国库储备也从800万塔勒增加到5000万塔勒。这些进展与廉洁高效的管理体制以及奋发进取的社会风气相结合,把普鲁士由一个默默无闻的边缘性小邦,提升为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欧洲大国。
六、瓜分波兰
七年战争结束以后,经过近10年的恢复和“重建”,国力日渐强大的普鲁士重新恢复了扩张主义传统。念念不忘先祖“遗训”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决心通过新的扩张,把分散的领地连接成一片完整的疆土。为此,他把侵略的矛头指向日益衰弱的波兰,力图占有勃兰登堡与东普鲁士之间的波兰领土,把波罗的海南岸的土地连成一片。
18世纪的波兰,是除俄国以外欧洲最大的国家。它的疆界从波罗的海抵达黑海,向东延伸800英里,横跨东欧平原,算得上一个泱泱大国。历史上,波兰一度把普鲁士变为它的藩属;也多次出兵莫斯科,威胁俄国的安全;为争夺波罗的海霸权,它曾与丹麦、瑞典长期对抗,是波罗的海周边国家中的一大强国。但是,由于农奴制度的长期存在,工商业和城市发育不健全,波兰的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加上民族构成复杂,国内教派林立,以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自由选王制”和“自由否决权”两项贵族特权的长期存在,未能形成中央集权,波兰的国势在17世纪中期开始走向衰落。进入18世纪以后,当柏林和莫斯科已相继变为高度集中的权力中心时,这个名为波兰的广阔地区,由于王权的衰微和地方分离势力的发展,实际成为一个没有政治压力的权力真空。由于贵族不交纳捐税,波兰国王实际是一个没有军队、没有法院、没有官吏,也几乎没有收入的政治偶像。数年一度的国王选举常常成为进行贿赂和施展阴谋的斗鸡场,由此所引发的派别矛盾总是使国家陷于长期的无政府和混乱状态。这些都为外国势力的插手和干涉大开方便之门。事实上,从1572年到波兰被灭亡的200年间,只有两位波兰本国人担任国王,派别纷争使波兰贵族更愿意接受一个外国人担任国王。此外,中央权力的行使,还因国会实行一票否决制而陷于瘫痪。从1652年至1764年,波兰共召开55次国会,其中有48次因一票反对而没有通过任何议案。所以波兰由于内在的隐患正处于危亡和解体之中,这种趋势正好为国力不断上升的普、俄两国利用,它们对波兰领土的觊觎就不可避免了。
七年战争时期,相互交战的普、俄两国军队已经把波兰的国土视为“路边客栈”随意驻扎,双方都以波兰允许对方驻军表示不能尊重它的中立,但波兰贵族由于惊人的惰性和目光短浅,未能充分考虑这一问题的危害和实质。事实上,自从北方战争(1700—1721)发生以来,波兰的形势已岌岌可危。它的大片领土曾被瑞典占领,国王的王冠一度也不翼而飞。在彼得一世(1682—1725)的帮助下,波兰起死回生,但很快又沦为俄国的附庸。彼得一世以保护人自居曾采用各种办法控制波兰,实际上是“有步骤地毁坏了波兰”(恩格斯)。从安娜到叶丽萨维塔,俄国统治者都把波兰视为抵挡瑞典和普鲁士侵犯的屏障,在普、俄对抗的形势下,波兰的领土虽保持完整,但主权已逐渐丧失。所以,到七年战争为止,波兰仅作为普、俄冲突的缓冲地带“完整”存在。不过,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已投下了被列强瓜分、蚕食的阴影。
普鲁士很早就想肢解波兰领土,但限于国力,未敢轻举妄动。七年战争后,出于摆脱外交孤立的考虑,弗里德里希二世积极谋求与俄国和解,并密切关注它在波兰的动向,为参与分割这个无害的邻国选择适当的时机。在俄国,叶卡特琳娜二世继位后,对波兰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为了有一个她可以随意干涉的波兰,1764年9月女皇命令5万军队开进华沙,把自己从前的情夫——波兰贵族斯坦尼斯拉夫·波尼亚托夫斯基(1765年至1795年在位)扶上波兰王位。从此,波兰完全成为俄国的政治附庸,俄国吞并波兰的步骤日益加快。叶卡特琳娜二世宣布自己是波兰自由的保护人,主张维持波兰的政治现状(包括自由选王制),以扩大俄国在波兰全国的政治影响。为了防止俄国独吞波兰,弗里德里希二世最先提出瓜分波兰的主张。早在1764年4月,他就派人与女皇密谋,签订了针对波兰的条约,支持在波兰维持现状,以后又对波尼亚托夫斯基上台给予必要的合作,这些都为未来的瓜分波兰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但促使女皇最终接受瓜分主张的则是来自土耳其的战争。
叶卡特琳娜二世对波兰事务的干涉,引起法国和奥地利的嫉视。对法国来说,波兰、瑞典、土耳其一直是它外交上的“外围藩篱”,过去这道藩篱长期被用来对付神圣罗马帝国,而现在它希望用它来防范正在崛起的俄国。对奥地利来说,俄国的西扩将打破东欧的势力平衡,此外还将威胁它在波兰边境上的特殊利益。于是,在法国和奥地利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的煽动下,土耳其素丹于1768年10月对俄国宣战,新的俄土战争随即爆发(1768—1774)。土耳其同波兰一样,也是叶卡特琳娜二世外交棋盘上需要吃掉的卒子,因为她想使俄国冲出黑海,并占领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一片组织松散的地带,无论是波兰的、土耳其的,她都要。事实表明,土耳其对俄宣战是一个鲁莽的行动,它招致了黑海海峡对俄国的开放,并丧失了在黑海北岸的土地,但它帮助了弗里德里希二世,使波兰遭到了牺牲。
俄土战争牵制了叶卡特琳娜二世对波兰的注意力,为弗里德里希二世提供了通过外交活动加紧分割波兰的机会。弗里德里希二世知道,奥地利正在为俄国的扩张打破东欧地区的均势而担忧,于是他主动与他过去的对手协商,建议俄、奥、普三国瓜分波兰,以维持东欧均势并防止可能发生的俄奥战争。从1768年至177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同奥地利君主约瑟夫二世(1765—1790)进行了三次会晤,双方捐弃前嫌,日趋友好,最后达成瓜分波兰的默契。此后,弗里德里希二世又派人到彼得堡对女皇游说,他知道,没有俄国的参加,瓜分波兰是无法实现的。叶卡特琳娜二世早有独吞波兰的野心,但俄土战争使她受到牵制;此外,1771年夏奥地利与土耳其缔结防御同盟的消息,也给她带来外交上的压力。为了拉拢奥地利放弃同土耳其的同盟,女皇最终同意了三国瓜分波兰的主张。起初,彼得堡方面只打算把东普鲁士西部的埃梅兰地区划割给普鲁士,但弗里德里希二世很不满意,抱怨“这块面包切得太小了”,以致谈判有搁浅的危险。后来波兰南部发生反政府暴乱,奥地利应波兰国王请求出兵平叛,乘机占领了克拉科夫附近地区。这里不仅战略地位重要,而且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奥地利出兵波兰引起普、俄两国的惊慌,于是,叶卡特琳娜二世被迫向普鲁士做出更大的让步,并同意奥地利一同参与瓜分波兰的谈判。
对于奥地利来说,波兰这个无害的天主教国家的削弱和俄国的逼近是同样可虑的。母后玛丽亚·特莱西娅曾为儿子约瑟夫二世参与这一不义之举感到良心不安,但是,奥地利太弱,不足以阻止瓜分,袖手旁观反而会使自己同普鲁士和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更悬殊。同时,奥地利和普鲁士一样,都要估计到整个波兰将会成为俄国的战利品的可能。
这样,三国的态度便决定了波兰的命运。1772年8月5日,俄、奥、普三国在彼得堡签订了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条约。依据条约规定,俄国获得西德维纳河、德鲁奇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白俄罗斯地区和拉脱维亚的一部分,面积为9.2万平方公里,人口130万;奥地利占领了维斯瓦河和桑河以南地区以及加里西亚的大部分,共8.3万平方公里,人口265万;普鲁士占领格但斯克以外的波莫瑞地区、托伦市以外的海尔姆诺和马耳博克省、瓦尔米亚等波兰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以及一部分大波兰地区和库雅维地区,共3.6万平方公里,人口58万。同年11月13日,普鲁士政府把这些新占领的辖区(除瓦尔米亚省外)改建为玛里恩维尔德领地,统称为“新普鲁士”。1773年1月31日,根据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旨意,该地区又易名为“西普鲁士”,把原来的柯尼斯堡和贡宾年等行政区域改建成“东普鲁士省”。
从瓜分的面积、人口来看,俄国所占份额最大,占被瓜分总面积的42%以上,但人口稀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比俄国本土先进),叶卡特琳娜二世对她所得的部分并不满意,因为在瓜分前她已是整个波兰的主人。奥地利对所分享到的一份反应不同:母后特莱西娅难以按捺心头的不安,约瑟夫二世则心安理得,欣然接受。普鲁士所得份额最小,但弗里德里希二世却比较满意,因为它实现了霍亨索伦王朝的夙愿,把王国的中西部与东部连成了一片,形成从易北河绵延至立陶宛的完整边界,加强了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和各领地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其中维斯瓦河口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是直通波罗的海的贸易通道。失去这一通道,加速了波兰的封闭和衰落;占据这一通道却为普鲁士经济重心的东移和加强它在波罗的海的经济战略地位创造了条件。
弗里德里希二世死后,他的后继者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1786—1797)利用法国革命爆发后的欧洲危机,分别在1793年和1795年,两次参与瓜分波兰,与奥、俄两国一道吞并了波兰残存的领土。列强瓜分波兰期间,波兰人民曾举行大规模起义反抗瓜分,但由于民族力量薄弱,斗争先后被镇压。普鲁士因三次参与瓜分波兰,其领土由不足16万平方公里增至31万平方公里;人口也由七年战争后恢复期的543万增加到868万,成为德意志境内最大的邦国。通过肢解波兰,普鲁士统治者终于实现了他们的夙愿,把波罗的海沿岸的土地连成一片。与以往的领土扩张有所不同,瓜分波兰是他们首次未经战争,仅通过几份协定,在形式上还经过波兰议会和国王的“批准”,就分割和兼并了一个有光荣历史传统的民族的领土。这是波兰的悲哀,也是普鲁士历史上难以洗刷的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