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周恩来逝世（2 / 2）

“批林批孔”运动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重新解释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整个中国的历史和思想文化史均被归纳为“儒法斗争”，并以自己的政治好恶与政治需要将历史人物任意地封为“儒家”与“法家”，人为地制造儒法斗争的对立面。例如将秦始皇视为法家，于是历史上凡肯定秦始皇者均为法家，否定秦始皇者均为儒家；尊孔的自然是儒家，非孔的也必然是法家；桑弘羊被封为法家，霍光就必是儒家；朱熹是儒家，而虽是朋友却又有论辩的陈亮就是法家。儒家者必定保守、反动、妥协、投降，法家者必定进步、革新、主战，故而历史上朱熹虽主战，但被说成投降主和。诸如此类，无不以政治的需要和“儒法斗争”的概念及框架，去制造、“改铸”历史事实。

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目的在于维护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江青及其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以及迟群、谢静宜等则利用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玩弄阴谋，企图借“批林批孔”运动打倒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障碍——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江青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火药味是很浓的。王洪文宣称，“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毛远新则说，毛主席发动这场“批林批孔”斗争，一个是解决九次路线回潮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十次路线没有解决完的问题，能不能归结到十一次路线斗争，可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还很难说。

江青、王洪文的提法，表现了他们希望“批林批孔”运动所达到的政治目标，毛远新的说法，反映了这个运动的现实，即维护“文化大革命”及其“新生事物”，而在政治上打倒周恩来的目的能否获得支持还没有把握。

“批林批孔”运动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没有满足其政治预期的造反派骨干和帮派分子而言，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许多地方的帮派分子活跃起来，出现了新的骚动。在武汉，一群工人把大卡车堵在铁路上，从而使京广铁路和该市的一条公路的交会处堵塞了三小时零七分，这个事件使全国的经济大动脉被紊乱了好几天。如果听任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将会带来新的严重社会政治问题。

毛泽东虽然需要通过“批林批孔”运动来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但是似乎并没有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想法，这也许是因为他不希望发生全面的政治社会大动荡。他对于周恩来等老干部，虽然不满意，但并未下决心打倒。从这个意义上说，“批林批孔”运动主要是政治上的警告。因此，毛泽东在1974年12月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中，否定了对周恩来的批判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法。他说，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他还否定了江青说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主席”的提法，对江青的政治野心亦提出批评。对于“批林批孔”，毛泽东否定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提法，“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周恩来对“批林批孔”运动也进行了有限度的干预，他坚持军队首脑机关和作战单位“不搞四大”，“党政机关、生产部门也要有政策界限规定”，各地区、各部门的运动，原则上由同级党委“自行处理”，而“不致影响中央、国务院、军委日常工作的进行”（1974年2月1日就中央政治局讨论“批林批孔”运动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这显然是对“批林批孔”运动的基本形式进行某种制约。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批“走后门”问题是江青等人打击老干部的又一项重要措施。周恩来就此向毛泽东提出意见，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于2月15日在周恩来的信中批示：

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显然，毛泽东认为“批林批孔”首先是要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解决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不希望批“走后门”、打击老干部，冲淡了这个主题，不想破坏政治的平衡和稳定。毛泽东还针对迟群等1月25日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提出：“有缺点，不宜下发。”周恩来明白无误地告诉迟群、谢静宜，毛泽东讲的“形而上学猖獗”，就是批评江青。

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明确规定了“批林批孔”运动的方式：“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地区一类的串联。这实际上否定了在“批林批孔”中搞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形式。

由于这样一些因素，“批林批孔”运动便没有完全按照江青等人设想的方式展开，各地帮派势力造成的骚乱受到压制，运动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理论”批判的形式。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控制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上海市委写作组、中央党校写作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写作班子发表大量的批判文章，大造批判的声势。这场批判运动，假借批判林彪、孔孟和历史上所谓的“儒家”，大批“周公”“宰相”“宰相儒”，以暗喻、影射的方式攻击和批判周恩来。他们批“克己复礼”，批“举逸民”，指责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一些做法的纠正和恢复老干部的工作；他们批“折衷主义”“中庸之道”，指责周恩来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宽容和不走极端。

江青等人多次对其写作班子暗示，要批现代的儒，批“党内的大儒”。但是公开批周恩来，既不得人心，在政治上时机也不成熟，因此，对于周恩来，既不能公开点名，又不能让人不明所以。实现这一目标，就成了“影射史学”的主要任务。为此，在批判孔子等儒家人物时，他们利用姓氏、职务等办法进行影射，如周恩来姓周，便大批“周公”，指周公为旧奴隶制的政治代表，孔子之“吾从周”，便是要复辟奴隶主专政的统治秩序。又如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影射史学”便大批“宰相儒”。罗思鼎撰《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文，着力批秦丞相吕不韦，说“吕不韦并不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而是奴隶主贵族的代表”，“他依靠政治投机而当上了秦庄襄王的丞相”。对于这篇文章，江青很是欣赏：“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批吕不韦，吕是宰相。”

“影射史学”还以人物描绘等手法，对周恩来进行影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孔丘其人》，是由江青授意点题，并经江青本人和姚文元审定的重头文章。它通篇不批林彪，而以批孔为名，影射攻击周恩来。文章说“孔丘出身的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在这个社会大变革中急剧地衰落下来”，影射周恩来的家庭出身；写孔子代理宰相，影射周恩来的职务；说孔子“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影射周恩来的年龄及带病坚持工作。文章最后批判孔子“述而不作”“虚伪狡猾”“凶狠残暴”，是一个“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江青等对此文大为赞赏，认为“写得较生动”“通俗”，安排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

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的署名柏青的文章《从＜乡党＞篇看孔老二》，描写孔子“此人极端虚伪狡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说他“端起胳膊”，“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起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当时的梁效写作班子成员周一良后来解释说，“端起胳膊”是另一成员魏建功对《论语·乡党》中孔子上朝姿态“趋进，翼如也”的白话翻译，并无攻击周恩来之意。

不仅如此，江青等人还提出批“现代的儒”口号，试图将“批林批孔”引向大规模的公开批周。6月14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战士批林批孔汇报会”上大讲批“现代的儒”，她说，“现在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没有，为什么反孔老二？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蒋介石是总代表”。第二天，江青在她所控制的写作班子上讲话时再次说，“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没有，为什么反孔老二？”“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其亲信便点破道：“注意这个大儒不是指刘少奇，也不是林彪、陈伯达”，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

对周恩来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批“折衷主义”，批周恩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做法是“复辟倒退”“开历史倒车”。这些批判通过“影射史学”表现出来，就是批孔子的“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批孔子的“中庸之道”和吕不韦的“折衷主义”。罗思鼎的《评＜吕氏春秋＞》说，吕不韦“用杂家的面目掩盖极右的儒家本质”，“历史的现象常常会有相似之处。《吕氏春秋》这种以折衷主义形式出现的反动思潮在今天还可以看到”，“当机会主义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他们常常摆出一副平正、公允的面孔，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极右本质，表面上不偏不袒，实质上千方百计保护反动派，对革命派则是力图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批林”已成虚设，主要内容成了评法与批儒。批儒以周恩来等为影射对象，“评法”则成为对江青集团的自我政治宣传。江青等大肆宣扬“法家”，他们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描绘成“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史”，儒家复辟倒退，法家变革进步；儒家逆流而动，法家顺应历史潮流。江青在6月12日的谈话中说，“有一个批判继承的问题。复辟和反复辟，前进和倒退的斗争，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都贯穿这个。现在还有人要复辟，不能说没有。要复辟必然要抬出儒家。我们要革命，对历史上的法家就要批判继承”，俨然以法家自居。

1974年6月19日，江青在天津儒法斗争报告会上又大讲“儒法斗争史”，她说：历史上凡是法家都是受压迫的，他们是基层起来的，要斗争……凡是有作为的封建人物，封建帝王也好，不管是打天下的还是治天下的，一般都是法家或接近法家……历史上法家都是爱国主义的，从头到尾都有这一点（1974年6月19日江青在天津儒法斗争报告会上的讲话）。

极左集团自命为法家的继承人，江青等人控制的写作班子秉承江青旨意，大写历史上“法家”人物的作用。如罗思鼎《读韩非＜五蠹＞篇》说，韩非“系统地从理论上总结了历史经验，提出了一条完整的路线，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政策”，“对各种阻碍新兴地主阶级前进的反动思想进行了革命大批判，提出了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理论纲领”。梁效的《论商鞅》一文写道：“商鞅是我国历史上法家的杰出代表”，商鞅在同儒家的尖锐斗争中，“继承和发展了法家前辈的学说，制定和实践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法家路线，适应了时代提出的任务，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不难看出，对“法家”的宣传，从内容到语言风格，都是为现实的政治利益服务的，都是很“现代”的，与其说是写历史，不如说是写时评。

“四人帮”及其写作班子尤其注重写历史上干权的皇后、女皇。1974年《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绍》一文中，这样描写吕后：“刘邦死后，惠帝懦弱，吕后为防止发生动乱，决定亲自掌权。在尖锐的斗争中，她积极推行刘邦制定的路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梁效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一文说，武则天“终究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杰出人物，称之为法家女皇武则天，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显然，写古人是虚，指今人江青是实。

批儒时对传统采取否定态度，而评法时对传统则采取肯定和利用的取向，在“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中，在激烈的反传统、反儒家的批判声中，却出现了封建传统的大泛滥，这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批林批孔”运动在文化方面也有十分强烈的反映，这就是批判晋剧《三上桃峰》和湘剧《园丁之歌》。前者被指责是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后者则被指责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是对“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反攻倒算”。

山西省的晋剧《三上桃峰》，是歌颂共产主义风格的一出地方戏，该戏的故事情节是杏岭大队的饲养员将一匹病马当作好马卖给桃峰大队，致使桃峰大队蒙受损失。杏岭大队党支部书记得知此事，对饲养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三次到桃峰大队道歉退款，而桃峰大队则执意不收退款。杏岭大队后来将一匹大红马送给桃峰大队。两个大队因此建立了团结友好的合作关系。

1974年1月，《三上桃峰》一戏在北京参加调演排练。文化部调演领导小组成员认为该剧情节与“四清”时宣传的河北抚宁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相似，而当时王光美正在河北抚宁的桃园大队蹲点，由此认定《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王光美“涂脂抹粉”。2月8日，文化部部长于会泳组织《三上桃峰》批判会，指责山西省委书记谢振华“一贯反对革命样板戏”，声称要“揪出”其“后台”。2月2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初澜的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指责《三上桃峰》“就是一株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叛徒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

初澜的批判文章发表后，全国28个省市的32种报刊相继转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各地连续发表500多篇批判文章，一时造成很大的声势。而相似题材的作品如《卖马记》《追马》《桃山新苗》等30余篇和一些戏剧均被说成是《三上桃峰》的翻版而遭批判，许多作者被追查。

山西省委书记谢振华后来说，“四人帮”集团制造《三上桃峰》事件，政治目的是为了直接打击主持批极左思潮的周恩来。在1974年3月王洪文主持的山西省委赴京汇报会上，王洪文手指谢振华说：“你谢振华不批林，不批孔，却批什么极左思潮，你支持的《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是谁指使你干的？谁是你的后台？”江青说：“我为什么‘炮轰’你，就因为你们的《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而你谢振华也未必有这个胆量敢翻案，背后是有人支持你这样干的。你如果把后台交代出来，就算你立了功，我保证对你宽大处理。”

“四人帮”集团对谢振华的批判和逼供、诱供，实际上是将矛头指向周恩来。在后来山西省对谢振华的批判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批极左思潮？谁指使？后台是谁？”周恩来也出席了王洪文主持的山西省委赴京汇报会。谢振华回忆说：看到会场上不正常的气氛，周总理不安地在旁边走来走去。江青一伙只当没看见周总理，既不请他坐下，也不请他讲话。过了一会儿，周总理在旁边一个椅子坐下了。

由此可见，周恩来当时处境相当尴尬。

湘剧《园丁之歌》写的是一个教师改变后进学生、教育学生为革命学好文化的故事。这出戏强调了教师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强调了干革命必须学好文化。这与极左集团的“教育革命”的宗旨发生矛盾。江青等人认为，将教师称为“园丁”本身就不合适，说什么“园丁”只能是党，不能是教师，《园丁之歌》鼓吹“园丁”是教师，就是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统治学校。《园丁之歌》中有一句唱词：“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担”，江青更是恼怒无比，说这“简直是反攻倒算！”他们以中央的名义发文件，指斥《园丁之歌》有三大问题：一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是“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魂”；三是“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根据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意见，文化部写作班子“初澜”炮制了《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一文，在1974年8月4日的《人民日报》的重要版面发表。

借古喻今，对于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的江青等人说来，是不能满足的。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之初，就提出“走后门”的问题，企图利用现实性很强的党风问题大做文章，批林、批孔、批“走后门”。

批“走后门”被毛泽东否定，无法进行。江青等便大力制造“反复辟回潮”和“反潮流”的典型，作为现实斗争的武器。1973年10月到1974年1月，江青的亲信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发动“反右倾回潮运动”，400人受到审查和批判。

江青集团制造了一批“反潮流”的典型。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写信向毛泽东反映子女上山下乡的困难情况，得到毛泽东的复信，江青等人便将李庆霖树立为反对“走后门”潮流的典型。

张铁生是辽宁省兴城县的知识青年，1973年被推荐上大学。这一年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要求进行文化考查，张铁生参加考试，语文得了38分，数学考试61分，物理化学考试更感困难，卷面只完成6道小题，得6分。张铁生上大学心切，考试又没有把握，于是在考卷后面写了一封信，请求领导考虑对他进行照顾。张铁生引起极左集团在辽宁省的代表人物毛远新的兴趣，他立即令人打电话，让把张铁生的材料送来，将张铁生的信作了修改，作为反对右倾回潮的材料使用。1973年7月19日，经过修改的张铁生的信以《一封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在《辽宁日报》的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同时发表了“编者按”，对招生中的文化考查问题进行攻击，认为张铁生虽然交了“白卷”，但是对“教育革命”的问题提出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接着，《人民日报》等重要报纸均以显著位置转载，《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提出张铁生的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重要问题”。

这样，江青集团利用一个知识青年恳求上学的信，制造了一个“反潮流”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其目的毛远新说得很清楚，张铁生“是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我要拿这个石头来打人了”。他们所要打的，就是试图改变“教育革命”的荒唐做法、将教育引入正轨的周恩来。

可以利用的还有一位小学生。黄帅是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的五年级学生，因与老师发生矛盾，由家长催促向《北京日报》写信，被江青集团“发现”，成为反对所谓“师道尊严”的典型和“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的“反潮流”小英雄。

江青等人鼓吹的“反潮流”“斗争哲学”，是“文化大革命”中意识形态的直接延伸。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等人大肆宣传“不斗则修，不斗则垮”，就是一种将“斗争”绝对化的典型说法。在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反潮流”之风到处刮起，正在恢复的教学秩序又被打乱，社会上频频出现向领导干部造反的现象，一些人提出了“不为错误路线生产”“不为修正主义、走资派生产”的口号，造成了新的社会动荡，导致国民经济的重新下降，经周恩来等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形势和社会局面又遭到破坏。

中共中央强调，“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并且提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的任务：

把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还需要我们全党作极大的努力。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了一批搞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应当逐步培养，并且团结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推动他们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逐步造成一支宏大的理论队伍，使全党全军能文能武。各级党委都要把这个问题当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认真抓起来。

在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各级党委积极进行建立和加强理论队伍建设的工作。福建、山东、广东等省还专门发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加强理论队伍建设的决定和通知。

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中，全国建立了完整的自上而下的理论机器。这个理论机器由江青集团直接掌握的国家宣传机构和写作班子、各级权力机构的写作班子、专业理论工作者队伍和以群众为象征性主体的理论学习小组这样一整套的机构组成。在各种写作班子、理论班子中，最重要的是江青等直接抓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文化部写作班子，由张春桥、姚文元操纵的上海市委写作组，中央党校写作班子等。这些写作班子以梁效、高路、罗思鼎、康立、石仑、万山红、柏青、史尚辉、史军、闻军、哲军、史锋、唐晓文、金戈等笔名，在重要报刊上发表重头文章，造舆论，定调子。

各级写作班子都是“四人帮”政治权力机器的一个部分，为政治权力机构直接掌握，这与“文化大革命”初期“自己起来革命，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鼓励群众的自发倾向有很大的不同。

建立以群众为象征性主体的理论队伍是“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一大特色，这是群众运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特殊形式。1974年6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推动各级权力机构在群众中的理论队伍的建立。如湖北鄂城钢铁厂建立了110多个理论小组，成员共有1400多人，全厂1100多个班组基本上都有理论辅导员。福建福鼎县沙埕公社水生渔业大队建立的海上不脱产的渔民理论队伍有92人，每个生产队都有理论小组。天津塘沽区在全区工厂、农村、街道、机关学校、商店、街道建立理论学习小组300多个，人数达2700多人。

建立群众的理论队伍，是为了体现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工农兵群众的“主导地位”，便于在最大限度上对全社会进行极左意识形态的传播。

工农兵是“批林批孔”运动的阶级力量象征，在运动中有着特殊的地位。1974年6月25日，中共天津市委举办儒法斗争史报告大会，由天津站“六号门”老工人和青年女工就春秋战国、秦、两汉、隋、唐、宋、明、清的儒法斗争简史作报告。《天津日报》对此大唱赞歌，认为由工人宣讲儒法斗争史，打破古代史这个“禁区”，向反动的“大圣人”开战，“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批林批孔以来的又一新生事物，是把历史学从历史学家的课堂解放出来的创举”。

然而，“批林批孔”运动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重新解释，这就需要一定的历史的和思想史的知识，仅仅靠工农兵群众是不行的。理论队伍一般采取“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三结合的形式，以“工农兵”为基本的阶级基础，“革命知识分子”为实际的专业骨干，“革命领导干部”为权力机器的代表，领导和控制理论班子。理论工作者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发挥着特殊作用。他们撰写“批林批孔”文章，举办各种讲座和宣讲。《人民日报》报道说：

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院的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等系，在学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就派出一批师生到工厂、农村、部队、街道和其他一些基层单位，宣讲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听讲的工农兵和基层干部达数十万人……仅听过北京大学文科一些系举办的儒法斗争史讲座的，就有10万多人。

除了“走出去”，还有“请进来”，即高等院校为基层群众理论骨干进行培训。如北京大学举办了9期短训班，有800多个基层单位的5700人参加了短训。北京师院举办了4期短训班，参加单位有140多个。南开大学除了举办近900次讲座外，“在校内还举办了10期工农兵批林批孔学习班，有2400多名不脱产的工农兵理论骨干和学习积极分子参加”。“大专院校各科师生和工农兵结合起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林彪、孔孟之道，促进了工农兵理论队伍迅速成长。”

实际上，各写作班子的骨干是一些理论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一些学者也投身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冯友兰。在“批林批孔”运动初期，冯友兰就发表了批孔文章，并因其特殊身份，得到江青、迟群和谢静宜的重视。他被邀参加江青1974年6月的天津之行，并参加了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一时成为风云人物。

冯友兰式的行为反映出“四人帮”对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强力控制，反映出这种意识形态有着极强的“改造人”的功能。除了冯友兰，另有一些有成就的学者对“批林批孔”运动也“与有力焉”。

冯友兰后来回顾自己在“文革”中走上批孔道路时这么说：

我们说话、写文章都要表达自己真实的见解，这叫“立其诚”……如果附和一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吹捧，这就是伪，就是哗众取宠。1973年我写的文章，主要是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总觉得毛主席党中央一定比我对。实际上自解放以来，我的绝大部分工作就是否定自己，批判自己。每批判一次，总以为是前进一步。这就是立其诚。现在看来也有并不可取之处，就是没有把所有观点放在平等地位来考察，而在被改造的同时得到吹捧，也确有欣幸之心，于是更加努力“进步”。这一部分思想就不是立其诚，而是哗众取宠了。

在专业理论队伍与工农兵理论队伍的结合中，“批林批孔”运动也出了不少“成果”。除了发表了一大批“批林批孔”的理论文章，还进行了“法家”著作的注释，出版了一批经过批注的“法家”著作和“研究”法家的著作。如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理论组与中华书局的编辑编写的《读＜封建论＞》，上钢五厂二车间工人理论学习小组编写的《＜论语＞选批》，上海第五印染厂青年工人与工人业余学校教师编写的《法家思想的主要奠基者——商鞅论述浅注》等。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仅批判了儒家思想这个中国传统社会的“大传统”，同时也批判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社会教育的“小传统”，如开展对《千字文》《三字经》《女儿经》《增广贤文》《朱子治家格言》等传统蒙学教本，《孟姜女哭长城》《三娘教子》等民间传统戏和民间“反动谚语、格言”的深入而广泛的批判。在此基础上，组织创作了一批《新三字经》《儒法斗争史三字文》《妇女赞》《工农兵豪言壮语集》等“新诗文”。试举西安无线电厂工人理论学习小组编写的《新三字歌》：

是啥藤，结啥瓜；

是啥树，开啥花；

啥阶级，说啥话。

三字经，尊孔孟，

流毒广，害人重。

铲毒草，拔黑藤。

主力军，工农兵。

编新歌，唱新调。

肃流毒，立新风。

“批林批孔”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后期重要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建设运动，这次运动以极左的理论为指导，对中国的历史和思想传统进行实用主义的重新解释和改铸，并且以思想文化的批判来配合政治的和权力的斗争，这种做法是极其有害的。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在论述社会功能时提出，社会行动的结构可以提供显性的功能，也可以提供隐性的功能，显性的功能体现行动者的意愿，隐性的功能则是不体现行动者意愿而自动发生的功能。“批林批孔”运动同样也可以用显性的和隐性的两个方面的功能来解释。我们在论述“批林批孔”运动时主要讨论的是其显性的功能的一面，即体现意识形态机器意愿的一面，而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隐性功能的一面也是值得注意的。在这个运动中，批林实际上是对于林彪集团的一些不利于“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的观点进行了传播，批孔则使许多人大量且反复地接触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资料，并且出版了一系列名为“法家”的传统思想家的文献和供批判用的儒家思想经典、蒙学教本等，这在客观上传播了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文化。“批林批孔”运动正是因为有着其隐性的功能，在这个时期出版的传统思想资料才成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的社会文化的一个难得的资源。许多人从这里找到了一些精神的食粮，而一些有理论兴趣和才能的人们从这里开始了他们的学术之路，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当然，这是“四人帮”始料不及的，不愿看到的。

◎“四人帮”发泄仇恨

◎江青：周恩来死了，我也要和他斗争到底

◎姚文元压制报道

◎宣传机器强奸民意

周恩来逝世后，江青集团仍然继续不断地对周恩来进行攻击。1月9日，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说：“你们不要悲痛嘛，新陈代谢是宇宙间不可抗拒的规律，要庆祝辩证法的胜利。”王洪文给上海打电话，说要“化悲痛为力量，首先要批邓”。江青则喜形于色：“周恩来死了，我也要和他斗争到底。”“四人帮”明白，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实际上也表现着对于“文化大革命”和这些想借“文革”之机实现其政治图谋的野心家的不满。他们极力压制群众的悼念活动，极力防止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在悼念活动中可能出现的进一步发展。

周恩来逝世后，中央立即实行“丧仪改革”，“四人帮”极力限制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通知所属各单位不准戴黑纱、设灵堂和送花圈，下令各文艺团体照常演出。“四人帮”控制的宣传部门更是在宣传上大做文章。姚文元在1月9日答复新华社提出如何报道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和是否组织悼念文章时说：“悼词尚未发表，现在不组织。悼词发表后是不是组织反应，仍应再请示。”实际上禁止报道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极力淡化周恩来逝世的影响。

1月13日，姚文元指示在人民日报社的亲信：“总理不要突出，标题要小”，“广场群众吊唁场面不要登”。他在这一天三次向新华社下达指示：其一是“不要因为刊登悼念总理的活动把日常抓革命促生产的报道挤掉了”；其二是“这几天报纸登（外国的）唁电数量多，太集中，并且刊登在第一版上”，要求把“唁电版面往后放，从三版四版开始”，要“缩小标题字号”，“有些唁电可以综合，一个国家三四个领导人的唁电可以并作一条”；其三是“采写吊唁消息时，要有工农兵学商几方面化悲痛为力量的内容，如学生化悲痛为力量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消息中要反映出来”。

姚文元对新华社的“指示”，反映了“四人帮”对待全国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态度，这就是极力压制和淡化，企图消除周恩来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巨大影响，同时扩大“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宣传，继续影射、攻击和批判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

在“四人帮”的控制下，《人民日报》等新闻传媒仅仅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和举行吊唁的两条信息，其他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根本不予报道。1月14日，也就是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还根据“四人帮”的指令发表关于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文章《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文章开头就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如此明目张胆地强奸民意，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愤慨，许多人将报纸撕碎后寄给报社，报社一天就接到300多个抗议电话。“四人帮”自恃大权在握，对人民群众的抗议并不理会。1月16日，姚文元下令全部结束治丧报道。1月28日，“四人帮”扣压纪录影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

“四人帮”还借“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放肆地攻击、诋毁周恩来。2月6日，新华社内部刊物《参考资料》刊登了一篇国民党特务就“四一二”事变诬陷周恩来的材料。2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孔丘之忧》一文，污蔑攻击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是“哭丧妇”。“四人帮”在上海的“理论”刊物《学习与批判》同时刊登了《梯也尔小传》和《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两文。在批邓的同时，攻击支持邓小平的周恩来，说梯也尔搞复辟是因为有俾斯麦的“授意”，赵七爷的反攻倒算是因为有张勋的支持。他们掌握的大批判组的批孔文章，不断出现这样的话语：“装进棺材、埋入坟墓”，“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早已完蛋了”“拼死反攻倒算”，对周恩来的逝世进行影射与诅咒。

1976年3月5日，上海《文汇报》在发表新华社播发的沈阳部队指战员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报道时，删去原报道中周恩来的题词；3月25日，《文汇报》发表报道《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报道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党委中心学习小组关于批判尚未点名而被称为“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邓小平的情况时，提出了“党内那个走资派”的说法。报道称：“孔老二鼓吹‘仁政’，党内那个走资派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人们已经知道，正在批判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指何人，而扶他“上台”的“党内那个走资派”之所指，也是非常明显了。

周恩来在国内国际都拥有崇高的声望，在普通民众中更是享有清誉和美誉，周恩来晚年的政治生涯之曲折，也为人们所感知。人们曾经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的辞世使人们揪心撕肺，肝胆欲裂。在这个时候，任何对周恩来的不敬，都会引起极大的反感。“四人帮”一伙权势熏心，又为一时的得势所迷惑，完全置民心于不顾，悍然攻击周恩来，只能引起激烈的抵抗，而他们的最后垮台，也就离此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