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兴衰(2 / 2)
1773年,乾隆帝正式下令开设四库全书馆。派了一些皇亲国戚和大学士担任总管,那些皇亲国戚大多是挂名监督的。真正担任编纂官的都是当时一些有名的学者,像戴震、姚鼐、纪昀等人。
要编这样一套规模巨大的丛书,先得收集大量的书籍。乾隆帝下了命令,叫各省官员搜集、收购各种图书,并且定出了奖励办法,私人进献图书越多,奖励越大。这道命令一下,各地图书便源源不绝送到北京。两年之中,就聚集了2万多种,再加上宫廷里收藏的大量图书,数量就很可观了。书收集得差不多了,乾隆帝就下令四库全书馆的编纂官员对图书进行认真检查。凡是有“违碍”(对清统治者不利)字句的,一律毁掉。经查发现在明朝后期的大臣奏章里,提到清皇族的上代时不那么尊重,乾隆帝认为这是很不体面的,就下令把这类图书一概烧毁。据不完全统计,在编《四库全书》的同时,被查禁烧毁的图书也有3000多种。
大事记
1799年,乾隆帝死,嘉庆帝开始亲政,他治和珅之罪,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语。
后来,这部规模巨大的《四库全书》终于编出来了。编纂者们对大批图书进行编辑、校勘、抄写,这套丛书按经、史、子、集四部44类编排,共收图书3461种,多达7万多卷,共计3.6万册。《四库全书》始修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完成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缮写完第1部之后,又缮写6部及副本1部,分别藏于故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故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等处。后来历经战火,《四库全书》或被抢,或被烧,保存比较完整的仅有藏于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的那一部,现收藏于国家图书馆。
乾隆帝编修《四库全书》是结合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和大规模地征集民间遗书两项活动同时进行的,因而《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两书的收书范围和质量都远远地超过了前代。不论乾隆帝当初的动机怎样,这部书对后代人研究我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毕竟是一项重大而珍贵的贡献。
大事记
1813年,林清等攻入紫禁城,因人少而失败。
乾隆帝做了60年皇帝,在文治武功方面很有作为,觉得意得志满,骄傲起来,越来越喜欢听颂扬的话。于是,就有个人用讨好奉承的手段取得他的宠信,掌握了大权,这个人就是和珅。
有一次,乾隆帝要外出巡视,叫侍从官员准备仪仗。官员一下子找不到仪仗用的黄盖,乾隆帝十分生气,问:“这是谁干的好事?”
官员们听到皇帝责问,吓得说不出话来。有个青年校尉在一旁镇定地说:“管事的人不能推卸责任。”
乾嘉学派
清代实行残酷的文字狱,使得大批知识分子逃避现实而沉溺于对经书的文字、音韵、名物以及古代典章制度的训诂和考据。乾隆和嘉庆年间,考据学发展到了高峰,出现了著名的乾嘉学派。乾嘉学派分为吴派和皖派。吴派即苏州学派,惠栋是其开创者,著名学者王鸣盛、钱大昕、赵翼都是吴派的名家。皖派即徽州学派,戴震是其创始人,著名学者有王念孙和王引之父子二人。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清代考据学,对后代的学术有着很大的影响,考据学者们踏实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影响了后代的许多学者。但是它不重实际,对思想界有着一定的消极影响。
乾隆帝侧过脸一看,是个眉目清秀的校尉,乾隆帝心里高兴,忘了追问黄盖的事,问他叫什么名字。那青年校尉回答说叫和珅。乾隆帝又问他一些其他问题,和珅也对答如流。
和珅像
乾隆帝十分欣赏和珅,马上宣布让他总管仪仗,以后又让他当御前侍卫。和珅是个非常伶俐的人,乾隆帝要做的事,他件件都办得称乾隆帝的心;乾隆帝爱听好话,和珅就尽说顺耳的。日子一久,乾隆帝就把和珅当作了亲信,和珅从此步步高升。和珅是个善于拍马逢迎之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他已是高官厚爵,但一旦听到皇帝咳唾,便迅速以溺器进之。以一个红顶花翎的大臣身份去干一些下等奴仆干的事情,本应为人不齿,但乾隆却认为他“多称上意”,并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升他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同年,又御赐其子名为丰绅殷德,指为十公主额附。和珅跟皇帝攀上了亲家,权势就更加显赫了。
和珅掌了大权,别的大事他没心思管,只对搜刮财富感兴趣。他不但接受贿赂,还公开勒索;不但暗中贪污,还明里抢夺。地方官员献给皇帝的贡品,都要经过和珅的手。和珅先挑最精致稀罕的东西留给自己,挑剩下来的再送到宫里去。好在乾隆帝不查问,别人也不敢告发,他的贪心就越来越大了。
和珅利用他的地位权力,千方百计搜刮财富,一些朝臣和地方官员摸透了他的脾气,就使劲搜刮珍贵的物品去讨好他。大官压小吏,小吏又向百姓压榨,百姓的日子自然也就不好过了。
和珅与皇后内侄福康安勾结在一起,将福康安荐进军机处。和珅的姻亲苏凌阿昏庸无能,却被和珅提为大学士。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陕西道监察御史曹锡宝上疏弹劾和珅家人刘全“服用奢侈、器具完美,苟非侵冒主财,克扣欺隐,或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焉能如此”,但被其同乡侍郎吴省钦偷偷告诉和珅。和珅马上指使刘全转移赃物,安排妥当之后,反诬曹锡宝。乾隆帝对和珅深信不疑,将曹锡宝革职留任,曹锡宝气愤而死。
大事记
1814年,学者赵翼去世。所著《廿二史札记》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合称三大史学名著。
和珅还利用乾隆年老昏庸,欺下瞒上。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官员尹壮图上疏反映各省库藏空虚。和珅知道皇上不喜欢听此消息,命人重新清查各省府库,诬告尹壮图所奏不实。皇上将尹壮图降职,对和珅更加宠信。
乾隆帝在做了60年皇帝后,传位给太子颙琰,这就是清仁宗,又称为嘉庆帝。嘉庆帝早知道和珅贪赃枉法的情况。过了3年,等乾隆帝一死,嘉庆帝马上把和珅逮捕起来,赐他自杀,并且派官员查抄他的家产。
和珅的富有本来是出了名的,但是抄家的结果还是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一张长长的抄家清单上,记载的金银财宝、稀奇古董多得数不清,粗粗估算一下,大约值白银8亿两之多,抵得上朝廷10年的收入。后来,那些查抄出来的大批财宝,都让嘉庆帝派人运到宫里去了。于是,民间就有人编了两句顺口溜: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儒林外史》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典艺术的日趋成熟和完善。它既没有人情那种缠绵悱恻的曲折情节,也没有历史演义、神魔惊天动地的传奇色彩,它把笔触伸向世俗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开创了一个以直接评价现实的先例,晚清的长篇谴责大都受到它的影响。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1701~1754年)出生在安徽全椒一个书香门第,13岁时母亲去世,他在14岁时便跟随父亲寄寓榆赣,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吴敬梓考中秀才,他本以为可以借此慰藉一下丢掉官职的父亲,没想到就在他中试的那一天,父亲却撒手西去。当时,族人依仗人多势众,提出了分家的要求,看着族人一个个拿走财产而自己两手空空,妻子因为不甘忍受族人的欺凌含恨而逝,吴敬梓清楚地洞彻了封建家族中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从此沉迷声色,过着放荡不羁的浪子生活。后来吴敬梓带着继室叶氏移居南京。在他35岁时,获得了一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的机会,但是他最终还是没有去考,并从此下定决心写作《儒林外史》。1754年,他带着妻儿寄寓扬州,继续过着淡泊名利的生活。同年12月11日,入夜时突然痰涌,匆匆离开了人世。
《儒林外史》共55回,约40万字,以明朝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到嘉靖末年(1566年)80年间的四代儒林士人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为衡准,揭示了在八股考试的影响下,文人在文(文章、学业)、行(行为、品德)、出(出仕、做官)、处(在野、退隐)诸方面的丑态,以十多个既独立又有联系的故事,细腻地刻画了一群追求功名富贵的封建儒生和贪官污吏的丑恶面目。中国有一句传统俗语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句话表现了过去的读书人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读书人也就是高居士农工商之首的儒士,而这也正是《儒林外史》一书中的主角。在中国传统观念里,一个读书人最高的理想应该是救国救民,为天下苍生尽一己之力,所以政治舞台才是他们发挥才能的地方。然而在明清两代,想要登上仕途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要通过科举考试。但是当科举制度过于僵化,不仅命题范围狭小,而且讲究所谓八股格律,使得科举成为文字的游戏,就已难选拔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而考生专就应试的科目用功,也难培养真正的能力。虽然八股取士的弊病如此大,但是当时的读书人几乎统统陷入科举的泥淖里。作者主要是通过对以下几类人物的塑造来实现对明清科举选士制度的批判的:
吴敬梓像当代程十发
吴敬梓在经、史、诗、词、文各方面都有著述,可惜没有全部流传下来。原有《文木山房诗文集》12卷,现仅存4卷。他的经学研究《诗说》7卷,在乾隆、嘉庆年代还有人读过,今已失传。在史学方面,他有《史汉存疑》,但没有成书。吴敬梓的佚文诗词,现均收录在《文木山房集》中。
第一类是陷在科举和功名泥潭中不能自拔的迂儒形象,最典型的就是范进。他从20岁开始童生应试,一直考了20多场也没中个秀才。在落拓中,他遭受着乡人的鄙视,亲人的白眼。实际上,醉心功名的他浅陋无知、虚伪贪鄙,他连苏轼的名字都茫然无知。而一旦50多岁意外中举之后,他周围的人全都对他恭敬起来。他也开始广受钱财,这样一个人,竟然还被委以主管一省教育选士的学政,八股取士造就迂滥无用之才的现实于此得以昭示。
大事记
1814年,《全唐文》编纂完成,全书1000卷,收作家3000多人,作品近20000篇。
第二类是以严贡生为代表的见利忘义、装腔作势的无耻文人,他们身上体现着整个儒林风气的败坏。他家的猪误跑到邻居家,邻居马上送回,但他却以失而复得的猪不吉利为借口,逼小二出银子买走。后来猪长到100多斤重,错走严家,他又把猪关起来,硬逼小二拿银子来赎回,甚至把小二兄长的腿也打断了。就算是对自己的亲人,他也不放过。他一直觊觎弟弟严监生的十万家产,弟弟一死,他就想把弟弟从本族中剔除出去。就是这样一个面目可憎的衣冠禽兽,却成天混迹于士人中间,装腔作势,满口道德文章。
第三类是贪生怕死、以权谋私的国家蠹虫,以王惠为代表。他被任命为南昌太守,还没上任,就向人打听“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什么通融?”他在任期间拼命地盘剥百姓,搜刮钱财。而到宁王叛乱的紧急关头,又带领数郡投降,接受“江西按察司”的伪职。叛乱平定后,他乔装潜逃,沦落为钦犯。通过对这类贪官污吏的描写,作者辛辣地讽刺了八股取士所选拔出来的,要么是一些贪赃枉法、扰民害国的庸臣俗吏,要么是贪生怕死、出卖灵魂的叛臣降将。
与以上三种反面人物相对的,作者还塑造出一些德才兼备的真儒名士虞育德、庄绍光和潇洒不羁的反叛者杜少卿等。他们为人慷慨正直,对科举功名丝毫不热心,而是立足于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学问才华。其中,杜少卿是作者自身的写照。他出身科举世家,却对功名富贵弃之如敝屣;平生乐善好施,视金钱如粪土,以致把家私施舍精光,最后变卖家产,带着还债所余寄身南京。到南京后依然我行我素,以致贫穷到以卖文为生。
大事记
1820年,《嘉庆重修一统志》成书,为重要方志书。
总之,《儒林外史》成功地运用了讽刺艺术来表达主题,语言准确精练,常能用三言两语使人物“穷形尽相”、“真伪毕露”。全书以“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批判精神,“烛幽索隐,物无遁形”的描写功力和“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美学风格,奠定了讽刺在中国史上的地位。
在乾隆、嘉庆在位期间,清朝的国力开始由强盛走向衰弱。与此同时,英、美、法等国正逐渐完成工业革命,资本主义需要广阔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英国首先将目光投向了中国。
鸦片,俗称大烟,是用罂粟汁熬制而成的麻醉毒品,吸食者极易上瘾,长期吸食能导致身体萎顿、精神颓靡。早在清初,鸦片就已随其他商品一起输入到了中国。以英为首的西方殖民者为扭转贸易逆差,改变白银大量流向中国的局面,转而采用倾销鸦片的恶毒手段,以此敲开中国的大门。英国是最大的鸦片贸易贩子,美国次之,俄国也从中亚向中国北方输入鸦片。鸦片的大量流入,使殖民者们大发横财,但却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鸦片大量输入严重冲击了中国封建经济,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中开始处于逆差地位。大量白银外流,使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百业萧条。鸦片也最初只在沿海行销,后来逐渐深入内地,吸食上瘾者不可胜数,严重毒害了中国人的肉体和心灵。鸦片贩子大量行贿也使清政府的吏治更加腐败。
大事记
1833年,英国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家中文期刊。
种种情况使人民要求禁烟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政府和一些正直官员也逐渐认识到禁烟的重要性。1838年六月,鸿胪寺卿黄爵滋等人上奏,痛陈鸦片祸害,揭发官吏包庇鸦片烟贩,主张坚决遏制鸦片的输入。他认为要禁绝鸦片,必先加重严惩吸食者。湖广总督林则徐和两江总督陶澍等人十分赞成黄爵滋的主张。1838年农历七月到九月,林则徐三次复奏道光帝,指出若不禁烟,长此以往,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的话坚定了道光帝严禁鸦片的决心。
大事记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海滩销毁收缴的鸦片。英国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林则徐是福建侯官(福州)人,他的父亲林宾日是个以教书为业的秀才。林则徐27岁那年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在京时期,他与南方出身的清流派小京官结成文学团体“宣南诗社”,社友中有陶澍、黄爵滋、龚自珍等人。他们之间常常议论时局,讨论治世的学问,这自然为林则徐日后出任封疆大吏,建立斐然政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839年农历一月,林则徐离开北京,宣布这次出差将自备车轿,自带役夫,沿途供应不许铺张,若有犯者,言出法随。这种严肃的态度使英国的毒贩们感到了情势的转变。到达广州后,林则徐又在行馆门外张贴告示:严禁收取地方供应,所有随从人员不得擅离左右。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帮助和合作下,林则徐暗访密查,充分掌握了广州鸦片走私和经营情况,然后下令收缴外商鸦片,还让他们保证以后来船永不再夹带鸦片,如果有,货全部没收,人立即正法。广州人民也纷纷行动起来,配合林则徐的缴烟命令。鸦片贩子不愿交出鸦片,操纵广州的外商商会破坏禁烟行动。林则徐便下令中止中英贸易,命令海关禁止外人离开广州,终于从四月到五月二十一日收缴了鸦片2万多箱。
林则徐像
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开始销烟,在场群众成千上万,争相观看这一次焚烟活动。林则徐先让兵士在海滩上挖成两个15丈见方的池子,池底铺上石条、四壁栏桩钉板,防止渗漏。又在前面设一涵洞,后面通一水沟。之后,将水车从沟道推入池子,将盐撒进,又把鸦片切成小块投入卤水中,浸泡半小时后再将石灰投入,池中立刻水汤滚沸,围观群众欢呼声震天动地。退潮时,兵士启放涵洞,池中水汤随浪潮鼓动送入大海。然后再用清水洗刷池底,不留下半滴烟灰。在连续20多天的时间里,收缴的鸦片全部被销毁。
林则徐指导中国人民的禁烟斗争,具有了反抗侵略、悍卫民族生存权利的伟大意义。虎门销烟谱写了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光辉篇章的第一页。
当英、美、法、日等列强进行如火如荼的资本主义革命时,清政府正闭关锁国,自以为“天朝上国”,不思改革,遂使中国在世界上落伍。英国通过鸦片贸易从中国攫取了大量白银,同时使我国军民身衰体弱,统治阶级有识之士纷纷要求禁销鸦片。
1839年,湖广总督、钦差大臣林则徐奉命于1月底到达广州,他一方面整顿海防,允许人民群众持刀杀敌;一方面宣布收缴鸦片。3月,英国鸦片贩子被迫交出鸦片237万余斤。6月3日,林则徐下令把这些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以示中国政府禁烟的决心。
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发动了战争,1840年1月,以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出兵中国。5月,英国舰船40余艘、士兵4000多名先后到达澳门附近海面,鸦片战争爆发。懿律率英军进犯广州海口,看到广州军民早已严密布防,遂转攻厦门,又被邓廷桢军击退。6月,英军北上攻占定海作为军事据点。8月,英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
吴淞之战
1842年6月8日,英舰抵达长江口,迫近黄浦江与长江汇合处吴淞。两江总督牛鉴企图向英军乞和,江南提督陈化成坚决反对,亲率军驻西炮台,与将士同甘苦,誓死拒敌。16日晨,英军进攻吴淞。陈化成指挥将士奋起反击。在腹背受敌情况下,陈化成仍率所部百余名坚守炮台,后不幸中炮牺牲,全体将士壮烈殉国。西炮台失守后,东炮台守军溃散,英军相继侵占宝山、上海。长江门户洞开。
道光帝慑于英军武力,又为投降派的劝说所动摇,遂改变态度,罢免了林则徐,改派直隶总督琦善为钦差大臣去天津和英军谈判。而此时英军因夏秋换季,疾疫流行,遂放弃定海,于8月中旬南返,双方议定在广州谈判。琦善到广州后,一反林则徐所为,命令撤除海防水勇,镇压抗英群众,一心议和。1840年12月,琦善与义律在广州开始谈判。英军趁中方严防撤除、又因谈判而致海防松懈无备之际,于1841年1月7日发动突袭,攻陷了虎门附近的沙角、大角两炮台,并单方面宣布所谓“穿鼻草约”。1月26日,英军攻占了香港。
道光帝得知琦善开门揖盗,丢失两炮台后,下令锁拿琦善,并向英宣战,派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调兵万余赴粤抗英。英军先发制人,出动海陆军攻虎门,广州提督关天培亲率清兵迎击,清军刀矛不敌英军坚枪利炮,关天培中弹牺牲。2月26日,英军攻占虎门、猎德、海珠等炮台,溯珠江直逼广州。4月,奕山率大军抵广州。5月24日,英军进攻广州,一路占领城西南的商馆,一路由城西北登陆,包抄城北高地,不久攻占城东北各炮台,并炮击广州城。奕山执行“防民甚于防寇”的方针,对英军侵略消极抵抗,在英军的迅猛攻势下,他与英人签订《广州和约》并征得道光帝批准,以缴600万元换得英军撤出广州地区。
与清政府的妥协投降态度相反,广州三元里人民在广州北郊牛栏冈附近同窜入这里的千余英军英勇作战,打死打伤英军数十人,并把四方炮台围得水泄不通。在广州知府的调停下,英军才得以解围。
广州海战图清
英政府并不满意懿律和义律在中国获得的权益,改派璞鼎查(后来的首任港督)为全权代表来华,扩大侵略战争。1841年8月21日,璞鼎查率37艘舰队、陆军2500人离开香港北上,攻破厦门,占据鼓浪屿;10月1日再次攻陷定海,定海总兵葛云飞英勇殉国。10日英军攻占镇海(今属宁波),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战死,英军旋占宁波城。道光帝闻讯大惊,忙派吏部尚书大学士奕经调兵赴浙以收复失地。1842年3月,奕经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全面反击,清军数战不利,撤回原地。
大事记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战败消息传到京师,朝野上下震动,道光帝无奈,只得派盛京将军耆英和伊里布赴浙向英军请和。璞鼎查不理会耆英的乞和,继续深入。1842年5月18日,英军攻取浙江平湖乍浦镇,6月16日攻吴淞口,吴淞炮台守将陈化成壮烈牺牲,宝山、上海沦陷。英军溯长江西上,于7月21日陷镇江,8月,英舰陆续到达南京下关江面。清政府已无心再战,遂接受英方停战的条件,29日在英军舰“汉华丽”号上,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共7条,主要内容是: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银元,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等。
鸦片战争严重侵害了中国的主权,标志着中国开始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英国人用鸦片掠夺中国,又用炮舰保护了罪恶的鸦片贸易。《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货如潮水般涌入中国,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广东首当其冲。不久,太平天国起义在两广地区爆发了。领导起义的首领就是洪秀全。
大事记
1843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附件:《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目的是推翻清朝统治。
洪秀全出生在广东省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他7岁时到村中私塾读书,由于天性好学,聪明过人,到了18岁,他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造诣已经远近闻名了。后来,他的父母相继死去。服孝期满后,他来到广州赶考,结果名落孙山。1843年,他重整旗鼓又赴广州考秀才,结果仍然落榜。
洪秀全在广州应试期间,曾得到一本基督教的宣传品《劝世良言》。他无意中翻阅之后,觉得书的内容十分新奇,他对书中所描述的人人平等善良的大同世界十分神往,从此开始信奉上帝,1843年7月,洪秀全约合了老同学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来到官禄布村外一条叫石角潭的小河,跳进水中,洗净全身,这是依照基督教行“洗礼”仪式。此后,三人结为一个秘密的团体——拜上帝会。洪秀全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耶稣是上帝的长子,他相信这种舶来的新教将会吸引许多信众。
洪秀全塑像
洪秀全建立拜上帝会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砸毁了家里的孔、孟牌位,然后便和冯云山赴广西紫荆山区传教。洪秀全等到组织基本建立后回到广东,开始了两年多的著述活动。他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书,阐发了农民的平等和平均思想,第一次提到社会上的两大对立面:正义与邪恶。
与此同时,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烧炭工人中发展会员,很快会员就发展到数千人,初步形成了以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肖朝贵、石达开、韦昌辉等人为首的领导核心。
1850年,道光帝旻宁病死,咸丰皇帝即位,历史上称为清文宗。当年9月,洪秀全下令各地会友在10月4日前到桂平县金田村集合,并计划在洪秀全38岁生日那天举行武装起义。
大事记
1844年,美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望厦条约》。同年冬,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黄埔条约》。
拜上帝会在各地的会员接到命令后,向金田聚集。很快,人数就超过了2万。一天,洪秀全、冯云山正在花洲山人胡以晃家中密谋起义,官府得知这一消息,派兵包围了那里。杨秀清等人听说后立即派兵救援,并全歼了敌人。这就是太平天国史上著名的“迎主之战”。
1851年1月11日,太平军按原定计划举行隆重仪式,正式宣布起义。由此,太平军揭开了纵横18省、坚持14年的农民革命战争的序幕。
洪秀全颁布《天命诏旨书》作为太平军的军令,挥师东进。3月,洪秀全称天王。9月,太平军攻克了出战以来的第一座州城永安,太平军在此进行建制,颁布了封王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同时规定诸王皆受东王节制,天王领导于上,正式确立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史称“永安建制”。
大事记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秋,太平军攻占永安,初步建立了政权,称“永安建制”。
1852年5月,太平军离开广西进入湖南,明确提出了推翻清王朝的战斗号召,受到热烈响应。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将其改为“天京”,正式定都,建立起与清王朝对峙的农民政权,并乘胜东进,攻克镇江、扬州等地,建立起统一防御体系,结束了起义以来流动作战的局面。
太平军起义后,势如破竹,把清军打得抱头鼠窜,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可是没几年,太平军发生了内讧,东王杨秀清竟然逼洪秀全亲到东王府封他为万岁。洪秀全一面答应这个要求,一面密令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回京处理这件事。北王韦昌辉对杨秀清早就怀有不满,接密令后,立即率军回天京,于1856年八月初三深夜包围东王府,第二天清晨将杨秀清及其眷属、家丁、部属全部杀死。八月中旬,石达开从湖北赶回天京,对韦昌辉滥杀的行为进行批评,韦又杀了石达开全家,幸好石达开逃脱。韦昌辉还想趁机谋害天王洪秀全,但终未成功。韦昌辉的滥杀,激起天京太平军将士的愤怒,将士们面见天王洪秀全,请求将韦昌辉杀死,洪秀全答应了这个请求,于十月将韦昌辉处死。十月底,石达开回天京,受命处理政务。但杨、韦事件后,洪秀全对石达开也心存戒心,于是封了自己的兄弟洪仁达和洪仁发为安、福二王,以牵制和削弱石达开的势力。
大事记
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改名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农民政权,同清政府对峙。
不久,石达开愤而出走,还带去了十几万的太平军。他先在江西、福建等地转战,后来率领队伍开向湘桂川一带活动。此后,军心开始涣散,渐渐陷入困境。先是卫辉应、张志公、鲁子宏等人叛变投敌,部分人因思念亲人和条件艰苦也离开队伍。后来,吉庆元、朱衣点等人因看不惯石达开的消沉和元宰张遂谋的专横,率部回归了洪秀全的统率之下。
大事记
1856年,太平天国发生天京变乱:韦昌辉杀杨秀清后被处死,石达开率兵出走,后来在四川大渡河全军覆没。
1863年,石达开的部队在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今石棉县安顺场)被清军及当地的反动土司围困,陷入绝境。石达开知道突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便以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的身份,给松林地区的总领王千户写了一封信。信中阐明了自己战斗到底的立场,同时希望王总领以大局为重,认清形势,早日退兵让路。
此后,他又亲赴清营谈判,请求四川总督骆秉章奏请太后,赦免士兵,愿意务农的就放他们回家,愿意当兵的就编入军队。骆秉章不仅拒绝了石达开的请求,还背信弃义地于当晚下令以火箭为号,袭击了石达开的队伍。一夜之间,2000多名起义军官兵遭到血洗,侥幸逃出的寥寥无几。
《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前期的纲领性文件。它是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这个纲领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历代农民在革命斗争中提出过的“均贫富”、“等贵贱”的思想,表现了农民群众对封建土地制度大胆否定的革命精神,但是,它所规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经济生活方案,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石达开被捕后被押往成都。他对审讯他的骆秉章说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今生是你杀我,怎么会知道来生不是我杀你呢?”不久,他被凌迟处死。石达开从行刑开始到停止呼吸,昂然挺立,神情镇定,没有一点畏缩的表现,不发一声痛苦的呻吟,连清军都不得不感叹道:“真奇男子啊!”此时,石达开年仅33岁。
石达开之死,预示了太平天国离覆灭不远了。
天京事变破坏了太平天国的内部团结,削弱了军队战斗力,给太平天国事业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虽然洪秀全为了弥补太平王国的损失,培养了李秀成等一部分新生力量,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还是没能改变太平天国灭亡的命运。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李秀成率部进攻曾国藩大营时,反被湘军攻陷天保城,湘军进而逼向天京东北部太平门及神策门外,将天京团团围住,太平军粮源断绝。同年四月二十七日,洪秀全去世。五月初三,洪秀全长子洪天贵福(洪福瑱)继位,为幼天王。月底,地堡城失守,湘军借居高临下之优势对天京城日夜不停地进行炮击,同时挖掘地道准备用炸药轰城。六月十六日,轰塌天京城墙20多丈,天京失陷。李秀成、林绍璋等人保护着幼天王突围出城。九月二十五日,幼天王在江西石城荒山之中被清军俘获,并在十月二十日于南昌被害。
洪福瑱被擒图
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战火烧及10多个省,最终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
圆明园始建于明朝。1709年,康熙帝将它赐给四子胤禛,并赐名为圆明园,“圆”乃“君子之灵魂”,“明”为“用人之智慧”,是康熙帝授其子孙为人治国之计。雍正即位后,将圆明园大规模扩建,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圆明园三园格局基本形成。后来圆明园又经过嘉庆、道光、咸丰等皇帝的经营,才营造成为一座规模宏伟、景色秀丽的宫苑。清朝皇帝每到盛夏就来此避暑听政,所以圆明园也被称为“夏宫”。
大事记
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劫掠、焚毁圆明园;奕訢代表清政府分别与英、法、俄等国签订《北京条约》。
圆明园共经营了150多年,它由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三园组成,其中以圆明园最大,此外它还有许多属园,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园里共有100多个景点。它继承了中国历代优秀的造园艺术,汇集了全国的名园胜景,是我国园林艺术的集大成之作。同时,它也大胆吸收西方建筑形式。有一组中西合璧的“西洋楼”建筑群,兼备中西风格。除此之外,圆明园还是一座皇家博物馆,珍藏了无数的孤本秘籍、名人字画、鼎彝礼器、金珠珍品和铜瓷古玩等,堪称人类文化的宝库。
“亚罗号”事件
1856年10月8日,中国广东水师在停泊于黄埔港中的一只走私船“亚罗号”上逮捕了2名海盗和10名有海盗嫌疑的水手。这纯系中国内政,但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无理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送回水手,赔礼道歉,并限24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叶名琛唯恐事态扩大,遂将被捕人犯送交英国领事馆。巴夏礼又故意刁难,借口礼貌不周,拒不接受。10月23日,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率军舰突入省河进犯广州,正式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亚罗号”的船主是中国人,为走私方便,曾向香港英国殖民当局领过一张船籍登记证,为期一年。事件发生时,登记证早已经过期。所谓的“亚罗号事件”只不过是侵略者为挑起战争而制造的借口。
1856年,正当清政府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时,英法联军在俄国和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新的旨在扩大《南京条约》所取得权益的侵略战争,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中华文化遭受到一次空前的劫难。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不仅被残暴洗劫,甚至被野蛮的侵略者们付之一炬。
1860年10月5日,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听说清军驻守力量在北城最薄弱,便绕道安定门、德胜门,进犯圆明园。首先闯入的是法国侵略军,当法军攻破宫门时,园内太妃董嫔恐受辱而自缢身亡,护园大臣亦投水自尽。侵略者们见物就抢,口袋里装满了珍品宝物。刚开始司令部还对士兵们有所节制,后英军亦赶到,联军司令部发出了“自由抢劫”的通知,一万多名士兵军官贪婪地扑向琳琅满目的珍藏,进行疯狂的洗劫,能抢就抢,能运就运,对于那些搬不走的大件器物,他们就丧心病狂地砸碎破坏。大肆洗劫后,额尔金在英国首相支持下,竟下令烧毁圆明园。
被抢劫与焚毁后的圆明园大水法遗址
10月7日到9日,迈克尔率英军第一师持火燃园,园内300多名太监、宫女、工匠都葬身于火海,大火连续烧了三天三夜,这座世界名园化为一片焦土。10月13日,侵略军攻占了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10月18日再次抢劫万寿山、玉泉山和香山等多处珍贵文物,并进行第二次大焚烧。
这次焚烧圆明园的事件之后,有些偏僻角落和水中景点并没遭劫,清廷30多年间仍将此处当成重兵看守的禁苑,进行一系列的修复工程,同治、光绪和慈禧还常到此巡游。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圆明园再次遭受劫难,遗址被彻底破坏。
大事记
1861年1月,清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理各国通商事务。
圆明园被焚使中国文化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大量的珍奇、瑰宝、文物流落国外。它见证了外国列强无耻侵略我国的罪恶,提醒我们不忘国耻、奋发向上,为祖国的振兴和强大而不停奋斗。
在内忧外患的交迫下,咸丰帝身染重病,一病不起。1861年7月,咸丰帝在多次昏厥之后,知道自己将要去世,便考虑托孤一事。他知道懿贵妃(就是慈禧)是权力欲极强的女人,而皇后钮钴禄氏(慈安)没有主见。为了防止出现女后专权的局面,他把辅政的重责交给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和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八大臣。在他看来,八大臣联手足可以对付懿贵妃,即便是恭亲王站在懿贵妃一边也不怕。
但是,由于咸丰留下了“御赏”、“同道堂”两颗印章,便埋下了后宫垂帘听政的祸根。原来,“御赏”是咸丰帝赐皇后钮钴禄氏的私章,“同道堂”是咸丰帝赐给独子载淳的私章。这两枚私章成为皇权的象征,咸丰帝的意思已十分明确,那就是说,用这两颗印章来制约八大臣。
不久,八大臣上了一个极有利于懿贵妃的章疏:尊皇后钮钴禄氏为慈安皇太后;尊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为慈禧皇太后。
大事记
1861年,咸丰帝去世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杀肃顺,载垣、端华自尽;改元同治,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是为辛酉政变。
幼帝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原为咸丰的宫人,因生载淳而被封为懿贵妃,载淳继位后被尊为慈禧太后。时年26岁的慈禧有着极强的权势欲,很想个人把持朝政大权。咸丰在位时,慈禧曾帮咸丰帝批阅奏折,这给她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按照清朝家法,太后可以垂询国事,此所谓“听政”。慈禧利用此规矩,在先帝驾崩后就向东宫慈安太后提出应废除“顾命体制”,而改为垂帘听政之制。慈安太后宽厚和平,不懂朝政,一切听慈禧的安排。贸然提出垂帘主张,必然会招致大臣的反对和清议的不满,慈禧于是开始拉拢恭亲王奕訢共商计策,两人一拍即合。
1861年10月,皇室护送咸丰灵柩回京,两宫太后偕幼帝载淳先到北京。11月2日,慈禧发动政变,以幼帝之命发布上谕,解除载垣、端华、肃顺的职务,并处以死刑。同时宣布两太后垂帘听政,命奕訢为议政王,入军机处,改年号为“同治”。虽然垂帘听政的是两个皇太后,但实际上实权只掌握在慈禧一人之手。由于得到多数文武大臣的支持,又采取了不予株连的明智政策,所以政局没有发生重大动荡。这次政变因发生在辛酉年,因此被称为辛酉政变。
大事记
1864年,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从此,慈禧便掌握了清王朝的政权。她依靠曾国藩、李鸿章等组织的汉族地主武装,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及其他几处起义,使清王朝的统治得到暂时稳定。中日战争中,她一味求和,幻想列强出面干涉、调停,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8年,光绪帝为了振兴国家而决定变法,慈禧发动政变,扼杀新政,囚禁光绪帝于瀛台,开始复出训政。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挟光绪帝出逃西安,并于第二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死,她命立年仅3岁的溥仪为帝,年号宣统,自己也于次日病死,结束了对清朝长达47年的统治。
大事记
1864年夏,天京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
闭关锁国
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清朝政府鉴于国内人民与外国人交往日益频繁,担心交往的扩大会给自己的统治带来威胁,开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政府一方面限制中国人出洋贸易和居住,严格控制出洋船只的大小与装载货物的品种和数量,以及水手和客商的人数,一方面还规定了严格的往返期限。中外贸易活动只限于广州一个口岸通商,外商的贸易及其他事务的交涉,都必须和清政府特许的行商进行,不得和官府与民众直接交往,外商在华必须住在城外指定的商馆,不得擅自出入城,对外贸易的品种和数量也有相应的严格限制。鸦片战争以后,列国打破了中国的国门,闭关锁国政策被迫取消。
洋务,又称夷务,泛指包括通商、传教、外交等在内与西方资本主义有关的一切事物。洋务运动指清政府一批具有买办性质的官僚军阀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为挽救统治危机,自上而下推行的一场以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自救运动。
大事记
1861年12月,中国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洋务运动始于此。
洋务派在中央以总理衙门大臣奕訢、侍郎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上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同治登基后他们握有实权,可以左右清朝的政局。洋务派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比西方好得多,只是火器比不上西方列强,只要清政府掌握了西方的近代军事技术和装备,就可以强盛起来。洋务运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世纪60年代为第一阶段,洋务派打着“自强”的旗号,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制造新式枪炮和船舰,兴办了一批军事工业企业;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是第二阶段,以“求富”为口号,洋务派开始举办民用工业企业。
同文馆
1862年,同文馆在北京成立,附属于总理衙门,这是洋务派创建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以培养外语翻译和外交人才为宗旨。同文馆开办时仅设英文馆,后来陆续设置法文馆、俄文馆、算学馆、德文馆和东文馆等。学生主要学习外文和汉文,后来也学习自然科学和史地等课程。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同文馆停办,1901年,并入京师大学堂。
在第一阶段洋务派建立的军工厂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李鸿章在曾国藩支持下在上海创立江南制造总局,创办经费为54万余两白银,工人2000余人,主要生产枪炮、弹药和小型船舰,还附设译书馆来翻译西方书籍,这是洋务派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这些军工企业全部都是官办企业,由清政府和湘、淮系军阀控制,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同时对外国有着严重的依赖性,从设计施工、购置机器设备、生产技术直到原料供应完全依赖于外国,并长期受外国人控制,但这些近代企业毕竟也具备了一定的资本主义因素。
由于在创办军工企业的实践中遇到资金、原料、运输等困难,洋务派认识到必先求富才能自强,所以决定发展民用企业以积累资金,有了雄厚经济基础后才能制造洋枪炮以自强御侮。19世纪70年代起,洋务派开始大力发展工业企业,到19世纪90年代就已创办了大约20多家民用企业,包括交通运输、采矿、纺织、冶炼等各个行业。规模较大的有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总局、铁路交通运输业等。在这些企业中,上海轮船招商局是最有成就的一个,它是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也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这个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屡遭英美轮船公司的排挤,但并没有被挤垮,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
李鸿章像
洋务派在兴办军工、民用企业的同时,还进行了筹建海军、加强海防、设立外文学馆、派遣留学生等活动。1875年,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奏请筹建北洋、南洋、粤洋三支海军。1885年,三洋海军已初具规模。1862年,奕訢设立京师同文馆,以教习外语为主,同时兼习天文、历史和数理化。此后,各类学堂学馆在各地纷纷建立。1872年,中国首次派遣留学生到国外,30名学生由上海赴美留学。此后,清政府还多次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
大事记
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建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是清政府官办最大军事企业。还附设翻译馆,培养机械工程师。
洋务派的活动旨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他们创办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新型的科技、军事和翻译人才,是近代最早觉醒的先行者。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探索,尽管带有浓重的封建性和对外国的强烈依赖性,但其进步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李宝嘉(1867~1906年)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出生于旧式的官僚家庭。27岁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了秀才,但此后只参加了一次院试,便决意不再踏入科场一步。堂伯为他捐纳功名,他坚决不赴任;显贵者推荐他应试清政府的经济特科,他也拒不应征,还差点因此而被捕。1896年,他到上海,投身于报刊事业,希望借媒体的力量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他从1901开始创作,其作品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中国现在记》、《活地狱》、《海天鸿雪记》、《南亭笔记》、《庚子国变弹词》、《爱国歌》以及《芋香宝印谱》等。
《官场现形记》是我国第一部在报刊上连载的长篇章回,共60回,由许多独立成篇的短篇故事连缀而成。作者以犀利的笔锋刻画了官场的丑态,全书从西北写到东南,写到北京;从一个尚未当官的士子(赵温)和一个州县佐杂小官(钱典史)写起,写到州府长吏(黄知府、郭道台)、藩台(“荷包”)、督抚(山东巡抚,浙江巡抚刘中丞、傅理堂,湖广总督湍多欢、贾世文等)、钦差(童子良)、太监(黑大叔)、军机(徐大军机)、大学士(华中堂、沈中堂)等。在作者笔下,上至尚书、军机大臣,下至州县吏役佐杂,无不在为升官发财而奔走。整个官场上全都是见钱眼开、蝇营狗苟、谄媚逢迎之徒,他们或钻营诈骗,或狂嫖滥赌,或妄断刑狱,或明码买缺。这些国家的蛀虫、社会的败类,一方面掌握着国家的命脉,极尽欺压剥削之能事;另一方面,却又在帝国主义面前奴颜婢膝。如第五十三回,两江制台一听到洋人来拜,“顿时气焰矮了半截”;而一听到百姓反对洋人,便马上派兵去“弹压”。
官员打牌图
在中国游历的欧洲传教士将晚清腐朽的官僚机构用略带幽默和嘲笑的笔触赤裸裸地表现在画面上。
李宝嘉在中大胆地影射了当时很多权要人士,如书中的黑大叔影射了李莲英,华中堂影射了荣禄,周中堂影射了翁同龢,他所揭示的正是穷途末路的清王朝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现状。李宝嘉一层层地把末代封建王朝官僚群的丑恶灵魂剖开来,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何藩台买缺得贿,因为与胞弟分赃不均,竟大打出手;武将张国柱为了谋取他人的遗产,竟然冒认毫无瓜葛的死者为亲爹;口头上总挂着道德文章的巡抚傅理堂,与妓女生了私生子后又不认账……封建道德观念在铜臭的熏蒸下变得苍白无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了交易买卖的肮脏关系。李宝嘉形象地刻画出末代封建王朝官僚污浊的心灵世界,揭示了统治阶级集团道德情操的极端堕落。
本书笔锋犀利刚劲,深刻中有含蓄,嘲讽中有诙谐,书中许多章节,写得有声有色。如第二回、第三回写钱典史如何巴结新贵赵温,“暗里赚他钱用,然而面子上总是做得十分要好”。又想通过赵温巴结吴赞善。后来见吴赞善冷淡赵温,“就把赵温不放在眼里”。可是,“忽然看见他有了银子捐官,便重新亲热起来;想替他经经手,可以于中取利”,“后见赵温果然托他,他喜的了不得,今天请听戏,明天请吃饭。”把这官场上小人物的曲折心理刻画得精细入微。《官场现形记》虽然只是一部,但是它揭示出官场的黑暗,可以带给我们关于社会的思索。
大事记
1865年,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成立。
刘鹗(1857~1909年)原名孟鹏,字铁云,别号洪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今江苏镇江)人。刘鹗出身官僚家庭,自小聪敏,4岁开始识字。刘鹗不喜欢科举文字,却爱结交三教九流的朋友,他广泛涉猎了治河、卜算、乐律、词章、医学、儒经、佛典、诸子百家、基督教等各方面的知识。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决口,次年刘鹗前往河南为治理黄河积极奔走,并亲自参与了河工操作。刘鹗积极主张开矿修路,兴办实业。他还提出借外国的资金开采矿山,过几年再收回的大胆设想,结果被人视为“汉奸”。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当时粮运断绝,北京发生粮荒。刘鹗主动捐凑银两,参加了由李鸿章出面组成的救济会,办理救济事务。后来救济会中止了向百姓粜粮,刘鹗便向亲友挪借款项,独立承担这一事务。1906年,他被清政府革职,并遭到通缉,不得已出国避祸。两年后,被袁世凯等挟私诬陷,在南京加以逮捕,流放新疆。第二年,他便因脑溢血死于乌鲁木齐。
大事记
1872年,曾国藩去世。曾国藩为晚清重臣,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老残游记》是刘鹗晚年撰写的长篇。从1903年开始,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半月刊《绣像》上连载,后来在天津《日日新闻报》上继续连载。此书是刘鹗为了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家国之痛、社会之悲、种教之恨而写的,正如他在自序中说的那样:“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作品的主人公老残——一个摇串铃走四方的走方郎中,实际上是作者的自况。老残给自己取号“补残”,是希望自己能像传说中唐代的神僧懒残一样,能够推演社会的治乱,预测国家的兴亡。围绕“补残”这一深刻的寓意,以老残的行踪为线索,展示了他在中国北方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大事记
1872年,李鸿章设立轮船招商局。
大事记
1875年,同治帝死,慈禧太后立醇亲王之子载湉为帝,年号光绪,自己仍然把持中国政权。
作者一方面立足于现实,以老残为主线,描写了玉贤、刚弼、庄宫保等所谓“清官”的本质。曹州知府玉贤号称“路不拾遗”,然而在不到一年时间内,他就制造了无数冤案,光站笼就站死了2000多人;另一“清官”刚弼,在审理贾家13条命案时,竟将清白无辜的魏家父女定为杀人凶犯;他们的顶头上司庄宫保,表面上是个所谓宽仁温厚的“好官”,但他重用、提拔玉贤、刚弼这样的贪官酷吏,本身就说明了整个封建官僚制度已经腐烂透顶。作者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深刻剖析了晚清官场中清官的种种暴政,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当老残大骂玉贤是“死有余辜的人”,并发出“我若有权,此人在必杀之列”誓言的时候;当老残直闯会审公堂,当众斥责刚弼的虐民罪行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替作者、替天下受苦受难的百姓出了一口胸中的恶气。当然,与这些“清官”相对照,还刻画了“化盗为民”的申东造和救民于水火的白子寿两个理想的官员形象。
除以上主线外,在8至11回中,还插入了申子平夜访桃花山的故事。作者把桃花山描绘成一个桃花源式的理想境界——风景如画,环境幽美,人们过着无拘无束、安逸闲适的生活。这样的理想境界和玉贤、刚弼残暴统治下的苦难现实,自然形成强烈的反差。
大事记
1875年,日本派军舰侵入朝鲜领海,在江华岛测量海口,并登陆屠杀朝鲜军民,史称江华岛事件。
《老残游记》是晚清中艺术成就比较高的,其叙事模式已经由传统的说书人的叙事,转变为作家的叙事。中充满着浓郁的主观感情色彩,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主体意识在其中得到了充分的弘扬。而中散文和诗的艺术笔法的掺入,使得读来文笔清丽潇洒,意境深邃高远,大大地开拓了审美空间。
法国侵略越南,清政府采取绥靖政策,息事宁人。但法国蓄意与中国开战,独占越南后,不断犯边挑衅清军。1884年,法国竟炮轰中国福建水师,致使福建水军全军覆灭,清廷无奈对法宣战。
1885年3月中旬,法军再度大举进犯,集中两个旅团约万余人兵力向谅山清军发动进攻。
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法军未经战斗即占领战略要地谅山。法军进犯文渊州,守将杨玉科力战牺牲,清军纷纷后撤,法军乘势侵占广西门户镇南关。
大事记
1885年,冯子材于镇南关、谅山大破法军,其后李鸿章与法使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中法战争结束。
由于潘鼎新怯战致法军深入桂北,清廷免去其职务。在清军中素有威望的原广西提督冯子材受旨督办广西关外事务。冯子材赶到镇南关后,根据清军内部派系之争的情况,对诸将晓以民族大义,使众将感动而团结一致,冯子材得以统一指挥协调各军行动。此时法军因兵力不足,补给困难,已从镇南关退回文渊,伺机再北犯。冯子材亲自跋山涉水勘测地形,依托有利地势构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形成一个完备的山地防御阵地体系。15日,冯子材得悉法军将经扣波袭艽封,妄图从侧后包抄清军关前隘阵地;他急调兵力前往扣波和艽封,挫败了法军的迂回企图。19日,有人密报法军将入关攻龙州,冯子材决定先发制人。21日,他率王孝祺军出关夜袭文渊之敌,激战竞日,“毙贼甚多”,极大地鼓舞了清军斗志,增强了诸部的信念。
3月23日,法军前线指挥官尼格里因文渊受袭,恼羞成怒,纠集了二三千侵略军,集起谅山之众,直扑关前隘长墙。尽管之前他曾观察了清军的设防,知道清军工事坚固,但他受报复心理驱使,睁着眼踏入冯子材早已布置好的陷阱。法军在炮火掩护下,攻占隘东小青山上清军三座堡垒后,“势如潮涌”般扑向关前隘长墙。第一天战斗异常激烈,炮声震得地动山摇,砂石横飞,双方伤亡都很重。冯子材挥刀大声激励部众:若让法寇再入关,我们有何面目见家乡父老!活得又有什么意义?将士们深受感动,“皆誓与长墙俱死”。由于清军浴血奋战,在炮弹如雨点般倾泻入阵地的险境下拒不退缩,法军猖狂进攻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只好收兵。
大事记
1885年,清政府将台湾设为行省,刘铭传为首任巡抚。
尼格里仍然迷信武器装备的精良,还要拼死一搏。翌日黎明,他先派副手爱尔明加中校率一股法军乘浓雾弥漫山野之时,攀登大山头,以迂回偷袭清军大青山大堡,然后居高临下,配合正面攻击的法军主力,夺取清军关前隘阵地。然而当地山路曲折崎岖,灌木丛生,爱尔明加的法军被地形搞得像无头苍蝇一样胡冲乱撞,转了半天也找不到攻击目标,只好沿原路返回。而尼格里以为偷袭得手,迫不及待地把全部兵力派上正面冲锋。法军在炮火掩护下,稀稀拉拉向长墙推进。炮弹在冯子材身边不远处爆炸,清军担心主帅安危,劝冯退避。但冯子材长矛插地,岿然不动,铿锵凛然地说道:“怕炮弹还打什么仗?我是宁死不会退的,谁退就是动摇军心!”
镇南关大捷图
点石斋画报,光绪末年上海东亚社石印本。
法军这时已抵长墙下,有的已从长墙缺口爬入墙内。冯子材看到就近歼敌、转守为攻的时机已到,遂下达反击命令。霎时,号角嘹亮取代了炮声沉闷,战鼓擂得震天响,只见须发斑白的冯子材大吼一声,率两个儿子首先持矛冲出长墙,直奔法军。清军诸将士见主将年老尚如此奋不顾身,皆感奋,一齐杀出,“奋挺大呼从如云,同拼一死随将军”的动人场面出现了。清军与法军进行白刃格斗,法军的枪炮不管用了,而清军的刀矛却大显威力,双方在关隘前战得难分难解,但清军毕竟人多势众,以10倍、20倍于法军的兵力猛压过来,法军主力被打退。此时,绰号“王老虎”的清将王德榜在击溃法援军、消灭其运输队后,又从关外夹击法军右侧后,配合东岭的陈嘉、蒋宗汉军攻袭法军,夺回了被占堡垒。而清将王孝祺也已击溃西岭的法军,并包抄敌人左侧后,法军三面受敌。而在敌后,关外游勇客民千余,闻冯子材身先士卒,亦来助战,袭敌后方。清军如潮水般冲向敌寇,法军在四面打击下死伤数百人,弹药将尽,后援断绝,尼格里只得下令作梯形阵势退却。
法军残部狼狈逃到文渊,又退到谅山,企图重新积蓄力量反扑。但冯子材岂会给尼格里喘息机会,率清军乘胜追击,26日克复文渊,28日在激战中又把尼格里击成重伤,29日突袭谅山。法军士气沮丧又疲惫不堪,代指挥爱尔明加下令毁坏各种军用物资后,弃城而逃。清军和黑旗军继续追击,又在谷松、威坡、长庆重创法军,缴获各种枪炮弹药不计其数,法军第二旅团精锐悉被歼灭。与此同时,黑旗军与清军在临洮也取得大捷。抗法战争在中方胜利在望之时,清廷却与法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使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并成为侵略中国西南的基地。
大事记
1886年,天津《时报》创刊,李提摩太为主笔。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近代国家,并具有强烈的军国扩张欲望。明治政府一建立就制定了旨在征服中国和世界的所谓“大陆政策”:侵占中国台湾,再征服朝鲜,进一步侵占中国的东北和蒙古,继而征服全中国,最后独占亚洲,称霸世界。
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以“除暴安良”和“逐灭夷倭”为口号。起义很快席卷了朝鲜南部很多地区,朝鲜政府无力镇压,便向清政府求援。清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等率兵2500人赴朝助剿。日本伺机而动,决定出兵朝鲜,趁机挑起中日冲突以发动侵略战争。朝鲜东学党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照会日本,建议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日本拒不撤兵,蓄意扩大事态。面对日本的挑衅,清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主战和主和两派意见。以光绪帝为首的帝派力主加强战备,以武力遏制日本的扩张,但实权掌握在慈禧太后和李鸿章手上,他们对日避战求和。日本重兵压境,驻朝清兵多次请添援军,李鸿章不予理会,反而把解决中日争端的希望寄托在国际列强的调停上,但西方列强对日本发动战争均持默许和支持的态度。
北洋海军
1874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创立北洋水师的建议。1875年,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1876年起陆续派遣学生分赴英、法学习海军。1879年在天津设立海军营务处。1880年在天津开办北洋水师学堂,向外国订购铁甲战舰,修筑军港。到1888年编成北洋舰队,共有舰船25艘,其中铁甲舰2艘,巡洋舰7艘。丁汝昌任海军提督。军事训练由德国、英国人操纵。1894年9月,黄海海战中,中、日舰队互有伤亡,后李鸿章借口“保船制敌”,下令避免作战,困守威海卫军港。1895年初在威海卫被日军包围袭击,2月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以后虽购置一些军舰,但已不成军。1909年,海军事务处成立,北洋海军编制也被取消。
7月底,清援军途经丰岛海时,突遭日舰袭击,清军官兵死伤惨重,日不宣而战,正式挑起侵华战争。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正式宣战。9月,日陆军分4路会攻平壤,清军与日军在城外展开激战。左宝贵指挥清军英勇抵抗,死守城北玄武门一带,并亲自登城开炮轰击日军,不幸中炮牺牲,玄武门失守,主将叶志超逃跑。
9月17日,中日在黄海海面上进行了激烈的海战。提督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与日军展开激烈战争,丁汝昌受伤后仍坐于甲板上鼓舞士气,由“定远”号管带刘步蟾代其指挥督战。“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在鏖战多时、船舰受重创情况下,下令舰船猛撞日舰,不幸中鱼雷,全舰官兵壮烈殉国。“经远”号亦在其管带林永升指挥下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黄海海战北洋舰队虽然损失了5艘军舰和近千士兵,但也重创了日舰。由于李鸿章实行“保船制敌”的消极防御方针,命令北洋海军集于威海卫,不准出战,致使日本掌握了黄海制海权。
中日甲午海战图清
10月,日军偷渡鸭绿江成功,九连城、安东等相继失守,日军进逼辽阳。与此同时,日军另一支军队由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南犯金州。徐邦道率部分清军与日在金州激战,因寡不敌众、后援不济而退守旅顺,另一清军将领赵怀业不战而逃,弃守大连。11月17日,日军进攻旅顺,只有徐邦道一部奋勇迎敌,孤立无援,旅顺失守。22日,日军进入旅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历时4天,杀害2万多人,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旅顺失守后,清政府多次派人向日本求和,日军不予理会,将进攻重点转向北洋舰队基地威海卫。当时北洋舰队实力尚存,可与日军一战,但李鸿章严禁其出击,造成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威海一战,北洋舰队全军覆灭,提督丁汝昌拒降自杀,定远管带刘步蟾亦自杀殉国。1895年初,日军战略重点转向辽东半岛,辽东半岛沦陷。3月,清政府派李鸿章赴日议和。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与伊藤博文签订了《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结束。《马关条约》是《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割占了中国大片领土,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助长了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1895年到1898年,在中国发生了一场颇有声势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到了1898年,百日维新成为这次运动的高潮。这是一场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领导的改革。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康有为。
大事记
1888年,康有为写5000多字的《上清帝第一书》,请皇帝及时“变成法,通下情”,十年之内“富强可致”。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就在德国强占胶州湾的消息传出后不久,康有为第5次赴京上书光绪帝,提出变法自救的强烈主张。这份上书亦被阻,但其内容已在北京广为传抄。1898年初,光绪帝知道了上书内容,想召见康有为,但被恭亲王奕訢所阻,光绪帝只好指派翁同龢、李鸿章等五大臣接见康有为。后康有为第6次上书光绪帝,即著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继续强调变法的急迫性,并提出具体措施。光绪帝一心想改变国事贫弱的局面,于是决心接纳维新主张。
光绪帝朝服像
1898年5月,恭亲王奕訢病死,变法阻力减少。康有为即刻鼓动帝党官员上书敦请变法,光绪帝接受建议,于6月11日颁布由翁同龢草拟的《定国是诏》,变法运动正式开始。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商讨具体变法措施。光绪帝任命康有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一职,准予专折奏事;赏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品卿衔,擢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变法期间,光绪帝发布了上百道变法诏令,包括:政治方面设制度局,裁减冗员,提倡西学等;军事方面设厂制造军火,改用西法精练军队。这些措施虽然是没有触及根本政治制度的变革,但都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近代资产阶级进步思想文化的传播。
随着变法运动的高涨,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与维新派的矛盾也日益尖锐。
慈禧太后首先逼迫光绪帝下令将翁同龢革职。接着,逼迫光绪帝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统率北洋三军,这实际上是把北京控制在她的手里。慈禧太后又用光绪帝的名义,宣布在10月19日去天津检阅军队,准备到时发动政变,逼迫光绪帝退位。
大事记
1896年,黄遵宪、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在上海刊行。该报以宣传“变法图存”为宗旨,风靡海内外。
在这危急的时刻,光绪帝便与维新派的主要人物反复商量,认为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依靠袁世凯的军事力量。
袁世凯早年曾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建的陆军,当时是荣禄的部下,是北洋三军中的重要将领。当光绪帝皇位难保之时,谭嗣同挺身而出,表示愿意冒险去找袁世凯,说服他出兵帮忙。
公车上书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以后,举国上下掀起了反侵略、反投降的斗争。当时在北京应试的各省举人举行集会,公推康有为起草上皇帝万言书,签名的举人有1.3万多人。5月到都察院呈递。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上书中痛呈:割让辽东和台湾是列强瓜分中国的信号,亡国大祸即将临头,因此,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是当前的正确对策,而变法以立国自强最为急务。公车上书是一次爱国知识分子的请愿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标志着知识分子改良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开始。
当天深夜,谭嗣同独自到了袁世凯的寓所,拿出光绪帝的密诏,并将维新派的全部计划也和盘托出,要袁世凯扶持光绪帝诛杀荣禄,消灭后党。谭嗣同慷慨激昂地说:“今天只有你能救皇上。如果你愿意,就请全力救护;如果你贪图富贵,就请到颐和园告密,你可以升官发财!”
袁世凯正颜厉色地说:“你把我袁某看成什么人了!皇上是我们共事的圣主,救驾的责任,你有,我也有!”
第二天,光绪帝召见了袁世凯,要他保护新政。退朝之后,袁世凯匆匆赶回了天津。一到天津,他就去向荣禄告密。荣禄得报后,连夜乘专车进京,赶往颐和园去向慈禧太后报告。
第二天凌晨,慈禧太后就带着大批人马,气急败坏地从颐和园赶到紫禁城,下令把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对外则宣布光绪帝生病,不能亲理政务,由慈禧太后“临朝听政”。同时,下令大肆搜捕维新派和倾向维新派的官员。百日维新期间推行的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等少数几项措施以外,全部被废除了。这一年是戊戌年,所以,通常把这场政变称为“戊戌政变”。
广学会
广学会成立于1887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为第一任董事长,标榜“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广学会编译出版大量宗教、政治书籍,发行《万国公报》,鼓吹改良,对维新派影响很大。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得知消息后,从天津搭乘英国轮船逃往香港。梁启超当天得到日本使馆的保护,化装逃往日本。
1898年9月28日,慈禧太后下令杀死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六人,他们被称为“戊戌六君子”。
至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彻底失败了。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它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政治改革运动,也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符合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具有爱国救亡的积极意义。它的失败证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28日晚,义和团焚烧丰台火车站的消息与京津铁路轨道被拆毁的谣言传到外国公使居住的东交民巷。各国公使感到形势紧急,立即举行会议,全体同意调军队保护各国使馆。次日,驶抵大沽口外的外国舰队先后接到进京的电报,并很快派出陆战队,由海河乘船抵达天津,准备向北京进犯。6月上旬,进入天津租界的各国军队已达2000人。6月10日,各国驻津领事和海军统帅在英国领事贾礼士的提议下举行会议。在美国领事的鼓动下,会议决定将在津的八国现有兵力组成联军进军北京,由在津军队中级别最高的英国人西摩尔中将为统帅,美国人麦卡加拉上校为副统帅,八国联军正式组成。
大事记
1898年,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新界“租借”给英国,限期为99年。
6月17日,八国联军攻打大沽炮台,当天义和团和清军就联合攻打紫竹林租界,天津战役爆发。6月21日,清政府宣布对各国开战。7月19日夜里,炮声急促起来,慈禧不敢入睡,坐在养心殿听取军情报告。忽然载漪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喊道:“老佛爷,洋鬼子打进来了!”接着,军机大臣荣禄也惊慌失措地报告沙俄哥萨克骑兵已经攻入天坛。
大事记
1898年,义和拳首领赵三多在冠县竖起“扶清灭洋”大旗,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
慈禧慌忙召集王室亲贵和军机大臣,紧急商议撤离京师避难事宜。7月21日凌晨,慈禧与光绪皇帝等皇室人员,换便衣乘马车仓皇逃离京城。当时东直门、齐化门已被洋人攻下,慈禧一行从神武门出宫,经景山西街,出地安门西街向西跑。当队伍到德胜门时,难民涌来。慈禧的哥哥桂祥率八旗护军横冲直撞一阵,才开出一条道来。
大事记
1900年春,清政府对义和团由剿灭改为招抚。6月,英、俄、德、法、美、日、意、奥等八国联军由英国将军西摩尔率领侵华。7月,天津陷落。8月,北京陷落,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出逃,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设立司令部,统治京城,对北京烧杀劫掠,无恶不作。
队伍在上午像潮水一般到达颐和园,两宫人员纷纷下车进入仁寿殿休息了一会。随后,慈禧下令马上出发。由皇室成员和1000多护驾人员组成的队伍,马不停蹄地一路向西急行军。
慈禧一行,历尽了颠沛之苦。沿途只能夜宿土炕,既无被褥,又无更换的衣服,更谈不上御膳享用,仅以小米稀粥充饥。
一直到了西安后,安全和供应才有了保障。这时候,慈禧又开始摆起太后的架子了。同时,为了能早日“体面”地回京,她命令庆亲王奕劻回京会同直隶总督李鸿章与各国交涉议和。
虽然国家已经面临亡国的危险,但慈禧仍然要求地方官员供应她奢侈的贪欲。为了满足慈禧一行在西安浩繁的开支,各省京饷纷纷解到,漕粮也改道由汉口经汉水、丹江运往陕西。据档案文献统计,截止1901年2月初,解往西安的饷银就高达500万两,粮食100万石。
为了讨好列强,慈禧不断发布上谕:这次中国变乱,事出意外,以致得罪友邦,并不是朝廷的意思;对于那些挑起祸乱的人,清朝政府一定全力肃清,决不姑息。这些话完全表明她要丢卒保帅,不惜一切代价讨好列强。
大事记
1901年9月,清政府被迫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允许列强设立“使馆界”,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组织,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
慈禧为尽量满足列强的心愿,还以光绪的名义下罪己诏,奴颜十足地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1901年8月15日,《辛丑条约》签订,中国赔款白银4.5亿两,这笔费用相当于清政府12年的收入总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议和”告成,慈禧一行便于同年8月24日踏上返京的路途。这次归返京城与逃出京城的情形可大不一样了。从西安启程时,百姓“伏地屏息”、“各设彩灯”欢送,数万人马按照京城銮仪卫之制列队行进。慈禧乘坐八人抬大轿,轿前有御前大臣及侍卫,后面是3000多辆官车,装着慈禧及王公大臣的行装及土特产,浩浩荡荡如同打胜仗般凯旋。
向北京进犯的八国联军
同年11月28日,慈禧、光绪帝等人回到了北京,京城地方官动用了大量财力和人力,将御道装饰一新。但入城的气氛叫人感到压抑,沿途大街上除了乱哄哄的八国联军官兵围观外,跪迎慈禧回銮的官员百姓没有几个。经历浩劫的京城已经再也打不起精神,来迎接这个祸国殃民的国贼了。
曾朴(1872~1935年)字孟朴,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从小生长在一个富裕的书香之家。他19岁的时候考中秀才,20岁时考中举人。然而,就在他踌躇满志的时候,妻子却在产后母女双亡,这个打击使得他意志消沉。再加上在科场中所感受到的各种弊端,使他开始无心于仕途。在进士考试中,他把墨汁打翻在试卷上,题了一首诗之后扬长而去。后来父亲给他捐了个小京官,而他做京官的时候,正赶上甲午战争之期。清政府的腐败和民族的苦难,使他最终舍弃仕途。1904年,他同徐念慈等创立林书社,翻译、出版,并开始写《孽海花》,希望通过微言大义的来启迪民族的觉醒。
大事记
1905年9月,中国清廷令废除科举考试制度。
辛亥革命后,曾朴一度重新沉浮于宦海。1927年,他退居上海,与儿子共同开办了真善美书店,并刊行了《真善美》杂志。《孽海花》的很大一部分就发表在这个杂志上。1931年,由于经济告竭,杂志被迫停刊,他回到了家乡,直至病逝。他创作的有《孽海花》、《鲁男子》等,还翻译有法国名著《九十三年》、《笑面人》、《吕克兰斯鲍夏》、《欧那尼》、《南丹与奈侬夫人》、《夫人学堂》等。
《孽海花》共30回,附录5回,以末世状元金雯青与妓女傅彩云的婚姻故事为线索,描写了清末同治初年到甲午战争30年间的诸多真人真事,展示了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广阔画卷。全书把许多短篇故事联缀成长篇,作品中人物大多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稍作加工点染而成的,作者由于熟悉这些人的生活,因此写得都很有生气,讽刺的味道表现得淋漓尽致。
赛金花
傅彩云的原型赛金花是清末的风云人物。赛金花原姓赵,小名三宝,又叫灵飞,苏州人。她从小聪明伶俐,秀雅婉柔,非常讨人喜爱。后来赵家家道中落,13岁的赛金花化名曹梦兰,流落风尘。苏州的好事之徒起哄,选拔花魁,把赛金花选为“花国状元”,一时传为美谈。1900年7月21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赛金花目睹了这场浩劫,她听说联军的司令是瓦德西,于是前去周旋。赛金花督促瓦德西整饬纪律,制止士兵的淫乱抢掠,使北京城的治安获得相当程度的恢复,北京城百姓生命财产因此保全了不少。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由西安回銮后,赛金花离开京城,回到苏州,两年后,开始了她的第二度婚姻。辛亥革命后,丈夫曹瑞忠因病去世。1917年,她改用赵灵飞的闺名,又与民国政府参议员魏斯灵在上海举行了新式婚礼。1926年冬天,赛金花辞世,享年65岁,葬在北京陶然亭香冢。
《孽海花》描绘了一幅封建末世官场的百丑图,一开头就以象征手法指出,几千年封建礼教统治下的中华古国,外表看起来“自由极乐”,实质上却是个实行“专制政体”的“野蛮奴隶”国度。作者批判的笔锋直指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揭示了她的凶顽贪暴,荒淫无耻。尤其是她置民族的危难于不顾,拿一国命脉之所系的海军经费来修造供她逍遥的颐和园。而那些身居国家要职的尚书中堂、封疆大臣,在民族内忧外患时,或养尊处优,不知所措;或闲情逸致,赏玩古董;或买笑追欢,醉生梦死。还有一批封建科举制度特有的产物——貌似高雅斯文,实则恶浊卑劣的作态名士,书中主人公金雯青,就是这类官僚名士的代表。这位登上了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功名最高峰的状元,表面上看起来道貌岸然,俨然是国家的栋梁,实际上是个科举制度下培植出来的昏庸无能的废物。无论是在官场上还是在情场上,他都成了凄凄惶惶的败北者。这位末代状元的凋零,正意味着一个时代的沉沦。
大事记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为总理,首次公开提出三民主义。
在暴露清王朝的腐朽、谴责封建社会罪恶的同时,《孽海花》苦苦地探索着整个民族的出路。作者甚至借书中人物之口,阐述了石破天惊的革命主张“从前的革命,扑了专制政府,又添一个专制政府;现在的革命,要组织我炎黄子孙民主共和的政府”,闪耀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光辉。
光绪帝在位34年,最终抑郁而死。在光绪帝病死前,醇亲王载沣被宣入中南海,跪在慈禧的帏帐前。
慈禧开口说:“载沣,你得了两个儿子,这是值得喜庆的事。光绪已将不起,我又在病重之中。现国家有难,朝廷不可一日无君,我决定立你的长子溥仪为嗣,继承皇位,赐你为监国摄政王!”向来懦弱的载沣,听了这番话,如五雷轰顶,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只是反复念叨说:“溥仪仅仅3岁,溥仪仅仅3岁……”慈禧马上劝慰说:“这是神意,也是列祖列宗牌位前卜卦请准了的!明天,你将溥仪带进宫,准备举行登基仪式。”
幼年溥仪
慈禧的决定传到醇亲王府,醇亲王府立即炸锅了。溥仪的祖母不等念完谕旨就昏了过去。刚苏醒过来,便一把夺过溥仪,紧紧抱在怀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你们把自家的孩子(指光绪)弄死了,却又来要咱的孙子,这回咱是万万不能答应的!”
对于慈禧的歹毒,她是领教过的,所以她止不住地哭闹着,不忍心让孙子再落入慈禧的魔掌。后来,府中的人不得不把她扶走。这时候接皇帝的内监要抱溥仪走,但3岁的溥仪见到这些男不男、女不女的生人,拼命地挣扎,他一点也不管“谕旨不可违”的说教,连哭带打不让太监来抱。于是,太监们一商量,决定由载沣抱着“皇帝”,带着乳母一起去中南海。
1908年11月14日,一群太监将溥仪带入皇宫。第二天,慈禧便一命呜呼了。到了12月2日,清廷举行了隆重的皇帝登基大典。
登基大典开始时,不满3周岁的溥仪坐在皇帝的龙床宝座上竟哇哇地大哭起来。他父亲载沣侧身坐在龙床上,双手扶着他,叫他不要再哭闹。
大事记
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去,三岁的溥仪登基,是为末代皇帝宣统帝。
根本还不懂事的溥仪,见那些文武百官不断地磕头,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加之山崩地裂般的锣声、鼓声、钟声,更加害怕,哭声也更大了。载沣觉得在这样的盛典上,皇帝却哭闹不止,太不像话,心中一急,不由脱口而出,叫道:“就快完了!就快完了!马上回老家了!一完就回老家了!”
话一出口,文武官员们不由得窃窃私语起来:“怎么说是‘快完了’呢?说要‘回老家’是什么意思呢?”回满族老家?不就是结束270年的统治吗?
载沣这一番话,竟不幸得到了应验。到了1911年,溥仪当皇帝不到3年,辛亥革命就爆发了,在重重压力下,隆裕皇太后不得不替溥仪宣布退位,大清帝国就此宣告灭亡了。
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和爱国运动的广泛开展,使革命党人深切意识到有必要把分散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革命组织和政党来领导革命运动。孙中山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已处于革命高潮的前夕。为联合各种革命力量,从1902年到1905年,他做了一次环球旅行,致力于在各地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革命团体,进一步扩大革命的影响。
大事记
1909年,张之洞去世,张之洞为晚清名臣,洋务运动领导人物。
《钦定宪法大纲》
《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由清政府在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皇帝的统治万世一系,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规定一切颁行法律、召集开闭解散议院、订立条约、宣战议和等大权,全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别是用人、军事、外交等大权,议院根本不得干预。这个“宪法大纲”完全是为了巩固君权、强化君权,宣告“立宪”只是一场骗局。
1905年夏,孙中山从欧洲到达中国留学生集中的日本东京,同留日革命团体领导人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会晤,商议筹建统一的革命政党。7月,来自各省的革命志士70多人在东京召开筹备会议。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阐明革命的原因、形势及联合组织、统一团体的必要性。孙中山提议该团体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并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为政治纲领。为进一步扩大革命影响,由黄兴和宋教仁发起,在东京召开了中国留学生和华侨欢迎孙中山的集会。孙中山当场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给与会者以巨大鼓舞,革命热情迅速高涨。
8月,孙中山和黄兴等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成员,在东京正式举行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黄兴等人起草的同盟会章程,确定16字纲领为同盟会宗旨,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等人为执行部干事。章程规定同盟会本部设于东京,本部机构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3部;在国内设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国外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4个支部,支部以下按地区、国别设立分会。
大事记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赵尔丰制造了“成都血案”,吴永珊建立了第一个县级(荣县)革命政府,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创造了条件。10月10日,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爆发。
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具有比较明确的政治纲领的资产阶级政党。它成立后,海内外革命者纷纷加入,革命队伍日益壮大,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全面高涨奠定了基础。
同盟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夺取思想阵地的领导权,为推翻清朝做舆论准备。与此同时,革命派组织和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由于群众基础薄弱,这些起义都相继失败了,但它有力地冲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斗志,鼓舞了更多的志士仁人投身于反清斗争。
大事记
1912年,隆裕太后以宣统帝名义宣布退位,清朝结束。
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号称“九省通衢”,是当时的水陆交通中心,又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据点和清朝统治的一个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活动非常活跃的地区。1904年,武汉成立了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随后又成立了日知会、文学社和共进会等革命团体。革命党人在武汉长期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大批青年学生、群众加入革命队伍。革命党人深入新军中进行宣传,把反革命武装变为革命武装。到武昌起义前夕,新军中已有1/3的士兵参加了革命组织,成为武昌起义的主力军。
黄花岗起义
1910年秋,孙中山与同盟会的许多重要骨干集议于庇能(今槟榔屿),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由于情势的变化,起义日期一再变动。当黄兴最终决定1911年4月27日发难时,不得不把原计划的十路并举改为四路突击。但当举义时,实际上只有黄兴率领的一支队伍直扑两广总督衙门,并分兵攻打督练公所等处,孤军转战,最后失败。黄兴负伤逃回香港,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被捕杀,死难的同盟会会员有名可考者86人,其中72人的遗骸由潘达微等出面收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潘达微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这次起义因而被称为“黄花岗起义”,死难者则统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1911年的广州起义和四川保路风潮,推动了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清朝调湖北军入川镇压,统治阶级在武汉的兵力减弱,武昌起义的时机成熟。9月,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起义临时总指挥部,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并制定了起义计划,预定在中秋节起义。同时,拟定文件,绘制旗帜,制造炸弹,为起义做准备。起义前夕,孙武在汉口俄租界赶制炸弹时不慎爆炸受伤,革命机关遭到破坏,革命的旗帜、文告及党人名册全被搜走,起义计划暴露。起义总指挥部及其他机关也被破坏,起义领导人大批被捕或逃亡。革命党人和新军中的革命士兵见事态紧急,决定自行秘密联络,提前发动武装起义。
同盟会会员证章
10月10日晚,武昌城内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和广大士兵在熊秉坤率领下首先发难,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他们杀死镇压起义的反革命军官,冲出营房,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各处响应的起义士兵齐集楚望台,并临时推举吴兆麟担任指挥,向总督衙门发动进攻。湖广总督吓得惊魂丧胆、走投无路,急忙从总督署后围墙上打开一个洞逃之夭夭。各起义部队在统一指挥下,经过一夜激战,攻占了总督衙门,占领了武昌,武昌起义胜利了。随后,起义军又占领了汉阳和汉口,革命军在武汉三镇取得胜利。
武昌起义胜利后,由于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等均不在武汉,革命党人便推举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湖北军政府成立后,宣布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大清年号。同时,号召各地发动起义,共同推翻清朝的统治,建立共和制。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起义以来第一次取得的胜利,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树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是一次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辛亥革命极大地影响了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掀起了各国人民反抗压迫的民族解放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