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兴衰（1 / 2）

崇祯帝即位的第二年，陕西闹了一场大饥荒，老百姓没粮吃，连草根树皮也被吃光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官吏还照样催租逼税。于是，陕西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

这年冬天，明王朝从甘肃调了一支军队开赴北京。这支军队走到金县（今陕西榆中）时，由于兵士们领不到军饷，闹到了县衙门。带兵的将官出来弹压，有个年轻兵士引头，把将官和县官杀了。这个兵士就是李自成。

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少年时就喜欢骑马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

这一次，李自成在金县杀了朝廷命官，带着几十个兵士一起投奔王左挂领导的农民军。不久，王左挂禁不住高官厚禄的诱惑，投降了朝廷，李自成不得不另找队伍。后来，他打听到高迎祥领导一支队伍起义，自称“闯王”，就去投奔了高迎祥。高迎祥见李自成带兵来投奔，十分高兴，立刻叫他担任一个队的将官，大家把他叫做“闯将”。

李自成雕像

李自成所率军队纪律严明、作战勇敢，对百姓秋毫不犯，虽经受过几次挫折，但最终发展成为起义军中力量最强大的。面对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的局面，明政府改变了招抚的政策，转而采用剿杀的政策。但是义军实行游击战，且基础深厚，官军虽连连取胜，但怎么也剿除不净。

大事记

1633年，徐光启卒。著有《农政全书》，曾与利玛窦合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

为了对付官军围剿，高迎祥把13家起义军的大小头领约到荥阳开会，商量对敌办法。李自成认为起义军应该分成几路，分头出击，打破敌人的围剿。大家听了，都觉得李自成说得有道理。经过商量后，13家起义军分成了6路。有的拖住敌军，有的流动作战。高迎祥、李自成和另一支由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向东打出了包围圈。

大事记

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死，明亡。

1633年底，高迎祥、李自成等率起义军突破黄河天险，杀入明朝的心脏地带——河南。他们乘势前进，转而向安徽方面挺进。1635年，起义军攻下明皇室凤阳老巢，那儿有朱元璋的祖坟。起义军进城后，焚毁皇陵宫殿，刨了皇家祖坟。崇祯帝闻知祖坟被挖大为吃惊，下罪己诏请求祖先在天之灵宽恕自己。崇祯帝悲伤过去后，命兵部尚书杨嗣昌专力剿杀。有一次，高迎祥带兵向西安进攻。陕西巡抚孙传庭在盩厔（今陕西周至）的山谷里埋下了伏兵，高迎祥没有防备，被捕牺牲，李自成带领余部杀了出来。将士们失去了主帅，心情十分沉痛。大伙认为闯将李自成是高迎祥最信任的将领，加上他有勇有谋，就拥戴他做了闯王。从那以后，李闯王的名声就在远近传开了。

李闯王的威名越高，越使明王朝害怕和仇恨。崇祯帝命令总督洪承畴、巡抚孙传庭专门围剿李自成，李自成的处境一天比一天困难起来。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另两支起义军的首领张献忠、罗汝才都接受了明朝的招降，李自成手下的将领也有叛变的，这使李自成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大事记

1644年，清军入北京，以北京为都城；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帝位，建立南明弘光政权。

1638年，李自成从甘肃转移到陕西，准备打出潼关去。洪承畴、孙传庭事先探听到起义军的动向，便在潼关附近的崇山峻岭中，布置了三道埋伏线，然后故意让开通向潼关的大路，诱使李自成进入他们的包围圈。李自成中了敌人的计，起义军经过几天几夜的搏斗，几万名将士在战斗中阵亡，队伍被打散了。

李自成和他的部将刘宗敏等17个人冲出重重包围，翻山越岭，排除了千难万险，才到了陕西东南的商洛山区，隐蔽起来。

在官军的围追堵截下，李自成处境艰难，暂时处于低潮。1641年，李自成进入河南，转而又攻克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崇祯帝知道后，非常生气，只恨恨地骂各地官吏围剿不力，但自己也拿不出好办法来。李自成起义军纵横驰骋，来回奔袭，官军只能跟在起义军屁股后团团转。1642年，李自成率军三围开封，经过一番战斗，围剿起义军的官军不但没有把起义军剿灭，反而被起义军歼灭大部，起义军开始转入战略进攻。1643年，李自成在襄阳建立革命政权，准备进行新的斗争。

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政权，国号大顺。不久，李自成亲自率领100万起义军渡过黄河，兵分两路进攻北京。两路大军势如破竹，到了这年三月，就在北京城下会师了。北京城外驻守的明军最精锐的3大营全部投降。十七日，李自成亲率大军环攻九门。十八日，大顺军将士架云梯奋力攻城，越墙而入，攻破外城。与此同时，明太监曹化淳献彰义门出降。

明崇祯山海关镇炮

山海关依山临海，形势险要。1644年农历四月，吴三桂引清军入山海关，击败李自成。清军由此进入中原。

崇祯帝听到大兵进城的消息，立即命其3个儿子更衣出逃，逼周皇后自缢，拔剑将长女乐安公主手臂斩断，又杀妃嫔数人，然后换上便服，携太监王承恩等数十人，出东华门，企图出逃，未成功，又返回宫内。十九日清晨，大顺军攻破内城。崇祯帝亲自响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响应。他见已无力挽回败局，便与太监王承恩入内苑，于煤山（今景山）寿皇亭树下自缢。统治中国277年的明王朝，就此灭亡。

大顺政权一面出榜安民，一面惩治明王朝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李自成派刘宗敏和李过勒令那些权贵、官僚交出平时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赃款，充当大顺军的军饷。有个叫吴襄的大官僚，也被刘宗敏抄了家产。有人告诉李自成说，吴襄的儿子吴三桂是明朝的山海关总兵，手下还有几十万大军。如果招降了吴三桂，就可以解除大顺政权的一个威胁。

吴三桂原来是明朝派到关外抗清的，驻扎在宁远一带防守。吴三桂收到父亲吴襄的劝降信，便打算到北京去看看情况再说。他带兵到了滦州，遇到一些从北京逃出来的人，找来一问，听说他父亲被抓，家产被抄，顿时心生恨意。后来，又听说他最宠爱的歌姬陈圆圆也被大顺军抓走，不禁勃然大怒，便率兵折回山海关，发誓与大顺军誓不两立。吴三桂势单力孤，仅据山海关一隅，根本无力与大顺军对抗，便想到与清兵联手对抗大顺军，于是派信使去见多尔衮。

圈地令

定都北京后，为解决八旗官兵的生计，清廷于1644年颁布了圈地令，下令圈占近京各州县的耕地，分给八旗兵丁。此后又于1645年、1647年两次下令扩大圈地范围。被圈的土地名义上是无主荒地，以及明朝宗室大臣逃亡后遗弃的耕地，实际上则往往以“兑换”的名义把有主之地强行圈占。几年间，清廷圈占的耕地总数不下十六万顷，大批汉人因此倾家荡产。直到1669年，圈地才被明令禁止。

这时，清军在多尔衮的率领下正计划由蓟州、密云地区破城墙而入，行军至翁后遇到了吴三桂的使者，便改变行军路线，直接向山海关进发。当时，李自成已亲率大军进逼山海关，准备与吴三桂展开激战。多尔衮四月二十一日到达山海关，屯驻于欢喜岭，蓄锐不发，按兵观望。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亲自出关，面见多尔衮，提出条件，正式降清。吴三桂与多尔衮约定，清兵帮助吴三桂打败了李自成后，黄河以北归清，以南归明，并封吴三桂为王。当日，多尔衮就率军进入山海关，不费一兵一卒便实现了多年夙愿。

大事记

1645年，清兵破扬州，史可法殉难。

大顺军从南面开到山海关边，与吴三桂的军队展开激战。李自成骑着马登上西山指挥作战。吴三桂带兵一出城，就被大顺军的左右两翼合围包抄。明兵东窜西突，无法冲出重围；大顺军个个奋勇，喊杀声震天动地。

这时候，多尔衮看准时机，命令埋伏在阵后的几万清兵一起杀出，向大顺军发动突然袭击。大顺军没有防备，也弄不清是哪儿来的敌人，心里一慌张，阵势乱了起来。

李自成在西山上发现清兵已经进关，想稳住阵脚，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传令撤兵。多尔衮和吴三桂的队伍里外夹击，大顺军惨败。李自成带领将士边战边退，吴三桂仗着清兵的势力，在后面紧紧追赶。大顺军退到北京时，兵力已经大大削弱了。李自成回北京后在皇宫大殿里举行了即位典礼，接受官员的朝见。第二天一清早就率领大顺军，匆匆离开北京，向西安撤退。

大事记

1646年，清兵俘虏南明隆武帝，将其杀死在福州。

1644年十月，多尔衮把顺治帝从沈阳接到北京，把北京作为清朝国都。从那时起，清王朝就开始统治中国了。

吴三桂降清改变了当时整个战局，是清入主中原的关键性转折。第二年，清军兵分两路攻打西安；一路由阿济格和吴三桂、尚可喜率领，一路由多铎和孔有德率领。李自成被迫放弃西安，向襄阳转移。几个月后，大顺军在湖北通山县遭到当地地主武装袭击，李自成战败被杀。

崇祯帝在煤山（今景山）自杀的消息传到明朝陪都南京，南京的大臣们惊慌失措。他们立福王朱由崧做了皇帝，这就是弘光帝，历史上把这个南京政权叫做南明。

弘光帝朱由崧是个荒唐透顶的人，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利用弘光帝的昏庸，操纵了南明政权。

南明政权的兵部尚书史可法，本来不赞成让朱由崧做皇帝，为了避免引起内乱，才勉强同意，并主动要求到前方去统率军队。

复社

明末文社，也是明末清初江南地区部分士大夫的政治集团，其主要领导者有张溥、张采等。复社是继东林党人之后的又一个进步社团，兴起于明崇祯年间，是由张溥、孙淳等联合几社、闻社、南社、匡社等结成，清初被取缔。他们以复兴古学为号召，主张“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此名之曰“复社”（陆世仪《复社纪略》）。

这也是一个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社团，“从之游者几万余人”，影响十分广泛深远。因其在政治上继承了东林党，继续反对阉党的腐败政治，故时人称之为小东林。复社的举动也引起原阉党及其他派别人物如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的仇恨。南明弘光时期，掌权的阮大铖、马士英等人对复社成员大肆打击，迫使侯朝宗、黄宗羲等人逃亡，复社也从此一蹶不振。1652年被取缔。

那时候，长江北岸有四支明军，叫做四镇。四镇的将领都是骄横跋扈的人，他们互相争夺地盘，放纵兵士杀害百姓。史可法到了扬州，亲自去找那些将领，劝他们不要自相残杀，又把他们安排在扬州周围驻守，自己坐镇扬州指挥。由于史可法在南方将士中威信高，那些将领不得不听从他的号令，大家称呼他为史督师。

不久，多铎带领清军，大举南下，史可法指挥四镇将领抵抗，打了几次胜仗。可是南明政权内部却起了内讧：驻守武昌的明军将领左良玉和马士英争权夺势，起兵进攻南京。马士英急忙将江北四镇军队撤回，对付左良玉，还以弘光帝名义要史可法带兵保卫南京。

多尔衮

多尔衮（1612～1650年），清初大臣。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顺治帝即位，为摄政王，主持朝政。1644年统兵入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农民军，灭南明，逐步确立清朝对全国的统治。其间实行剃发易服等民族压迫政策，激起广大汉族人民反抗。在朝廷中排斥异己，独揽大权。死后以谋逆罪削爵。乾隆时昭雪平反，恢复睿亲王称号。

史可法明知道在清军压境的情况下，不该离开。但是为了平息内争，不得不带兵回南京，刚过长江，便得知左良玉兵败的消息。他急忙撤回江北，此时清兵已经逼近扬州。

史可法发出紧急檄文，要各镇将领来守卫扬州。但是过了几天，竟没有一个发兵来救。史可法清楚，只有依靠扬州军民，孤军奋战了。多铎带领清军到了扬州城下，先派人到城里劝史可法投降，一连派了五个人，都遭到拒绝。多铎恼羞成怒，下令把扬州城紧紧围困起来。

扬州万分危急，城里一些胆小的将领害怕了。第二天，就有一个总兵和一个监军带着本部人马，出城向清军投降。这一来，城里的守卫力量就更薄弱了。史可法召集全城官员，勉励他们同心协力，抵抗清兵，并且分派了守城的任务。将士们见史可法坚定沉着，都很感动，表示一定要和督师一起，誓死抵抗。

多铎命令清兵不间断地轮番攻城。扬州军民奋勇作战，把清兵的进攻一次次打退，清兵死了一批，又上来一批，形势越来越紧急。多铎下了狠心，命令清兵用大炮攻城。他探听到西门是由史可法亲自防守，就下令炮手专向西北角轰击。炮弹一颗颗在西门口落下来，城终于被轰开了缺口。史可法眼看城已经守不住了，拔出佩刀就要自杀。随从的将领上前抱住史可法，把他手里的刀夺了下来。史可法还不愿走，部将们连拉带劝地把他保护出了小东门。这时候，有一批清兵冲过来，看见史可法穿着明朝官员的装束，就吆喝着问他是谁。史可法怕连累别人，就高声说：“我就是史督师，你们快杀我吧！”

大事记

1661年，顺治帝死，其子玄烨即位，是为康熙帝，因年幼，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辅政。

1645年四月，扬州城陷落。多铎因为攻城的清军遭到很大伤亡，心里恼恨，不仅杀了史可法，还灭绝人性地下令屠杀扬州百姓，大屠杀延续了10天。历史上把这件惨案称为“扬州十日”。

扬州失守几天后，清军攻破了南京。南明政权的官员降的降，逃的逃，弘光政权也被消灭了。

隆武帝在福州建立政权后，他手下的大臣黄道周一心想帮助隆武帝出师北伐，抗清复明。但是掌握兵权的郑芝龙贪图富贵，抛弃了隆武帝，向清朝投降，隆武政权也就瓦解了。

郑成功（1624～1662年），原名森，字大木，隆武政权重臣郑芝龙之子。南明隆武帝对他十分赏识，并封他为延平郡王，赐姓朱，改名成功，因此亦称为“国姓爷”。郑芝龙降清时，郑成功率师拒降，“不受诏，不剃头”，打出“背父救国”的旗号，单独跑到南澳岛，招募了几千人马，坚决抗清。

大事记

1661年，郑成功从厦门进兵台湾，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全台。

郑成功是个将才，在他的努力下，队伍渐渐强大起来，在厦门建立了一支水师。他跟抗清将领张煌言联合起来，乘海船率领17万水军，开进长江，向南京进攻，一直打到南京城下。清军见硬拼不行，就用假投降的手段欺骗他。郑成功中了清军的计，最后打了败仗，又退回厦门。

郑成功回到厦门时，清军已经占领福建大部分地方，他们采用封锁的办法，将沿海居民内迁30里，同时，禁止舟船出海，以切断东南人民与郑成功的联系。这给郑成功造成许多困难。为了扭转被动局面，郑成功准备收复我国被荷兰侵占的领土台湾，用作抗清斗争的最后基地。

大事记

1662年，吴三桂在1661年俘获南明永历帝，用弓弦将其绞杀于昆明。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明朝末年，荷兰人趁明王朝腐败无能，霸占了台湾。1624年，荷兰殖民者被明逐出澎湖后，又占领了台湾南部，并建立了许多据点，如台湾城和赤嵌城，并蚕食了大量土地。1642年，荷兰打败了西班牙独霸台湾，在台湾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

郑成功少年时期曾经跟随父亲到过台湾，亲眼看到台湾人民遭受的苦难。这一回，他决心赶走殖民者，就下令让他的将士修造船只，积蓄粮草，准备渡海。

这时，有一个在荷兰军队里当过翻译的何廷斌赶到厦门见郑成功，说台湾人民受殖民者欺侮压迫，早就想反抗了，只要大军一到，一定能够把荷兰人赶走。何廷斌还送给郑成功一张台湾地图，把荷兰殖民者的军事布置都告诉了郑成功。郑成功有了这个可靠的情报，信心就更足了。

1661年农历三月，郑成功亲率2.5万名将士，乘坐几百艘战船，浩浩荡荡从金门出发。他们冒着风浪，越过台湾海峡，在澎湖休整几天，便直取台湾。

荷兰殖民者听说郑军攻打台湾，十分惊慌。他们把队伍集中在台湾（在今台湾东平地区）和赤嵌（在今台南地区）两座城堡里，还在港口沉了好多破船，想阻挡郑成功的船队登岸。

四大臣辅政

康熙初年，鳌拜等四名勋旧重臣佐理政务，史称“四大臣辅政”。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顺治帝病逝，玄烨嗣皇帝位（即康熙帝）。因玄烨年方8岁，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四辅臣隶天子自将的上三旗——两黄及正白旗，以防止昔日皇叔摄政王多尔衮擅政事件重演。自康熙五年（1666年），鳌拜借圈地事件打击苏克萨哈，渐成专擅之势。翌年索尼病故，鳌拜跃居辅臣之首。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康熙将鳌拜籍没拘禁。另一辅臣遏必隆同时也被究治。至此，四大臣辅政时期始告中止。四大臣辅政时期，实行了某些赈恤捐免、奖励垦荒等恢复农村经济的措施，但保存满族的旧制度，抵制汉文化的影响。

何廷斌为郑成功领航，利用海水涨潮的机会，驶进了鹿耳门，登上台湾岛。

殖民者调动一艘最大的军舰“赫克托”号，气势汹汹地开了过来，阻止郑军的船只继续登岸。郑成功沉着镇定，指挥他的60艘战船把“赫克托”号围住，随即一声令下，60多只战船一齐开炮，把“赫克托”号击沉了。还有3艘荷兰船见势不妙，吓得掉头就跑。

荷兰殖民者投降图

随后，郑成功派兵猛攻赤嵌。赤嵌的殖民者拼死顽抗，一时攻不下来。有个当地人为郑军出主意说，赤嵌城的水都是从城外高地流下来的，只要把水源切断，敌人就会不战自乱。郑成功采用这个办法，没出3天，赤嵌的殖民者乖乖地投降了。

盘踞台湾城的殖民者企图顽抗，等待援兵。郑成功采取长期围困的办法逼他们投降。在围困8个月之后，郑成功下令向台湾城发起猛攻。荷兰殖民者走投无路，只得扯起白旗投降了。

1662年初，殖民者头目被迫到郑成功大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灰溜溜地离开了台湾。收复台湾后，郑成功在台湾设置行政机构，将赤嵌城改为安平城，在台湾设承天府，下辖天兴、万年两县；将台湾城改为安平镇。建立了与大陆一致的郡县制，大力开发台湾，发展农业生产，鼓励开荒，招徕大陆移民，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发展。他还带来了先进农具和耕作技术，高山族从此以后也同大陆一样使用牛耕和铁犁种田，生活逐渐安定。

“京察”和“大计”

中国明清两代对文武官吏定期进行考绩的制度。京察在中央官员中进行，六年一次；大计随地方官员朝觐进行，三年一次。四品官以上由本人自陈，由皇帝裁定；五品以下具册奏请。京察大计特别卓异的，不次提升；不合格的，按贪、酷、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弱等八法，分别予以革职、冠带闲住、致仕、改调等处置。清代考察则发展为“四格八法”之制。四格是才、守、政、年四项标准，才分长平短，守分廉平贪，政分勤平怠，年分青中老，综合四格决定官员的加级、升职、留任、降调。

1662年五月初八，郑成功病逝。他的儿子郑经率领军队，继续驻守台湾，进行抗清活动。1683年，清军进入台湾，设置台湾府。

郑成功是我们民族的英雄，他收复了台湾，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捍卫了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驱逐了荷兰殖民者，结束了荷兰对台湾历时38年的殖民统治，保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兴建了台湾，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的壮举将永垂史册。

黄宗羲出生在浙江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今浙江余姚市的明伟乡）。他的父亲黄尊素是万历年间的进士，他期望儿子同自己一样考科举入仕途，因此对他要求很严格。黄宗羲从小聪明好学，不负父望，14岁就在家乡通过考试，补为浙江仁和县（今属杭州市）博士弟子。同年，黄尊素奉调入京，担任山东监察御史，黄宗羲随父进京读书。

当时，明朝的朝政把持在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一伙奸佞小人手中，他们疯狂地迫害正直的官员。黄尊素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一边，主张剪除阉宦，澄清吏治。1626年2月，阉党罗织罪名逮捕了黄尊素等官员。后来，他们又指使其爪牙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将他们害死在公堂或牢狱。黄尊素于当年6月1日被害，当时黄宗羲17岁。

黄宗羲像

黄尊素被害的凶讯很快传到余姚，黄宗羲全家悲愤万分。他的祖父黄曰中愤然写下“你忘了杀你父亲的仇人吗”，以此激励孙儿为父亲鸣冤报仇。黄宗羲去宽慰母亲，母亲对他说：“你要宽慰我，就不要忘了你父亲的遗志呀！”黄宗羲痛定思痛，决心效法越王勾践，立志向阉党报仇。

1628年正月，黄宗羲写好了为父亲申冤的奏疏，身藏铁锥，赴京为父鸣冤。当他到达北京时，崇祯帝已镇压了阉党集团，但阉党余孽尚存，黄宗羲为此余恨未消。他上书皇帝，请求诛杀参与陷害其父的许显纯、崔应元等人。同年5月，刑部会审许显纯等人。许显纯以自己皇亲国戚的身份，要求减刑。黄宗羲驳斥道：“显纯与阉党勾结，许多忠良都死在他的手里，这应当与谋逆同罪。”结果，刑部宣判了许、崔两人的死刑。黄宗羲当庭痛打崔应元，拔下其胡须祭祀先父亡灵。然后，他还亲手打死了直接杀害父亲的牢头叶咨、颜文仲。

审判结束后，黄宗羲等死难诸家子弟在诏狱中门祭祀忠魂，哭声传入宫廷。崇祯帝叹息说：“忠臣孤子，让我顿生恻隐之心！”

黄宗羲入京申冤，传遍了朝野，也轰动了京城。姚江黄孝子之名传遍天下。

1628年秋，黄宗羲护持父亲的灵柩南归，办理丧事。之后，他来到郡城绍兴，跟随名儒刘宗周继续学习经史。此后两年的时间里，黄宗羲四处交游，奔走于南京、苏州、杭州、绍兴、宁波等地，结识了江南许多名士，如张溥、陈子龙、万寿祺、沈寿民、何乔远、万泰等。他于1630年经周镳介绍加入复社，多次参加复社的集会活动。同时，黄宗羲在南京参加了科举考试，结果落第。此后，他重温父亲“学者不可不通史事”的遗训，更加发愤研读历史著作。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开始读史书，一直到晚上掌灯的时候才停止。两年之内，他读了大量历史著作。黄宗羲还广泛了诸子百家的著作，以及天文、音乐、地理、数学、历法、佛教、道教等方面的书籍。随着知识和阅历的增加，他愈来愈感到科举禁锢人的头脑，于是开始思考变革的问题。

《明夷待访录》

《明夷待访录》成书于1663年。全书由《原君》、《原法》等21篇论文组成。《原君》批判了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该文指出，臣子的责任在于“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法》批评封建国家的法律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黄宗羲在文中主张君主开明立宪制，扩大社会对当政者的监督权利，具有近代民主政治的思想。这些政治主张对近代有一定的思想启蒙作用。

黄宗羲在钻研学问的同时，还积极参与声讨阉党余孽阮大铖之流的政治斗争。阮大铖在崇祯初年被列入“逆案”，避祸于安徽怀宁老家，但他贼心不死，图谋复出。明朝灭亡前夕，他暗中招纳亡命之徒，收买复社人士，大有死灰复燃之势。1638年，黄宗羲带头签名，发布了著名的《留都防乱公揭》，大胆揭露了阮大铖“勾结阉党，残害忠良”的险恶用心，一举将他逐出南京。这期间，黄宗羲结识了梅朗中、方以智等人。

1642年，黄宗羲与周延祚同赴北京应考，未能及第。有人想推荐黄宗羲为中书舍人，他坚辞不就。黄宗羲看到京城形势紧张，不久整装南归。清军南下之时，黄宗羲召集家乡勇士数百人组成“世忠营”，坚持反清战斗达数年之久。失败后，他返回乡里，清廷屡次征诏，皆不就。

1663年4月，黄宗羲设馆讲学。其间，他结识了吴之振、吴自牧父子，并与之共同选编《宋诗抄》。同时，他遍读吴氏藏书，收集了大量资料。他认真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对经世治国有益的著作。

大事记

1663年，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成书。

王夫之出生于明朝末年一个没落的地主阶层知识分子家庭。1644年，王夫之25岁时，清军南下占领湖南，他在湖南衡山揭竿而起，抗击清军。失败后，王夫之投奔南明永历政权，因弹劾权奸，反遭迫害，后经农民军领袖营救，才得以辗转逃回湖南。为躲避清朝政府的缉拿，他隐姓埋名，逃亡于湘南各地，饱尝颠沛流离之苦。

当军事抗争毫无意义之时，王夫之转入文化思想领域，去从事另一种形式的斗争。他把自己的亡国之思和对时局政治的思考寄托于学术领域，勤恳著述40年，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教育、军事、伦理、自然科学等诸方面，建立了超越前人、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深入研究《周易》，探讨改革社会的方法，先后撰成《周易稗疏》和《周易考异》两部著作，为终生精研《易》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还撰写了堪称民族宣言的政论著作《黄书》。

王夫之对中国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发展有着独到的贡献。他继承和发扬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吸取当时新兴“质测之学”的成果，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创新和求实精神，对社会现实进行了高度的哲学概括，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把唯物主义发展到时代条件所允许的高度。他从哲学上和政治危害上全面清算了宋明理学唯心主义，以科学方法剖析了宋明理学的理论根源，并以其在批判中建立的“别开生面”的朴素唯物辩证法体系，为统治中国思想界数百年的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古典哲学做了总结和终结。

大事记

1664年，钱谦益死。钱谦益为明末著名文人，后降清为官，著有《国初群雄事略》《初学集》等，其妾柳如是为明末名妓。

王夫之还以唯物主义一元论为依据，从探究人的本质出发，研究人类社会的起源、发展、规律及动力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从而建立起其独特的历史观。他在考察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理势合一论。他把历史发展的现实过程称作“势”，认为历史发展过程就是一种客观必然趋势，而发展趋势中所包含的不可改变、不可抗拒的必然性，他称之为“理”。

王夫之一生著述甚丰，除了《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尚书引义》和《时记章句》等哲学论著外，还撰成《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等早期史论，反映了17世纪我国学术变迁的新动向；并以《诗广传》一书另辟学术门径，试图跳出中世纪诗学的狭隘眼界。

大事记

1666年，汤若望去世。汤若望为耶稣会士，明末来到中国，清顺治年间任钦天监正，进《新法历》。

62岁以后，王夫之在衡阳石船山麓筑草堂定居，他不顾年迈体衰，贫病交加，撰写了《周易内传》、《周易内传发例》、《庄子通》、《庄子解》、《相宗洛索》、《张子正蒙注》、《宋论》、《读通鉴论》、《俟解》、《搔首问》、《噩梦》、《四书笺解》、《楚辞通释》及《诗话》、《夕堂永日绪论》诸书，可谓著作宏富。

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王夫之逝世于石船山下的草堂内，时年74岁。他的墓碑上写着“明朝遗民王夫之之墓”。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夜，顺治帝福临病逝。初九，其子玄烨即位，时年8岁，以第二年（1662年）为康熙元年。

康熙帝亲自执政后，大力整顿朝政，使新建立的清王朝渐渐强盛起来。但是，南方的三个藩王却成了康熙帝的一块心病。

三藩问题由来已久。早在顺治年间，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奉命南征，为清王朝一统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顺治帝在统一天下后，并没有及时撤除三藩，而是命令他们留守其地。日积月累，三藩势力日盛，成为威胁中央的地方割据势力。三藩拥兵自重，把持地方财政，欺压百姓，甚至利用沿海交通的便利条件，置朝廷的海禁政策于不顾，大肆进行走私活动。

康熙帝即位之初，四大臣辅政。他们对三藩采取笼络、包容之策，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对付南明、农民军余部，因而对三藩的所作所为不闻不问，三藩的势力更加嚣张。康熙帝亲政后，敏锐地看出三藩已成为国家的心腹之患，把它列为自己亲政所必须解决的几件大事之一。

康熙帝读书像

康熙帝亲政之前就采取措施，逐步削弱三藩的势力，他收缴大将军印，裁兵节饷，严禁欺行霸市、借势扰民，解除藩王总管云贵两省事务的职务。亲政以后，康熙专心学习经史典籍，借鉴历朝历史，他清楚地认识到：三藩的性质不是同宋初的开国功臣一个类型，而是同唐末藩镇一个性质。于是他更加抓紧整顿财政，筹措军费，扩大兵力，并主动缓和满汉矛盾，以争取民心，为撤藩工作做准备。

康熙帝虽有撤藩之意，但鉴于“三藩俱握兵柄”，他也不敢贸然行动。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平南王尚可喜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尚可喜上奏要求“归老辽东”，主动提出了撤藩问题。康熙帝立即抓住机会，顺水推舟，应允了尚可喜的要求，并对他的行为加以表彰。

一石激起千层浪，康熙帝的行为引起了其他二藩的恐慌。其时，吴三桂之子吴应熊正在京师，他立即派人快马加鞭送给其父书信一封，信中写道：“朝廷久疑王，今二王皆有辞职疏，而王独无，朝廷之疑愈深。速拜疏岁使来，犹可及也。”吴三桂为了消除皇帝的疑心，便接受了其子的建议，立即上疏“请求撤回安插”，耿继茂之子耿精忠迫于形势，也上书一封，请求撤回安插。

大事记

1683年，郑克塽降清，康熙帝统一台湾。

两王上书到达京城，朝臣对是否撤藩的事情意见不一，大多数官员惧怕吴三桂势力，主张暂时妥协，先行撤去耿精忠的藩国。康熙帝认为与其等吴三桂蓄谋已久，养痈成患，不如痛下决心，三藩并撤。于是康熙十二年（1673年）八月，康熙帝派礼部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礼带手诏前往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赴广东，吏部右侍郎陈一炳往福建，会同地方官员料理三藩迁移事务。

但是吴三桂申请撤藩不过是故作姿态，没想到康熙帝竟然如此迅速地批准他撤藩。吴三桂感到愤愤不平，即与其党羽密谋起兵。九月初，康熙帝所遣办理迁移事务的大臣到达云南后，吴三桂阳奉阴违，表面上接受诏书，暗地里却一再拖延动身日期，加紧叛乱的步伐。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杀死云南巡抚朱国治，逼使云贵总督甘文翯自杀，扣留了折尔肯，自称“周王”，决定以次年为周王元年，公开反叛清朝。

钱谦益

钱谦益（1582～1664年），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江苏常熟人。明末清初散文家、诗人。明万历进士，曾参与过东林党人的活动。入清后，被授予内秘书院学士兼礼部右侍郎的官职，充《明史》馆副总裁。后称病返回乡里，晚年隐居农村，著述至终，并筑绎云楼以藏书检校著述。钱谦益学问渊博，泛览子、史、文籍与佛藏。论文为诗，他提倡“情真”、“情至”，倡导学问，反对空疏。他的诗文在当时极负盛名，东南一带将其奉为“文宗”。他的著作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苦海集》等，此外还编选了《列朝诗集》、《吾炙集》等作品。

吴三桂反叛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惊。大臣中主张向吴三桂妥协的人很多，大学士索额图竟然要求将“前议三藩当迁者，皆宜正以国法”。康熙帝也知情势严重，但他知道撤藩的决策没有错，此时向吴三桂妥协，只能长他的气焰，灭自己的威风，他下定决心要与吴三桂一比高低。吴三桂起兵前后，曾经致书平南、靖南二藩，台湾郑经以及贵州、四川、湖广、陕西等地官吏，他还发布了蛊惑人心的《反清檄文》。一时间，滇、黔、湘、蜀纷纷响应。吴三桂主力东侵黔湘，很快兵力便达到14万。接着河北总兵察禄也反于彰德，塞外又有察哈尔部布尔民的叛乱，可谓“东南西北，都在鼎沸”。

康熙帝没有退路可走，当即采取措施，布置兵力，“增派八旗精锐前往咽喉要地荆州固守”，停撤广州和福州二藩，孤立吴三桂，拘禁额驸、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及家属，赦免散处各地的原属吴三桂的官员，削除吴三桂爵位，并悬赏捉拿吴三桂。

康熙十四年（1675年），吴三桂与清王朝的对抗达到了顶峰。叛军在全国形成了三大战场：耿精忠控制的福建、浙江、江西为东线，湖南是正面战场，以及四川、陕西、山西、甘肃为西线。康熙帝分析形势，定下战略方针：以荆州为战略立足点，顶住湖南战场的吴军主力，只对峙而不主动出击；主攻从侧翼入手，先解决耿精忠、王辅臣两股主要叛军，然后再集中力量对抗吴三桂。康熙帝还并用剿灭、招抚两手，亲自致书王辅臣、耿精忠等人，表示只要他们“投诚自归”，即赦免前罪，仍像从前一样对待他们。康熙十五年（1676年），王辅臣兵变降清。十月，耿精忠投降。十二月，尚可喜之子尚之信也公开反吴。康熙帝践约，一律优待他们。如此一来，那些蒙受蛊惑的将领和将官纷纷投降，吴军渐渐分化瓦解。

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吴三桂暴病身亡。其孙吴世璠即大周皇位，改元洪化。他见势不妙，退居贵阳。清军在解决两翼之后，开始战略反攻，进入湖南。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月，清军攻克岳州。接着势如破竹，一路收复长沙、常德、衡州。至此，湖南、四川、贵州、广西被收复。康熙帝又下令兵分三路，进军云南。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一月，昆明城破，历时八年的内战以吴三桂的覆灭而告终。

大事记

1673～1681年，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

明朝末年，明、清双方都忙着打仗，北方边境的防务就无人顾及了。沙皇俄国趁机向我国黑龙江地区进犯。他们在我国掠夺财物，杀害人民。直到清朝稳定了局势，才派兵打击沙俄侵略军，收复了被俄国占领的黑龙江北岸的雅克萨（在今黑龙江呼玛西北，漠河以东）。

后来，康熙帝为了平定三藩，把大批兵力调到西南去。有个俄国逃犯带了84名匪徒逃窜到我国雅克萨，在那里筑起堡垒，到处抢掠。他们把抢来的貂皮献给沙皇，沙皇不仅赦免了逃犯的罪，还任命为首的歹徒做了雅克萨长官，想永远霸占我国土地。

康熙帝平定了三藩之乱后，听到东北边境遭到侵犯，便亲自来到盛京，派将军彭春、郎谈借打猎为名到边境侦察。

1683年农历三月，康熙帝再次致书俄国沙皇，要求俄军撤走，两国以雅库茨克为界，但再遭拒绝。康熙帝终于看清：若非“创以兵威，则罔知惩畏”，于是决意征剿。九月，清朝勒令盘踞在雅克萨等地的俄军撤出中国领土。俄军不予理睬，反而窜至瑷珲劫掠，被清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率军击败，清军全部拆除了黑龙江下游俄军建立的据点，使雅克萨成为孤城。俄军不但不肯退出，反而向雅克萨增兵，跟清朝对抗。于是，康熙帝发布了进军的命令。

神威无敌大将军炮清

为收复雅克萨，打击沙俄侵略军，清军专门铸造了一批红衣大炮，康熙帝把它们命为“神威无敌大将军”。这种大炮在雅克萨之战中发挥了巨大威力。

一月二十三日，康熙帝命都统彭春赴瑗珲，负责收复雅克萨。四月二十八日，彭春和刚被委任的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建义侯林兴珠率领由满、汉、蒙古、达斡尔等民族组成的约2000人军队，携战舰、火炮和刀矛、盾牌等兵器，从瑷珲出发，分水陆两路向雅克萨开进。五月二十二日清军主力抵雅克萨城。彭春向俄军头目托尔布津发出最后通牒，但托尔布津自恃巢穴坚固，将军役人员全部撤入城内，以负隅顽抗。五月二十三日清军战船集于城东南，火炮列于城北，陆军布阵于城南，准备攻城。二十四日，从尼布楚增援雅克萨的一队哥萨克兵乘筏顺江而来，清军于江面截击。林兴珠率福建藤牌兵裸而入水，冒藤牌于顶，持片刀以进，俄军惊所未见。藤牌兵疾劈猛砍，俄军一个个被打入江中；藤牌兵随即跃上竹筏，冲杀这批哥萨克兵。俄军死伤大半，余众溃散而逃，而清军未丧一人。

二十四日夜，清军开始攻城。在城南，彭春派萨布素等进兵，设置挡牌木垄，施放箭镞；在城北，副都统温岱、提督刘兆奇等以红衣大炮猛烈轰击；两翼又有护军参领博里秋、营门校尉乌沙等放神威大将军炮协攻；在江南，都督何佑、副都统雅齐纳、镇守达斡尔提督白克等密布战舰，以备救援。清军众志成城，协调配合，猛烈攻城。二十五日黎明，清军加大炮轰，俄军100多人被击毙，塔楼与城堡破坏无遗，商铺、粮仓、教堂、钟楼，尽被火药箭烧毁；清军还在城下堆积柴薪，准备焚城。托尔布津被迫乞降，遣使要求在保留武装的条件下撤离雅克萨。当日，彭春等遵照谕旨，允许城内俄军携带武器、行李撤走。被沙俄窃踞长达20年之久的雅克萨重返祖国。清军平毁雅克萨城后回师，留部分兵力驻守瑷珲，另派兵在瑷珲、嫩江一带屯田，加强黑龙江防务。

大事记

1685年，康熙帝命都统彭春与林兴珠等率兵赴黑龙江，与俄国侵略者大战于雅克萨，俄国侵略者投降。

俄军撤离雅克萨后，积蓄兵力，图谋再犯。1685年秋，莫斯科派兵600名增援尼布楚。托尔布津获悉清军撤走后，即率500余人，携带大炮，再度侵占雅克萨。俄军在雅克萨废墟上重建城堡，四周围以长40俄丈、下底宽36俄丈、上底宽4俄丈、高1.5俄丈的长方形木城，城上起筑炮垒，城外挖掘壕堑。在堑外陆地一侧还竖立木栅，直抵江边。俄军这一背信弃义的做法引起清政府的极大愤慨。1686年初，康熙帝下令反击，令萨布素速修战舰，统领乌喇（今吉林市）、宁古塔官兵，驰赴黑龙江城；林兴珠的八旗汉军和福建藤牌兵也参与作战。五月，清军2000余人再次围攻雅克萨。清军施放炮火，奋勇进攻，通宵达旦，予敌重创。七月十四日，清军再次发起攻城高潮，城内俄军不得不藏在地穴中躲避炮火。清军见强攻不下，遂改为围困，每日向城内发炮轰击。八月，托尔布津登塔楼侦察时，被清军炮弹击中，右腿齐膝被炸断，旋即毙命；改由拜顿代行指挥，继续顽抗。清军进一步加强对雅克萨的围困：在城西要地设立营寨，控制江面，切断尼布楚方向援敌通道；城内无井，饮水全靠黑龙江水道，清军激战4昼夜，断其水源。在清军围攻下，俄军人数逐日减少。十月严冬来临，俄军饥寒交迫，处境更蹙。到第二年春，原来826名俄军只剩66人。雅克萨城旦夕可下，清政府再次建议沙皇以谈判解决两国边境问题。沙皇鉴于失败已成定局，而俄国重心又在欧洲，遂同意了。

大事记

1685年，纳兰性德死。纳兰性德为大学士明珠之子，善骑射，工诗文，所著《纳兰词》清新秀隽，自然灵逸。

1687年农历三月二十五日，清军解除对雅克萨的封锁，并准许俄军残部撤往尼布楚，历时3年的雅克萨抗俄战争至此结束。

1689年，清政府派出代表索额图，与沙俄政府代表戈洛文在尼布楚举行和谈，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划分了两国边界，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

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沙俄政府不甘心失败，又唆使准噶尔（蒙古族的一支）的首领噶尔丹向漠北蒙古进攻。

大事记

1686年，设广州十三行，洋行制度始于此。

那时，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三个部分。除了漠南蒙古已归属清朝外，其他两部也都向清朝臣服了。准噶尔部是漠西蒙古的一支，本来在伊犁一带过着游牧生活。自从噶尔丹统治准噶尔部以后，他先兼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部落，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漠北蒙古人逃到漠南，请求清朝政府保护。康熙帝派使者到噶尔丹那里，叫他把侵占的地方还给漠北蒙古。噶尔丹依仗沙俄撑腰，不但不肯退兵，还大举进犯漠南。

康熙帝决定亲征噶尔丹。1690年，康熙帝兵分两路：左路由抚远大将军福全率领，从古北口出兵；右路由安北大将军常宁率领，从喜峰口出兵，康熙帝亲自带兵在后面坐镇。七月十四日，康熙帝离开北京，不料途中忽患感冒，只好取消亲征计划。

七月十五日，气焰嚣张的噶尔丹向清军宣战，屯兵于西巴尔台（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土河），然后又逐步南下，占据了距京师仅有350千米的乌兰布通。噶尔丹把几万骑兵集中在大红山下，后面有树林掩护，前面又有河流阻挡。他把上万只骆驼缚住四脚放倒在地，驼背上加上箱子，用湿毡毯裹住，摆成长长的一个驼城，叛军就在那箱垛中间射箭放枪，阻止清军进攻。

大事记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划分中俄东段边界。

噶尔丹还派使者向清军提出交出他们的仇人的要求。康熙帝命令福全反击。八月一日，清军向乌兰布通推进，向噶尔丹大军发起猛攻。清军用火炮火枪对准驼城的一段集中轰击。驼城被打开了缺口。清军的步兵骑兵一起冲杀过去，福全又派兵绕出山后夹击，把叛军杀得七零八落，噶尔丹乘夜逃跑。

噶尔丹回到漠北，一面佯装向清朝政府表示屈服，一面在暗地里重新招兵买马，图谋东山再起。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帝约噶尔丹会见，订立盟约。噶尔丹不但不来，还派人到漠南煽动叛乱。

广州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是清朝设立于广东的专办对外贸易的洋行，实际是一个拥有商业特权的官商团体，创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十三行”之名是沿袭明代的旧称，实际行数变化不定，开始是十三家，最多达几十家，其中以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著名。被招入十三行的洋行商人利用亲近政府之便垄断对外贸易，规定所有外国进口货物均由其承销，内地出口货物亦由其代购，并负责拟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同时，他们又受清政府委托行使一定的外交权，负责向外商征收进口货税，并代政府经办一切同外商的交涉事宜，如代为传达政令、送交外交公文、转递外商的意见和禀帖等。这种公行，带有官商的性质，是一种封建性的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十三行的贸易特权被取消，后在外国经济侵略中加速衰落。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噶尔丹又燃叛乱战火，率领骑兵3万，向漠南大举进攻。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决定再次御驾亲征，分三路出击噶尔丹：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从东路进兵；大将军费扬古率陕西、甘肃军兵，从西路出兵，拦截噶尔丹的后路；康熙帝亲自带中路军，从独石口迎击噶尔丹大军。

康熙帝的中路军到了科图，遇到了敌军前锋，但东西两路还没有到达。这时候，有人传言沙俄要出兵帮助噶尔丹。随行的一些大臣害怕起来，劝康熙帝退兵。康熙帝气愤地说：“我这次出征，还没有见到叛贼就退兵，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再说，我中路一退，叛军全力对付西路，西路不是更危险了吗？”

北征督运图

远征漠北，最大的困难是粮饷的运送与供应。为解决这一难题，康熙帝特遣内阁学士范承烈督运西路军粮。此图描绘的是范承烈在大营门口查验军粮的情景。

康熙帝决心已定，继续进兵克鲁伦河，并且派使者去见噶尔丹，告诉他康熙帝亲征的消息。噶尔丹在山头望见清军黄旗飘扬，军容整齐，便连夜拔营逃走了。康熙帝一面派兵追击，一面派快马通知西路军大将费扬古，让他们在半路上截击噶尔丹。

噶尔丹带兵奔走了五天五夜，到了昭莫多（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南），正好与费扬古军相遇。费扬古在树林茂密的地方设下埋伏，然后派先锋把叛军引到预先埋伏的地方，叛军一到，便前后夹击。叛军死的死，降的降。最后，噶尔丹只带了几十名骑兵逃走了。清军大获全胜。

昭莫多之战后，噶尔丹流窜于塔米尔河流域。为了彻底消灭噶尔丹的势力，康熙帝采取收服降众、断绝噶尔丹外援的策略，彻底地孤立了噶尔丹。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也遣使入朝，接受了清朝的册封，噶尔丹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但他顽固不化，拒不接受清廷的招抚。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六日，康熙帝第三次率兵亲征噶尔丹。出京城，经过山西大同、陕北府谷、神木、榆林等地，三月二十六日康熙大军抵达宁夏。这时，噶尔丹原来的根据地伊犁已经被他侄儿策妄阿拉布坦占领；他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也纷纷投降，愿意做清军的向导。噶尔丹走投无路，服毒自杀。五月十六日，康熙帝胜利回京。

大事记

1697年，康熙帝第三次亲征噶尔丹，最终噶尔丹兵败自杀。

从那以后，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分封了当地蒙古贵族称号和官职。随后，又在乌里雅苏台设立将军，统辖漠北蒙古。

洪昇（1645～1704年）字昉思，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出身仕宦之家。洪昇少年时期受过正统的儒家教育，很早就显露才华。24岁时，洪昇到北京的国子监学习，想求取功名。27岁左右回到杭州，与父母关系恶化，为父母所不容，被迫离家别居，贫困到断炊的地步。他只好再度前往北京谋生，两年以后，他的诗集《啸月楼集》编成，受到王士祯等名流的赏识，诗名大起，开始卖文过活。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他把旧作《舞霓裳》传奇戏曲改写为《长生殿》，一时广为传诵。次年八月间，正值孝懿皇后佟氏死后一个月，洪昇在家中排演《长生殿》，被以大不敬的罪名弹劾。洪昇因此下狱，同时被国子监除名。不得已，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返回故乡杭州。此后往来于吴越山水之间，过着放浪潦倒的生活。59岁那年，在浙江吴兴夜醉落水而死。

大事记

1698年，康熙帝将北京郊区的浑河赐名为永定河，此为永定河名称的来历。

洪昇的主要创作成就是在戏曲方面，有传奇9种，但只有《长生殿》传世；另存有杂剧《四婵娟》一种，由4个单折的短剧合成，分别写了谢道韫、卫夫人、李清照、管夫人4位才女的故事。

《长生殿》是洪昇戏曲创作的代表作，取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七月七日长生殿”诗句作为剧本题目，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写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他曾三易其稿，费了十余年的时间：最初所作名《沉香亭》，后更名《舞霓裳》，最后才定名为《长生殿》。

大事记

1699年，顺天乡试舞弊案发，正、副考官皆下狱。

《长生殿》的思想内容相当复杂，它既是一部浪漫的爱情剧，又具有历史剧的特色，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情节曲折，在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生死不渝的爱情的同时，又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写安史之乱及有关的社会政治情况。这一双线互相映衬的结构，把杨、李的爱情故事结合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广阔的社会背景来描写，除了通过对唐明皇失政的批评，寄寓乐极生悲的教训意义外，还通过描写爱情在历史变乱中的丧失和由此引起的痛苦，渲染了个人命运为巨大的历史力量所摆布的哀伤。剧本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作者善于用优美流畅、富于诗意的唱词，来描绘人物不同景况下情绪心理的变化。总之，《长生殿》是一部以写“情”为主，兼寓政治教训与历史伤感的作品。

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年），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青年时曾参加“复社”，反宦官权贵。清军南下，又起兵抗清。失败后，游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观察形势，图谋再举，至死不仕清朝。他认识到宇宙是由物质构成的，“非器则道无所寓”，这些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观点，却未能系统地加以发挥和论证。在政治思想方面，顾炎武坚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主张限制君权，扩大地方权力。在治学方面，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强调“博学于文”、“行已有耻”。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是为了有益世用而著。在音韵学上，他对阐明音学源流和分析古韵部目等方面，多有贡献。主要著述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长生殿》全剧长达50出，以杨、李的爱情为主线，同时又以一组道具——一对金钗、一只钿盒贯穿始终。剧本一开始就直接写二人以金钗钿盒为定情信物，而后经过一番波折，至七夕长生殿盟誓，形成一个高潮；紧接着安史乱起，马嵬坡兵变，杨贵妃惨死，杨、李的爱情转化为悲剧，而作为信物的金钗钿盒成为随葬品；其后再描写已成蓬莱仙子的杨贵妃拆金钗一股、钿盒一扇托道士转交唐明皇，坚守前盟；最终二人在天宫团圆，金钗再成双、钿盒又重合。对“钗盒情缘”的刻意描写，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同时，剧中又巧妙地把宫廷内外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情景与杨、李爱情的线索组合成一体，穿插着安禄山、杨国忠、高力士、李龟年、雷海青等各式人物乃至村妇小民的活动，使剧情显得更丰富。

大事记

1702年，胡渭撰《禹贡锥指》成书，提出黄河五次大改道说，对后世黄河变迁史研究有很大影响。

另外，《长生殿》的曲词优美，清丽流畅、刻画细致、抒情色彩浓郁。例如《弹词》一出中，〔转调货郎儿〕9支曲子，低回深郁，曲折动人。而随着人物身份的不同，《长生殿》曲词的风格也多有变化，如前面抄录李龟年流落江南时所唱的一支曲子，别有一种苍凉的感觉；而剧中几支民间百姓的唱词，则大多偏向于通俗风趣。

《长生殿》隐晦地表达了作者的历史思考，在艺术表现上达到清代戏曲创作的最高成就，它与当时另一部历史剧，孔尚任写的《桃花扇》堪称双璧。

与洪昇的《长生殿》并称为清代戏曲“双璧”的《桃花扇》，直接以南明政权的覆灭为背景，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作者孔尚任（1648～1718年）字聘之，山东曲阜人，孔子64代孙。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亲自到曲阜祭孔，孔尚任被选为御前讲经人员，撰写典籍讲义，在康熙面前讲《大学》，康熙破格将他由监生提升为国子监博士。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初，孔尚任进京，正式走上仕途，后迁至户部员外郎，因故罢官。

大事记

1702年，史学家万斯同去世，为官修《明史》主要编纂人。

关于《桃花扇》的创作，据孔尚任自己说，隐居石门时就已开始创作，经十余年苦心经营，三易其稿始成。剧本的宗旨，作者说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桃花扇·先声》），同时要通过说明“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为后人提供历史借鉴，“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桃花扇小引》）。剧中以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利用真人真事和大量文献资料，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明末腐朽、动乱的社会现实，谴责了南明王朝昏王当政，官吏争权夺利，置国家危亡于不顾的腐朽政治，总结了历史教训，抒发了兴亡之感。

大事记

1703年，高士奇去世，著有《左传纪事本末》等。

在《凡例》中，孔尚任曾提出剧情要有“起伏转折”，又要“独辟境界”，出人意料而不落陈套，还要做到“脉络联贯”，紧凑而不可“东拽西牵”。这些重要的戏剧理论观点，在《桃花扇》中得到较好的实现。全剧40出，以桃花扇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道具串联侯、李悲欢离合的爱情线索，又以这一线索串联南明政权各派各系以及社会中各色人物的活动与矛盾斗争，纷繁错综、起伏转折而有条不紊、不枝不蔓。明末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相恋，侯方域题诗宫扇赠予香君。阉党阮大铖趁机请人代送妆奁及酒席之资以拉拢侯方域，但被香君严辞拒绝。阮大铖怀恨在心，设法迫害，侯方域被逼投奔扬州督师史可法。阮大铖为巴结淮阳督抚田仰，向马士英献计买香君赠予田仰为妾。香君不从，以头撞桌，昏厥于地，血溅桃花扇。杨文骢信手提笔就斑斑血痕勾勒出几枝桃花，此即“桃花扇”。香君乃托人携桃花扇致方域，以明心迹。后来清军南下，陷南京，方域与香君同避难于霞山，二人在白云庵相遇，取出桃花扇叙旧，共约出家。

大事记

1705年，朱耷死。朱耷别号八大山人，擅画水墨花卉禽鸟，构思奇异，形象夸张，对后来写意画影响很大。

在《桃花扇》里，作者有意避免对“情”作单独的描写，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始终卷入在南明政治的漩涡和南明政权从初建到覆亡的过程中。在戏剧结构上，孔尚任以巨大的艺术才能和独创性，通过象征男女主人公爱情命运的一把扇子，把一部包含了南明兴亡史的戏剧情节贯串在一起。从赠扇定情始，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就被置于明末的政治漩涡之中。侯、李被迫分离后，结构上展开了由他们联系着的两条线索：侯方域四处奔波这条线索，写南明草创及四镇内讧等重大事件和矛盾；李香君备受欺凌这条线索，写弘光帝和马、阮之流倒行逆施、宴游偷安。这两条线索交互映衬，“争斗则朝宗分其忧，宴游则香君罹其苦。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明之治乱系焉”。最后，作者摆脱了传统戏曲大团圆的俗套，以侯、李入道的爱情悲剧来衬托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

《桃花扇》在许多方面均富有艺术创造性，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说，女主角李香君给人的印象颇为深刻。作品中把李香君放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来刻画，反映了一定的时代特点，她的聪慧、勇毅的个性，显得颇有光彩。《寄扇》一出，香君坚不下楼，在对政治派别的选择和对情人的忠贞中，包含了对美满人生的憧憬。

在《桃花扇》中，作者较多地注意到人物类型的多样化和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如阮大铖本是著名戏曲家，剧中既写了他的阴险奸滑，也写了他富于才情的一面。再如杨文骢，他能诗善画，风流自赏，政治上没有原则，却颇有人情味，在侯、李遭到马、阮严重迫害时，出力帮助他们。象征李香君高洁品格的扇上桃花，就是他在香君洒下的血痕上点染而成的。由于他的存在，剧情显得分外活跃灵动。

大事记

1705年，康熙帝第五次南巡，视察黄河水利工程建设。

《桃花扇》的悲剧性的结局，有力地打破了古代戏剧习见的大团圆程式，给读者或观众留下了更大的思考余地。总之，《桃花扇》是古典历史剧的典范，它和《长生殿》一起，标志了我国戏剧文学的最高水平。

自从传奇在唐代蔚为大观之后，中国的文言就陷入了长久的沉寂之中。一直到蒲松龄的出现，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

1640年农历四月十六日破晓时分，山东省淄川县蒲家庄一户人家的一声清脆啼哭，宣告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这个小生命的父亲欣喜若狂，因为在孩子降生前，他刚刚梦见一个清瘦的佛把一贴膏药贴在他的胸膛上。于是他给孩子起名叫蒲松龄——他希望孩子能够和南山的不老松一样长寿。

蒲松龄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他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读书，19岁时以府、县、道三个第一考中秀才。但之后三年一次的乡试，成了他一生都迈不过的坎。一直到他72岁的时候，他才博得了一个岁贡的功名。一次次的志在必得，又一次次的折戟沉沙，他不得不在41岁时到别人家当家庭教师，直到71岁时才撤帐回家；另一方面使得他把大部分兴趣和精力放在收集、整理谈狐说鬼的故事上。从30多岁开始，一直到去世前，他都坚持着对《聊斋志异》的创作与加工。在他72岁的时候，他一生的精神支柱、跟他患难与共56年的妻子刘孺人病逝。他在埋葬妻子的仪式上对儿孙们宣布，自己将在三年之内死去。两年后，也就是1715年，他倚书屋—聊斋的南窗边逝世。

大事记

1726年，铜活字排印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完成。

《聊斋志异》是一本凝聚蒲松龄一生辛酸与痛苦的“孤愤之书”，全书共有近500个故事。他在《聊斋志异》中，以饱含激情与热泪的巨笔，为读书人谱写了一曲壮志难伸的悲歌。《叶生》中的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但是穷其半生，却困于科场，始终无法向功名迈进一步，最终郁郁而死。但他不知道自己已死，魂魄一直追随着生前的文章知己、县令丁称鹤，教丁公子读书应举，结果每试必中，直至进士及第。当他带着巨大的荣耀返回故里时，才突然发现自己早已死去多时，是一颗不甘心就此泯灭的灵魂支撑着自己，由自己的学生来实现自己终生未竟的心愿。这一个个科举考试制度下的悲剧形象身上，凝聚着作者自己一生怀才不遇的苦闷情怀，是作者自己一生痛苦的写照。

大事记

1729年，雍正帝因征讨准噶尔设军机房，后来发展为军机处。

由于在现实世界中的郁郁不得志，蒲松龄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鬼狐花妖身上，建造了一个瑰丽奇特、异彩纷呈的精神家园。在他笔下，天地万物，一花一草，一石一木都获得了生命。从狐狸，到黄蜂，到老鼠、青蛙，甚至连牡丹花，都有思想有灵魂，有丰富的情感。而且与尘世的人相比，她们身上更具有浪漫的气息，更富有理想性。这些花妖鬼魅置封建社会的传统礼法不顾，常常夜扣书斋和心爱的书生幽会。她们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丝毫没有世俗婚姻的门当户对的观念和嫌贫爱富的庸俗想法。相反，她们对于恋爱对象的选择，或是出于对男子才能胆识的崇敬，或是由于志趣相投、爱好相近，决不会因为对方是落魄潦倒的书生或小市民而嫌弃对方。《连琐》中的连琐和杨于畏相爱，是因为共同的文学兴趣；《晚霞》中的晚霞和阿端的相爱，是以舞蹈艺术爱好为桥梁；《白秋练》中的白秋练追求慕蟾宫，诗歌是其媒介。

《聊斋》故事图册清

不仅如此，这些美丽的花妖鬼魅绝不像很多世俗的人一样朝三暮四、喜新厌旧。她们一旦付出了真心，就海枯石烂也决不变心。《香玉》中的白牡丹，爱上了胶州的黄生，当她被迁往别的地方，与黄生两地分离之后，立即枯萎而死。而在黄生日夜凭吊的真挚感召下，她又起死回生。后来黄生魂魄所寄的牡丹花被道士砍死后，她也憔悴而死。这种可以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伟大爱情，已经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超越了物类的区别。而且一旦这些花妖鬼魅能最终与人类结合，生活往往会幸福美满。《翩翩》中的仙女与罗子浮结合，生了儿子，并为儿子娶亲。在婚宴上她欣慰地唱道：“我有佳儿，不羡高官；我有佳妇，不羡绮纨。”这种超脱而健康的情绪，是世俗婚姻中很少见的。

蒲松龄凭借着自己的力量把文言推向了不可企及的高度。在他身后，出现大量模仿《聊斋志异》的作品，但再也没有一部作品能像《聊斋志异》一样，既深刻而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又塑造出如此之多的鲜活人物，同时还留给世人一个瑰奇幻丽的艺术世界。

徽班进京

清朝初年，徽剧盛行于安徽及江浙一带，到清中叶时逐渐风行全国。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了庆祝乾隆帝的八十寿辰，四大徽班（三庆、春台、四喜、和春）先后进入北京演出，名噪一时，这就是著名的徽班进京。道光年间，湖北汉调艺人也进京和徽班艺人同台演出。徽、汉两剧相互吸收融合，经过近20年的发展演变，终于形成了京剧。京剧在同治、光绪年间达到了它的艺术高峰。1876年，“京剧”这一名称在上海出现。20世纪上半叶，京剧迎来了它的第二次高峰，优秀的京剧演员不断涌现，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京剧流派。

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采取两种手段：对于服从统治的文人，采取招抚的办法；对于不服统治的，采取严厉的镇压。就在康熙帝即位的第二年，有官员告发，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珑的文人，私自招集文人编辑《明史》，里面有攻击清朝统治者的语句。这时候，庄廷珑已死去。朝廷下令，开庄廷珑棺材戮尸，把他的儿子和写序言的、卖书的、刻字的、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处死的处死，充军的充军。这个案查下去，一共株连了70多人。

由于这类案件完全是因写文章引起的，所以就叫做“文字狱”。

康熙帝死后，他的第四个儿子胤禛即位，这就是清世宗，又称为雍正帝。在雍正帝的统治下，文字狱更多更严重了。其中最出名的是吕留良事件。

吕留良也是一个著名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了反清斗争。失败后，就在家里收学生教书。有人推荐他做官，他坚决拒绝了。官员劝他不听，也没用，后来他索性跑到寺院里，剃发当了和尚。吕留良当了和尚以后，就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书里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后来，吕留良死了，他的书也没有流传开去。

有个叫曾静的湖南人，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

张熙到浙江后，不但打听到了文稿的下落，还找到了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说得拢。他向曾静汇报后，曾静就约两人见了面，四个人议论起清朝统治，都十分愤慨。大家就秘密商量推翻清王朝的办法。

他们知道，光靠几个读书人成不了大事。后来，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握有重兵。他想，要是能劝说岳钟琪反清，就大有成功的希望。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琪。岳钟琪是位高权重的川陕总督，岂肯放弃荣华富贵，听从小民蛊惑。他迅速将这事上报雍正帝。雍正批示岳钟琪审理此案，并指示岳钟琪不要重刑逼供，要设法引诱他说出实情。岳钟琪于是会同陕西巡抚西琳、按察司顾色定下诱导之计，岳钟琪先将张熙偷偷放出，以礼相待，然后痛哭流涕，说自己早有谋反之意，只是皇帝监视严密，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又要与张“盟誓”，迎聘他为老师，共举义旗，反清复明。

张熙信以为真，将老师曾静的姓名、居地以及平常交游的人，和盘托出。岳钟琪得到了其想要的东西后，立即恢复本来的面目，将张熙重新下狱，把所得情报上报雍正帝。

大事记

1749年，文学家方苞去世，方苞为桐城派创始人，号为“一代宗师”，著有《望溪文集》等。

雍正帝迅速采取措施，于十月间派副都统海兰，十一月初派刑部侍郎杭奕禄为钦差急赴湖南，将曾静及刘之珩、陈立安、陈达、张新华等与曾静和张熙有关的亲友扣押；又命浙江总督李卫查抄已故的吕留良家，将吕留良的儿孙以及一帮学生拿获。后来雍正又命将各犯解送京师。

雍正帝为了挽回声誉，洗刷失德的罪名，尽力寻找攻击他失德的言论制造者。“十大罪状”中“谋反、逼母、弑兄、屠弟”等都是不曾向民间公布的重大政治事件，乡野小民是怎么知道的？其后必有更大的阴谋者在散布谣言。于是他下令有司追问曾静何以得知这些小道消息，曾静供认是听安仁县生员何立忠和永兴县医生陈象侯说的。雍正帝顺藤摸瓜，发现根源竟然是允禩集团的人。原来允禩、允禟的奴隶、太监因受到其主人的牵连，被贬往边远的地区，心怀不满，便到处散布谣言。

雍正帝决心挽回自己的名誉，他屡发上谕，再次宣布允禩集团罪状，讲述储位斗争以前的历史，为自己辩白。为了使自己的辩白能够广传天下，家喻户晓，他又将关于曾静一案的上谕编辑在一起，附上曾静的口供，编成《大义觉迷录》。雍正帝将该书颁发到全国各府州县学，命地方官向百姓宣讲。

军机处

军机处是清朝中后期的中枢权力机关。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军机处成立于雍正七年（1729年），初名“军机房”，乾隆后称“军机处”。军机处本为办理军机事务而设，但因它便于君主有效实施专制独裁，所以常设不废，而且其职权也愈来愈大。军机处成立后，一切机密大政均归军机处办理，但实际上军机处完全等同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入职军机者，只能跪受笔录，传达谕旨，决策大权完全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军机大臣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大臣之任命，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军机大臣的职务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一切都是皇帝临时交办的，所以说军机处是皇帝集权的最好工具。

除了这样真是由反对朝廷的活动引起的案子之外，有不少文字狱，完全是牵强附会，或是挑剔文字过错惹出的大祸。有一次，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帝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便挑剔说这“清风”指的就是清朝。这样一来，徐骏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性命也丢掉了。

郑板桥祖居苏州，后来迁居兴化。他生于1693年的农历十月，当时的时令为“小雪”。按照当地的风俗，“小雪”是“雪婆婆生日”，郑板桥与雪婆婆同时降临人间，这令全家人都很高兴。他的父亲为他取名为燮，字克柔。后来，他的居所附近有一座木板桥，意境不错，他自号为板桥。

大事记

1750年，陈复正著儿科专书《幼幼集》成书。

郑板桥出生时家境已没落，全家人仅靠祖上遗产和少量地租维持生活。后来，他的父亲取得廪生的资格，每月可以向官府领取一些粮米，家里的生活才得以改善。但好景不长，没过几年，板桥的生母汪氏病故，他靠乳母费氏照料。费氏原来是郑家的仆人，为人勤劳、仁厚、善良、慈爱。当时正在闹饥荒，郑家的粮食不够吃，根本雇不起仆人了，但费氏舍不得郑板桥，每天回自己家吃饭，然后到郑家看护他。

后来，郑板桥的父亲续娶郝氏。郝氏无子，对待板桥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郑板桥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每当想起后母不辞劳苦地操持家务，无微不至地照顾我饮食起居的时候，我都会感动得泪流满面。”郑板桥的父亲学问、人品都很好，经常教儿子读书写字，以及为人处世的道理。郑板桥的外祖父汪诩文也非常博学多才，但隐居多年，一直没有出来做官。他对于外孙的生活、学习非常关心，经常指导他读书、作文、绘画，所以郑板桥说：“我的文学天分从外祖父那里继承的多一些。”

华峰三祝图清郑板桥

郑板桥9岁入私塾读书。他学习非常刻苦，成绩优异，能够出口成章。有一次，私塾先生带着他和同学们去郊游。师生一道漫步在青山绿水之间，欣赏着大自然的景色，无不心旷神怡。忽然，一阵哭声传来。他们循声望去，见不远处的河边围了一群人。原来，有个小女孩过桥的时候，不慎跌入水中，淹死了。私塾先生听了人们的描述，连连摇头叹息，他一边走，一边吟道：“二八女多娇，风吹落小桥。三魄随浪转，七魂泛波涛。”同学们听了都说好，唯独郑板桥觉得不是很好。

他走到先生面前，说：“先生的这首诗有的词语欠妥，值得推敲。”先生听罢此言，面露难堪之色，但还是说：“噢？不妨大胆直言。”郑板桥认真地说道：“先生不认识那个女孩子，怎么知道她刚好16岁呢？魂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你又怎么知道它们‘随浪转’、‘泛波涛’？我看不如改成‘谁家女多娇，何故落小桥？青丝随浪转，粉面泛波涛’。”先生一听，手拈胡须赞叹道：“有理，有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郑板桥为人质朴率真，对看不惯的事物敢于直言，甚至怒斥，因而同学们的家长都告诫子弟不要和他来往。他自尊心很强，从不逢迎任何人。学习上，他坚持“精通”、“广博”相结合，尤其重视“精通”。郑板桥经、史、子、集无不涉猎，重点章节都要反复诵读。他最推崇《史记》，认为该书中的《项羽本纪》描写巨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围的几段最为精彩。对于杜甫、白居易、陆游等人的诗，他也特别爱读。郑板桥在学习上注重学以致用，认为这样才能做到深入理解、融会贯通。

大事记

1771年，土尔扈特部在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回归祖国怀抱。

1712年春，郑板桥师从陆震，学习填词。陆震悉心地指导他先学习婉约派柳永、秦观的词，再学习豪放派苏轼、辛弃疾的词，令其体会二者的妙处和区别。陆震认为词与诗不同，以跌宕起伏为变格，以婉转清丽为正格，练习时需要反复斟酌。郑板桥的词兼取二者的长处。

郑板桥22岁那年与徐氏女结婚。为了养家糊口，他被迫到扬州设立私塾，授徒讲学。因没有功名，他不被人看重，学生亦很少，经常入不敷出。

迫于生计，他开始作画卖画。当时的扬州是南北漕运的咽喉之地，大批富商巨贾云集，故而异常繁荣，这为文人墨客施展才华提供了条件。郑板桥初到扬州时，是边教书边作画卖画，之后就专一作画卖画。他的书画作品对后世影响深远。

大事记

1777年，思想家戴震卒。戴震对理学家“去人欲，存天理”之说有所抨击。其视个体为真实、批判程朱理学的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本土资源，对晚清以来的学术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戴震本人也被梁启超、胡适称为中国近代“科学界的先驱者”。

曹雪芹，名霑，字梦阮，“雪芹”是他的别号，又号芹圃、芹溪。约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卒于乾隆二十七年（1763年）除夕。曹家在康熙朝盛极一时，曾祖曹玺，祖父曹寅及其伯父曹颙、父亲曹顤等任江宁织造一职前后达60余年。曹寅工诗能词，又是有名的藏书家，著名的《全唐诗》就是他主持刻印的。曹雪芹就是在这种繁盛荣华而又充满书香气的家境中度过了他到13岁为止的少年时代。

大观园图清

大观园是《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贾宝玉、林黛玉等人活动的场所。此图纵137厘米，横362厘米，展现了在凹晶馆、牡丹亭、蘅芜苑、蓼风轩和凸碧山庄五个地方活动的人物173个，是研究《红楼梦》的珍贵资料。

雍正即位后，曹顤被查办革职，抄没家产。曹家全部迁回北京后，曹雪芹曾在一所学堂当差，境遇潦倒，常常要靠卖画才能维持生活。他最后流落到北京西郊的一个小山村，生活困顿。乾隆二十六年（1762年）秋，他唯一的爱子夭亡。不久，他也含恨谢世，只留下一位新娶不久的继妻和一部未完成的书稿。《红楼梦》第一回记述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他去世时，全书仅完成前八十回和后面的一些残稿。

《红楼梦》书影乾隆年抄本

一开始的十几回，写林黛玉初入荣国府的见闻，写宁国府为秦可卿出殡时的声势，写元春选妃、省亲，像缓缓拉近的长焦镜头一样，层层推进地表现出贾府特殊的社会地位和令人目眩的富贵豪奢。但就在这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繁华景象中，透出了它不可挽救的衰败气息。钱财方面坐吃山空，内囊渐尽。而人才方面的凋零则是贾府衰败的真正原因，贾府的男性或炼丹求仙，或好色淫乱，或安享尊荣，或迂腐僵化。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核心人物。在他身上应该有作者早年生活的影子，但也渗透了他在后来的经历中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在贾宝玉身上，集中体现了的核心主题：新的人生追求与传统价值观的冲突，以及这种追求不可能实现的痛苦。的第一回，作者也似乎在有意识地运用一个神话模式作为的框架。作者以女娲补天神话为象征，女娲炼石补天时剩的一块石头，时间一久，通了灵性，便因自己不能有补天之用而日夜悲号。一僧一道将它化为一块美玉，就是后来贾宝玉出生时口中所衔的“通灵宝玉”，也就是“宝玉”本人。这个神话故事揭示了宝玉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他是一个具有良材美质的“废物”。这似乎有些矛盾，但事实就是这样：他聪明过人，却厌恶读书；他是母亲眼中的命根子，但却是父亲眼中的“逆子”；他和大观园中的女孩们如胶似漆，但对老妈子却很少有什么好感；对秦钟他一见如故，但却视贾雨村为禄蠹……总之，凡是沾了利禄之气的人或物，都遭到他的蔑视和抛弃，因而，他就成为他的“诗礼簪缨之族”的“废物”，也成了社会政治结构的“废物”。贾宝玉便把他的全部热情灌注在一群年轻女性的身上。他是一个天生的“情种”。一岁时抓周，“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七八岁时，他就会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更有一句因林黛玉而起、对紫鹃所说的话：“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如何？”在贾宝玉看来，爱情已经成了生命的唯一意义。

指画

指画，也叫指头画、指墨，是用手指头画的中国画。指画的创始人是清代的高其佩。在高其佩之前，唐代张文通也曾用手指头修改画中局部，但没有系统地用手指头画出完整的国画。高其佩早年也用传统的毛笔画过画，但久久未能创造自家的风格，在他发明了指画后才独创一格，成为指画的开山鼻祖。高其佩的指画题材包罗万象，山水、人物、花卉、虫鸟，有的气势磅礴，有的刻划细微，有很高的成就。

在《红楼梦》中，宝黛两人既有一层表兄妹的现实关系，更有一层木石前盟的神话结构中的前身相爱关系。在现实关系中，他们的爱情是因长年耳鬓厮磨而形成，又因彼此知己而日益加深的。但这种爱情注定不能够实现为两性的结合，因为在象征的关系上，已经规定了他们的爱情只是生命的美感和无意义人生的“意义”。

包括黛玉在内的青年女性，寄托着作者的感情和人生理想，但她们在中无一例外地走向毁灭：有的被这腐败没落的贵族之家所吞噬，有的随着这个家庭的衰亡而沦落。由女儿们所维系着的唯一净土也不能为现实的世界所容存，所以《红楼梦》终究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实现的梦。

高鹗所续的后四十回，给人的感觉是收束有些急促，显得变故迭起，一片惊惶。语言文字上也相对逊色，不过从总体上看，后四十回还是保持了原作的悲剧气氛，这是难能可贵的。后四十回中写得最好的，是宝玉被骗与宝钗成婚、同时黛玉含恨而死的情节，在很大程度上感动了许多读者，以致有怀疑那可能就是曹雪芹的原稿。

《红楼梦》在艺术上达到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成就。从《红楼梦》前八十回看，这部作品的结构已经突破了原来章回长篇的模式。它以贾、林、薛、史四人的情感纠葛为中心线索，以他们生活的大观园为主要舞台，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社会背景，组织一个庞大的叙事结构。而这个结构据原作推测，又放在一个巨大的神话叙事结构中。贾、林、薛、史等人从情天幻海而来，终将回归仙境。

曹雪芹像

《红楼梦》最值得称道的，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在《红楼梦》的主要人物中引人注目的，首先是王熙凤，作为荣国府的管家奶奶，她是《红楼梦》女性人物群中与男性的世界关联最多的人物。她“体格风骚”，玲珑洒脱，机智权变，心狠手辣。她貌似精明强干，在支撑贾府勉强运转的背后，她挖空心思地为个人攫取利益，放纵而又不露声色地享受人生。迟发月银用来放高利贷；私了官司以谋取暴利；而借机敲诈更是她的拿手好戏，连丈夫贾琏都不放过。因此作者将加速贾府沦亡的过错，有意无意地集中到了她身上，“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王熙凤在《红楼梦》中，无疑是写得最复杂、最有生气、最新鲜的人物。

浙西词派

清代文学流派，在文坛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清代词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是朱彝尊（1629～1709年）。朱彝尊和同乡汪森一起编选历代各家词辑为《词综》，作为学词的范本，影响十分深远。在创作思想上，朱彝尊主张以南宋的姜夔、张炎为宗，推崇醇厚雅正的风格，讲求字句声律，这也可以说是浙西词派的基本理论。该派后期的代表人物是厉鹗，他对浙西词派的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他将该派提倡的“雅”与《诗经》中“风雅颂”的“雅”同样看待，并且提出了“清”的审美要求，对于词的理论发展具有一定的贡献。

薛宝钗的精明能干不下于王熙凤，但她温良贤淑，所以她的言行举止就显得委婉内敛。她有很现实的处世原则，能够处处考虑自己的利益，但她同样有少女的情怀，有对于宝玉的真实感情。但她和宝玉的婚姻最终却成了一种有名无实的结合，作为一个典型的“淑女”，她也没有获得幸福。

林黛玉是一个情感化的、“诗化”的人物。她的现实性格聪慧伶俐，由于寄人篱下，有时显得尖刻。另一方面，正因为她是“诗化”的，她的聪慧和才能，也突出地表现在文艺方面。在诗意的生涯中，和宝玉彼此以纯净的“情”来浇灌对方，便是她的人生理想。作为中人生之美的最高寄托，黛玉是那样一个弱不禁风的“病美人”，也恰好象征美在现实环境中的病态和脆弱。

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中不仅写出了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贾探春以及女尼妙玉这样一群上层的女性，还以深刻的同情精心刻画晴雯、香菱、鸳鸯等婢女的美好形象，写出她们在低贱的地位中为维护自己作为人的自由与尊严的艰难努力。晴雯勇补雀金裘、笑撕纸扇、愤寄指甲，鸳鸯以死怒拒贾赦的淫威等，都给人以美好和光明的希望。

大事记

1782年，《四库全书》成书。

贾府中的男性如贾赦、贾珍、贾琏、贾蓉等，大都道德堕落，行止不端。他们享受着家族的繁华，是一群对财色贪得无厌的寄生虫。刘姥姥在《红楼梦》中，尤其是在后半部分，基本上成了重要人物。这位乡间老妇本是深于世故，以装痴弄傻的表演，供贾母等人取乐。然而，这一个出场时极似戏曲中丑角的人物，后来却成了巧姐的救命恩人。她可笑可怜却又可敬，人性含蕴十分丰富。在她的身上，表现了曹雪芹对下层人物的理解。

《红楼梦》的语言，既是成熟的白话，又简洁而略显文雅，或明朗或暗示，描写人情物象准确有力。它的对话部分，尤能切合人物的身份、教养、性格以及特定场合中的心情，活灵活现，使读者似闻其声、似见其人。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历史深度和社会批判意义的爱情。它颠覆了封建时代的价值观念，把人的情感生活的满足放到了最高的地位上，用受社会污染较少、较富于人性之美的青年女性来否定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士大夫阶层，从而表现出对自由的生活的渴望。

大事记

1793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来华，求通商，乾隆帝予以拒绝。

清王朝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经营，经济发展很快。到雍正帝儿子清高宗弘历（也叫乾隆帝）在位的时候，已经可以称得上国富民强了。清朝初期的文治武功在这个时期都达到了鼎盛。

1757年，原来已归服清朝廷的准噶尔贵族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乾隆帝派兵两路进攻，平定了叛乱。

乾隆帝跟他祖父、父亲一样，不仅注意武功，还十分重视文治。他一面继续招收文人学者做官；一面又大兴文字狱，镇压有反清嫌疑的文人。乾隆时期文字狱之多，大大超过了康熙、雍正两朝。

但是，乾隆帝明白，光靠文字狱来实行文化统治去不了根，还有成千上万的书籍贮藏在民间。如果里面有不利于他们统治的内容，那就无可奈何了。后来，他想出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就是集中全国的藏书，来编辑一部规模空前巨大的丛书。这样做，一来可以进一步笼络大批知识分子，显示皇帝重视文化；二来借这个机会正好可以把民间藏书统统审查一下。

四库全书楠木匣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