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一统中华（1 / 2）

秦国统一天下之后，随即对交通、贸易、语言、习俗、制度等各个方面进行改制，使华夏民族开始了新的融合，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华帝国。

1． 始有“皇帝”

时间公元前221年

人物秦王政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称号皇帝，自称为朕，出命曰制，下令曰诏。他统一天下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议帝号就是秦王政并天下后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所谓议帝号，就是在统一天下后，让群臣把他这个天下的主宰者、最高级人物的位置，摆正和确定在天下之上。长期统治最重要的是建立制度，制度必须从“正名”开始。最让统治者关心的便是统治者的名称，因为这会牵涉到统治的原则及统治的精神。

秦王政下达“议帝号”之诏今后，秦廷的大臣们便与博士一同商议起来。这时，秦初并天下，尽管是暴力，但秦王政在人心目中的形象已是无比的崇高。所以在议帝号时，由于这些大臣和博士们对五帝之事还能有所知晓，认为五帝时地方不过千里，对千里之外蛮夷地方及其君长就不能随意做主了，哪能同秦将天下统一相比，于是就考虑到了三皇的名号。实际上这些人并不知道五帝以前是怎么回事，只是为了捧圣而盲从地把三皇之说搬弄出来，认为三皇之时，没有什么君长，不分什么蛮夷，天下是一统的，都只听皇一个人治理——当然今天都知道把五帝之前的历史说成这样是荒谬的。但当时的博士们却真的认为是那么回事，而且在传颂中还认为泰皇比地皇、天皇还要崇高。商议的结果，就议定以泰皇作秦王政的名号，而由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上奏于秦王政。这些人当时只是想给秦王珊白马屁，尤其是李斯还是跟大儒荀卿学帝王之术的，却没能领会秦王政的心理要求：他是要居于一切人之上，要前无古人。用泰皇为号虽尊，但那样岂不是还有个泰皇与之并列皇皇吗?不过这个皇字倒启发了秦王政，他知道“皇皇后帝”是无上崇高的，而且他也迷恋他曾祖父要称帝的感情，于是，就下命令说：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看来秦王政的头脑显然是高于李斯等人，定下皇帝名号，既是无上崇高的，又是德兼三皇，功过五帝，这样才能与他的成功相称，才能使他的业绩传颂于后世。

真得说皇帝一词让秦王政想得妙。从此以后，皇帝一词就取代了王而成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主宰者的名号了，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再没有人能突破秦王政的创造。

帝号确定了，还有主宰天下人的一些电语也须改换，才能表现出秦王政的维新。如：商周的王，自称我为“余一人”，或曰“不谷”。这个词秦王政没用过。这是因为秦王政虽然也称王了，但因为原来是周王的诸侯，而诸侯自称“寡人”，所以一直到秦王政也是沿用寡人这个词。现在既然称皇帝了，寡人这个词也得换了，于是选用了“朕”这个词做皇帝的自称之词。本来朕这个词，原不分贵贱高低，人人都可用末称我，但却因秦王政选中而独尊起来，从此以后只有皇帝一个人可用，他人若用当然是大逆不道了。

周天子布政发话，或曰命，或曰令。秦廷因秦王政称皇帝，于是决定把皇帝的出命改作“制”，将皇帝所下的令改作“诏”。

从此以后，“皇帝”就成为中国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谓。于是秦王政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

世界历史大事记

公元前221年后，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刚好成年之际开始了自己的统治。腓力五世在即位之初就企图掌握地中海世界的主动权，但后来他在实现这一目标时却表现得十分笨拙。前220年，腓力五世与亚该亚同盟联合反对希腊另一城邦联盟埃托利亚同盟。然而这一战事持续四年之后仍无结果，双方终于在前217年签订和约。根据和约，希腊世界的权力分配基本维持原状。腓力五世在这次战争中获利甚微。

延伸

按说王本来就是天下最尊严的称号，是天下的主宰者，即人间社会的最高级人物的专称，所以人们又把王叫做“天子”，而王则自称为“予一人”。那么，秦王政在统一天下后，为什么要抛弃王号而让群臣议帝号呢?

这是因为在战国时，一些学者在探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上，把人类的社会历史划分为三皇、五帝、三王这么三个时期。认为开天辟地之后，首出治世的是天皇，承接天皇的是地皇，地皇之后是人皇治世——此为三皇。三皇时代荒远，人们说不清楚，只是心里对遥远的古代领袖格外敬仰，所以以皇号称之，表示“大”，表示“始”。其实皇字下面的王字是音符，上面的白字原来是日字顶上有三道光芒，即皇字本义是太阳光芒四射。继三皇之后为五帝时期，一般的说法是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五帝时期，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即其时的领袖是选举产生的。如尧死后，帝位不是由其子丹朱继承，而是选舜为帝；舜死，帝位也不传与其子商均，而是选定治水的大禹——古代把这叫做禅让。他们都是与民有功的人，所以人们敬仰爱慕他们，赋给他们以帝号为称。

到大禹治水成功，划定九州，人类社会开化了，所以禹死后，禅让制度被破坏了。禹子夏后启不仅夺取了帝位，而且还率军队把反对他的有扈氏给消灭了，他把这说成是按天的意志行事，于是就出现了天子一词。这时启的权威大极了，谁反对他，他就可以以奉天的命令去征伐谁，从而建立了传子制度的家天下，即夏王朝。所以自夏后启以后，人们就把社会上最权威的人物称为天子，称为王了。为什么用王字代替帝字了呢?因为王字原是斧钺图形简化而成的字，斧钺在古代是权杖的标志，是掌握征伐杀戮大权的象征。如周武王伐纣就是“左杖黄钺，右秉白旄”，而诛纣则是以“黄钺斩纣头”。王的本义就是征伐杀戮的权威或权力。称王就是掌握了对天下进行统治的权力，天下都得服从，因为他有权征伐任何一个不服从者。所以自夏以后，商、周的君主在取得统治天下的权力后，也都以王号为称。故夏商周称为三王时期。

王与皇和帝的意义完全不同，人们对皇和帝是自然产生的景仰，而对王则是在威力下而产生的敬畏。帝和皇虽然崇高，但哪有王那样有权威，就两者的本义相比，王的权力不知要比帝大多少万万倍一一依此来看，以王号配秦王政是再合适也不过了。

可是到战国时，诸侯强大起来，不尊周室了，都妄自尊大称起王来。七雄都称王了便显不出谁有尊严了。由于战国时的学子不懂历史，以为时代越古，首领就越有尊严，越神圣，越有权威。秦昭襄王时，以为秦比六国都强大，就想用称帝号来表示他比诸侯更尊严，但遭到诸侯的反对，只好又取消了。秦王政如今得志了，就循着他的曾祖父想称而没敢称的“帝”字上，找尊严，找权威，找神圣了，他要让群臣给他议帝号。其实，这正反映了他在此上的无知，虽然他曾受过良好的学识培养，但他对王、帝的意义实在是不懂。然而由于他跟从他的曾祖父的脚步，想借用称帝号来表示他比王还威严，还高级，结果把中国文字王、帝原来所含的社会意义给篡改扭曲了。

2． 废除谥法

时间公元前221年

人物秦始皇

所谓谥法，是西周时周公建立的礼制，是根据人的一生行为，在他死后给以确定的评价。所谓“谥者，行之迹”，又说“行出于己”。这可是周代政治的可贵处，通过这一制度，可以约束人注意自己的行为，因而可以抑制人的放纵，也可以勉励人的上进。美谥恶谥，即好的评价还是坏的结论，是以人自己的行为为根据，而在死后获得的定论。

如秦始皇之父，死后的谥是“庄襄”，为双谥。庄的意义有：“兵甲亟作曰庄”，“睿圉克服曰庄”，“胜敌志强曰庄”，“死于原野曰庄”，“屡征杀伐曰庄”，“武而不遂曰庄”；而襄的意义是：“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看来都是与武勇征伐有关。从庄襄王在位，元年攻韩，取成皋、荥阳，置三川郡，又让吕不韦灭东周；二年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37城；三年命王屹攻上党，设置太原郡，则符合“兵甲亟作”、“睿圉克服”、“胜敌志强”、“屡征杀伐”的庄，也符合“辟地有德”、“甲胄有劳”的襄。秦庄襄王三年，秦曾受挫于魏信陵君，接着庄襄王就死了，说明庄襄王的死与这次受挫有关，则“武而不遂”似乎更体现了作谥的用意。因此，庄襄王的谥，是庄襄王死，吕不韦与秦廷大臣根据他生前的行迹给选定了“庄襄”二字。

再如秦孝文王，也是双谥。孝：“慈惠爱亲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孝文王之父秦昭襄王在位时间很长，死时，孝文王已53岁了，是老太子。储君年龄大了，往往因急于为王而惹出生乱之事，但孝文王却没有那样的事，说明他的为人与“慈惠爱亲”、“秉德不回”是很符合的。而文：“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文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赐民爵位曰文”。从吕不韦与公子异人自赵返秦，孝文王考问异人让其“诵所学”来看，孝文王一定是一位“学勤好问”的人，则其死谥为“孝文”，所反映的正是他生时的为人。

从上面秦国两位君主的谥，可知周代的谥法制度一直延行到战国结束。秦始皇称皇帝后，则按他的意志发出制书说：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千万世，传之无穷。

即下文告，向天下宣布废除谥法。太古，是指夏商周三代以前，那时是人生时有名号，而死则不作谥。中古，指商周交替之时，因周公制谥法，所以其时是既有生号，也有死后根据其一生所作及行为为他选谥的礼节上的体制。秦始皇反对谥法，已经说明他是不准许别人评议他的，他要按自己的意志任性而为。他初得天下就废除谥法，表达的是他将不受任何约束，在他眼里法是治他人的，他自己则是超于法上的，以意志为是，不合己意的，虽于规范社会有益也须废除掉。

世界历史大事记

公元前221年，哈斯德鲁巴在打猎时被侍从奴隶杀死，年仅25岁的汉尼拔被任命为迦太基驻西班牙军队的最高统帅。

在父亲和姐夫的精心培育下，汉尼拔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军事和外交能力选超同龄人。当汉尼拔只有9岁时，他的父亲哈米尔卡便命令他跪在祭坛前发誓：“长大成人后，一定要成为与罗马不两立的仇人。”汉尼拔自幼随父从军，多年军营生活的磨炼使他具备了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平时，他生活简朴，与土卒同甘共苦；战时，他身先士卒，深受士兵拥戴。哈斯德鲁巴一死，军队便宣布汉尼拔作为他们的将军，迦太基政府很快也批准了这个任命。

延伸

中国的谥法，产生的年代有许多的看法：有三皇五帝说，周公制谥说，西周中期说和战国说。前两种是老的说法，后两种是近代的说法。王国维主张西周中期产生了谥法，依据是出土材料和文物。郭沫若主张战国说举铭文否定王国维的说法。

三皇五帝说从一开始就被人驳倒了，周公制谥说占据了上风。辛亥以后，学术之风大盛，又起了对谥法的新的探讨。汪受宽教授在《谥法研究》里面，主张谥法在周孝王时正式形成了制度。在周孝王以前的周代诸王，王号都是生称，犹如水浒里的绰号，是做王的为了表明自己的功绩所加的美名。只因为上流社会的提倡，这种做法才形成了制度。并流传了下来。因为人是喜欢虚名的，即使是死了也需要。

谥法在刚兴起的时候，没太严密的规定，一般只是后人对先人功绩的怀念，没有恶谥。谥号的善恶，是在周召共和时产生的，如当时的厉王。春秋时代，谥法逐渐制度化，出现了所谓的“子议父，臣议君”。这时的谥法，由于国家的众多，各国的标准也不同，有宽有严，不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谥号的善恶，根据诸侯的形迹来定。在时间上说，各国一般都是前期给谥号时候严，后期逐渐放宽了标准，也许是因为权力下移的原因吧。

从孔子时候起，儒家有意识地把谥法作为以礼教褒贬人物，挽救社会风气，调整人际关系的手段。在《论语》上面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孟子又对这一点加以发扬光大。和孟子同时产生了伪托周公做的被编入《逸周书》的《谥法解》，这本书是谥法在后来的重要依据。

3． 建中央官制

时间公元前221年

人物秦始皇

皇帝名号制度以及五德终始学说，赋予皇帝以“天下之事大小皆决于上”的生杀予夺大权。然而，皇帝为行使这一权力，还有赖于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政权机构和官僚制度，有赖于上下有序的承传制度。

大秦帝国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朝廷”，“朝”是指宫内皇帝朝见百官、商议并决定国家大事的朝堂，廷是指宫外国家各职能部门的办事机关，亦称外廷。朝廷的首脑是皇帝，他凌驾于法律之上，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国家一切事务拥有最后决定权，此之谓“天下之事大小皆决于上”。

直接隶属于皇帝之下的中央政府(即所谓“外廷”)，是国家最高的行政机关，其最高长官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丞相：秦设置左右二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为文官之首，是中央政府中的最高行政长官，在皇帝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国家日常的一切行政事务。丞相为“金印紫绶”。秦统一六国后，原廷尉李斯被任命为帝国丞相。

太尉：“掌武事”、“主五兵”，为武官之长，是中央政府中的最高军事长官，在皇帝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国家日常的一切军事事务，战时拥有领兵作战的权力，但没有调兵权；军队的调动权由皇帝一人拥有。太尉为“金印紫绶”。

御史大夫：主管监察百官，“掌副丞相”，又“掌图籍秘书”，相当于秘书长的职务，又负责监察百官，往往比丞相、太尉拥有更大的实权。御史大夫为“银印青绶”。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作为皇帝在处理国家行政、军事、监察及文秘三方面事务的助手，以中央政府中上述三方面事务的最高长官的地位，直接对皇帝负责，位在皇帝一人之下，居百官之上，合称“三公”。

“三公”之下设有“九卿”(其数目不止于九)，掌管中央政府中的不同职能部门，分管全国的不同行政事务，分别受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领导，并直接听命于皇帝。

秦帝国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设置、官员的职掌以及其与皇帝的隶属关系，基本上是秦统一六国前秦国中央政府的继续。秦始皇在这一问题上的贡献是：

首先，秦帝国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设置，考虑到了国家事务的各个主要方面，各职能部门之间彼此分管的事务界线清楚，每个职能部门长官的职掌明确，从而使中央政府在组织上比从前更加完善，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从更加有效地行使国家职能的角度来看，秦帝国的中央政府在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乃至对世界其他一些国家政治制度发展史上，都是有所贡献的，堪称是一个里程碑。

其次，秦帝国中央政府的组织法对于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乃至对于世界其他某些国家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史的特殊贡献是，使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以确立，开创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君主专制制度。例如：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管国家的行政、军事和监察大权，并使之相互制约，这就从组织上防止了丞相集行政权与军政权于一身；主管军事的太尉只有统兵权，没有调兵权，有军事行动时又往往是由皇帝，临时指派统兵大将，这就使军权牢牢地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御史大夫的监察百官，参与机要，最得皇帝的亲信，对丞相、太尉的权力起制约作用。由于“三公”互不统领，都直接对皇帝负责，国家大事的最后决断权便归于皇帝—人，三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从组织上成为战国时代于山东六国中屡见不鲜的专断国家大权的“重臣”。

“九卿”虽在“三公”领导之下处理国家日常政务，但皇帝有时却超越三公直接向九卿中的某某下达某项指令、交办某项事务；九卿也有权超越三公直接向皇帝奏事，这就使秦帝国的中央政府更加有效的置于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加强皇帝的权力。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行使必须通过一定的机构和官员，并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式来进行。为此，皇帝必须自下而上地及时掌握全国的情况，同时及时地下达政令，因此必须建立一套上下有序的承传制度来保证皇帝政令的畅通无阻。秦始皇虽然未能像汉代以后皇帝那样，建立起一套有利于加强皇帝权力的完密的承传制度，但秦始皇赋予御史大夫参与机要的大权、完善并加强郎中令的职权，则为后世承传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准备了条件。

世界历史大事记

弥生时代（日文：弥生時代，平假名：やよいじだい）出现于北海道、冲绳以外的全日本列岛、这时开始有水稻种植出现。时间大约是西元前5世纪中到西元3世纪中顷。

这段时期的名称源自于东京的弥生区，在这里发现了无花纹、带红色的陶器。根据陶器的形式，可分为前、中、后三期。前期从九州扩展到近畿一带（东日本尚处于绳纹时代末期），中期波及到东北地方。扁平片刃石斧等磨制石器、青铜器]]和前期北九州的支石墓等类似于大陆文化。弥生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先进的农耕技术，通常认为它受到了来自朝鲜的移民的影响。中期以后灌溉技术进步，农业生产渐趋稳定。后期，铁制农具普及，石器基本消失。铜铎、铜剑、铜矛、铜戈等青铜祭器发达，出现制铁和制盐等社会分工。通过交易和战争等，形成了统一的政治性的地区集团。此时北海道尚不能种植水稻，仍处在绳纹文化阶段。

延伸

秦帝国中央政府的各职能部门有：

奉常：“掌宗庙礼仪”，主管宗庙、陵墓以及思想、文化方面的事务和活动。其属官有丞。

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负责保卫皇帝和上传下达，“主管内诸官’，其属官有大夫(“大夫掌论议”)、郎(“郎掌门户，出充车骑”)、谒者<“谒者掌宾赞受事”)。郎中令以皇帝警卫和机要秘书的身分，与皇帝关系亲近。在九卿之中，郎中令拥有较重的实权。

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即掌管皇宫的警卫部队，其属官有丞。

太仆：掌管皇室车马，其属官有丞。

廷尉：“掌刑辟”，是国家司法机关的长官，其属官有正、左右监。

典客：“掌诸义蛮夷”，主管秦王朝管辖下的少数民族事务，下辖有丞。

宗正：“掌亲属”，主管皇帝宗室亲属事务，其属官有丞。

治粟内史：“掌谷货”，主管全国经济和财政收入，其属官有两丞。

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供皇室之用，其属官有六丞。

中尉：“掌徼循京师”，负责保卫国都，其属官有两丞、侯、司马、千人。”

主爵中尉：“掌列侯”，掌管授予爵位事宜。

将作少府：“掌治宫室”，主管国家宫室等大型土木工程建筑，其属官有两丞。

詹事：“掌皇后太子家”，主管皇后及太子宫中事务，其属官有丞。

典属国：“掌蛮夷降者”，主管附属于秦王朝的少数民族政权。

4． 设立郡县

时间公元前221年

人物秦始皇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还有一件被人赞颂的事，就是取消分封制，在全国确立了郡县体制，从而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的官僚统治机制，使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

郡县与原来封建的都邑有所不同，在于郡县是国家的行政区域，而都邑是封君私家的领地；郡县的居民是国家的编户齐民，而都邑的居民是封君的私属。郡县之分，即郡与郡、县与县之间的划分不是相互隔绝的，是国家根据人口、土地等情况划分的，郡下设县，县下设乡、亭，乡下设里。而都邑之分，除必要的通道外，是互相封闭隔绝的，其内部区域是邑外为郊、郊外为野，属都邑农田区；野外为林、林外为垌，为封疆，与外界隔绝，都邑内的人是按井田制组成井邑编制。郡县制是春秋战国之后产生的新体制，而都邑制是古老的旧式体制。当郡县制产生并确定下来时，都邑制就消亡了，这就是赵魏韩三家取代晋、田齐取代姜姓齐国的内在原因。

县是早于郡而出现的，在春秋前期就开始出现了，到春秋之末，由于军事防御等原因，国的边地开始出现了郡制——大概是因为以人口多少为衡量，那时县在郡之上。进入战国后，由于旧体制崩溃，社会变革，人口流动，也引起了机构变化，于是出现郡统辖县这种体制。郡县体制确立，封建体制就彻底消亡了，所以战国时虽有封君，但也不是古代封建式的封君，而是郡县制下的封君。如吕不韦受封为文信侯，是“食蓝田十二县”，后来灭东周受封河南，也不是东周就属他的私人都邑领土了，而仍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即是享有那些地方的租赋而已，其他其民仍是秦县秦民。即战国封君是“食”，即享有其他的租赋，并不是改变郡县体制。

秦国的郡县制是商鞅变法以后确立的，商鞅时还是“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这时还只是县、乡两级。到秦惠文王时，由于兼并四邻，拓地日广，因而设郡，建立了郡县乡三级体制。而这时诸侯也都出现了郡县之制，有的诸侯，如魏国设郡，比秦更早。因此郡县制不是秦国所创，是战国社会变革产生的新的社会体制，具有普遍性。

秦并天下，也不存在进步代替落后体制问题。如果六国尚处在封建状态，秦得—都一邑—地的改造，就是用上百年，秦始皇也改变不过来，更谈不上统一天下了。当时所以一战往往取10城、20城，甚至30余城；而赵都一灭赵地尽定，燕都一得，燕国尽平，兵入临淄，天下就归于一统，原因就在于各国都已是郡县制了。

说确立郡县制是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大事，是因为天下所确立的郡县，是秦始皇在统一过程中，对攻取的地方，分别情况进行了统一的划分。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在全国共分设36郡。

行政区域划定，行政机构也就设立了：郡下设县，县下设乡或亭，乡下设里一一里是居民组织。

在地方的行政机构中，郡设郡守(掌治其郡)、郡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监御史(掌监郡)。县设县令(掌治县)，乡有三老(掌教化)，亭有亭长，里有里宰。

另外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又设置多种佐助僚属官吏，从而建成了庞大的郡县制的社会官僚机构。这些事情确定之后，国家机制健全了，各级、各方面事都有人负责掌管了。秦始皇通过这一套机构和这些官吏就可以集中天下权力，统治全天下的人民了，因此他把人民改称为‘黔首”。于是他通令全国，再—次大酺，即让天下人再来一次欢乐大饮酒，以庆他的成功。这一次则包括了原齐国人在内，可谓是普天同庆了。

世界历史大事记

提奥提华坎（纳瓦特语：Teotihua）是一个曾经存在于今日墨西哥境内的古代印地安文明，大致上起始于西元前200年，并且在750年时灭亡。“提奥提华坎”除了是一个古文明与该古文明在今日墨西哥谷旁所建立的建筑遗迹之名外，此词也是遗迹所在的提奥提华坎行政区之命名由来，是墨西哥州（EstadodeMéxico，墨西哥的一个一级行政区）底下122个次级行政区（Municipios）之一。

延伸

对秦始皇当时所分的36郡，古书所记略有参差，今按谭其骧《秦郡新考》一文所考察甄别出来的郡名，列与读者赏鉴之。

上郡(今陕西)巴郡(今四川)

汉中(今陕西)蜀郡(今四川)

河东(今山西)陇西(今甘肃)

北地(今甘肃)南郡(今湖北)

南阳(今河南)上党(今山西)

三川(今河南)太原(今山西)

东郡(今河南)云中(今内蒙)

雁门(今山西)颍川(今河南)

邯郸{今河北)巨鹿(今河北)

上谷(今河北)渔阳(今河北)

右北平(今河北)辽西(今辽宁)

砀郡(今河南)泗水(今江苏)

薛郡(今山东)九江(今安徽)

辽东(今辽宁)代郡(今山西)

会稽(今浙江)长沙(今湖南)

齐郡(今山东)琅邪(今山东)

黔中(今湖南)广阳(今河北)

陈郡(今河南)闽中(今福建)

而秦原来的关中本地，则为内史，不在三十六郡之数内。

5． 迁徙富豪

时间公元前221年

人物秦始皇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安定秩序、巩固统治所采取的另一个措施，便是将山东六国的富豪勒令西迁于咸阳。

所谓富豪，指的豪强巨富，其中包括六国贵族、富商大贾。六国灭亡后，秦始皇对六国旧贵族及富商大贾并不放心，把他们视为扰动天下不安的祸源。这些人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并没有对秦军进行武装抵抗，也不公开与秦王政权为敌，秦始皇找不出理由在政治上对他们进行法办，在经济上剥夺其财产。

秦朝“初并天下”，结束过去“兵革不休”、“流血满野”的战乱局面，改变长期以来“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的状态，顺大势而得民心。然而，尽管秦朝君臣一再粉饰天下“罔不宾服”的大好政治形势，但是秦与六国旧贵之间旧仇未已又树新怨，关东旧势力蠢蠢欲动，伺机谋反。如何对付这股逆流，巩固来之不易的统一成果，成为摆在秦朝君臣面前的头号难题。

秦灭六国的过程中，有的旧贵达官和名流豪富眼见大势已去，便四处逃匿，隐姓埋名，有的甚至挟余威招兵买马，聚集力量，妄图东山再起，重整河山。韩、赵、魏被灭后，“三晋大夫，皆不使秦，而在阿、鄄之间者百数”；韩国旧贵族张良，先祖“五世相韩”；韩亡以后，张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楚亡以后，大夫“不欲为秦”，逃逸者达百数，甚至在相当长时间内，楚国还盛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谣。如何防范六国旧贵的复辟阴谋，始终是秦皇朝的心腹大患。

针对这种情势，秦朝除悬赏缉捕逃亡旧贵以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强制迁徙的措施。其特点是次数多，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关记载达十二条之多。其中一次迁徙达三万户以上的大规模移民至少有五六次之多：

（1）秦始皇六年(前241)，秦击败韩、魏、赵、卫、楚联军，攻克卫国。秦将卫国居民大量迁徙，“其君角率其支属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类似的移民很多。

（2）秦始皇八年(前239)，王弟长安君成蠕叛变，“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

（3）秦始皇九年(前238)，谬毒叛乱，其部属“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后来秦始皇又准许这些人回迁。

（4）秦始皇十二年(前235)，宾客数千人窃葬吕不韦，“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

（5）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6）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

（7）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始皇“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据说当时共有五十万人戍守岭南地区。后来秦始皇又将数以万计的妇女迁往这些地区。

（8）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始皇在从匈奴手中夺回的地方设置一批郡县，并徙大批有罪者谪戍，“实之初县”。

（9）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秦始割各一批“治狱吏不直者”迁居边疆，令他们“筑城及南越地”。

（10）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在骊山一带修筑陵墓、离宫，“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

（11）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秦始皇“益发谪徙边”。

（12）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秦始皇“迁北河榆中三万家”。

此外还有许多没有见于具体记载的迁移，如《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一批富豪曾被迁往各地。根据上述记载估算，秦始皇下令迁徙人口数以百万计，甚至很可能达二三百万人以上。这些豪富在新居地区经营工商业，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秦朝税收的增加，巩固了秦朝统治的经济基础，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

世界历史大事记

公元前3世纪，罗马将意大利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罗马征服意大利之后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统治办法，即先将被征服地区划分为若干不同类型——享有罗马公民权的拉丁自治市、有城市内部自治权的非拉丁城市、拉丁殖民地、”同盟者”、”臣属”等等，再对不同类型的地区采取不同的统治政策，从而使被统治地区不易于团结起来共同反对罗马。罗马人在征服意大利的过程中，没收了大量的土地，将其变成罗马国家的”公地”。统治者将这些土地的一部分分配给破产公民，从而缓和了内部矛盾，又达到监视被征服地区的目的。

延伸

秦皇朝将这些豪富、旧贵远道迁徙，究竟有何意图呢?

其一，充实边疆地区。

秦始皇大规模移民的主要方向是边疆地区，移民路线指向北边、巴蜀、东越、南粤，其中向北方边地迁徙的人口数量最多。这些地区地处边疆，又都属于新占领的地区，向这里移民的主要目的是充实边防，巩固秦朝对这些地区的统治。

其二，直接控制豪强大族。

秦始皇统一天下不久，就下令迁徙各国贵族、天下豪强十二万家于咸阳地区。这些人都是六国的旧贵族和富商大贾。他们称霸一方，武断乡曲，兼并土地，盘剥小民，有些人还积极策划危害秦朝政权和国家统一的政治活动。秦始皇将他们迁徙到国都周边地区，既可以割断这些富豪之家原有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基础和联系，使之失去昔日的威势，又可以加强中央政府对他们的直接控制，消除鞭长莫及、无力统驭之虞。这种迁徙大量的财富、人口和智能向关中汇集，还可以充实京畿地区。

其三，惩罚反叛、罪人。

各种政治罪犯及其他罪犯、贱民是历次移民的重要对象。这种迁徙具有强制性，有的属于“谪徙”，是—种刑罚或惩罚。应当指出的是，秦朝对其中一些强制性的移民有所照顾，采取了某些鼓励措施。有些迁徙边疆的移民得到晋升爵位和免除赋役等待遇。

6． 销毁兵器

时间公元前221年

人物秦始皇

齐王建的不战而降，标志着秦灭六国的战略目标已全部实现。为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空前统—的大帝国，秦王政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秩序，特别是防止六国诸侯残余势力的死灰复燃。而收缴六国兵器便是秦王政在统一天下之后为达到上述目的所首先采取的一大措施。

秦王政是凭借着手持兵器的秦军将土统一六国的。在兼并战争中，六国庞大的军队都逐一瓦解了，但却留下了大量的兵器。秦王政是凭借武士夺得天下的，他怎能听任六国军队留下的兵器散落民间，酿成后患?因而在翦灭六国的战争中，对于瓦解了的六国军队所使用过的兵器，严令全部收缴，有敢私藏者严惩不贷。对于收缴上来的六国兵器，除部分补充继续作战需用外，大部分随即从六国故地运回秦都咸阳。待到战争完成之时，运至咸阳的六国兵器已经堆积如山。

群雄的逐一被翦灭，堆积如山的六国兵器已失去它原有的价值。在秦王政看来，他不再需要动用这些兵器去为他完成什么使命，更不会允许有什么其他人动用这些兵器来危害自己的江山社稷。如何处理这些堆积如山的兵器呢?

在谋士们的参议下，终于拟定了处理六国残留兵器的方案，即将这些兵器全部熔铸。六国兵器除楚兵器中有相当数量的铁制兵器外，其余多数为铜制兵器。铁制兵器熔铸后可制作各种农具(秦国各级官府中很早就有大量的各种铁农具租给农户使用)，而堆积如山的铜兵器熔铸后却一时派不上用场。于是有人提出建议，将铜兵器熔铸成巨型铜人像，立于正在修建中的阿房宫前殿的宫门两旁，既可以使天下的人再也得不到兵器，又可以壮天子宫殿之威，同时又可以向天下人宣示兵戈永不再用，永享天下太平。秦王政欣然地批准了这一建议。至于所铸铜人的人数，由于秦王朝是“度以六为名”，任何器物的复数，均要与“六”相配合，而所铸的铜人像要立于宫门前通道的两侧，那么当然是要铸成十二个铜人了。

公元前221年，即在秦统一天下的这一年，秦始皇正式下达了销毁六国兵器、熔铸12铜人的命令，工作随即开始。

熔铸12铜人，这在当时可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文献中亦不乏记载。

《汉书·五行志》载：

史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今甘肃省岷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