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秦王初政（2 / 2）

长安君听到长子、壶关失守，忙派人召见樊于期进城商议。樊于期说：“几天之内，我就跟王翦决战，胜则乘胜进军，败则退走他国。”长安君无计可施，只得答应。

樊于期回到城外军营，王翦率兵与之大战一场，樊于期虽然骁勇，但终因寡不敌众，败回城中。樊于期不分白天黑夜，亲自带兵巡察，不时出城外厮杀，但也只是苟延残喘。潜入城中的杨端和见秦军攻打猛烈，深夜叩见长安君，晓以利害。长安君全没主见，只是把杨端和留在身边，作为救命稻草，每日唉声叹气，惶惶不可终日。

樊于期驾车拜见长安君，告知马上出奔他国之事。长安君害怕回不了咸阳，犹豫不决，樊于期催促再三，请长安君早下决心。正好秦兵攻城甚紧，樊于期率兵出城死战。

杨端和陪长安君登城观战，只见樊于期左冲右突，非常艰难，最终人困马乏，抵挡不住，奔回城下，大叫：“开门!”

杨端和持剑在手，大声叫喊：“长安君已经降秦，谁开城门，格杀勿论。”随即取出降旗招展。众军已见取胜无望，尽皆不动声色。长安君做不得主，只有流泪的本领。樊于期长叹一声：“竖子不可辅佐！”复杀开一条血路，逃向燕国而去。杨端和大开城门，迎接王翦大军入城。长安君自杀身亡。

秦王政下令杀掉跟随长安君造反的士兵，全城百姓全部迁徙边鄙。又悬五城之赏，万金之重，捉拿樊于期。

一场兵变就这样“其兴也勃，其败也速”，成为历史上快速翻过的一页。秦王政不仅借刀杀死了长安君，其所属军吏也尽皆斩首，还把屯留的百姓迁往临洮。临洮是秦国势力范围所能到达的最西边，可见处罚之重。

世界历史大事记

公元前3世纪，战争的破坏和政治上的动乱进一步加剧了希腊各邦经济的衰落和贫富分化。当时斯巴达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这种情形促使斯巴达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人发起了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首倡改革的是国王阿基斯，他实施取消债务、平分土地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收效甚微。之后，国王克里昂米尼继续其事业。他用暴力手段推行改革，后来战死沙场。他死后，内比斯用更激进的形式进行改革。他驱逐贵族地主，平分其财产，因而遭到全希腊奴隶主阶级的反对。后来，在阿卡亚同盟和侵入希腊的罗马军队的联合镇压下，改革遭到失败。斯巴达从此走向衰亡。公元前192年，斯巴达被亚该亚同盟并吞，而亚该亚同里)；久被罗马共和国所灭，斯巴达沦为罗马共和国的领土，从此不再以独立城邦的姿态出现。

延伸

许多学者认为樊于期应该就是另一个秦将桓齮，音同而通假，必是燕人口音有所变异而见诸史册为不同。

著名历史学家杨宽持这一看法，认为《秦始皇本纪》详载屡次出战秦将姓名，独不见有樊于期，而桓齮在始皇十四年的败走，正与燕太子丹的十五年由秦归国在时间上恰好相当。且此后再不见桓齮为秦将事，所谓“走”当是大败后畏罪逃走。

自然，也有不少反对这种看法，司马光在记载此战事用“复战于宜安、肥下，秦师败绩，桓齮奔还”，看来也是不认同这种看法。仔细分析，的确是存在着许多疑点。

历史考证是在遵循史料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推断的，归纳起来，认为同一个人的理由大致分两个方面：一是对樊于期来说，之前没有他的记载，而名字发音又如此相近；二是对桓齮来说，战败时间恰好吻合，且此后再无桓齮为秦将事。

但以现存的史料和桓齮于十八年战死的记载，只能认定桓齮与樊于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7． 加冠亲政

时间公元前238年

人物赢政

日月如梭，光阴荏苒，在激烈的斗争中，秦王政已长大成人，他该亲政了。

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赢政21岁，按照当时的古代传统，秦王室要为他举行一个加冠和佩剑的仪式。

加冠，是古代中国从西周以后就确立了的一项重要礼制。当时的人认为，士人20岁才算成年，才能取名“字”，才可以任职当官，生养子女。因此，在20岁时需要举行隆重的仪式，由长辈为他们戴上特制的成人帽，称为“加冠礼”。而国王的加冠礼，则意味着从此以后，年轻的国王就要走到前台，执掌大权，亲临朝政。

佩剑是秦国特有的礼制。在当时，剑是表示身份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日常生活中，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佩剑的。对于成年人佩剑，秦国历史上一直有十分严格的规定，直到公元前409年（秦简公六年)，才允许“吏初戴剑”，至于国君，也只有在举行了加冠礼之后，才能郑重地将剑佩在身上。

四月，已到法定亲政年龄的嬴政从咸阳抵达雍城（今陕西凤翔县城南)。雍城因邻近雍水而得名，距咸阳数百里，地势高远，为秦的故都。当年的秦穆公，就以雍为基地，扩疆千里，遂霸西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因雍城曾经是秦国的故都，从公元前677年（秦德公元年)到公元前383年（秦献公二年)的294年间，秦国的国都一直在此。后来，秦都东迁到栎阳，继而又迁至咸阳，但雍城并未废弃。雍城的城市规模宏大，街道整齐，市面繁华。因此，秦的宗庙也建在这里。秦宗庙是城池中建筑最严整的建筑群。据后人考证，建有都宫门、中庭、祖庙、昭庙、穆庙、胜国之社等宏伟建筑。秦国的一些重大典礼，如祭祀祖先，都到雍城举行。历代国王及后妃死后，也大都葬于此地。

加冕这一天，在隆重的仪式中，秦王政走进雍城蕲年宫。秦王政一身冕服，坐于案前。樗里衿持镇秦剑侍坐一旁，神情激动，充满期待。

秦王政说：“衿伯，请将定秦剑取来，政看下。”

樗里衿快速将装有两把定秦剑的饰盒取来，放在秦王面前，退下。

定秦剑在四年前由名师甘胡子铸造，共铸两把，三年始成。一把埋在咸阳观台之下，一把秦王政随身佩用。

秦王政默默抽出定秦，将定秦持于眼前。不经意回想起年幼时初见吕不韦送自己“布武”时的情形，“布义行刚，止戈为武”，这是父亲庄襄王对自己的期待，“这个字是王字，你长大要做天下的王，记住了吗？”年幼的秦王政认真的点了点头。

“为王九年，今天，今天终于要加冠亲政了，”秦王政看着定秦，悄然泪下，“父亲，您在天之灵见到今天，也会感到欣慰吧。您的儿子政要亲政了。您送我的布武剑我会珍藏，今天，政有了自己的剑。”

秦王政将定秦剑缓缓入鞘，放在盒中，深深跪拜，“定秦，请今后和政一起纵横吧。”

秦王政的加冠大典在雍城顺利举行。在奉常的主持下，相国文信侯吕不韦，昌文君驷车庶长嬴贲，纲成君蔡泽司礼，秦王政加冠，带剑，祭告先祖，新的一代秦王宣布亲政。从此时起就象征着秦之命运将系于其身，他要按照他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统一天下。

世界历史大事记

亚历山大死后，帝国分裂，埃及为其部将托勒密占据。公元前305年，托勒密正式称王，开创了埃及史上的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世纪是托勒密王朝的全盛时期。从公元前3世纪末开始，托勒密王朝逐渐衰落，到公元前30年为罗马所灭。公元前312年，亚历山大部将塞琉古占据巴比伦一带。公元前305年，塞琉古称王，建立塞琉古王国，王国统治中心是叙利

亚。公元前65年，罗马的庞培兵临西亚，叙利亚被侵占，塞琉古灭亡。

延伸

在《秦始皇本纪》中尉缭说：“秦王为人，峰准，长目，挚鸟膺，挚，豺声。”郭沫若据此分析，秦始皇有生理缺陷：“峰准”就是马鞍鼻，“挚鸟膺”就是现代医学的“鸡胸”，“豺声”表明气管炎；其胸形、鼻形变异与气管炎常发，显示他是个软骨病患者。

而史学界大部分专家认为，秦始皇是一个英武潇洒、相貌堂堂的人。翦伯赞先生曾推断，秦始皇的相貌应是相当漂亮的。

那么，秦始皇到底是英武潇洒还是身形猥琐呢？北京大学历史系、秦汉史专家刘华祝认为，关于秦始皇的长相，历来文献记载较少，但在《纬书》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纬书》相当于汉代的经书，早年我国没有发现，八十年代末期才从日本运回。

《纬书》中的《易纬》、《春秋纬》和《礼纬》中都有关于秦始皇的记载。从这些书中，我们基本可以推断出秦始皇长相的全貌。他“虎口”、“日角”、“隆准”、“长目”、“鸷鸟膺”。虎口，就是说他的嘴巴张得像老虎的嘴巴；日角，就是说在他的两眉之间有一块鼓起来的骨头，史书上的汉光武也是这样；隆准，就是鼻子很高；长目，就是说他的眼睛细而长，很像我们现在西北一带的人；鸷鸟膺，是指胸骨突了出来，应该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鸡胸。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根据《礼纬》的记载，秦始皇的个头特别高，有八尺六寸，相当于今天的一米九八。他的腰围是七围。关于围，现在有几种解释，有人认为合抱为围，有人则认为一尺为围，也有人说五寸为围。当时的一尺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七寸。如果是五寸为围，那么秦始皇的腰为三尺五寸，那么就太细了。刘华祝认为，根据上下文来判断，一尺为围则较为可信。根据现在的尺寸，秦始皇的腰围应相当于今天的四尺七八。刘华祝说，秦始皇这样的一个形象，在今天看来，毫无疑问是非常的高大威武。

8． 平定嫪毐之乱

时间公元前238年

人物赢政、嫪毐

嫪毐是邯郸人，与赢政的母亲——太后同乡里。嬴政母亲原为吕不韦在邯郸时的旧情人赵姬。庄襄王子楚死后，身为太后的她，独处后宫，寒食孤枕，于是与吕不韦鸳梦重温。然而，随着赢政一天天长大，太后仍然淫乱不止。吕不韦恐怕事情被发觉，灾祸降到自己身上，就私下将阴茎粗大的嫪毐作为门客，时常放纵其淫乐，要嫪毐用他的阴茎贯穿着桐木做的小车轮行车，并让太后知道这件事，来引诱太后。

太后听说后，果然想要暗中得到他。吕不韦就进献嫪毐。但嫪毐与吕不韦不一样。吕不韦身为仲父，容易进出后宫，而嫪毐有何理由进入后宫呢?

吕不韦与太后商议后，以罪判嫪毐受宫刑。又买通行刑的人，仅拔去嫪毐胡子眉毛，随后将其送入宫中，侍候太后。这样，假宦官嫪毐就常随太后左右。太后非常喜爱嫪毐，两人便恣意淫乐。吕不韦则从太后的卧榻旁抽身而退。

不久，太后有了身孕，为担心别人知道，于是就搬到了雍城去住。雍城，这座经过近三百年经营的秦国旧都，其气派远比后来兴建的咸阳大。据现在考古学家在雍缄遗址发掘出的遗物判断，雍城宫殿建筑优于统一前的咸阳，不少装饰均是咸阳没有的。雍城在生活设施上相当齐备，不仅有繁荣热闹的“直市”(即商励，还有储蓄冰块的“凌阳”，即冰窖。据对这个“凌阳”遗址的测量，其容积达190立方米。这是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地下冰窖，可供特权阶层消暑之用。

在雍城，太后与嫪毐更加放纵于声色，尽情地享乐，并生下两个儿子。在太后的指使下，嫪毐被封为长信侯，赐予山阳之地伶太行山东南)，作为衣食租税的领地。以后又将河西的太原郡（今太原市附近一带）封给嫪毐，更名商国。

然而，嫪毐并不满足于从太后那里得到赏赐，而是抓住一切机会攫取权力与财富，处处扩张自己的势力。他在商国修建了宫室、苑圃，置备了马车、华服，还蓄养了数千名家僮，铸造了一千多个金人。在宫中，“事关大小皆决于嫪毐”。

嫪毐在秦国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可与丞相吕不韦相抗衡的势力集团。当时魏王欲改善与秦国的关系，孔子的后裔子顺为其出谋划策说：“如今秦国全境大小都在说：‘某某是嫪氏一边的人，某某是吕氏一边的人。’可见，秦国上层形成了吕不韦和嫪毐两派，这连一般百姓都清清楚楚，大王何不利用这个矛盾，拉拢嫪毐，从而联合秦国呢?”

从这可以反映出嫪毐权势之盛，名声之大。随着嬴政逐渐成年，嫪毐与赢政之间的潜在矛盾趋于明朗。嫪毐知道，自己身为宦官，干政问事实属违制。至于与太后私通，更不会为赢政，为秦国宗室、大臣所容忍。于是，他就着手准备篡夺秦国的最高权力。嫪毐曾跟太后密谋说：“大王如果死了，就用我们的儿子继位。”

嫪毐渐渐网罗了一些死党，主要有：卫尉竭，负责宫廷守卫的官员，即皇家禁军的指挥官。如此要害的部门被嫪毐控制，可见其危害性有多大；内史肆，为掌管京城地区行政和军事的长官，这也是一个对国王的人身安全起着重大影响的官员；佐弋竭，一位武官；中大夫令齐，是国王的咨询顾问。

在嬴政去雍城加冠前不久，有人告发说：“嫪毐根本不是阉人，常常与太后私通，并生下两个儿子，都把他们藏匿了起来。嫪毐正在策划废掉秦王政，另立他与太后所生之子为王。”

得到这个消息，秦王政当即下令追查嫪毐及其阴谋。嫪毐狗急跳墙，趁赢政赴雍城行加冠礼之际，盗用秦王玉玺，征调县卒、卫卒发动武装叛乱，企图杀害秦王政。

接到报告，赢政迅速命左丞相昌平君和昌文君率兵从雍城赶赴咸阳。嫪毐叛军尚未离开咸阳，就被从雍城开来的秦军包围。经过一场激战，叛军被斩数百人，其余四处溃散。嫪毐等在混乱中逃逸。

秦王政回到咸阳，对平定叛军有功者按功劳大小称爵，宫内宦者参加平叛战斗的，也都拜爵一级。嬴政又下达命令：“凡能生擒嫪毐的，赐钱一百万；击毙嫪毐的，赐钱五十万。”

这年九月，嫪毐及其死党全部被捕。嫪毐与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多人，或被枭首，或被车裂，并遭灭族。对于上述主犯的门客以及参与叛乱的，罪轻者处以劳役之刑，其余则被夺爵流放。

初掌朝政的秦王赢政，以其临危不惧的气概与刚毅果断的作风，彻底平定了嫪毐之乱。

世界历史大事记

亚历山大死后，马其顿和希腊的统治权几经易主，最后被其部将德米特里所取得。公元前285年，多瑙河流域的克勒特人入侵希腊，公元前277年，德米特里的儿子安提柯·贡那特联合希腊各城邦击退了克勒特人，次年，他被宣布为马其顿国王，建立起安提柯王朝。

延伸

车裂，又称辕、磔。民间俗称五马分尸，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酷刑。相传此刑乃将犯人的头及四肢分别缚到五辆车上，由马引车前进以撕裂其身体。

秦国的商鞅及嫪毐皆曾受此刑，但行刑的时间则颇有争议，以下将详述有关争论。

有人认为车裂并非如民间流传所指的五马分尸，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

东汉字书《说文解字》将车裂和斩首相提并论：“斩法，车裂也”。

车裂中的“车”字并非指“车子”，而是某些古体字“尊”在字形变化中产生讹误而成为“车”字。

五马分尸只属民间传说，实际上该词最初于历史《东周列国志》出现时，是以牛拉车分尸的。

亦有人认为车裂指的正是五马分尸。他们以《辽书》中的句子“淫乱不轨者，五车辕裂之”作例，证明两者确有关连。

另外，关于车裂的执行时间，各方意见亦不一致。多数人认为车裂是用在尸体(包括已斩首者)上的，而非撕裂活人。

9． 清除吕不韦集团

时间公元前237年

人物赢政、吕不韦

秦王政在处置嫪毐势力集团的同时，也向吕不韦开了刀。具体时间，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是在秦王政十年(即公元前237年)，也就是平定嫪毐之乱的次年。而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秦王政在其九年四月赴雍城加冠以前，已开始调查嫪毐的罪行，并牵连到了吕不韦。由《吕不韦列传》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镇压嫪毐的叛乱活动中，秦王政起用了左相昌平君和昌文君，而没有让声名赫赫的右相吕不韦出马。

于是当嫪毐之乱被平定下去后，吕不韦也因连坐被免去相国一职。吕不韦为何受牵连，《史记》没有明言，但从《史记》上下文以及当时秦国的具体情况看，似乎不难寻找到答案，由于假宦官嫪毐是吕不韦一手炮制出来的，按秦法规定，任人不当者，要受处罚，作为嫪毐的荐举人，吕不韦当然难辞其咎，另外，或许吕不韦与太后私通一事也已败露。

秦王与吕相的矛盾，既有个人感情上的纠葛，又有王权与相权之间的冲突，还有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以赢政后来专断、骄横的个性，他是绝不会接受以“仲父”和导师自居的吕不韦的摆布的，也不会与吕不韦分享权力。

因此，在解决嫪毐的问题时，嬴政仍不失时机地乘势扳倒了这位注定不为自己所容的人物。这是一场残酷的权力之争。吕不韦开始被免除相权，但仍然是文信侯，并拥有洛阳10万户领地。战国后期，秦国给功臣和贵族所赐的封地，都是供给衣食税收的领地。领主不必亲自到达那里，而只需居住在京城，坐食领地上的收入。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吕不韦接到秦王政的命令：“就国河南。”秦王要吕不韦离开京城搬到河南洛阳的领地。

一年多以后，在通往洛阳吕不韦领地的道路上，不断地来往着各国的宾客。这让秦王非常不满，又给吕不韦下了道诏令：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令你与全家徙居蜀地。”

面对秦王政赐书中的质问和举家迁蜀的命令，吕不韦终于从抱有一丝幻想中省悟：自嫪毐败亡以来，秦王政采取的是步步紧逼的策略，等待自己的只有一死。因而吕不韦拿定了主意，不愿意再经受秦王对自己的精神折磨与羞辱，与其被他人诛杀，不如自尽而死，便饮鸩酒与人世告别。

在战国末世的历史风云中，吕不韦本是韩国的一位大商人。在经商致富活动中，他预测屡中，是幸运者。在邯郸见到秦国人质异人，他决定从事政治上的投机。从他所策划的华阳立嗣、邯郸献女以及身为相国、号称仲父、受封河南乃至于献耀寡于太后，步步都如愿以偿。可是他没有预料到是嫪毐的叛乱和败亡，导致了自己的被罢官；更没有预料到在相权与王权的斗争中，如不能取而代之，等待着他的只有饮鸩而死的命运。

吕不韦自杀而死后，他门下的宾客数千人私自将吕不韦葬于洛阳北芒山，参加送葬的人很多，场面很大。当秦王政闻知此事后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借给死人送葬向自己示威，便下令对参加送葬的人分别进行惩罚。

“凡参与窃葬的非秦国人，全部逐出秦国；是秦国人的，并且爵位在六百石以上的，处以削爵、流放之刑。未参与窃葬、爵位在五百石以下的原吕不韦舍人，不夺爵，但要流放。”

这道命令便彻底清除了吕不韦势力集团。吕不韦死后送葬者之多以及秦王政的严惩，说明秦王政与吕不韦之间的斗争是一场为争夺国家权力的严重的政治斗争。

秦王政除掉了吕不韦，同时也摈弃了吕不韦治国的政治蓝图；他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在法家理论的指导下缔造一个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大帝国。

世界历史大事记

由于迦太基政府的贪婪与愚蠢，一直拖欠从西西里撤回的雇佣军的军饷，激起了兵变，史称“无道战争”。这次兵变犹如一剂催化剂，一直被迦太基人压榨的利比亚人纷纷响应起义，整个起义如火如荼，很快席卷了迦太基全境，只有少数几个城市没有被激愤的起义者占领。迦太基政府被迫重新起用哈米尔卡。他使用攻心战术，以自身威望招纳敌军，并对拒绝投降者加以残酷镇压，最终在前237年平定了兵变。在此期间，罗马趁火打劫，占领了原属迦太基的科西嘉岛和撒丁岛，并勒索了大笔赔款。

延伸

秦王政八年的一天，在咸阳的市面上，公布了一部书，这就是吕不韦组织其门人编写的《吕氏春秋》。在将此书公之于众的同时，吕不韦还贴出了一张告示，内容为：

欢迎对拙著给予指正，谁若能增、损一字给予千金的赏赐。

城门边上果真放着一堆黄灿灿的金子。吕不韦的这一举动，好比在平静的湖面扔进了一块巨石，整个咸阳城的人心，都给拨动了。千金，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按以后秦王朝统一度量衡之后的标准，1镒（20两）金子为1金，千金就是两万两金子，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以商鞅变法时秦国统一的度量衡为基础而加以推行的，故前后的差别不会很大，甚至可能是一致的。吕不韦以如此巨大的金额来奖赏能增、损《吕氏春秋》一个字的人，不能不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

那么，吕不韦为什么要“千金悬赏”呢?

显然，对于政治家吕不韦来说，“千金悬赏”绝不是一个学术行为，想寻求什么一字之师，而是一个带有明确政治图谋的举动。又由于此举恰好赶在秦王政亲政的前一年推出，就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味。吕不韦的真实意图，推测出来，不外乎两点：

一是测试一下自己在民众心中的“威望”，看究竟有没有人敢于向自己提出“异议”。这大概可以帮助即将结束“辅政”历史的吕不韦，调整和确立今后的政治策略。如果人们都是缄口不言，这在无形之中又起到了强化自己威势的作用。

二是为包含着自己各种见解和主张的《吕氏春秋》制造舆论声势，扩大影响，并最终影响秦王政。如果年轻的国王能够接受自己的主张，那么今后自己在名义上虽不再“辅政”，可在实际上，还将继续发挥辅政的作用。

10． 礼遇士客

时间公元前237年

人物赢政、吕不韦

秦国统治集团向来重视任用外来人才。早在春秋时期就有大批秦地以外的有识之士投奔秦国，并得到重任，如穆公时代的晋人百里奚、戎人由余。进入战国时期，仍有山东国家的人土不断入秦，像商鞅即从卫国而来。可以说，正是由于春秋战国数百年间，秦以外各地、各族人士的不断融入，才使秦地人口素质、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商鞅变法之后，由于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大大地削弱了信任、重用宗室贵族成员的传统，特别是奖励耕战政策行之有效，国势蒸蒸日上，秦国更是吸引了大批东方国家的有识之士。

但是，在长期吸收外来人才的过程中，秦国一直是有所选择的。选择的标准越到后来越明确，就是欢迎持法家观点的人物，排斥其他观点的人。商鞅变法时焚烧《诗》、《书》，对“诗书辩慧者”(即从事文教活动的)和“言谈游士”加以压制。难怪荀卿游秦国，就指出：秦国“无儒”。

法家当然也是士的一种，但士是一个品类繁杂的群体；也惟有包括各种流别的人物在内，才会构成一个活跃的士的阶层。在吕不韦入秦以前，秦国一直没有形成这样的士阶层，当然，也更无人大张旗鼓地“养士”。

吕不韦当政期间，一改过去的人才政策和文化政策，而采取一种兼容并蓄的做法。在他出任相国之初，就在相府内建造了数以千计的高堂广舍，厨房内延聘了众多的名厨，首都和边城墙上挂起告示：欢迎各国和国内士人到相府做客。

吕相府招揽宾客的告示发布以后，天下士人纷涌而至。由后来成书的《吕氏春秋》看，汇聚到吕不韦门下的，包括儒、道、墨、阴阳、法、纵横、兵、农、名诸家门徒，另外还有一些思想博杂的人物。他们的到来，使秦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有所改观。

秦国虽然缺乏养士的传统，但它的客卿制度，为吸纳和选用人才发挥了积极作用。所谓“客卿”，就是那些头上戴有光环的宾客。“光环”何来?来自于被授予“卿”这个荣誉称号。所以，“客卿”可用一个简单的等式表示：客+卿=客卿。

春秋战国时期，招徕和延聘宾客的现象，在许多国家都不鲜见。而来自异国的宾客，在一些国家得到重用的事例，也不胜枚举。正是在这种引进、选用人才办法的基础上，出现了客卿和客卿制度。

“客卿”一词，始见于《战国策．秦策一》“秦惠王谓寒泉子”条。该条言及：“客卿张仪。”南宋鲍彪注：“(张仪)魏人，仕秦。惠五年为客卿。”这是说张仪在惠文王五年(公元前333年)在秦国被拜为客卿。目前，虽然尚不能确考客卿究竟起于何时，又最先起于何国，但从现存的资料大致可以看出，客卿制度产生于战国中期，盛行于秦国。

客卿制度是战国时期国君为选用异国人才而特定的一种制度。其中秦国的客卿制度，发育得最为完善，实施得也最有力，从而为广泛接纳四方睿俊超特之士、选用各色异国卓荦人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秦国客卿制度的最大优点，在于真正做到了不论门第选拔人才，给人才以特别的尊崇和礼遇，同时又通过一定时间的实践和甄别，将所识之才安排到最适当的位置上。

前面说过，一直到吕不韦出任秦相以前，秦国不流行养士。但是，秦国一直有任用异国人为官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到战国中期又形成了客卿制度。这不仅吸引了六国人才源源入秦，也使秦国走出了一条与东方国家存在一定差别的选拔、任用人才的道路。

世界历史大事记

“庇护制”(亦称保护制)是古代罗马的一种人身依附制度，约起源于公元前7世纪“三政时代”。当时，随着氏族内部分化的加剧，一些贫困破产的氏族成员便依附在氏族贵族的门下，成为贵族的“被保护人”。贵族成为保护人。被保护人与保护人的关系是世袭的，有吴种契约的性质。前者多为贫穷破产及无公民权者，托庇于后者门下，领取份地并为主献纳服役。后者属有财势的贵族，对前者亦负“保护”之责(如代其出席法庭)。罗马共和国时代，这种制度有所发展。保护人通常拥有大批被保护人，作为猎取利禄的工具，帝国时代特别是公元3世纪以后，这种庇护制逐渐流行起来。随着奴隶制危机的加深，贫苦农民在捐税繁重、官府欺压、社会动乱的情况下难以维持独立经济，于是纷纷把土地“献给”大土地所有者，求得“庇护”。被庇护者虽失去自由，为庇护者服役，但可以终身使用原来的土地，免受国家税吏的欺凌。公元4世纪末，在帝国境内庇护制的发展已经使皇帝感到忧虑。

延伸

秦国的客卿制度有如下几个特点：

（1）客卿是一些具有荣誉头衔的高级宾客，有事时请出来，给以带兵、办外交、谋国政、决疑难的种种权力。但客卿不是一个正式的官职，也未作为一个等级列入秦国的爵秩。

（2）客卿按需要而设，没有数额限制。像秦昭王时，在秦国做客卿的人，见之于《史记-秦本纪》、《楚世家》、《穰侯列传》的，就有通、寿烛、错、胡伤、灶、司马梗、范雎、蔡泽、造9人。

（3）给草介之士求仕提供一个阶梯。张仪、范雎、李斯之辈，大多布衣出身。他们以自己的才华或一技之长，被任命为客卿而加以擢用。秦王根据他们各人所建的功绩，再决定究竟何时授予何种官职，像张仪，惠文王五年拜为客卿，惠文王十年正式任相。范雎也在做客卿数年之后，转拜为相。也有快的，像蔡泽由客卿登相位时不逾年。当然，不能排除有些客卿会因种种原因不能迁转为官。所以，国君任命客卿，带有试用的性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