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拓跋家族强盛史（2 / 2）

这一回弑君，宗爱做得不隐蔽，被禁卫军官刘尼知道了。刘尼赶紧告诉了尚书源贺、陆丽等人。几人联手，捉拿宗爱。宗爱就是一个太监，并没有多大实力，哪里是大臣们联手后的对手，很快就成了刀下之鬼。朝臣们重新迎立皇孙拓跋濬为帝，史称文成帝。

文成帝拓跋濬在位十四年，最大的举措之一是结束了灭佛令，重新推崇佛法。拓跋濬的爷爷拓跋焘执行了严厉的灭佛令，但民间信仰依然坚定，佛教广泛传播。拓跋焘执政末期，官员对灭佛令的执行渐渐松懈。兴安元年（452）年底，文成帝正式允许各州县建立佛寺，承认和尚剃度出家。拓跋濬本人似乎也信仰佛教，他不仅亲手为高僧剃发，还在僧侣的建议下，选定了首都平城西北约三十里的武州山南麓，开凿石窟，在窟中雕刻石佛像。这就是著名的山西云冈石窟的缘起。

拓跋濬做的第二件影响深远的事情，是在太安二年（456）立十五岁的冯氏为皇后。冯氏之所以能在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极可能是得到了姑姑冯昭仪的帮助。北魏朝廷选皇后的规定是，先挑选一定数量的候选人，候选人要完成“手铸金人”的考验。这很可能是类似铸造玩偶的手工艺活动，是挑选过程中关键的一道程序，也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如果候选人不能铸造成功，便被淘汰。而冯氏手铸金人一次成功，顺利打败其他竞争者，后人有理由相信，姑姑冯昭仪长期的宫廷生活经历对侄女冯氏的胜出起到了重要作用。

立后的同时，拓跋濬立年仅三岁的拓跋弘为皇太子，当夜依据制度赐太子生母自尽。

早在道武帝时期，北魏为了防止后宫干政，制定了子贵母死的制度，即皇子被立为太子后，其生母要被赐死。道武帝拓跋珪立儿子拓跋嗣为太子，就杀其生母，并且语重心长地对拓跋嗣说：“昔日汉武帝要立太子刘弗陵，杀了他的生母，是不让妇人参与国政，防止外戚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拓跋嗣即位后，虽然怀念生母，但还是将立子杀母定为祖宗家法流传了下来。

冯氏没有生育，这是她的不幸，但她也因此免于被杀戮的命运。

和平六年（465）五月十一日，文成帝拓跋濬在平城驾崩。按照北魏风俗要焚烧文成帝生前的衣物用器等，文武百官和后宫嫔妃要到现场哭泣哀悼。正当百官和后宫嫔妃痛哭的时候，皇后冯氏忽然扑火自焚。众人赶紧将她拉了出来。此事可见冯氏的刚硬和勇敢。

五月十二日，太子拓跋弘即位，史称献文帝。冯皇后则升格为冯太后。

事实证明，北魏子贵母死的家法并不能防止皇权旁落。拓跋濬死后，冯太后很快就独揽朝政，掌握了北魏实权。

当时，献文帝拓跋弘年幼，车骑大将军乙浑欲趁机揽权。他矫诏杀害大臣，自称丞相，位居诸王之上，摆出一副专断独行的样子来。他忘记了，冯太后可是敢往火堆里跳的人。冯太后对乙浑的行为假装不闻不问，暗中调大臣入京，突袭乙浑，将他杀死。接着，又以皇帝年幼、防止奸臣揽权为名，宣布临朝称制，掌控了朝政大权。

这是冯太后第一次临朝主政，时间只有短短几年。原因是献文帝拓跋弘天资聪明、刚毅果断，几年后又生下了皇子拓跋宏（父子名字同音），冯太后临朝的理由不充分了，于是归政献文帝，由他决断朝事。

冯太后名为太后，其实还不到三十岁，加上结束临朝后无事可做，熬不住寂寞，看到大臣李奕风流倜傥，就和他“亲密接触”，成双入对。引得朝野议论纷纷。

拓跋弘血气方刚，得知后怒不可遏，完全不能容忍李奕和嫡母的不正当关系。巧的是，李奕的弟弟李敷在相州刺史任上收受贿赂，被人检举。拓跋弘就抓住这件事情不放，高举反腐大旗，大开连坐之门，诛杀了李奕、李敷全家。冯太后遭到情感和颜面的双重打击，对拓跋弘心生怨恨。于是，母子失和。

献文帝拓跋弘钟爱黄老之学，对佛经手不释卷，视富贵为粪土，追求内心的平静和安宁。他治理的朝廷处于乱世，后宫又母子失和，不免心烦意乱，竟然萌发了退位归隐的想法，要把皇位让给叔叔京兆王拓跋子推。大臣们被拓跋弘的这个念头给吓坏了，纷纷反对说：禅位给皇叔紊乱宗祀，万不可行，如果皇上一定要禅位，也要禅位给皇太子。拓跋弘也不含糊，在皇兴五年（471）八月禅位给五岁的太子拓跋宏。拓跋弘做了太上皇，冯太后则升格为太皇太后。

拓跋宏即位，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孝文帝。

拓跋弘这个太上皇只有十八岁，心中还有大展宏图的念想。他虽然禅位，但依然对朝政有决定性的影响，每天还像之前一样处理政务，赏罚严明。五年后的一天，二十三岁的拓跋弘“暴亡”，是冯太后派人在他的酒中下了毒。原来拓跋弘禅让之后，和冯太后的关系非但没有好转，还进一步疏远。皇位更替后，孝文帝拓跋宏年幼，冯太后本想再一次揽权，不料拓跋弘把着实权不放，激起了冯太后的杀心。毒死拓跋弘后，冯太后揽权道路上的巨石就算去除了。

如果说还有什么障碍，就只可能是十岁出头的孝文帝拓跋宏了。

对于孙子，冯太后的心态很纠结。一方面，为了大权独揽，冯太后不惜大开杀戒，北魏因为遭冯太后猜忌而被覆灭者十余家。孝文帝的外祖父、南郡王李惠的家族因为是可能替代冯太后的外戚，而被族诛。孝文帝拓跋宏聪慧过人，对祖母表现得非常顺从。有宦官在冯太后面前搬弄是非，说拓跋宏的坏话，冯太后盛怒之下就痛打了拓跋宏一顿。拓跋宏默然接受，并不申辩。但是冯太后还是担心他日后对自己不利，想要废掉孝文帝。浓厚的猜忌心甚至让冯太后做出如下举动：在寒冬腊月、冰冻刺骨之时，把只穿单衣的拓跋宏关到小屋里，三天没给饭吃。这已经不是想废黜拓跋宏的帝位，而是想要他的命。大臣李冲、拓跋丕、穆泰等人纷纷劝阻冯太后，她才改变主意。孝文帝拓跋宏因此对李冲异常尊重，皇帝对王公重臣一般都直呼其名，但是拓跋宏见到李冲，则称呼他“李中书”。

废帝的念头一旦消除，冯太后就开始用心教导拓跋宏，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代圣君。冯太后亲自写了《劝戒歌》三百余章和《皇诰》十八篇，作为拓跋宏的学习资料，悉心教导孙子治理天下的原则、方法。在冯太后的主持下，北魏展开了一系列的变革维新，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改革称为“太和改制”（太和是孝文帝的年号）或“孝文帝改革”。实际上在太和十四年（490）之前，冯太后才是北魏的实际执政者。她开启了一系列改革的序幕，还亲自策划、推行了诸多重要的方针政策。因为出身汉族，冯太后启动的改革带有鲜明的汉族特色。

以上这些描述可能让人觉得冯太后是一个多疑猜忌、杀戮心很重的女强人。史料中的冯太后也是“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刑罚，决之俄顷”。但她还有知人善用、生性俭素、仁慈和善的另一面。

冯太后对没有政治野心的人往往加以笼络，注意培养、选拔贤能之士为己所用。李奕被杀后，冯太后又挑选了不少健美强壮的男子作为新宠。其中她最宠爱王睿和李冲。

王睿本是以天文卜筮为生的江湖中人，长得伟岸英俊。冯太后因事接见王睿后就喜欢上了他，床笫欢愉之后立刻破格提拔王睿为给事中。此后，王睿青云直上，历任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赐爵为太原公。王睿内参机密、外预政事，恩宠日隆。但是他不是一个只会献媚的佞臣，而有相当的胆略和才干。太和二年（478），冯太后和孝文帝率百官、宫人去虎圈赏虎，有只吊睛大老虎偷跑出来，眼看就要冲到御座跟前了。帝、后左右的卫士和宫人全都吓跑了，唯独王睿一人挥舞画戟，站在冯太后和孝文帝面前阻挡老虎，把老虎吓走了。最后，王睿升为尚书令，封中山王，在四十八岁时病逝。

李冲出身高贵，是敦煌公李宝之子，文雅大度、交游广阔，声誉很高。他虽然也因为床笫原因得到提拔，升任中书令，晋爵陇西公，但他也才干出众，对北魏政治多有贡献。比如影响深远的三长制就是他开创的。

冯太后宠爱王睿、李冲等人，对他们多有赏赐。比如李冲原本家贫，冯太后就暗中将珍宝财物送到李家去，李冲很快成为富室。但冯太后自己日常生活俭素，不好奢华。她吃得十分简单，穿着打扮也很随意。冯太后一改北魏宫廷之前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花样繁多的旧制，将食谱减少了十之八九，平日就在一种宽仅几尺的几案上就餐，杜绝铺张浪费。她平日穿戴的都是没有花纹装饰的丝织品，从不用锦绣华丽的饰物。冯太后在朝政上也厉行节约，临朝之初就下令取消鹰师曹，禁止各地上贡鹰鸟。

但是由于冯太后好佛，北魏因敬佛而花费钱财巨亿，投入了成百上千的黄金，美玉珍宝更是成斗成斗地装嵌在佛堂佛像上。北魏时期的佛像形制恢宏，至今还多有遗物。

在日常琐事上，铁腕的冯太后也多有仁慈和善的表现。一次，冯太后身体不适，要服用中药。负责的厨子却稀里糊涂地端上一碗米粥，而且粥里竟然还蠕动着一条数寸长的爬虫。冯太后发现后，只是用汤匙轻轻一搅，把虫子挑了出来。一旁的拓跋宏见状，很是恼火，痛骂那厨子，要砍他的脑袋。冯太后却笑着摆摆手，将早已吓得七魂出窍的厨子释放了。

冯太后个性严明，对身边的宦官恩威并施，宠信有加，但也不放纵自流。左右宫人有小过错，她就大加鞭挞，少的几十下，多的数百下。可事情过后，冯太后心中不存芥蒂，对受惩罚者待之如初，许多人还更加富贵，“是以人人怀以利欲，至死而不思退”。

冯太后对拓跋宏的控制极严。一直到冯太后死前，拓跋宏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何人，可见冯太后的控制程度。孝文帝拓跋宏生性至孝，事无巨细都先禀明冯太后再做定夺。他长期生活在冯太后的高压下，却心态平和，不怨恨祖母揽权强硬，而是看到了祖母对国家发展有功的一面。他对祖母推行的诸多改革打心眼里赞同，终身奉行，还进一步深化推进。太和十四年（490），冯太后病逝，时年四十九岁。拓跋宏哀痛至极，五天五夜浆水不进，给祖母上谥文明太皇太后，历史上因此称冯太后为文明太后。

冯太后生前，安排两个亲侄女嫁给了孙子拓跋宏。拓跋宏先立妹妹为皇后，封姐姐为昭仪。冯昭仪和冯皇后同父异母，因为母亲出身微贱所以入宫要晚于其妹，但是长得漂亮妩媚，很受拓跋宏的宠幸。她不满于做昭仪，与妹妹争宠。冯昭仪在拓跋宏面前百般构毁皇后，后者毫无还手之力，最后被废为庶人，被罚去寺庙做尼姑，后又被赐死。冯昭仪如愿以偿，做了皇后。

拓跋宏在祖母死后操心政事，常年征战在外，冯皇后不甘寂寞，竟然与中官高菩萨通奸。一次拓跋宏南征，后方谣传孝文帝在汝南病重，冯皇后竟公然与高菩萨行淫。拓跋宏接到告发后，惊愕异常，返回洛阳将相关人等羁押刑讯。拓跋宏亲自审讯冯皇后，现场只留一个卫士，还用棉絮塞住卫士的双耳，可见他也觉得“家丑不可外扬”。当冯皇后自陈淫乱本末后，拓跋宏召唤宗室彭城王、北海王等人，说：“昔是汝嫂，今为路人，但入勿避！”考虑到冯皇后是祖母的侄女，天性孝顺的拓跋宏没有马上明令废掉冯皇后，临终之时，才嘱托两个兄弟赐死冯皇后。冯皇后不肯服毒，两个王爷揪住她把毒药强灌了进去。

说回由冯太后主导的王朝改革。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削弱潜在的政敌，冯太后决定从人事和吏治整顿两方面寻找突破口。

冯氏规定地方官员只要治绩突出，任满一年就升迁一级，而治绩不好的即使就任不久也要受到处罚。过去，拓跋鲜卑的赋税制度混乱，地方上州郡与县争收租调。现在朝廷严令只能由县级政权征收，削弱了州郡的财权。如此一来，朝廷（其实就是冯太后）加强了对地方官的控制，而地方反抗中央的资本被大为削弱。

冯太后的人事改革还有许多清明的地方。比如北魏一改鲜卑民族的掠夺本质，在朝廷执行班禄制。鲜卑贵族原来是没有薪水的，要用钱的时候就到地方财政上拿，或者公然敲诈勒索、索取贿赂。现在冯太后申明任何官员在俸禄以外贪赃满一匹绢布者，处死。考虑到许多官员都拖家带口，俸禄可能不够，朝廷又规定地方官可以按官职高低领取一定数量的俸田，耕种收获，补贴家用。这些俸田不准买卖，官员离职时移交下任。后来其他政权觉得俸田制不错，纷纷效仿。冯太后也算是为中国官僚体系提供了一项原创制度。

有一项改革可能在冯太后心中并不是重点，却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就是均田制。

作为汉人的冯太后对农业结构的基本理解是地主与雇农的合作。长期战乱制造了大批的无地农民，也让北魏朝廷掌握了大量的无主土地。于是朝廷颁布均田令，根据百姓家庭的不同情况，授予不同数量的国有土地。所授田地有露田、桑田之别。其中露田种植谷物，不准买卖，得田百姓七十岁时交还国家；桑田种植桑、榆、枣等经济作物，不需交还国家，允许百姓自由买卖。

均田制的推行对于“不习农桑”的鲜卑经济来说是一大进步。它的本质是国有经济，以国家掌握的土地和人口为基础。战争导致百姓脱离田地，背井离乡。国家掌握着大片无主土地，但缺乏人口。原先固定在土地上的百姓不是成了游民就是依附豪强地主，成了后者的荫户。因此，北魏又和地方豪强、宗主展开了对人口的争夺。冯太后在国内推行三长制，抑制地方豪强荫庇户口。朝廷调查人口，规定每五家为邻，设立一个邻长。每五个邻为一里，设立一个里长。每五里为一个党，设立党长。三长协助官府管理人口、征收赋税，大大削弱了地方豪强的势力，保证了均田制需要的人口。

与均田制相适应，朝廷又调整了租调制，规定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每年缴纳帛一匹、粟二石。均田制和租调制相结合产生的成功，使它日后漂洋过海，为日本等国所效仿。这些后事大大出乎了当初改革者的预料。

这些改革带有突出的汉族色彩，都是以拓跋宏的名义颁布施行的。但是年幼的拓跋宏只是一个傀儡而已。他受到冯太后的严格教育和严密监视，终日战战兢兢，生怕惹怒太皇太后，招来被废的厄运，甚至是杀身之祸。拓跋宏在大权旁落、担惊受怕的环境中长大，如果说他有什么突出之处，就是他成功地处理好了和冯太后的关系，并且养成了沉稳老练的性格，深谙政治。而改革的倡议者和主持人冯太后虽然缺乏崇高的目标和响亮的口号，却在南北朝历史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

只是冯太后精于权谋却疏于政治，长于战术却短于战略。她仅仅揭开了一次伟大改革的幕布，却没有能力让它成为一场辉煌的大戏。

490年，冯太后病逝，拓跋宏将老人家风光大葬，然后从权力舞台的幕后走到了前台。

年轻的拓跋宏接受的政治遗产非常复杂。祖母启动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却没有解决帝国的深层次问题：北魏王朝与作为政治根基的汉民族依然存在隔阂。中原各地反抗鲜卑统治的造反事件层出不穷，一道道镇压的命令不断从平城发往各地。拓跋宏对祖母的改革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这不仅仅是出于对政策方针本身的认同，更是因为冯太后留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班子。拓跋丕、穆泰、陆睿等冯太后的老臣把持朝政，依然在分割皇权。拓跋宏通过对冯太后的高度尊崇，以全面继承祖母的政策来压制来自这部分人的潜在政治威胁。

最让拓跋宏头疼的是，带有汉族色彩的改革引起了鲜卑民族内部的不满。

鲜卑贵族是在马上得的天下，王朝建立后也始终保持着游牧民族的本性。他们居住在祖宗经营多年的首都平城，自豪且自信。他们感谢祖先留下的富贵生活，也愿意为捍卫这样的生活方式而奋斗。冯太后通过自己的权威和高超的政治手腕推行了许多改革，却丝毫没有触及鲜卑民族的精神层面，拓跋鲜卑依然保持着保守的面貌。当年酋长拓跋力微的儿子拓跋沙漠汗在晋朝当质子后返回晋北，他用弹弓打鸟，这个很寻常的行为竟然引起了部落贵族的恐慌。因为在拓跋鲜卑的历史上，都是用弓来射箭，再用箭来射鸟，从来没有人用弹弓打鸟。于是，惶恐的贵族们认为拓跋沙漠汗已经被南方汉族人的风俗习气给“污染”了，担心他日后继承大位，会改变鲜卑旧俗，进而对部落贵族们不利。大家讨论的结果是建议拓跋力微杀死儿子，再挑选本分朴实的人为继承人。这些保守的鲜卑贵族对已经开始的改革的不满情绪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冯太后死了，这种情绪可能会寻找途径爆发出来。

从小接受正规儒家教育的拓跋宏显然不是旧式贵族的同路人。

只有继续冯太后开启的改革、仿效中原先进的政治文化，才能破解鲜卑族落后保守的面貌，才能突破王朝发展的瓶颈。

拓跋宏如今需要突破旧贵族的包围，找到一种既可以巩固和扩大皇权又能够推进改革的两全其美的方法。拓跋宏想到的方法就是迁都。平城是拓跋鲜卑的老根据地，为北魏王朝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这里埋葬着本民族的列祖列宗，靠近本民族熟悉的草原。但是平城越来越满足不了一个日益强大的帝国的经济需求，北魏王朝不得不定期从中原各地征调物资和人口来支撑首都的正常运转。随着北魏立国时间越来越长，汉族人成为王朝人口的多数，成为王朝政治的根基，但鲜卑人显然和他们缺乏沟通，也没有得到他们的坚定支持。

且不说平城气候恶劣、环境恶化、经济薄弱，也不说平城远离中原腹心地区，不利于王朝对中原地区的控制，就只说平城笼罩着的浓厚的游牧民族气息和保守的思想氛围就让拓跋宏受不了。当时，柔然的军队不断进犯北魏云中地区，威胁到了平城的安危，拓跋宏经常要处理相关军务。他觉得如果自己再继续和柔然这样后起的游牧民族纠缠下去，北魏就永远摆脱不了游牧民族这个圈子了。现在的北魏王朝已经不是游牧王朝了，需要一次飞跃。那就是迁都。至于迁到什么地方呢？拓跋宏认为：“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他计划迁都到中原腹地洛阳去。

洛阳是东周、曹魏和西晋王朝的首都，中原汉族人口聚集，具有浓厚的汉民族政治文化氛围，同时也是经济中心。迁都洛阳，不仅可以解决物资保障问题，还可以接受汉族政治遗产的滋养以争取汉族主体的支持。至于平城的旧贵族们，就让他们和游牧后辈柔然人去纠缠较量吧！拓跋宏认定自己给北魏王朝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路径。

太和十七年（493），拓跋宏突然嚷嚷着要南伐宋朝，统一全国。

皇帝的行动还很快，在明堂上当众命令太常卿王谌亲自去做龟卜，看看南伐是否吉利。

王谌是九卿之一的太常卿，本不应该由他亲自占卜，可拓跋宏下诏要王谌亲自去做，顿时让群臣感觉到了皇帝对南伐一事的重视。没有人料到，在诏书下达之前，拓跋宏就偷偷把王谌叫到一边面授机宜。没多久，王谌就呈上来一个大利于出兵的“革”兆。当年商朝汤武伐夏前占卜就得了一个“革”卦。

鲜卑人迷信占卜。拓跋宏见此，高兴地宣布：“这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吉卦。我们要择日兴兵，南伐宋朝。”群臣知道皇帝要来真的了。可讨伐南方统一全国是大事，关系到王朝兴衰，不是仓促之间能够准备好的，更不能儿戏，但是占卜的结果却是有利于出兵的吉卦。大臣们一下子蒙了，都低着头不敢说话。

任城王拓跋澄仗着自己是拓跋宏的叔叔，出来说：“《易经》说‘革’是更改的意思。将欲应天顺人，变革君臣的地位，所以汤武得到‘革’卦是吉卦。但是陛下拥有天下，已经好几代了。现如占卜出征，只能说是‘伐叛’，不能说是‘革命’。因此，占卜得到‘革’卦，并非君人之卦，并不吉利。”有几个大臣见有人挑头反对南伐，待拓跋澄话落，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拓跋宏厉声反驳说：“象云‘大人虎变’，何言不吉也！”拓跋澄也和侄子杠上了，说：“陛下龙兴已久，怎么能和虎变相提并论！”拓跋宏没成想遇到这么大的阻力，气得脸都变了色，厉声说：“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王难道想破坏士气，阻碍国家南伐吗！”拓跋澄也不示弱，答道：“社稷的确是陛下的社稷，但臣是社稷的臣子，既然参与政事以备皇上垂问，就不能不竭尽所能，畅所欲言。”拓跋宏早就下定了迁都洛阳的心思，现在提南伐只是找个借口而已。想不到南伐刚提出来，就遭到了拓跋澄的坚决阻挠，拓跋宏心里一下子就烦躁不安起来。拓跋宏毕竟是拓跋宏，很快就从不快情绪中解脱出来，认识到两人都只是将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而已，对方也不见得就是个老顽固。拓跋澄反对南伐，是为国着想。既然为国着想，就不会反对迁都。打定主意后，拓跋宏不再提南伐，而是立刻转移了话题。等到退朝，皇帝车驾还宫后，拓跋宏立刻召拓跋澄来见面。

拓跋澄还没走上台阶，拓跋宏就远远地对他说：“我们再不谈什么革卦了，刚才在明堂之上，我是怕众人争相发言，阻我大计，所以厉色震慑群臣。我现在叫你来，是希望你能了解我的真意。”接着，他把名为南伐、实为迁都的计划单独告诉了拓跋澄。拓跋澄原本是担心年轻的拓跋宏一时兴起，对南宋发动冲动的讨伐伤害国家元气。现在他终于知道了拓跋宏为国家发展着想的真实意图，立即表示支持，说：“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拓跋澄也认为洛阳地处中心，迁都有利于对全国加强统治，是件大好事。

有了叔叔的支持，拓跋宏的心放宽了一些，但还是心存担忧：“北人恋本，突然听到朝廷要迁都，不能不惊扰。”拓跋澄坚定地说：“迁都大事，本来就是非常之事，当非常人所知，只要陛下圣心独断，其他人亦何能为也。”拓跋宏受到鼓舞，高兴地说：“如果迁都能成，任城王就是我的张良啊。”

拓跋宏决心甩开群臣，开始“南伐”的准备。他先加封拓跋澄为抚军大将军、太子少保，又兼尚书左仆射，再和出身汉族的尚书李冲等人秘密部署。拓跋宏任命李冲负责选拔勇士南征，命令北魏全国戒严，军队总动员，正式宣布南伐，还命令与南朝接界的扬州、徐州征发民夫，招募兵丁。夏末，拓跋宏参拜了冯太后的永固陵后告别平城，率领大批文臣、武将和三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往南去了。

地下的冯太后不知道，自己的孙子从此将她孤零零一个人留在了寒冷的晋北。

平城也想不到，自己从此再也没能成为任何一个政权的首都。

拓跋宏率领着大军，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南征途中的洛阳。

来到洛阳前后，河南一带阴雨连绵，让长途跋涉、全副武装的将士们苦不堪言。拓跋宏于是下令全军在洛阳休息待命。

当时，天还下着雨，拓跋宏就兴致勃勃地带着群臣参观了城内残存的汉家宫殿。洛阳从西晋末年开始屡经战乱，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恢宏景象，但是曹魏和西晋各代皇帝对这座城市的长期经营留下了众多的遗迹。满目荒凉的殿址断壁残垣、杂草丛生。拓跋宏触景生情，对左右大臣说：“西晋不修功德，致使宗庙社稷毁于一旦，宫殿荒废至此，朕实在感到痛心。”说完，拓跋宏潸然泪下，吟诵起了《诗经?黍离》来：“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他熟知历史，担心北魏王朝重蹈西晋的覆辙。其他王朝是在洛阳走到了末日，而对北魏来说，只有留在洛阳才能迎来新生。

为了实现自己的真实目的，拓跋宏披甲上马，拔剑出城，下令全军继续南进。当时，连绵的秋雨已经下了一个月，河南地区道路泥泞，士兵前行困难，士气低落。随行的大臣和将领们原本就对草率的南伐缺乏信心，现在在洛阳的生活又苦不堪言，偏偏遇到皇帝督促上路，纷纷出来劝阻拓跋宏。群臣拦着拓跋宏的马，尚书李冲（他其实是个托儿）指出此次南伐本来就没有取得朝野的一致意见，现在皇上又催促进攻，群臣恳请他收回成命。他的话得到了许多大臣的认同，但拓跋宏紧握缰绳，毅然决然地要继续南伐。安定王拓跋休等人最后哭着劝谏拓跋宏不要南伐了。拓跋宏这时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严肃地说：“此次朝廷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贻笑大方。既然停止南伐，不如就将国都迁到洛阳。”

大臣们听了，面面相觑。拓跋宏终于同意停止南伐了，但是提出了迁都的新要求。谁都不敢抢先发表意见。拓跋宏紧接着说：“诸位不要犹豫了。同意迁都的人站到左边，不同意的人站到右边。”在内心里，多数文武官员是不赞成迁都的。但眼前的雨水和危险的南伐是最紧迫的问题，迁都可以停止南伐，因此多数官员只好表示拥护迁都，往左边站了。安定王拓跋休等少数人站到了右边，反对迁都。少数服从多数，南安王拓跋祯代表多数大臣说：“今陛下苟辍南伐之谋，迁都洛邑。此臣等之愿，苍生之幸也！”

拓跋宏精湛的演技环环相扣，到现在算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洛阳城残破，拓跋宏先驻跸在西北角的金墉城（今河南洛阳附近）。

迁都一事在程序上确定后，拓跋宏给拓跋澄下了一道诏书：“迁移之旨，必须访众。当遣任城驰驿向代，问彼百司，论择可否。”末了，他还意味深长地说：“近日论‘革’，今真所谓革也，王其勉之。”在拓跋宏的心中，所谓的革卦完全应验在了迁都洛阳这件事情上，它完全可以和商汤伐夏相提并论。

拓跋澄回到平城后，宣布了迁都的决定。留守平城的文武大臣闻言无不惊骇失色。他们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贵族大臣们虽然不愿意迁都，但一下子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了。好在拓跋澄援引今古，耐心地一个一个地做思想工作，才没有让平城发生大骚乱。

第二年（494）年初，拓跋宏亲自回平城安排迁都事宜。他在大殿上正式宣布迁都。留守平城的鲜卑元勋显贵借机向拓跋宏发难，反对迁都。

燕州刺史穆熊说：“国家北有柔然的危险，南有南齐政权没有臣服，西有吐谷浑的骚扰，东有高句丽的隐患，四方不定，尚待统一。在这个时候迁都，时机不对。况且征讨四方，需要大量战马，平城有马而洛阳没有马，迁都怎能取胜呢？”拓跋宏反驳说：“北方出产马匹，朝廷只要在北方设立牧场，何必担心无马？平城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所以要迁都中原。”尚书于果反对说：“臣也承认代地比不过伊洛，但本朝自先帝以来世代久居平城，百姓已安，一旦南迁，众人未必乐意。”老资格的宗室拓跋丕也反对说：“去年，陛下亲率六军南征，到了洛阳后派任城王回平城宣旨，命臣等讨论迁都大计。臣等初奉恩旨，心中惶惑。迁都大事，应当讯问卜筮，审定是否大吉，然后定夺。”拓跋宏耐心地回答道：“卜以决疑，不疑何卜。人的认识超过占卜的力量，我们没有什么疑问，占卜又有什么用呢？帝王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哪能常居一地！本朝远足，世代居于塞外荒漠，平文皇帝开始南下草原，昭成皇帝营建盛乐新城，道武皇帝才迁都平城，朕为什么就不能迁都洛阳呢？”至此，拓跋宏从细节、心理和理论上全盘驳斥了反对迁都的言论。保守大臣们争辩不过，哑口无言。有的人干脆痛哭流涕，表示誓死不离开平城。拓跋宏依旧强行下诏迁都洛阳。至此，北魏的国家机构南迁的事情算是定了下来。

拓跋宏于是祭拜太庙，告诉列祖列宗要迁都河南的事情，再把祖庙的神主牌位迁往洛阳。平城的王公大臣及后宫一同南迁，许多百姓也扶老携幼开始前往洛阳。整个迁都行动直到第二年的下半年才大致完成。

浩大的北魏迁都工作从谋划到最终完成一共持续了三年之久。

迁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拓跋宏的目的是推动整个鲜卑民族的汉化，迁都洛阳为拓跋宏大刀阔斧地深入改革提供了契机。

与祖母冯太后一样，拓跋宏的深入改革也是先从政府人事开始的。

拓跋宏到洛阳不久，南方的大士族王肃就从江南逃奔北方，来到邺城。王肃是东晋大丞相王导之后，博学多通，才华出众，尤其精通政治，熟知汉族政治思想和制度。拓跋宏听说王肃在邺城，亲自召见。王肃头脑敏捷，对答如流，态度不卑不亢，对国家大事和发展引经据典，侃侃而谈，非常切合拓跋宏的思路。拓跋宏倾心与王肃交谈多日，有时谈至深夜也不觉得疲惫。拓跋宏向汉族靠拢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正需要王肃这样的人才。拓跋宏放心地对王肃委以重任，亲切地呼他为王生。之后北魏王朝的礼乐改革、移风易俗和制度制定，多数是由王肃主持的。在改革的旗帜下，大量有真才实学的汉人得到了重用。而对于反对改革或者思想保守的贵族大臣，拓跋宏通过人事调整，将他们逐步清理出了政治核心。如拓跋宏任命反对迁都的冯太后的亲信拓跋丕留守平城，就是剥夺了他的实权；又如将原本显赫的陆睿由镇北大将军调整为尚书令、定州刺史，削弱了他的军权。

人事上的改革相对简单，社会改革的难度则大得多。迁都洛阳后，大批鲜卑人南下中原，来到汉族核心地区。这些鲜卑人编发左衽，男子穿袴褶，女子穿夹领小袖，与汉族人显得格格不入。多数的鲜卑人不会说汉语，就是在朝堂之上，鲜卑族和汉族的官员之间也不能直接交流。为此，朝廷和社会上出现了专门的翻译。习俗与语言的冲突还是其次的，最大的问题是大量鲜卑人来到洛阳，居无定所，又不擅耕种，缺少粮食。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面前，南迁的鲜卑人难免人心恋旧，对迁都颇有微词。

拓跋宏很快就将改革的触角延伸到了社会风俗和思想领域。他下令官民禁穿胡服，服装一律依汉制。此令一出，引起了鲜卑人的巨大反弹。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服装、语言及风俗等是与民族心理紧密相连的，是各民族相互认同和区别的主要特征。接到命令的多数鲜卑人都没有执行，依然我行我素。留守平城的太傅拓跋丕就公然拒不换装。

太和十九年（495）年初，太师、京兆公冯熙在平城病故。冯熙是冯太后的哥哥，又是拓跋宏的岳父，按礼拓跋宏要参加他的葬礼。于是拓跋丕联合陆睿等人上书，请求拓跋宏回平城参加冯熙的葬礼。当时，朝廷刚刚搬迁到洛阳，百废待兴，如果皇帝公开返回平城参加葬礼，无疑给反对迁都的人增加了口实，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迁都带来的不便。拓跋宏一眼就看出了拓跋丕等人的心思，斥责他们“陷君不义”，下诏将拓跋丕降为并州刺史，调离平城，其他官员相应降职。至于冯熙的葬礼，拓跋宏下令将他的灵柩迎至洛阳安葬。

不久，拓跋宏的一个堂兄在洛阳病故了，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堂兄的夫人早死，已经葬在平城，那么这位堂兄是否要葬回平城呢？依礼，拓跋宏应该让人家夫妻团聚，但拓跋宏却借机规定：从平城地区迁移到洛阳的人死后全部葬在洛阳城北的邙山；如果丈夫已死且葬在代地的，妻子死后可以归葬；如果妻子已死且葬在代地的，丈夫死在洛阳后不准回代地与妻子合葬。拓跋宏还干脆将所有南迁官民的籍贯都改为河南洛阳。

类似的改革很多，比如让鲜卑人学习汉语。拓跋宏首先在朝堂上做起，规定：三十岁以下的官员在朝堂上不讲汉语的，一律免官；三十岁以上的官员不强求，但也要慢慢学。又比如下令鲜卑人将复姓改为音近的单音汉姓。拓跋宏率先将皇族拓跋氏改为元氏，因此拓跋宏就变成了元宏。其他的，比如独孤氏改为刘氏，步大孤氏改为陆氏。

语言和姓氏等是一个民族的鲜明特征，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力。拓跋宏要求在短时间内告别以往的民族特征，尽量减少民族间的差异，遭到了强大的阻力。整场改革行动更多的是依靠拓跋宏的皇帝权威去强力推行的。一次，拓跋宏出去巡视的时候看到许多鲜卑妇女还穿着胡服，回来后就责备相关官员没有落实改革措施，进行了处罚。

为了让皇族起表率作用，拓跋宏下令北方四个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即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将女儿送进后宫。李冲出身陇西大族，与各个高门大族联姻，与汉族大家的关系错综复杂，拓跋宏娶了他的女儿为妃。拓跋宏的六个弟弟已经娶妻，也在哥哥的要求下再婚，分别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代郡穆氏联姻。

有一次，拓跋宏在洛阳街道上看到一个鲜卑妇女坐在车上，全副鲜卑打扮。回到宫中，拓跋宏就召见群臣，公开责备了任城王拓跋澄，说他督查不严，落实政策不力。拓跋澄自我辩解说汉化政策贯彻落实得不错，只有少数人还固执于鲜卑服饰和语言。拓跋宏尖锐地反驳说：“难道要多数人都保留鲜卑服饰，讲鲜卑话，才能算你督查不严吗？你这样说，简直是一言丧邦！”他气鼓鼓地转向史官，命令将这次争吵如实记载在国史上。可见，拓跋宏推动汉化政策是如何雷厉风行。

迁都和汉化改革，是拓跋宏眼中国家正确发展的道路。为此，他不近人情而又孤独地前行着。

不客气地说，拓跋宏的改革是对鲜卑族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否定。

这样的改革必然遭到本民族保守势力的反对。拓跋宏推行的力度越大，意愿越坚决，反对派设置的阻力就越大。

拓跋宏对反对改革势力的做法只有一个：强力镇压。

拓跋宏很早就立长子元恂为太子。太和十七年（493），元恂十二岁的时候，也就是在拓跋宏动身去洛阳“南伐”的前夕，被立为太子。之后，元恂跟随父亲来到了洛阳。拓跋宏出外征巡时，元恂就留守都城，主持庙祀。父子关系还是和睦的。

元恂年纪轻轻，却长得很胖。一到夏天，就浑身流汗，很不舒服。迁都洛阳后，元恂对河南的气候很不适应，老是想念平城相对凉爽的气候。对于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来说，他的这种思想是纯真的，是不带任何政治因素的。

496年，拓跋宏巡幸嵩山，留元恂在洛阳主持政务。

出巡途中，拓跋宏接到了皇后的紧急报告，说元恂要逃回平城去，还亲手杀死了苦苦劝他留在洛阳的中庶子高道悦。领军元俨为了防止变乱，赶紧关闭宫门，才阻止了太子的出逃。接到报告的拓跋宏中止了出巡，匆匆返回洛阳。

经过初步审讯，元恂出逃的经过非常清楚，他自己也供认不讳。元恂因此被捕。拓跋宏将儿子的出逃上升到了政治事故的高度。这也难怪，拓跋宏长期在改革和反改革的旋涡之中挣扎斗争。他独自推动改革的车轮向前行进，每一次进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元恂逃到哪里避暑不好，偏偏要选择平城。平城是拓跋宏要舍弃的鲜卑民族落后保守的象征，元恂要逃回去，这不是公开和自己唱对台戏，反对改革吗？这样的太子还怎么能托付大任？

拓跋宏迅速废黜了元恂的太子位，当众斥骂他的罪过，还亲自杖责儿子。后来打累了，又令咸阳王元禧等人替他杖责了元恂百余下。元恂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一顿打下来，遍体鳞伤，足足一个月趴在床上难以动身。拓跋宏还恶狠狠地说：“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之后，废太子元恂被软禁在河阳，由兵丁看守，每日只有粗食过活。残酷的政治斗争让拓跋宏丧失了理性。

其实，真正反对迁都和改革的代表人物是元丕、穆泰、陆睿等人。

穆泰出身鲜卑贵族世家，祖父穆崇对拓跋珪有救命之恩，任太尉，封安邑公，父亲穆真是冯太后的姐夫。穆泰本人又娶了章武长公主，既是功臣之后，又是皇亲国戚，先后担任尚书右仆射、定州刺史、征北将军等职。穆泰对拓跋宏也有“救命之恩”。最初的时候，大权独揽的冯太后曾将拓跋宏幽禁，计划废黜。穆泰劝谏冯太后不要随意废立皇帝，保全了拓跋宏的皇位。拓跋宏亲政后，对穆泰很感激，君臣关系一度非常亲近。但是在拓跋宏推动迁都和汉化改革后，穆泰毅然站在了反对立场上。

太子元恂要逃回平城的那个夏天，穆泰正在定州刺史的任上。他对逐渐深入的改革难以接受，借口不适应定州的气候奏请转任恒州刺史（治所就是平城）。当时的恒州刺史是思想同样保守的陆睿。拓跋宏于是决定让穆泰、陆睿二人对调一下职位。

穆泰在回平城的路上，不满和失落的情绪让他做出了割据平城叛乱的决定。等他到恒州时，陆睿还未起程，穆泰就煽动陆睿共同起兵。两人一拍即合，并联络了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镇北将军、乐陵王元思誉等人参与。其中元隆、元超、元业三人是元丕的儿子。这简直是一次保守势力的大集合。他们秘密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新主，要与拓跋宏分庭抗礼。

元颐对起事缺乏信心。推举他的人刚走，他就派人快马向拓跋宏告密。拓跋宏立即派任城王元澄率领大军讨伐，元澄先派治书侍御李焕潜入平城了解情况。李焕在平城展开了成功的攻心统战工作，将叛乱分子各个击破，很快瓦解了叛军的士气。穆泰自度必败，一不做，二不休，亲自带领百余人围攻李焕的住处。结果没有打下来，穆泰只好单枪匹马逃跑，最终被擒。元澄的大军迅速进城，将叛乱分子一一抓获。

事后，拓跋宏亲临平城，审问罪犯，穆泰等多人被斩首。陆睿是老臣，冯太后曾赐他铁券金书，答应许他不死。拓跋宏便没有将陆睿斩首，而是赐死。平城发生兵变时，元丕已经八十岁了，并不在城内，更没有参与兵变。但他的儿子曾将密谋告诉过父亲，元丕没有发表意见。事后，元丕被认为“心颇然之”，应该连坐受死。但拓跋宏念他在冯太后当年要废黜自己时曾和穆泰一起固谏，加上元丕也有免死诏书，因此只是将他削爵为民。乐陵王元思誉、穆熊等也被削爵为民。

平城兵变未遂，拓跋宏沉重打击了反对势力，也让他加深了对反对势力的警惕和仇视。

平城的兵变平息后不到四个月，拓跋宏下达了对废太子元恂的处决令。

废太子元恂在河阳每日忍饥挨饿，对自己的行为很后悔。他每天礼佛诵经，还经常书写学佛心得。太和二十一年（497）四月，中尉李彪告发元恂与左右谋逆。拓跋宏随即派中书侍郎邢峦与咸阳王元禧用“椒酒”赐死元恂。元恂死后，粗棺常服，被葬于河阳城。

元恂死后的第二年，御史台令龙文观违法当死。可能是为了开脱自己，龙文观交代说，他曾经接触过废太子元恂，说元恂被拘押时，写了很多书信。龙文观不知道元恂所写内容，供认中尉李彪和侍御史贾尚很清楚。为了查明此事，廷尉收审贾尚。当时李彪已被免官回到老家，廷尉奏请拓跋宏将李彪收赴洛阳。拓跋宏非但不准，还赦免了李彪，并指示不再追查龙文观交代的这条线索。贾尚随即被无罪释放，回家后没几天就“暴病”而死了。

这是一件令人疑惑重重的无头案。元恂到底写了些什么内容？拓跋宏为什么不让追查下去？拓跋宏明显偏袒李彪，而对元恂的死漠不关心。最大的可能性是元恂写了一些对李彪不利的文字，招致后者的诬告。而拓跋宏刚刚经过平城兵变的“考验”，多疑烦躁。他本来就对废太子不放心，刚好借李彪的诬告置儿子于死地。事后，拓跋宏也知道其中有猫腻，但他维权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元恂是无辜的，是一场孤独艰难改革的牺牲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拓跋宏才是北魏王朝真正的开国君主。

北魏出自代国，拓跋宏的先辈们利用西晋末年的乱世建立了割据政权。像它这样的少数民族政权在五胡乱华时期很多，尽管北魏实力稍强，但也没有真正得到中原百姓的认同。而拓跋宏实现了让北魏从一个北方蛮夷政权到全国政权的飞跃，他的迁都和改革让北魏融入了中原。

南朝名将陈庆之观察北魏后，向南方人感叹说：“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可见在南方人的心目中，北魏已不再是割据的蛮夷政权了。

这要归功于拓跋宏，他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汉化程度最深的改革。正因为程度之深，导致了本民族内部的强烈反对。在拓跋宏之前，十六国的君主中也不乏汉化程度很深者，如汉的刘聪、刘曜，前燕的慕容伽鬼、慕容光，前秦的苻坚，后燕的慕容垂等，他们本人都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但都没能打破民族间的界线，不得不实行民族及文化之间的双重标准。相比之下，拓跋宏的高明之处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拓跋宏尽管牺牲了自己的儿子，不得不杀了一批企图叛乱的宗室重臣，但付出的代价并不是很大，他的改革取得了影响深远的成功。

单从一些数据上来看，他改革的效果也非常明显。西晋鼎盛的太康年间，朝廷“编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口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晋之极盛”。到北魏正光元年（520），朝廷控制的人口就超过了五百万户，是西晋太康时期的两倍多。在冷兵器时代，人口的多寡是国力强盛的核心标准。

洛阳城从西晋末年起，经历多场战火，拓跋宏到来的时候已经残破不堪，几乎就是一片废墟。经过拓跋宏的营建和北魏之后几十年的经营，洛阳迅速恢复为中原重镇，规模宏大，市井繁荣。整个洛阳“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酝酒为业……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车为事……别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

四方人士汇聚洛阳。城南四里的洛水之上，有一座浮桥叫永桥。北魏在桥南建造了整齐的建筑群，招待各方来客。从南方投奔而来的“吴人”先居住在金陵馆，三年后赐宅归正里。洛阳人将归正里叫作“吴人坊”。南齐建安王萧宝夤（yín）来投降的时候，北魏就在归正里给他安排了府邸。后来萧宝夤娶了北魏公主，耻于居住在城外，得到允许后移居城内。后来，南梁的西丰侯萧正德来投降，也先住金陵馆，后来在归正里找到了房子。从北方投靠来的“北夷”先被安排在燕然馆，三年后赐宅归德里。一些北方少数民族酋长还派遣儿子入侍北魏朝廷。因为忍受不了黄河流域的炎热，这些人秋来春去，在当时被称为“雁臣”。从东方依附而来的“东夷”先住在扶桑馆，之后再赐宅慕化里。而从西方依附而来的“西夷”则入住崦嵫（yān zī）馆，之后再赐宅慕义里。仅这些附化之民，就超过了一万户。

改革成功后的北魏国力强盛，四方百姓归附。拓跋宏也以天下共主自居，不断发动对南朝的征伐。太和二十三年（499）四月初一，拓跋宏于南征途中逝世，年仅三十三岁，史称孝文帝——北魏皇帝都不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