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生的希望（2 / 2）

相同的命运，相同的志向，夏鼐望着面前这位教师真诚的举动和渴求的眼神，沉寂的心潮再度翻滚开来。他感到自己不能沉默了。前方已经燃起希望之光，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必然要唤醒一个科学的春天。送走了中学教师，他开始酝酿发掘报告的撰写计划。

1977年10月，以夏鼐为团长的中国考古代表团访问伊朗，并参加伊朗考古学中心召开的伊朗考古学年会。会上，夏鼐做了关于中国考古成果的报告，当介绍到定陵发掘的情况时，与会代表开始提问：“夏鼐先生，定陵发掘报告是否已经在国内出版？”

“尚未出版。”夏鼐最担心的问题终于被提了出来，他只好硬着头皮照实回答。

“像这样伟大的发掘，二十年不出学术报告，是不是你们的考古习惯？”问话变得刻薄起来。

“中国考古的习惯和世界各国几乎是一样的，定陵发掘报告之所以推迟出版日期，是由于我们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缘故，这应算作一个特殊的情况。”夏鼐毫不犹豫地回答。

“中国‘文化大革命’我们只是从报刊电台上了解到点滴情况，请夏先生讲一下这革命的具体内容好吗？”

夏鼐心中一震。是啊，这“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是把知识分子赶进牛棚？是把共和国主席、北京市副市长折磨致死？是将万历帝后的尸骨砸碎焚烧？……这一切，他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

面对一双双期待的眼睛，夏鼐以他的睿智机敏和超人的应变能力说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欢迎诸位到中国访问和了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定陵发掘报告不久就将出版问世，到时请诸位朋友们指教。”

夏鼐结束伊朗的访问回国后，第二天晚上便匆匆来到赵其昌家里。这时的赵其昌已回到北京市文物局开始了正常工作。师生相见，百感交集，话题自然扯到激荡过他们心灵的定陵和定陵遭到的劫难。当夏鼐谈起要集中力量撰写发掘报告时，赵其昌已热泪盈眶。他从箱子里抱出一叠信函，一并递给夏鼐：“这些年，我收到了近百封询问报告情况的信件，大多数都没有答复。我感到这是我们的耻辱，我没脸向他们解释……”

夏鼐望着赵其昌激动的脸颊，按捺住心中奔涌的热流，笑了笑说：“我们雪耻的日子已经到来了，准备一下吧，争取把这个报告写出一流的水平。”

1979年4月，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暨考古学规划会议在古城西安召开。夏鼐以考古学会理事长及考古研究所所长的身份，在会上宣布定陵发掘报告的编撰工程已列为国家“六五”社科重点项目，并立即组织人力开展工作。

会后，已任首都博物馆馆长的赵其昌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岩，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赶赴定陵博物馆，开始了这项长达五年的艰辛繁杂的浩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