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生的希望（1 / 2）

1989年8月21日，《北京晚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

明定陵考古历30年而完成 ——一批发掘报告已开始陆续出版

30年前明定陵的发掘曾震动中外，今天，随着延迟了30年的明定陵发掘报告出版问世，十三陵将再次引起中外文化界的注目。目前，编制定陵发掘报告的工作已完毕，经文物出版社的努力，已有一部辑有136帧皇陵墓葬出土文物精品彩照的《定陵掇英》大型图册先行出版，其中还收有近40幅当年发掘现场的墓葬照片；内容包括近50万文字、380余幅墨线图的发掘学术报告《定陵》即将排印，于近期内出版……报告内容包括十三陵概况，定陵的营建、结构、形制，出土遗物的记录考证，以及几份有关的考古鉴定专题报告附录等。专家认为，定陵综合发掘学术报告的出版，将为我国的明史研究和考古专题研究提供极其丰富的基础材料。

夏鼐在办公室

遗憾！这一切，对为此付出心血乃至生命的夏鼐大师来说，无疑来得太迟了，他永远无法见到了。亲自指导定陵发掘的夏鼐大师深知报告的撰写对研究的重要性。如果一座陵墓或一处遗址，只将里面的器物或原貌呈现出来，不做任何历史的探索与研究，未能从中清晰地窥视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关系的风貌，那么，这考古发掘又有何益？

但是，当时正在干校劳动改造的夏鼐，纵有鸿鹄之志，也由不得他了。改造与学习是他的首要任务，尽管他对此越来越感到厌倦、困惑、痛苦甚至绝望，但依然别无选择地承受。

“林彪事件”之后，夏鼐重新返回工作岗位，主持中国考古研究所的工作。

1972年8月，越南考古学代表团访问中国，夏鼐负责接待。席间，越南代表问夏鼐：

“明定陵是贵国成立后发掘的第一座皇帝陵，您是发掘的具体指导人。我国的胡志明主席曾去参观过这一伟大的发掘奇迹，不知现在发掘报告是否已出版？我们想带回去拜读。”

面对异国同行的关心与要求，夏鼐的脸微微泛起一层红晕，以歉疚的心情说道：“我们目前正在搞文化革命，发掘人员和指导者都忙于这项工作，定陵发掘报告还一时无暇顾及，等他日出版，一定请你们指教。”

越南代表微笑着点点头，表示理解，并对夏鼐亲切的话语和友好的态度感到满意。此时，他们当然不会知道定陵发掘人员和指导者们的悲惨遭遇，更不会理解夏鼐心中的凄苦与面临的境况是何其艰难。

在这之后，夏鼐不断收到国内外考古专家和考古爱好者的来信，询问定陵发掘报告的情况。他先是认真地一一解释，随着信函的增多和询问者语言的尖刻，他感到解释已是徒劳，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写出发掘报告才是首要的。从此他对一切询问都只能表示沉默。

1976年12月6日，山西一位中学教师冒着刺骨的寒风，来到夏鼐的办公室。这位教师是考古爱好者，同时对《明史》有一定的研究。自定陵发掘的消息公布后，他就关注着报告的诞生，希望能从中得到教益。“文革”中他被打成“漏网右派”，送进农场劳动改造，但对考古的嗜好和《明史》的研究从未放弃。今天，他专程来到北京，向夏鼐大师请教《明史》中的疑难问题，并询问定陵发掘报告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