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母子与佛家恩怨（2 / 2）

万历元年，即1573年，德清云游至京师。时，万历正式即位，皇帝下诏大赦天下，朝臣上疏称贺，僧众诵经祝禧，京城里外一片热闹。佛门一向标榜超然世外，与政治无干，与权势无涉。然而，德清虽入佛门，但儒家根底未净，在遍游京城诸寺的同时，热衷于奔走豪门贵戚，广泛结交重臣大吏，最终和皇宫里笃信佛祖的慈圣太后有了直接联系。朝廷或宫内举行各种为国祈福仪式，选僧诵经，德清和尚皆被列名参加。鉴于这种缘分的存在与权力撑持，27岁的德清和尚身价倍增，一跃成为统领北方佛教界的大师。有了如此身份，德清与皇宫大内的关系也越来越深。

德清和尚书法

万历七年，即1579年，首辅张居正推行的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忽一日，朝廷颁诏，全国清丈土地，寸土不遗，各地必须严格执行，寺庙及所属香火田地，同在清查之列，违者重处。彼时五台山在北方寺庙中规模最大，占地最多，田粮向来不登版籍，寺庙失去土地，意味着财源短缺，开支紧缩，主事者中饱私囊亦受到极大限制。时，公文又屡次催办，和尚们恐慌不已，吵吵嚷嚷乱作一团，但都拿不出两全之策。无奈中，有和尚献计，请与朝廷交好的德清大师出面斡旋，或可挽狂澜于既倒。一干僧众哭丧着脸拜倒在德清面前，只见大师镇定自若，问明缘由，微微一笑道：“诸师弟无忧，缓图之”，意思是叫大家先别发愁，我有主意，慢慢来。看到如此场面，来者悬着的心落下一半。

德清既已答应，为了不致五台山和尚方面受到损失，也为了借此机会显示自己的神通广大，在众位高僧大德以及师兄师弟面前露一手，遂迅速展开求援行动。凭借自己与宫中权贵非同寻常的关系，德清婉转上请，多方奔走，配以宗教精神、世俗物质等疏通关节。结果是，五台山庙宇香火田地免于清丈，一切权利仍归原主。

如此一着，德清名声大震。在他看来，自己多年在京中的“奔走”，总算结出了善果。第二年，德清在五台山主持了“无遮”法会，威望进一步提升。不久，皇上颁旨，祈降皇嗣，慈圣太后派专官来到五台山请德清效力。面对专使，德清审时度势，意识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临了。他的面目透着一股神圣庄严，虔诚地对来使说：“一切佛事，无非为国祝禧，阴翊皇度。今祈皇储，乃为国之本也，莫大于此者。愿将所营道场事宜，一切归并于求储一事。”他的意思很明确，佛教与佛事要为政治服务，而且，一切佛事都要转向为皇帝生子祈祷这件大事上来。自此之后，他竭力推动祈皇嗣的佛事活动。

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京城传来消息，万历皇帝喜得一子，这便是王恭妃生的朱常洛。皇子的出生，使德清在佛界的威望与世俗名利达到了顶点，但他自此也陷入纷繁错综的皇室争斗不能自拔，最终酿成一曲悲剧。

万历十一年（1583年）春，德清云游至山东莱州府牢山（崂山），在山下搭了几间草房住下。未久，有朝廷钦差专使找上门来。原来，慈圣太后为诞下皇长孙一事，大力奖赏祈嗣的有功人员，而德清自是列为头等人物。当专使携带赐品来到五台山时，得知德清已去往牢山，于是回朝禀报。太后听说德清在牢山居处简陋，“即发三千金”，以为建庙居住所用。德清认为出家人慈悲为怀，不必奢侈排场，茅屋数椽足可安足，遂同钦差使者商量，用三千两黄金赈济了灾民。使者回报宫廷，慈圣太后很是高兴，对德清大加奖赏。

万历十四年（1586年），朝廷敕颁十五部藏经施于天下名山，特颁一部于牢山，可惜德清简陋的茅屋无法供奉，只好趁进朝廷谢恩的机会，又请建了一座海印寺。万历十八年（1590年），牢山海印寺建成，殿宇堂皇宽敞，气派非凡，德清有了弘扬佛法和居住之地，四方僧众远近来归。万历二十年（1592年），德清再次赴京，并到皇室御用的慈寿寺讲解佛教戒律，一时之间，他的佛门生涯达到了顶峰。自此之后，德清自恃有朝廷宫闱的支持与庇护，逐渐骄横霸道起来。据《万历野获编》载：德清每到大雄宝殿说法，都要南面正坐，把三尊用大被遮蔽起来，俨然是地方官游寺院的样子。拜会中所用名片之大，也与阁部重臣相同。如此一番盛气凌人的高调招摇，很快引起部分阁臣及佛界同门的嫉恨，厄运登门也只是迟早之事了。

前文已述，王恭妃生下长子朱常洛，皇孙从天而降，皇祚有继，慈圣太后自是大为欢喜。当年为祈嗣出力甚多的德清，受到太后的青睐，甚至庇护，本是恩恩相报的世俗应付之事，但德清却认为皇帝能生儿子，乃自己祈嗣求法的结果，至少在这一活动中，自己立了头功，属于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一些谄媚投机之辈，为了不同的目的而阿谀奉迎，直把他弄得晕晕乎乎、得意扬扬起来。然而，德清究竟是一寺庙中的僧人，并不是神仙。万历意中的皇嗣或者说皇位继承人，并不是偶有一幸的王恭妃所生的朱常洛，而是那位恩爱始终的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如此的反差，才有了“国本之争”，且这一争就是十几年。最后，在朝臣、太后的双重压力下，朱常洛总算勉强被立为太子。这个结果对万历来说，乃一百个不情愿，是一口吐不出的窝囊气，他必然伺机报复。而太后却因祈嗣之验，不断给德清以恩宠，德清又不断以各种方式取悦于太后，年轻的天子摄于慈圣之威，还能忍气吞声，但随着皇帝逐渐长大，以及在“国本之争”中连连受挫，心中的怨恨总有一天要爆发出来，其清算的对象，除了那些直接谏阻的臣僚，自然也不能少了在太后周围敲边鼓的“帮闲者”。不幸的是，德清和尚被划入了“帮闲者”圈内。

牢山古来为道家圣地之一，佛教界僧人德清所建的海印寺，原是一片废墟，有关产权归属问题，佛道两家素有争议。因了慈圣太后支持，德清建起了佛家寺院，成为佛门重地。道家自然不服，于是状告德清侵占地产，官司闹到莱州府，因德清有宫闱支持，莱州府自然不敢来个葫芦僧乱判葫芦案，遂以和稀泥的方法予以拖延。道士们并不买账，官司又闹到京城，京官们意识到这是个烫手的山芋，动不得。受高人指点，自认为真理在握的道士首领，以大量钱财暗中与宦官勾结，直达天听。万历皇帝闻讯，立即意识到抓住了德清的把柄，欲治其死罪，以解其“国本之争”的“帮闲”之气，乃下诏对其严办，并追回建庙的银两。很快，德清被逮捕，锒铛入狱。

在万历皇帝示意下，狱吏严刑逼供，德清交代黄金千两都赈济了灾民。狱吏并不罢休，再施酷刑，棍打火烧，德清用瑜伽功相护，进入了禅定状态，全无感觉。再动大刑，德清道：“太后给的银两要诬我定案不难，叫皇上又怎么对太后交代？皇上可是孝子啊！”此言一出，提醒了审判官，很快传报到万历耳中。德清毕竟在京城出入经年，于朝堂内外结交了一大批权势要角，一些大臣闻讯，出于各种考虑，在朝廷内外从中斡旋。最后，万历皇帝做出让步，德清以私造寺院之名定罪，遣戍雷州。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德清和尚被押解雷州，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充军发配生涯。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慈圣皇太后撒手归天，万历下诏大赦天下。德清接到赦免诏书，痛哭流涕，面对太后灵牌，重新穿上袈裟，以大德高僧面目出现，此时他已年近古稀。

万历皇帝驾崩之后的天启三年（1623年），德清和尚无疾而终，享年78岁。晚年的德清一直弘扬佛法，并有《憨山梦游集》等著述传世，《明史·艺文志》有载。

遍数中华史乘，和尚充军者极少，德清和尚成为明代近三百年仅有的一位。他在晚年的著述中，记述了这段经过并有所反思，谓：“年五十矣，偶因弘法罹难，诏下狱，滨九死”，又说“僧之从戍者，古今不多见”。

充军发配的和尚史上并不多见，并不意味着与皇权或与政治接近的和尚都平安无事。事实上，万历一朝因“国本之争”波及的和尚不只德清一人，德清的好友、高僧紫柏真可，即达观和尚，亦下狱罹难。

真可和尚生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比德清大3岁，南直隶苏州人，俗姓沈，法名达观，中年后改名为真可，号紫柏老人，后世尊称他为紫柏尊者，为明末四大高僧之一，与德清同时传法，关系密切。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北京流传的“妖书”《续忧危竑议》影射到郑贵妃、朱常洵和“国本之争”案，流言说该书作者是真可和尚。一时风声鹤唳，弟子们劝他入山隐避，真可和尚认为自己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置之不理。万历皇帝下令追查，真可和尚被捕下狱。据《东厂缉访妖书底簿》载，真可被锦衣卫和东厂太监跟踪、缉拿、审讯，在狱中受尽酷刑。同年十二月，愤死狱中，享年61岁。死后暴尸六日，后葬于慈慧寺旁。有《紫柏老人集》等传世，《明史·艺文志》有载。

真可和尚蒙冤死难三百五十四年后，随着万历帝后的定陵地下玄宫被打开，人们前往参观，议论纷纷，谓考古发掘队最初要发掘明十三陵中的长陵、献陵，辗转反复，最后无意中在定陵找到了线索，导致定陵地下玄宫被掘，万历开棺暴尸，直至后来被锉骨扬灰。按因果报应说，这当是德清和尚、真可和尚的冤魂，对万历皇帝惩治僧人的报复，是冥冥中的劫数。此说当然不是科学的解释，也不是佛教的本义，却恰反映出万历一朝“国本之争”波及之广，涉及面之大，宫廷争斗之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