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月羞花郑贵妃（2 / 2）

据万历朝户科给事中姜应麟的后人于《先太常公传略》载，郑贵妃身怀皇帝次子时，宠冠后宫已三年矣，万历皇帝与之戏逐，而伤身，致皇次子早夭。郑贵妃因而怨怼于皇帝，万历怜惜贵妃，便与其私下盟誓，“若再有生子，必立为东宫”。后皇三子出生，皇帝果然特加优待。

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初五，毫不气馁的郑贵妃再接再厉，生下皇三子朱常洵，大喜过望的万历皇帝命取太仓银十五万两，用以庆祝皇三子出生。

按照史家黄仁宇先生的说法：多少年后，首辅申时行辞职家居，回忆起他在担任首辅的八年中，曾经看到万历皇帝有过精神焕发、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尤其是在万历十三年（1585年）张居正一案落实后，郑贵妃生下儿子朱常洵之前的几个月，皇帝对首辅申时行提出的治国要求，总是大加支持，并热心参与各种典礼。在形式化的帝国制度中，表面的支持即实质的参与，它足以策励群臣百姓勤俭笃实，挽帝国于危难。皇帝的这番作为与他和郑贵妃邂逅相爱有无关联，申时行没有提及，但从明代史料中，可以见到这样一个特殊的事例。

万历十二年（1584年）入冬以后，京都出现干旱，尤其是到了春夏之交的季节，干旱越发严重，以致河流干涸、麦禾枯焦。在各地官员向天求雨而无结果之后，皇帝决定亲自到天坛向“天父”求援，以向普天之下宣示他关心子民苦难的诚意。

按先朝规定，万历三天前便开始斋戒，并在宫中奉先殿默告祖宗，给上天写一封十分虔诚的求援信，署上“臣朱翊钧”，先一日送到南郊坛庙。

天坛圜丘坛

五月十六日，旭日东升，光华万里。万历皇帝穿戴整齐，由皇极门开始步行，百官则在大明门列队以待。京城百姓多年来第一次看到这样庄严而朴素的仪式。皇帝一个人健步走在前边，后边跟随的是首辅申时行和六部大臣等，而文武官员各两千人则列成单行，两两相对，浩浩荡荡，伴随皇帝一起向天坛进发。皇帝、文武百官和宦官一律身着蓝色布装，只是领部和下缘以黑布镶边，平日的金银玉带全被牛角带所代替。以前“肃静”“回避”等仪仗、警示牌，由于皇帝的圣谕而被取消，子民们聚集到街旁，为能一睹天颜而感到幸运。相貌端正、脸圆短须、身材略胖的年轻天子，以虔诚的姿态，迈着稳健的步伐向前行进，目睹者无不为之动容。

而此时，最激动的恐怕要数皇帝本人了。遥想当年，首辅张居正阻止了他的书法练习，令其感到不快；母亲不让他出游嬉玩，令他感到委屈；宦官冯保的监督与挟持，令他愤怒……今天，他已从张居正死后的怅惘和茫然中解脱出来，爱他所爱，恨他所恨，放开胆子，由着性子，去干一个皇帝应该干的事业了。他感到惬意、骄傲与自豪，同时生发出一种“临泰山而小天下”的博大情怀。从前的胡闹与冲动，与今天伟大的壮举比起来，显得多么可笑和幼稚，而昔日的惆怅与悲凉，又是多么微不足道。天地如此广阔，世界如此博大，面对这广天阔地，作为一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应该干一番辉煌而壮烈的事业！

天坛的圜丘是万历的祖父世宗，即嘉靖皇帝于嘉靖九年（1530年）修建的。在这座与天地沟通的建筑物的同心圆最下二层石阶上，万历皇帝跪下来，点燃香火，朝天叩头四次。文武百官则列队站在西墙之外，随着赞礼官在昭亨门的传赞，百官也跪拜如仪。

这一天，万历皇帝的情绪异常高涨。当仪式结束，宦官们把御轿抬到他面前时，他却坚持同百官步行回宫。而这时恰好烈日当空，光焰似火，致使那些第一次受此劳苦的大臣感到困苦不堪。到大明门后，队伍刚解散，就有一位兵部主事迫不及待地从袖子里抽出折扇，使劲挥动。虽然此时礼仪已经结束，但如此不能忍耐仍属失仪，值班御史报告上去，其结果是这位倒霉的主事被罚俸半年。

申时行侍奉皇帝到皇极门，然后叩头退下。临行时他向万历致以慰问，万历答称：“先生劳苦。”这时候首辅固然既饥且渴，极度疲惫，相形之下，常年居于宫中的皇帝则更为劳累，他还要到奉先殿去向列祖列宗祭拜，而后还要参见慈圣太后。

万历步行祈雨，是迷信的驱使，还是出于维系人心，恐怕连皇帝本人也难以解释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一个人处于困境之时，就不会放弃任何足以取得突围的可能性，哪怕这个可能性极为渺茫，也要把它当作精神上的支柱与寄托。年轻的万历皇帝躬亲求雨，不论是出于何种动机，这种虔诚的态度和奋进精神，向世人昭示了天命所在。他对一切尚未绝望，治国安邦的理想尚在，而且充满希望。就天下苍生的角度观之，年轻的皇帝亲赴天坛祈雨，是作为天子克尽厥职的最高表现，也是他对臣僚所做的爱民训示，这个合而为一的行动，即可安慰人心，稳住大局。

在万历祈雨不到一个月的六月二十五日，一场甘霖突降人间。最初是雨中带雹，旋即转为骤雨，雨势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方才停歇。万历当仁不让地接受了百官朝贺。他由衷地感到骄傲与自豪，天下苍生也为之庆幸和欣慰。只是，好景不长，随着郑贵妃儿子朱常洵的出生，“国本之争”拉开了序幕，皇帝的这种作为再也见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