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锤定音（2 / 2）

八月二十七日，在定陵宝城西北角的地下发现了大石块。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如果说上次的疏奏过于直白，那么现在证据在握，正是扳倒申时行的绝好时机。于是，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会同与申时行发生利益冲突的钦天监张邦垣，立即向皇帝陈奏实情，谓：“寿宫有石数十丈如屏风，其下皆石，恐宝座将置于石上”，并提议宝城地址前移，以躲过“青白顽石”，破邪显正。

万历阅奏，大为震惊，急令徐文璧、申时行前去察看。

八月二十九日，徐、申二人察检回京，向万历陈奏：“宝城西北地下确有石头，陵址是否前移，请皇上酌定。”

万历心急如火，急于看个究竟。情急之下，再也不以行秋祭礼为借口前往，而是直截了当地传旨说：“朕闰九月六日，再阅寿宫。”

闰九月八日，万历皇帝草率拜谒完长、永、昭三陵，即去大峪山阅视自己的寿宫。

此时，定陵兴工已整整一年，除重要的物料堆存在昭陵神马房和西井两庑之外，其他砖石物料，在寿宫现场堆积如山。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万历在闪念间谕令更改陵址，将会造成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浪费。更为严重的是，山陵选在大峪山，徐文璧和申时行起了关键作用，如果更改陵址，意味着他们严重失职，也进一步给李植等人提供把柄，后果可想而知。徐文璧、申时行不愧是“班首重臣”，政坛老手，在这紧急关头，立即串通礼、工二部尚书，一齐向万历陈请，不必再更改陵址。但万历对此却不予理睬，形势进一步恶化。

第二天，万历皇帝在黄山岭、宝山、平岗地、大峪山之间，亲自往返阅视两次，仍下不了决心。申时行察言观色，心中忐忑不安，眼看事情已熬到沸点，不能再有半点犹豫，遂拿出看家本领，壮起胆子，再次向皇帝陈请，不必再改陵址，并针对三人上疏中的“青白顽石”之事辩驳道：“李植等说青白顽石，大不是。大凡石也，麻顽或带黄黑者，方为之顽。若色青白滋润，便有生气，不得谓之顽矣。”万历琢磨再三，终于同意了申时行的说辞，并传谕旨：

朕遍览诸山，惟宝山与大峪山相等。但宝山在二祖（明英宗裕陵、明宪宗茂陵——作者注）之间，朕不敢僭越，还用大峪山。传与所司，兴工事无辄改。

申时行、徐文璧一听“无辄改”，心中的千斤巨石才砰然落地。也正是由于申时行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才使他和他的官僚集团，在政治风浪中再次站稳了脚跟。

李植等人见皇帝明确表示“无辄改”，垂头丧气又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决定孤注一掷，冒死再向次陈请，以扳回最后一局，疏奏直指核心：“玄宫后凿石横阔数十丈如屏风，其下便如石地，今欲用之，则宝座安砌石上，实不吉利。”

而当朝御史柯挺等人，见皇帝表明态度，李植团伙大势已去，遂见风使舵，由先前上疏宝山最吉，立即改为：“大峪之山万马奔腾，四势完美。殆天秘真龙以待陛下。”

面对各色人等与政治团伙如此纷繁的角逐，且反复无常，前后不一的表白，万历心烦意乱，十分恼火，诏申时行至行殿问道：“兹事朕自主张，而纷纷者何？”

申时行以解释为名，趁机向反对派的背后猛刺了一刀：“以陵址选于己，沽名钓誉，以示于后。”

万历一气之下，谕令李植调外地任职，柯挺夺俸三个月，张邦垣因对地下有石块大惊小怪，夺俸四个月。

为避免群臣再度纷争，万历传谕：

今廷臣争言堪舆。彼秦始皇葬骊山，亦求吉地，未几遭祸。由此观之，选择何益？朕志定矣，当不为群言所惑。

自万历十一年（1583年）二月四日，祠祭署员外郎陈述岭等人开始踏勘，至万历十三年（1585年）闰九月九日，万历谕令陵址“无辄改”为止，历经两年半的吵闹纷争，终于得到平息，定陵陵址就此确定下来。

注释：

[1]陈经邦：字公望，号肃庵，福建莆田人。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选庶吉士，后授编修，累官至礼部尚书兼学士。万历皇帝为太子时，陈经邦选任东宫讲读官。万历即位，陈氏进讲经义，“明白恳切，音吐洪亮”，“仪度庄雅，进退雍容”。另，陈氏应制诗赋颇受万历称赞，并亲书“责难陈善”四个大字赐陈。 万历十一年（1583年），陈经邦继徐学谟之后升礼部尚书兼学士。在其任上，部事大治，并参与指导了定陵营建计划和实际兴建工程。万历十三年（1585年），因与权臣申时行等论事不合，疏请罢归。 陈经邦家居三十年，万历时常派人问候，然因申时行等臣僚所阻，终不得召。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卒，终年79岁，赠太子少保。 明史载，陈经邦工于诗，人称其诗“质而不浮，丽而有则”，有《群玉山房诗集》一卷。文章结集为《陈尚书疏议》二卷，《东宫讲章》《经筵讲章》各十五卷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