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大业初年（2 / 2）
后来，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一座大型粮仓城遗址渐渐展现于人们面前：它们东西成排，南北成行，排列有序。遗址南北长七百多米，东西宽六百多米，共有圆形粮窖二百八十七座，四周有城墙和城门，内部有十字形道路，由仓窖区、生活管理区和漕运码头区等组成。大窖可以储粮一万石以上，小窖也可以储粮数千石，照此计算，所能储存的粮食数量相当惊人。
更让考古人员吃惊的是，在仓窖上面的土层发现里面保存的粮食仍然粒粒分明，仓窖的木板缝隙中发现了一些谷子样的颗粒，取出来后第三天竟然发芽了。后送到农科所培养，第二年竟长到膝盖高，还结出了果实。这说明在当时已经有了非常先进的储粮技术，专家推测说：“当时人们修建含嘉仓仓窖时，先将挖好的仓窖用火烘干，并把草木灰顺势摊在窖底，上铺木板，木板之上铺席子，席上垫谷糠后再铺席子；窖壁也照此处理，即先用两层席子夹一层糠，里面装粮食，边装边往上升；到离地面半米处铺层席子，席子上一层糠，糠上又是层席子，然后封土，一个粮窖才算完工。”
含嘉仓并不是洛阳周边唯一的大粮仓，除此之外，比较出名的还有洛口仓和回洛仓。回洛仓的规模也很惊人，根据考古发掘来看，仓城中有七百多个仓窖，每个仓窖可以储存五十万斤粮食，完全够洛阳城中的百姓生活所需。瓦岗寨就曾夺取回洛仓，之后李世民也率军攻取回洛仓，据说隋朝灭亡时，回洛仓内还有粮食，唐朝时期的百姓还能吃到前朝储存的粮食。洛口仓“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还，置监官，并镇兵千人”。仓城周围二十余里，共有三千窖，每窖藏粮八千石，设官兵千人防守粮仓。按此记载计算，洛口仓约可容纳粮食二千四百万石，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粮仓。
如此多的粮食从哪里来的呢？大部分都来自南方。如何将这些粮食运来呢？这就要说杨广干的第二项大工程——开凿大运河。为了保证洛阳地区的粮食安全，通过大运河漕运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于是杨广下定决心要做这件事。
只是，令杨广没想到的是，开凿大运河成了后世抹黑他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少人认为杨广修运河不是为了国计民生，而是为了满足巡游扬州的私欲。不过，这种说法很难站得住脚。
诚然，扬州是杨广龙兴之地，他在那里住了十几年，很喜欢这座城市，但如果说杨广开凿运河只是为了方便去扬州，实在有些夸张。正史里对此没有任何记载，只有一本名为《炀帝开河记》中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杨广有一天看地图，对扬州念念不忘，萧皇后读懂了他的心思，说：“帝意在广陵，何如一幸？”既然你对扬州那么眷恋，何不去游幸一番？但山高路远，从陆上走耗时长，很辛苦，不如开条水路，能快速到达。于是杨广便将开凿大运河提上了议事日程。
还有一种说法更为离谱，说杨广开运河是为了压制王气。隋炀帝的小舅子谏议大夫萧怀静说睢阳有王气，还说当年秦始皇发现金陵出现王气时，就派人去凿断砥柱，使其消散。如今不如开凿一条运河，穿过睢阳直达扬州，可以凿穿睢阳的王气。
杨广决定上马这样一项浩大的工程，说到底是为了维护统一，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因为在隋朝之前，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是一致的，都在中原地区，但后来随着对江南的开发，江浙一带的粮食产量超过了黄河流域，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了江南地区，但政治中心仍在北方。实现大一统后，南北资源的运输成为国家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粮食和其他物资的运输，显得尤为重要。相比于陆路，水路的优势非常明显，因此杨广才动了这样的心思。
大业元年(605年)，这项庞大的工程正式开工。工程分为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开凿通济渠和邗沟，这一年三月，“征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挖通济渠。通济渠以洛阳为起点，西引洛水等入古黄河；再从板渚(今河南省荥阳市汜水镇东北)引黄河水入汴河，沿经河南开封、商丘折东南皖北至江苏淮阴入淮河，它沟通了洛水、古黄河和淮河。
邗沟是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下令修建的一条运河，因途经邗城而得名。在开凿通济渠的同年，隋炀帝下令征发“淮南民工十余万”，对从淮安到扬州入长江一百七十公里的邗沟进行疏浚治理。充分利用汴渠、邗沟等旧有水道，是此次开凿运河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这样可以在减少大量人力物力的同时，确保工程早日开通。
第二个阶段是开凿永济渠，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下令征集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挖。从洛阳的古黄河北岸，引沁水东流入清河(今卫河)，到今天津附近，再经沽水(今白河)和桑干河(今永定河)到涿郡(今北京)，“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长约一千一百公里。这个工程同样在三国时魏国所筑的旧渠基础上，利用部分天然河道，沟通了海河和黄河。
第三个阶段是江南河，大业六年(610年)动工，以京口(今江苏镇江)为起点，引长江水经太湖流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八百多里，和前面的工程一样，将前朝开凿留下的运河河道加以疏浚而成。
自此，以洛阳为中心，南到余杭，北至诸郡的千里大运河贯通了！
通过水运比陆运要快捷得多。因此，大运河的开通极大地方便了南北交通，使南粮北运，北物南输，“漕船往来，千里不绝”。到了唐朝，它的功能更为突出。武则天称帝时，洛阳城中的北市一带已是“天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由于船太多，经常会发生交通拥堵，长安元年(701年)，武则天下令：“引漕渠，开新潭，以置诸州租船。”毫不夸张地说，大运河成为唐王朝经济的生命线。
到北宋时，定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大运河发挥了更大作用。“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天下的财富和宝物，都由汴水运往京城，而汴水正是通济渠的一段。当时有人评价：“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
到了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政治中心向北移动，忽必烈下令开凿京杭大运河，沟通南北漕运。京杭大运河不再取道洛阳，裁弯取直，从大都南下直达杭州，不过，许多地方还是沿用了隋代大运河的河道。
2014年，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被称为世界上建造时间最早、使用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运河，成为中华民族留给世界的宝贵遗产。大运河的开凿，还促进了沿河城市的繁荣，包括扬州、杭州、洛阳等，这些城市因运河而旺。在强化南北交流的同时，使得中华文化实现了多元和互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杨广开凿大运河算得上是一个壮举。但一直以来，对这件事毁誉参半。持肯定观点的认为，大运河沟通南北，使国家从此有了经济大动脉，唐代的皮日休在《汴水铭》中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同样是他，写过一首《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人人都说修造汴河导致隋朝灭亡，可是至今南北通行还要依赖此河。如果没有打造龙舟纵情享乐之事，隋炀帝赫赫功绩几乎可比治水的大禹。
持否定态度的觉得开挖大运河以及杨广的三下江南，给民众带来了极大苦难，甚至觉得隋朝的灭亡和开挖大运河有关，唐朝诗人李敬的一首诗说：“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另一位唐代诗人许浑在《汴河亭》中也写道：“广陵花盛帝东游，先劈昆仑一派流。百二禁兵辞象阙，三千宫女下龙舟。凝云鼓震星辰动，拂浪旗开日月浮。四海义师归有道，迷楼还似景阳楼。”说杨广穷奢极欲的游乐，导致天下义师蜂起，使得天下最终归唐。
比较而言，明代于慎行的评价较为公允，他说：“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者矣。”杨广开凿大运河“有功”，在后世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又是“不仁”的，因为这是一条“吃人”的河。
开凿大运河动用的人力相当惊人，开通济渠，征集河南、淮北一百多万民工；疏浚邗沟，又用了淮南十多万民工；挖永济渠，征调河北一百多万民工；通江南河，同样征集了数目庞大的人力。除了男丁外，到最后把妇女都征发到工地上干活。而且，当时营建东都的工程同时在施工，所耗费的人力也相当巨大，死了许多人。“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同样，如此短的时间内挖出这样一条运河，在当时没有现代施工机械的情况下，死亡人数一定非常庞大，至于具体数据，说法不一，有的说死了二十多万，有的说死了一百多万。
大运河竣工后，杨广亲自体验，船走到半路因为水浅而无法前进，杨广问虞世基可有解决之道。虞世基说：“请做铁脚木鹅，长一丈二尺，从河的上游往下游流放，如果木鹅停住不走了，就是水浅的地方。”杨广采纳虞世基的意见，从雍丘至灌口，发现水浅的地方一百二十九处。他竟下令将负责挖掘这一段的官吏和民夫五万人全都捆住手脚活埋在水浅处的岸上。
大运河在解决漕运问题的同时，也让杨广动了“水殿龙舟事”的心思，想着从洛阳出发巡游江都。
所谓“水殿”，就是杨广所乘的龙舟，规模巨大，豪华至极，堪称水上之宫殿。规模有多大呢？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下共有四层。最上面一层是正殿和东西朝堂，供皇帝办公和接见臣子用。中间两层有一百多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是用金玉装饰过的，主要供皇帝娱乐和休息。最下面一层住的都是皇帝的内侍，负责皇帝的日常生活和安全保卫工作。
杜宝的《大业杂记》记载，这些龙舟都“饰以丹粉，装以金碧珠翠，雕镂奇丽”，非常华丽和壮观。皇后乘坐的翔缡舟比龙舟略小一些，功能和装饰与龙舟差不多。后面紧跟着九艘叫作“浮景”的大船，为其他妃嫔所乘。
杨广热衷组团出游，随行官员乘坐的叫作楼船；诸王、公主以及三品以上高官乘坐的叫五楼船；四品官和一些高僧、高道乘坐的叫三楼船；五品官和各国使节乘坐的叫二楼船；五品以下官员和家属乘坐的叫黄篾舫。除此以外，还有普通士兵乘坐的运兵船。
这些船只加起来将近上万艘，包括杨广在内的乘客应该不下十万，简直就是一个移动中的都市。据《隋书》记载，隋炀帝第一次下江都是在大业元年(605)的八月十五日，庞大的龙船队伍首尾相连，绵延不绝，竟然长达二百余里，当第一艘船出发五十多天后，最后一艘船才从洛阳出发。
古代没有机动船，船要么是依靠风力，扬帆起航；要么是靠人力，由船夫划桨。隋炀帝这些船个头太大，而且运河风力不足，所以都是由纤夫拉着走的。按照《大业拾遗记》等笔记的说法，这些拉纤的可不是一般的纤夫，而是一些妙龄少女。唐代传奇《开河记》也记载：“龙舟既成，泛江沿淮而下。到大梁，又别加修饰，砌以七宝金玉之类。于是吴越取民间女子十五六岁者五百人，谓之殿脚女。”所谓“殿脚女”，就是牵挽龙舟的女人，她们都是吴越一带选拔出来的美女，画着宫妆，穿着绫罗绸缎做成的衣裙。
这大概率是后世编出的段子，这些弱女子怎么会拉得动如此庞大的船队。真相是巡游仅拉纤就用了八万人。其中，给龙舟拉纤的叫殿脚，一共一千零八十人，分为三番，三班倒，每番三百六十人；给翔螭拉纤的也叫殿脚，一共九百人，分成三番，每番三百人。以此类推，级别越低，船夫越少，一直到运兵船和运输船，就没有纤夫了，都是由士兵自己拉纤。
杨广这支船队的乘客最少有十万人，拉纤的船夫又有八万多人，加起来差不多是二十万人了，如此多的人员，后勤保障成为重大问题。这点难不倒杨广，他下令“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只要是运河沿岸五百里以内的州县，都有供应物资的义务。周围的州县哪敢不小心伺候，唯恐自己上贡的让皇帝不满意，所以都是竭尽所能。每个地方一送都是好几百石，水陆奇珍应有尽有。光是被征调来送饭的民夫每天都在十万以上。州县送来这么多东西，杨广一行根本吃不完，很多东西动也没动，直接就扔在路边。
至于杨广为何热衷于巡游江都，除了他喜欢这个龙兴之地，流传更多的一种说法是为了观赏当地的特产——琼花。不过，这种说法极不靠谱，且不说杨广即位前在江都待了整整十年，江都的一草一木他都了如指掌，实在没有必要为看一种花如此兴师动众。更何况据一些专家考证，当时扬州并没有琼花，有记录显示北宋以后琼花才在扬州出现，距杨广之死过了三百多年。杨广去江都观赏琼花的故事，大多出自明清以后的，如《隋炀帝艳史》《隋唐演义》《说唐全传》，大多都是虚构的，但由于流传甚广，成了一种普遍的说法。
大业元年(605年)八月是杨广第一次下江都。这一次出巡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用恩威并施的手段消除一切不安定因素，对江南实现有效统治。对此《隋书》中说得很清楚，“巡身方俗，宣扬风化，威慑江南”，正因为如此，杨广南巡时，随行人员中不仅有中原儒学大家，同时还随行带来大批僧尼道士到江都道场讲经弘法，甚至还带上了年老的陈后主的遗孀沈婺华，用来联络南人感情。并在次年又纳陈后主第六女陈婤为贵人，实质是以文化和情感上的联络来巩固统一。同时在经济上也给予优惠，刚到江都的杨广宣布“扬州给复五年，旧总管内给复三年”，扬州免除徭役五年，旧扬州总管的辖区内免除徭役三年。
至于威慑，杨广采用的是浩大的仪仗和排场。“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体现出皇帝至高无上的尊严和大隋王朝的雄厚实力，让江南人士再不敢起反心。
杨广的出巡目的和另外一位帝王非常相似，便是秦始皇嬴政。说来也巧，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同春秋战国的分裂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两次大分裂时期，好不容易实现天下一统的秦和隋又都是二世而亡的短命王朝，而秦始皇和隋炀帝同时是中国古代历史最喜欢出游的两位皇帝。他们不惜辛苦，频频出巡的用意都是一样的，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好地统治新开拓的疆土。
当然，杨广营造东都、重视江南，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长期生活在南方，与在京城的关陇贵族集团关系并不紧密，特别是他取代杨勇后，朝中不少人心中并不服气，只是敢怒不敢言。杨广觉得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需要摆脱旧势力的束缚，必须舍弃“关中本位”政策，实现政治中心的南迁，营造洛阳、开挖运河、南巡江都都有这方面的考虑。但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事实证明并不成功，所谓“成也江南，亡也江南”。
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杨广实在太过于讲究排场了，根本不计算成本和代价，他登基后，大工程一件接着一件。人们本来认为只是新皇帝上任三把火，没想到杨广如此变本加厉，这样一搞，百姓哪里受得了，这为隋朝的败亡埋下了伏笔。
尽管如此，并不能否认杨广即位后想干出一番伟业的努力。《隋书》里说他“尚秦汉之规摹”，处处以秦始皇、汉武帝的功业作为人生目标。但想干成一番大事业最重要的是要有人才可用，杨广始终认为想要步入仕途，必须要依靠自己的才能，大业元年(605年)他下诏说：“若有名行显著，操履修洁，及学业才能，一艺可取，咸宜访采，将身入朝。所在州县，以礼发遣。”
正是有这样的理念，杨广将隋文帝草创的科举制进一步向前推进。为此杨广增设进士科，奠定了科举制度的基础，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大事。在此之前，虽然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采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但这仅仅是科举制的草创阶段，杨广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增设进士科后，秀才试方略、进士试时务策、明经试经术，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国家分科选才制度。
虽然隋朝通过科举考试选出的人才很有限，“秀异之贡，不过十数”，但是改变了以往的官员选拔制度，朝廷的选官制度开始由世袭制转向较为公平的考试制度，打破了世家豪族对官员选拔的垄断，使得社会中下层读书人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深深地影响到了后面的历朝历代。
大业三年(607年)，杨广还办了另外一件大事，颁布实施《大业律》。在此之前，隋文帝时颁布了《开皇律》，本来是减轻刑罚，实施仁政，但到统治晚期，隋文帝变得非常猜忌多疑，用刑也越来越残酷。这次修订主要针对的是隋文帝末年比较严酷的法律。“炀帝即位，以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凡五百条，为十八篇”。“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诏施行之，谓之《大业律》”。在杨广看来，严刑酷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圣人之治应该“推心待物”，还是要以宽仁为怀。
宽仁到什么程度？把谋反连坐制度都给废除了。力度相当空前，大概也是绝后的，因此从唐代起又把这个制度给恢复了。杨广认为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搞扩大化，“罪不及嗣，既弘于孝之道，恩由义断，以劝事君之节”。只处罚当事人，父子兄弟都不杀头，开创了中国法律史独一无二的先河。
杨广令人称道的还有“大兴文教”，这点隋文帝当年也尝试做过，但是没有坚持到底，到了晚年居然认为学校没用，培养不出人才而全部停办。杨广和他父皇不一样，隋文帝是“素无学术”，而杨广则从少好学，喜欢诗文。因此他登基后，下令恢复了被隋文帝所废除的各级学校，并且发布诏书，宣扬“尊师重道”。在诏书中追述了中国历史的教育发展历程，尤其对南北朝动乱时期教育领域荒废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强调了隋朝作为大一统王朝要全面兴办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杨广下诏将国子学变成了国子监，最高长官依旧是祭酒，增设了司业一人、司丞三人，设置主簿、录事各一人，以加强教育的行政管理。国子监的教学设置为博士、助教、学生，同时下诏征集学行优秀之人予以各种级别的待遇，地方上也设有儒学教员，虽然有的教员在九品以下，甚至有的算不上朝廷官员，但是依然由朝廷发俸禄。这样的举措一下子让各地办学的积极性高涨起来，杨广不仅恢复了文教事业，而且相比开皇时期更加兴盛，正所谓“盛于开皇之初”。
在兴办学校的同时，杨广高度重视收集整理图书，他在担任扬州总管时就网罗学者来整理典籍，登基后更是加大力度，下令访求遗散的图书，并加以保护，达到了隋朝整理图书典籍的高峰，使得隋朝成为中国古代藏书最多的王朝。在收集整理图书的同时，杨广还召集人才从事各种图书的编撰工作，共计成书三十一部，一万七千卷。
杨广的这些作为很快赢得了读书人的心，迅速在大臣们中间建立了威信，觉得当初隋文帝改立太子的决定是何等的英明。杨广或许自己也觉得，正走在通往一代伟大帝王的正确道路上。他心目中的伟大皇帝只有三位: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如今，“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完全有机会实现“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的政治理想。正是有“朕受命于天，财成万物，去华夷之乱，求风化之宜”这样的最高追求，驱使杨广迫切渴望完成心中的“大业”，如秦皇汉武一样，做到四海归一、天下归心。
在读书人感到高兴的同时，杨广也让普通百姓得到了实惠。在统治的前期，他曾多次普免钱粮，连续四次大赦天下。杨广的新政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据统计，到大业六年(610年)，“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当时隋朝有一百九十个郡，民户达到八百九十万，全国人口达到了四千六百多万，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顷。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唐朝最鼎盛的“开元盛世”，人口才至九百万户，垦田一千四百三十万顷。《资治通鉴》对此评价说：“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遗憾的是，杨广没有逃出“盛极必衰”的规律，志得意满的他最终走上了万劫不复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