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大业初年（1 / 2）
杨广这一路走来相当不易，隐忍二十年，逆袭成功，获得了太子之位。成为皇太子后，更加谨慎小心，为此他向隋文帝请求，免穿太子礼服，东宫属官不对太子自称为臣，隋文帝自然欣然应允。杨广平日将自己锁在东宫里读书、写诗、礼佛，面对变幻不定的朝局，就像置身世外的没事儿人一样，处处看父皇的脸色行事。
这只是杨广自保的一种方式，并不是他所向往的生活。杨广在给好友将军史祥的信中说：“比监国多暇，养疾闲宫，厌北阁之端居，罢南皮之驰射。博望之苑，既乏名贤，飞盖之园，理乖终宴。亲朋远矣，琴书寂然……”说父皇去了仁寿宫，自己留在大兴城监国，有大把的闲暇时间，但既不能弹琴，也不能骑射，更没有人聊天宴饮，透出一种浓厚的落寞之意。
杨广知道，对自己而言，最重要的是“等待”，等到父皇驾崩的那一天。后来这一天终于到了。登上皇位后，杨广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假传隋文帝的遗嘱，逼迫废太子杨勇自尽。这个大哥始终是他的心头大患，必须除之而后快。杨广后来追封杨勇为房陵王，但是其子嗣不得继承王位，全部流放济南，后来多数被杨广杀死。
杨广紧接着将柳述贬往岭南，这位妹夫不仅和自己不对付，和杨素更闹得不可开交。杨广同时责令最小的妹妹兰陵公主改嫁，但没想到遭到了兰陵公主激烈的反抗，她以死相逼，不再朝见，并上表请求去掉封号，和丈夫柳述一同前往流放地。杨广大怒道：“天底下没有其他男人了吗？为什么居然想和柳述一起被流放？”兰陵公主答道：“先帝把我嫁给柳述，如今柳述有罪，我理应被株连，不愿意陛下为我格外开恩。”杨广对这位性情刚烈的妹妹没什么办法，拒绝了她的请求，将柳述单独流放。
兰陵公主遭受如此打击，身体很快垮掉，临死前上表杨广说：“昔共姜自誓，著美前诗，鄎妫不言，传芳往诰。妾虽负罪，窃慕古人。生既不得从夫，死乞葬于柳氏。”希望将来与夫君合葬。这使得杨广更为生气，《隋书》记载：“帝览之愈怒，竟不哭，乃葬主于洪渎川，资送甚薄。”将兰陵公主薄葬于洪渎川，柳述后来也在贬地感染瘴毒而死。
收拾完大哥和妹夫，杨广将目光转向了五弟杨谅。相对于杨勇和柳述，他更担心这个弟弟。杨谅作为隋文帝和独孤皇后最小的儿子，从小便最受父母的疼爱。按照规矩，诸王在成婚后就应该搬离皇宫，然后到封地去。但杨谅直到二十三岁才离开父母，被任命为并州总管。别看只是一个封疆大吏，但隋文帝给他的地盘是空前的，“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尽隶焉”，就是说将原来北齐的领土全部让杨谅管辖，拥有所辖之地的治理权和兵权。另外，还赐给他特殊的权力，“特许以便宜，不拘律令”，遇到特殊和紧急情况，可以自行处置，不必请示中央，也不受法律约束。同时，隋文帝还为杨谅挑选了不少有才干的人来辅佐他，所谓“盛选僚佐”。为了表示对杨谅的重视，开皇十七年(597年)，隋文帝巡幸温汤时亲自送他到并州赴任。
杨广的担心并非多余，杨谅暗地里早已开始为造反做准备，这和朝局变化有很大关系。杨谅看到大哥杨勇被废黜了太子之位，三哥杨俊死于非命，四哥杨秀被贬为庶民。几年间，隋文帝的五个儿子，除了太子杨广外，只剩下自己还有实权，这让杨谅感到不寒而栗，“谅自以所居天下精兵处，以太子谗废，居常怏怏，阴有异图”，担心将来二哥杨广上台，自己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该如何办呢？如果不想坐以待毙，只有做强做大一条路可走。于是，杨谅上书隋文帝说：“突厥还很强大，太原为重镇，应加强防备。”
隋文帝觉得有理。因为杨谅的辖地面临突厥和高句丽的威胁，“高祖从之。于是大发工役，缮治器械，贮纳于并州。招佣亡命，左右私人，殆将数万”，杨谅向朝廷索取了大量人力物力，为自己修缮城池，打造兵器，并且招纳了流亡之士，得到了数万人。任命南朝梁将军王僧辩的儿子王为咨议参军，此人博学多才，通晓兵法，善于谋略。同时重用了以前南陈的将军萧摩诃，当年他投降隋军后，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后随着杨谅来到并州。这两人一文一武，王负责出谋划策，萧摩诃负责领军打仗。
杨谅在积极准备的同时，一直密切观察着朝局的变化，以便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很快有件事情让他下定了造反的决心。
隋文帝驾崩后，杨广派车骑将军屈突通带着隋文帝的诏书，召杨谅回朝。杨广有所不知，隋文帝和杨谅就诏书有过密约，“若玺书召汝，于敕字之傍别加一点，又与玉麟符合者，当就征”。什么意思呢？就是“敕”旁边多加一个点。如果是调兵的话，玉麒麟的兵符一人一半，一半在皇帝手中，一半在杨谅手中，完全对得上才可以。隋文帝这样做，为的是担心朝中有变，自己被控制后，作乱者矫诏骗诸王进京后一网打尽。
杨广对此不清楚，当杨谅看到诏书上没有记号时，就知道这一定是二哥杨广的阴谋。此时杨谅面临着重大抉择，是揭竿而起还是逆来顺受。他最终选择了前者，反正都是殊死一搏，总不能坐等灾祸降临。与此同时，一直不太得志的王和萧摩诃也都劝他起兵造反。
说干就干，杨谅竖起了反旗，开始的声势很大，十九个州第一时间响应。这对刚刚登基的杨广来说，无疑是个重大的挑战。当时的情势对杨谅非常有利，他兵多将广，又准备了多年，而杨广刚刚上台，政治地位并不稳固。
但谁承想，被父母宠坏的杨谅根本就不是这块料，昏招频出。他首先提出的造反口号是“杨素反，将诛之”，搞起了“清君侧”，这是一步臭棋，杨素根本就没有造反，完全是莫须有的事情。杨谅应该充分利用杨广刚刚即位，地位并不稳固的弱点，将矛头指向杨广，痛斥他的罪行，质疑他登基的合法性。但杨谅却避重就轻，这样的口号对天下人没有太强的号召力。如果仅仅是为了除掉杨素，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兴师动众。
第二步臭棋是战略规划，起兵后主攻方向到底是哪里，杨谅并没有清晰的计划。对此王献计说：“王所部将吏家属，尽在关西，若用此等，即宜长驱深入，直据京都，所谓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据旧齐之地，宜任东人。”就是说，杨谅手下将领士卒的家属们，都在关西(函谷关以西)，如果用他们当主力，就应该发动攻击，长驱直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夺取京师。如果只打算占据北齐旧有疆域，则应任用东方(函谷关以东)人。
王并没有给出唯一的战略方向，而是提出两个选项，这更加加重了杨谅的负担。就在他举棋不定时，总管府兵曹裴文安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意见，他说：“井陉以西地区，完全在大王控制之下，山东(太行山以东)武装部队，也由大王指挥，应该全部动员，派老弱残兵驻守险要。然后率领精锐，直入蒲津关(今山西永济西黄河渡口)，我愿充当前锋，大王率主力继进，闪电攻击，挺进霸上、咸阳以东地区，可以从容不迫地把它平定。此时，京师震动骚扰，军队不能马上集结，上下互相猜疑，人心离散。我们立即发号施令，谁敢不听。用不了十天，大事可定。”
裴文安的建议核心是率主力西进，直接攻取京城，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杨谅听后大喜，任命裴文安担任柱国，率大军出征。
裴文安率军起初非常顺利，兵不血刃拿下蒲州，按照既定计划，下一步将由蒲津关渡过黄河，直扑长安。但没想到此时杨谅突然打起了退堂鼓，让裴文安停止前进，并下令将黄河上的浮桥拆掉，不再继续西进，固守蒲城，想隔着黄河与杨广分庭抗礼。这下把裴文安急坏了，他回到晋阳面见杨谅说：“兵机诡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退，使彼计成，大事去矣。”用兵必须诡秘神速，为的是要出乎敌人意料之外，大王既不亲征，我又被调返，使敌人的计谋得逞，这样的好机会就永远不会再有了。杨谅或许自知理亏，对此的反应是沉默不语。
杨谅做出这样的抉择，确实有些“无厘头”，既然要反，只能是鱼死网破，乘着杨广立足未稳，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方才有些许胜算。但他却选择龟缩政策，一心想做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将战场的主动权拱手让给了杨广，坐等杨广调兵遣将，除了覆灭之外，便不会有其他结局。
杨广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良机，本来是想着被动防御，看到杨谅止步不前，立即下令转守为攻。率大军反攻的不是别人，正是杨广最为信任的杨素。
杨素身经百战，打仗确实是一把好手，他率部趁着夜色渡过黄河，偷袭蒲津关，一出手就赢得了战术上的主动，接下来他用几千人牵制晋州等南边的州县，而自己率主力一路东进，直扑晋阳。杨谅见隋军来势汹汹，急令手下大将赵子开率领十万之众，在高璧(今山西灵石)占据有利地形，摆开五十里战阵，试图拖住杨素前进的步伐。
杨素看到敌众我寡，而且叛军占据险要，易守难攻，心生一个破敌的妙计。他命令手下将领带一部分主力正面进攻，自己带着一支敢死队到了霍山，然后沿着悬崖峭壁摸到了赵子开大营后面，发动突然袭击，叛军顿时阵脚大乱，两边夹击，十万士卒灰飞烟灭。
杨谅得知前方战报大为惊恐，无奈之下，只能自己亲率大军在蒿泽(今山西汾阳以北湖泊)布阵抵抗。两军实力对比，杨谅还是占优，同时以逸待劳，还占据有利地形，取胜的概率不小。但此时杨谅又出臭招，由于遭遇连日大雨，杨谅竟然下令主动撤军，王赶忙劝谏说：“杨素悬军，士马疲弊，王以锐卒亲戎击之，其势必举。今见敌而还，示人以怯，阻战士之心，益西军之气，愿王必勿还也。”我们不容易，杨素更不容易，他们远道而来，我们是以逸待劳，如果大王能亲自率领精锐部队出击，一定能取得胜利。如今没有看到敌人的影子就撤退，显示我们胆子太小，容易使军心沮丧，还会增加敌人的气焰，因此万万不能回师。杨谅对此建议又是“不从”，率军退守到清源(今山西清徐)。
如王所说，杨谅不战而退，使得军心大乱，而杨素的军队则士气大涨，双方在清源决战，结果可想而知。杨谅的军队“死者万八千人”，萧摩诃也在此战中被生擒。杨谅率残兵狼狈地逃回晋阳。但此时晋阳已经成为一座孤城，杨素紧追不舍，随即将晋阳围成铁桶一般，杨谅见大势已去，只好献城投降。
该如何处理杨谅呢？文武百官的意见是论罪当诛。但没想到，杨广却表现得很有气度，或许是想以此来树立新君的仁义形象，他说：“终鲜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谅一死。”终究是兄弟，而且兄弟也不多了，所以不忍心杀他。下令将杨谅除去户籍，贬为庶民，最后幽禁而死。
杨谅的失败命中注定，他从小锦衣玉食，备受宠爱，根本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造反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能力范围。所以不难理解，往往在关键时刻，杨谅优柔寡断，举棋不定，昏招迭出，不听从王等人的意见，最终落得如此下场。
再说王，杨谅兵败后，他逃入山中，觉得难逃一死，于是告诫儿子说：“我的计谋不亚于杨素，但很遗憾杨谅却不听从，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怎能被他们擒获，让竖子成名，所以只能自行了断。但儿子你不必随我而死，逃亡中要记住一条，宁可找生人，也不要投靠亲朋好友。”说完自尽而亡。遗憾的是，他的儿子并没有听从忠告，投靠亲友后被告发，然后被处斩。
平定杨谅后不久，陈叔宝在洛阳去世，活了五十二岁。作为一个亡国之君，居然还死在了隋文帝之后，而且平常日子过得非常不错，这在历史上很是少见。他一直想要一个官职，至死都没有如愿。死后杨广满足了他，追赠他为大将军、长城县公。
不过，陈叔宝毕竟曾经做过皇帝，光有一个官职还不行，因此还需要一个谥号来评价一生的功过。杨广给他的谥号是“炀”，这是谥法中最不好的名号之一，所谓“去礼远众曰炀；好内远礼曰炀；好内怠政曰炀”，在杨广看来，似乎只有这个字才能概括陈叔宝荒诞的一生。只是杨广打死也不会想到，自己死后也获得了同样的谥号。更为悲催的是，陈叔宝的谥号后世很少被提及，只要说起陈叔宝，想到的都是陈后主。而李渊给杨广的这个谥号，却将杨广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暴虐和荒淫的代名词。
杨广在给陈叔宝最差谥号的同时，给自己起了一个非常有气势的年号——大业。
如同隋文帝将年号确定为“开皇”一样，杨广选择这个年号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从他内心来讲，非常想开创一番大业，好让天下人知道他取代哥哥杨勇的正当性，以此证明在治国理政上他比杨勇更有能力。虽然隋文帝开创了“开皇之治”，但杨广显然不想做个守成之君，他的目标是要比父亲更加出色，成为能在史册留名千古的一代帝王。
不过，开局并不容易，特别是五弟杨谅的反叛，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所幸是虚惊一场，如今天下安定，是时候大干一场了。从群臣的角度来看，他们对这位新皇帝也充满了期望。隋文帝固然伟大，但到了晚年却有些昏聩，搞得人人自危，照那样下去，大隋江山社稷将陷入危险境地。所幸一切都已重新开始，新皇帝一定会有新气象，就同“大业”这个年号一样。
杨广没有辜负这份期望，一上台便是大手笔。大业元年(605年)，他决定上马一个宏大的工程——营建东都洛阳。
杨广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资治通鉴》里说因为他听信了术士的话。当时有个非常有名的术士叫作章仇太翼，预言非常准，据说隋文帝最后一次去仁寿宫之前，章仇太翼曾劝阻，但隋文帝执意要去，搞得章仇太翼急眼了，说道：“陛下若是去了仁寿宫，恐怕你就再也回不来了。”意思是说，隋文帝一旦真的离开皇宫，那就会死在仁寿宫。隋文帝怒不可遏，下令把章仇太翼扔进大牢里，表示等自己安全回来，就杀掉章仇太翼。可没想到，隋文帝真就死在了仁寿宫，并给杨广留下这样的遗言：“章仇翼，非常人也。前后言事，未常不中。吾来日道当不反，今果至此，尔宜释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章仇太翼这个人不是普通人，他早前对我说的话全部都应验了，现在我估计回不去了，你回去之后就将他放了吧，为自己所用。
杨广登基后，章仇太翼对他说：“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杨广的命属于木命，而长安地处破木之冲，不能长期待在这里。又有谶语说：“修治洛阳还晋家。”由于皇帝杨广早年被封为晋王，还特意附加了“修治洛阳还晋家”这一条谶语。
《资治通鉴》里说得神乎其神，但可信度不大，杨广做出如此重大的决策，不可能仅仅因为术士一句话，他有更长远的考虑，大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形势的变化。当年隋文帝兴建大兴城，因为关中地区四周有天险，易守难攻。在天下不太平时，确实是都城的绝佳选择。但如今情况不一样了，陈朝被灭，天下一统，突厥被收拾得服服帖帖，所以现在考虑的头等大事不是防御外敌，而是如何更好地统治这个王朝。就这一点看，关中显得比较偏远，为了实现有效统治，修建东都势在必行。
二是粮食的保障。洛阳地处中原，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关中虽然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地处西部，交通极不方便。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关中的粮食已不能满足京城需要，若遇到灾年，只好东迁洛阳就食。隋文帝就曾先后两次率领百官就食洛阳。
三是杨谅的叛乱带来的反思。响应叛军的地方不少，说明东部地区并不稳定，很大原因在于都城偏安一隅，离山东太远了，离江南就更远了。虽然隋朝统一天下已有十几年的时间，但关中和山东、江南地区的隔阂，并没有有效地弥合，相继发生了江南叛乱和杨谅之乱，为了防止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实现长治久安，理应将都城内迁。
为何选择洛阳呢？杨广考虑的重要因素还是地理位置。洛阳居天下之中，四个方向都能照顾到。他在《营造东都》的诏书中指出：“是故姬邑两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汤后之业。若不因人顺天，功业见乎变，爱人治国者可不谓然欤！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在这一点上，杨广比他的父亲隋文帝有着更加宽广的视野。
另外从地势上说，洛阳也不错，虽然地处平原，但北靠邙山，南临伊水，是个建都的好地方。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杨广曾经登临邙山，察看伊阙，对左右说：“这不是龙门吗？自古为什么不在这里建都呢？”苏威答道：“自古非不知，只是等待陛下。”苏威的话分明是拍马屁，早在东汉时，汉光武帝刘秀就把都城定在洛阳，后来北魏孝文帝元宏也把都城迁到这里。不过，对于苏威的话，杨广很受用，听后非常高兴。不知道这个记载是否属实，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大业元年(605年)三月，营造东都洛阳的工程正式破土动工。
和当年隋文帝建设大兴城一样，总设计师依然还是宇文恺，只是工程总指挥由高颎换成了杨素。杨素和宇文恺曾经合作建造了仁寿宫，彼此比较默契。宇文恺经过精心设计，拿出了详尽的设计和施工图，而杨素征集了两百万人开始全面开工建设。这个数字着实有些夸张，要知道，当年秦始皇修建骊山陵墓和阿房宫也只动用了七十万人，营造东都所用的人力居然近其三倍。不过，这个数字应该是准确的，《资治通鉴》里说“每月役丁二百万人”。杨素这样做，就是希望杨广能够早日见到新的都城，这符合他一贯的做派，无论是打仗还是施工，都毫不吝惜人力。
果然，仅仅用了十个月，一座雄伟华丽的新都城诞生了！
宇文恺规划设计的东都，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外城南北长七千三百米，东西最宽七千二百米，规模比大兴城略小。但整个城市气势宏伟，宫殿比大兴城更加富丽堂皇。以主殿“乾阳殿”为例，史书记载：“殿基高九尺，从地至鸱尾高二百七十尺，十三间二十九架，三陛轩……其柱大二十四围，倚井重莲，仰之者眩曜……”殿基高达两米多，有一百零三个房间，支撑大殿的圆柱就有二十四根，每根圆柱直径约二点六米，大到需要“二千人曳一柱”，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宫城正殿。
这还不算什么，比乾阳殿更让杨广感到满意的是西苑。史载：“五月，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方丈、蓬莱、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宫殿，罗络山上，向背如神。”西苑里有山有水，凿出一大片人工湖，名曰“大海”。在海中用巨石修建了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在山上，亭台楼阁，星罗棋布，曲折环绕，交错相映。而且还专门修了一条渠，名曰龙鳞渠。渠两旁建十六院，极其华丽。杨广命人从全国各地搜集名花贵石种植、堆积其中，建成著名的西苑牡丹园。和隋文帝当年修筑大兴城多是就地取材不同，在营建洛阳城过程中，选用的材料都是上等的，由于有些材料中原没有，是从遥远的南方运来的。
只是，洛阳身处北方，景色再好也难抗季节的交替，一到冬天，万木凋零，显出一片肃杀之意。但这难不倒杨广，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史书记载：“宫树秋冬凋落，则剪彩为华叶，缀于枝条，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秋冬季节，在树叶凋落后，就用丝绸剪成树叶，挂在枝头。如果有褪色的，就更换一批新的，一年四季，始终春意盎然。
新都城修好了，但没有人口也不行。工程完工两个月后，杨广下诏“徙豫州郭下居民以实东京，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转过年，又令“江南诸州，科上户分房入东都住，名为部京户，六千余家”。大业三年(607年)，再次下诏“河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杨广征调各地人口到洛阳，很快使得新都城的人口达到百万以上，这在当时算是数一数二的大都市。整个都市顿时显得生机盎然，城里各个市场热闹非凡。据史书记载，北市“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堵塞”，南市则是“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在上春门外，还建筑了诸郡邸百余所，是接待各郡长官朝见天子的住所。建国门外则有四方馆，以接待外国和各民族使者。
人口多了，粮食的需求自然迅猛增长。杨广下令在洛阳周边修建了几个大粮仓，其中最出名的是含嘉仓。它在20世纪60年代被发现，开始考古学家以为是一座古墓群，但快挖到底儿的时候，发现了铭砖，依据上面的文字信息，经考证为古代的粮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