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开皇之治（1 / 2）

隋文帝北降突厥，南平江南，在南征北战中，他没有忘记抓国家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除了创建三省六部制，编制《开皇律》、改革地方权力机构等，隋文帝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终于迎来一个属于他的盛世，历史上称作“开皇之治”。

历史上称得上“之治”的时代并不多，比较有名的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相对于这些盛世，“开皇之治”更为难得，因为“文景之治”先后经历了汉高祖、吕后、汉文帝、汉景帝七十多年的时间才取得这样的成就，而“开皇之治”仅仅用了二十年，如果从统一天下算起，只用了十一年。虽然“贞观之治”用时也不算长，但其经济成就无法和“开皇之治”相媲美。

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开皇之治”的奇迹，是因为隋文帝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首先在经济上推出了极有针对性的“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两项举措。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国家的征税系统一直存在严重的漏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诈老诈小，“是时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即明明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却谎称自己是十三四岁的少年；明明是五十岁的中壮年，却谎称自己是七八十岁的老年，以此来逃避征收。另一个是隐匿户口。当时贵族豪强的势力非常大，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还有不少人口依附他们。这些依附人口不到官府处登记户口，也就不向官府缴税，而是在贵族豪强底下私自登记户口，只向贵族缴纳一定的财税。由此国家能直接掌握的劳动力大为减少，地方豪强占有的人口却增多。有的豪强大族，一户之内有数十家，人数多达数万，搞得国家穷困，但大族豪强却富得流油，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力量。

针对这个突出问题，“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大索貌阅”应运而生，所谓“大索”，即清点户口，并登记姓名、出生年月和相貌，目的在于搜括隐匿人口；所谓“貌阅”，则是将百姓与户籍上描述的外貌一一核对，目的在于责令官员亲自当面检查年貌形状，以惩治那些企图通过诈老诈小来逃避税收的人。若有胆敢在此中间营私舞弊者，则一律处以流放的重刑。

为了更顺利地推行这项制度，隋文帝下令规定凡出现户口不实的情况，地方官吏里正、保长、党长要被处以流刑。官方还鼓励百姓互相检举，并强令亲属关系远于堂兄弟者，一律析籍分户。这样让隐匿人口变得非常困难。

不过，这项举措虽然效果不错，但治标不治本。高颎认为出现大量人口依附豪强贵族，而不愿意在官府登记，是有深层原因的，说到底是利益在作怪。“人间课输，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复无定簿，难以推校。”中央朝廷对农民征收税赋是有标准的，但到了下面执行时变了味，地方官吏乘机“搭便车”，使得农民缴纳的赋税远远超过账面应交的，因此许多百姓转而投向豪强地主的怀抱。

针对这个问题，高颎推出了“输籍定样”，将百姓的户籍依照既定的样本分成上户、中户、下户，明确规定各级别的户籍应该缴纳多少税收。每户需要承担的租税明明白白，地方官吏不得横征暴敛，向百姓额外增加负担。同时规定上户多缴税，下户少缴税，对于家庭贫苦的人家征收的很少，远低于向地方豪强所缴纳的，农民一算账，觉得还是向国家缴纳更为合算，于是脱离豪强地主，转为朝廷的编户民。

政策虽好，但如何才能落地执行呢？“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规定每年正月五日，由县令集合里正、乡长、党长输籍定样，决定每户的征课。自此以后，赋役根据人口状况由官府统一决定，地方官吏要在这上面做文章就很困难了。效果如何呢？“自是奸无所容矣”。

通过推行“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把大量人口从豪族手里解放出来，极大扩充了国家掌控的人口，增加了国家赋税的收入，打击了豪强地主，加强了中央集权，而且减轻了民众的赋税负担，可谓一举三得。

开皇初年(581年)，隋朝户口仅三百八十万户，到大业五年(609年)增加到八百九十万户。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户口激增了一倍有余。再加上实行均田制，“自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至四十亩。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园宅，率三口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京官又给职分田。一品者给田五顷，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又给公廨田，以供公用”。几项政策结合在一起，产生了聚合效应，使得虽然实行轻徭薄赋，但国家税收却越来越多。

作为一个盛世，硬实力固然重要，但软实力同样不容忽视。在开皇初年，大臣牛弘上表说：“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当年陆贾对汉高祖说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之，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必须要充分吸取前朝的经验教训，而那些正反例子都在书里。

隋文帝觉得很有道理，但由于几百年的战乱，大量的文化典籍都在战火中被焚毁，出现了“书荒”。没有书怎么办呢？牛弘出主意说：

“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然士民殷杂，求访难知，纵有知者，多怀吝惜，必须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虽然官方藏书被烧了不少，但民间私人手里的藏书还有不少，可以进行征集，但不能强取豪夺，国家需要给些好处，钱花到位了，藏书人觉得划得来，自然就会献出来。

提出这个建议的牛弘，本身就是关陇贵族中难得的读书人，尤其喜爱研究古籍、礼仪。虽然公务繁杂，但却手不释卷，有点“书呆子”的意思，为此还闹出一些笑话。有一次，隋文帝曾让他宣布口谕，牛弘走到台阶下面对大臣们时，突然忘了皇上说了什么，又退回拜见隋文帝说：“陛下刚才说的，我都忘了。”隋文帝哭笑不得说：“传语小辩，故非宰臣任也。”传几句话，这只是点小事，你都不行，看来你不是当宰相的料子。话虽这样说，但是很赞赏他的质朴正直，对牛弘的宠信日益增加。

隋文帝全盘采纳了牛弘的建议，下诏求书说“献书一卷，赉缣一匹”，献书一卷赏绢一匹，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隋朝实行的是租庸调制，“租”是指田租，“庸”是指劳役，“调”是百姓向官府缴纳的丝织品。当时的农民，一年的调是一匹缣，也就是说，给国家献一卷图书，一年的调就免了，这样的激励措施相当有吸引力。

更何况献书给朝廷只是暂时的，官府不会据为己有，而是会组织人力物力去抄书，抄完后原书完璧归赵。这对于民间的藏书人，简直就像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馅饼，“民间异书，往往间出”，献书的热情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一二年间，篇籍稍备”，仅仅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藏书的规模比原来整整扩充了一倍，原本闹“书荒”的隋朝的藏书量到后来居然成为中国历代藏书最多的王朝，藏书最多时有三十七万卷，七万七千多类。

隋文帝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由上到下建立一整套教育体系。在中央层面，特设国子寺，作为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据记载，当时国子寺的学生多达上千人，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地方上，设置了州县学校。

《隋书》中说：“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秀，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天下的知识分子都汇聚到京师，人们为了追求学问不远万里四处求学，隋朝的每一条道路上都能听到琅琅的读书声，这是汉魏以来从未有过的盛景。

除了大力修建学校，隋文帝还广泛宣传教化，他认为“治国之本，非礼不可”，要求各地官员号召百姓学习礼数，“去华夷之乱，求风化之宜”，目的是让天下人都“知礼节、识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顺”，从而构建一个祥和安顺的社会。

隋文帝在尊崇儒学的同时，没有忘记当年抚育自己的智仙的嘱托，推出了包括度僧、建寺、造像、写经等一系列大规模复兴佛教的措施。他这样做，有个人信仰的原因，也有赢得民心的考虑。北周武帝宇文邕曾经发动灭佛运动，招致了广大信徒的不满，同时引发信教者更为强烈的宗教感情。隋文帝复兴佛教，得到广大佛教徒的衷心拥护，对于巩固统治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治国先治吏”，一个王朝能够走向辉煌，很重要的是要有一支忠诚担当、干事干净的干部队伍，如果吏治腐败，王朝中兴只会是黄粱美梦，搞不好政权会迅速垮塌，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很多。

隋文帝对此非常清醒，在吏治方面，除了知人善任外，他最大的贡献是在选拔人才上做了制度性的创新，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举制的原创版权就属于隋文帝。

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正式设立分科考试制度，具体的做法是规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选送三人，参加秀才与明经科的考试，考试成绩优秀者，经过吏部的铨选就可以走上仕途。开皇十八年(598年)七月，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自此选官不完全问门第，逐渐取代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尽管在初创期的科举制度还很不完善，最初考试人员须由各州推荐，而不是考生们自由报考，多少还能看出以前察举制的影子。但有一个最重大的改变在于将读书和入仕变成了紧密的耦合关系，使得个人可以依靠学识而非完全靠门第来改变自身命运成为可能，这一改变极大激发了读书人的热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科举制从隋朝开始初创，直至清光绪卅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前后经历一千三百余年，成为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选拔人才的办法。

隋文帝在开创选人新机制的同时，还加强了对各级官员的监督和考核。他明白国家的政策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关键在于各级官员，因此在吏治方面，隋文帝下了很大心血，“初有天下，励精思政，妙简良能，出为宰牧”，确立的整体原则是“奖罚分明”。他曾说：“为政之要在得人，得人之要在公平，赏善罚恶，赏罚严明。”

隋文帝经常派中央官员到地方进行巡查，巡查官员既有身负监察职责的御史，也包括苏威、虞庆则等重臣。他们到了地方以后，要听取当地官员的汇报，还要察访民情，了解实际情况。这些巡查官员得到隋文帝的强力支持，大多表现得一身正气，能够做到秉公执法。例如，仁寿元年(601年)，辛公义奉命巡查扬州，当时担任扬州总管的是隋文帝的孙子豫章王杨暕。他担心辛公义查出问题而受到处罚，因此在辛公义还未进入扬州地界时，就赶来迎接，表现得非常热情，希望辛公义不要太较真，但被辛公义断然拒绝，到扬州后该怎么查就怎么查。

隋文帝还建立了“隐察”制度，即派亲信秘密探查京城内外官员的执政情况，严惩贪官污吏，使他们不敢贪赃渎职，不敢过分侵扰老百姓。这一招很厉害，因为隐察官员经常使用一些特别的方法，用种种借口向州、县地方官行贿，谁一旦接受贿赂，立刻处斩，决不宽贷。有时贪官在办案中明明接受的是老百姓的财物，但转眼之间，这些财物竟有皇家记号，原来是上了隋文帝派出的暗探的圈套，掉脑袋时已悔之晚矣。

隋文帝采取的力度相当之大，曾一次罢免河北五十二州贪官污吏两百人，用这种手段去铁腕反腐，确实极大震慑了贪腐官员，“吏治之整肃，不仅上裕国库，下纾民困，隋高祖在位时之隆盛，此亦为要因”。吏治得到很大改善，使得政治比较清明。

隋文帝在严惩贪官的同时，非常重视奖励那些体恤百姓、忠于职守的官吏，以此发挥正面导向作用。当时不畏权贵的辛公义被任命为岷州刺史，一到任上，发现当地有一个非常奇怪的风俗，这里的人特别怕鬼怕病，一人害病，全家不管病人全部跑掉了，病人得不到治疗和护理，大多死亡。辛公义就用自己的车子把无人照料的病人接到州府，请医生来治疗，自己日夜守护。病人一批批好了，辛公义也安然无恙。辛公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改变了岷州人的陋俗，病人的家属亲戚都十分感谢。隋文帝听了，当即赐与重赏，升他为并州刺史。

典型示范人物中最为隋文帝推崇的是新丰县(今西安临潼西北)县令房恭懿。他在隋朝首次官员政绩考核中名列京畿一带第一名，因此隋文帝对他大加赏赐，先后赏给他绢四百段、米三百石，房恭懿一点没留，全部分给了穷人百姓。这种亲民爱民的行为更增加了隋文帝的好感，特意在寝宫亲切接见房恭懿，向他请教治理之道，并且很快提拔他为泽州(今山西晋城)司马。不久，房恭懿又转任德州(今山东德州)司马。一年多后，房恭懿在德州的政绩考评又获全国第一。

房恭懿实在太给力了，这让隋文帝很有面子，在朝堂上当着全国各地进京述职官员们的面，大加表扬道：“房恭懿志存体国，爱养百姓，是当今天下模范，你们要好好向他学习啊！”接着又说：“房恭懿所在之处，百姓视之如父母，朕如果置之而不赏，上天宗庙一定会责怪我的啊！”随后提拔房恭懿为使持节、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诸军事、海州刺史。

令狐熙也是一个奉公守法、精明强干的良吏。隋文帝拜授他为沧州(今河北沧州)刺史。他在任几年，民风大好，在吏部考核时被称为好刺史。开皇四年(584年)，隋文帝幸巡洛阳，令狐熙来朝见，百姓担心他被调走，于是在路边痛哭挽留。到令狐熙又回沧州时，百姓出境迎接，在路上欢呼叫喊。开皇八年(588年)，他转任河北道行台度支尚书，沧州吏民追思他，立碑歌颂他的功德。

受到褒奖的还包括齐州的一个小官王伽，他带着一批民夫押送囚犯李参等七十多人去长安，走到荥阳时，王伽对囚犯说：“你们违反国法，理应受罚，但看着押送你们的民夫也跟着受罪，你们心安吗？”王伽决定遣散民夫，释放李参等人，约定好时间让他们在京城集合，并说：“到时你们有谁不来，那么我只好替你们受死罪了。”等到约定的那一天，七十多人全部到齐。隋文帝得知此事后十分惊喜，并立即召见王伽，对他大加赞赏。又召李参等人入宫，赐宴招待后全部免罪释放，并下了一道诏书，要求各级官吏向王伽学习，要施以宽政，以慈爱之心待民。

杨坚官严民宽的做法，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官员们都知道了选人用人的导向，更知道了考核制度并非摆设，干得好的会被提拔重用，贪赃枉法或者不作为的会受到严惩。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举措，隋文帝时期的官吏素质整体比较高。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道：“由是州县吏多称职，百姓富庶。”历史学家胡三省的话说得更直接：“开皇之治，以赏良吏而成。”

隋文帝自身更是为百官做了表率。他小时候生长于寺庙之中，素衣素食，生活节俭，这使他养成了崇尚节俭的品性。《隋书·高祖纪》说：“高祖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如果搞个历代帝王节俭大排名，隋文帝应该可以名列前三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