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万象更新（2 / 2）

修订后的《开皇律》拥有较高的立法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的优点在于：一是简明。北周律法原本有罪名一千八百多条，非常繁杂，百姓根本搞不清楚，经常无意间就触犯了刑罚。新律一下子将罪名减少到五百余条，删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罪一千余条，共计删除了三分之二的条文。

二是轻刑。废除了宫刑、鞭刑等酷刑。对流刑的距离、徒刑的年限等都做了减轻的规定，其中流刑自一千里至两千里分为三等，每五百里为一等。有期徒刑一年至三年分为五等，每等以半年为差。杖刑自六十下到一百下，笞刑自十下到五十下，每十下为一等。刑罚确实减轻不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三是完备。首次确定了轻重有序、规范完备的封建五刑体系，刑名分为五种，即死、流、徒、杖、笞。共计死刑、流刑、徒刑、身体刑四大类，封建五刑制自此确立直至明清。

出于维护皇权的需要，好不容易从北周夺来的皇位，隋文帝不想再让别人惦记着。《开皇律》还创设了“十恶”制度，“十恶”脱胎于《北齐律》的重罪十条，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十种最严重的犯罪行为，其中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不义是危害国家和皇帝的行为，其他是违反封建礼教和家族伦理的行为，对于前者处罚很重，“唯大逆谋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斩”。“十恶”是罪大恶极的行为，即使皇帝大赦天下时也绝不赦免，因此也称为“十恶不赦”，一个新的成语就此诞生了。

此外，《开皇律》为了维护上层贵族利益，给予官僚贵族相当的法律特权，也就是所谓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和议宾的“八议”规定，对于贵族官僚必须按这样的特别审判程序认定，并依法减免处罚。据《隋书·刑法》记载∶“其在八议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减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听赎……贵砺带之书，不当徒罚，广轩冕之荫，旁及诸亲。”这表明对于有身份的贵族和受教育的士人，其法律适用不同于一般庶民。

《开皇律》的颁行是隋朝建立后刑法的一次大改革，隋文帝想借助这部律法治理好天下。只是令他没想到的是这部律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被历代王朝所承袭，唐、宋、明、清四个朝代的律法，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修订，没有突破整个法律框架，一直到清末制定《大清新刑律》时才予以废止，存续了一千三百年之久。《开皇律》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很重要的是它在制定过程中充分汲取了前朝历代的经验教训，换句话说，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集大成者。

《开皇律》的影响不仅限于后世，还影响到了周边国家。日本、朝鲜等看到有如此完备的法律体系，采取“拿来主义”，派遣人员前来学习，稍作修改后抄了过去，变成自己国家的律法，于是整个东亚逐渐形成了以《开皇律》的律法精神和原则为主体的东方法律体系。

拿破仑曾经说：“我的光荣不是打过四千次胜仗，因为滑铁卢一败便可使这一切完全被人忘记，但不会被忘记的，而且永垂不朽的是我的《民法典》。”从这个意义上说，隋文帝完全可以因这部《开皇律》而感到骄傲。

隋文帝做的第三件大事是营建新都。北周的都城是长安，地处渭水南岸的龙首原上。自西汉时形成，已经八百多年。但在隋文帝看来，这座古都已经无法适应这个新的王朝，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破败不堪。这座都城年头太长了，“此城从汉，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导致宫宇朽蠹，宫室形制狭小，已经无法沿用。二是格局不规整。长安城不是用一张蓝图所建，而是八百年来自然发展起来的，因此显得比较杂乱，特别是皇宫在城市的西南角，完全不符合面南朝北的要求，无法体现出皇权的威严，而且还存在宫城、官署和居民区混杂的现象。三是排水不畅。污水聚而不泄，臭气烘烘，使得生活用水遭受污染，成为咸卤，“水皆咸卤，不甚宜人”，导致饮水困难。四是易遭水患。长安在渭河南岸，而渭河的流向在南北朝至隋初逐渐向南偏移，如果遇到连日大雨，河水暴涨，都城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

这些都是长安城作为古都本身存在的问题。除此之外，隋文帝心中还有一个心结，那便是前赵、前秦、后秦、西魏等短命王朝都定都于此，有一种不祥之兆。隋文帝还表示“宫内多妖异”，意为长安城里经常闹鬼，或许是因为在这座都城里，他对宇文家族大开杀戒，害怕这些冤魂来报复自己，这个阴影一直缠绕在隋文帝心头，与其天天提心吊胆，不如建设一个新都。

早有人看出了隋文帝的心思，先是太史上奏认为应当迁都，接着苏威也提出应另造新都。但迁都毕竟是大事，隋文帝颇为踌躇，没有明确态度。大臣庾季才上表说：“我仰观天象，俯案博览群书，深知一定要迁都，西汉兴筑长安城池，已八百年，水质变苦，难以饮用，希望陛下上应天意，下顺民心，早日拟定迁都计划。”隋文帝对此表示：“是何神也！”这也太神奇了，刚刚有这样的打算，上天也赶来说这件事。

不过，提出建议的高颎、苏威、庾季才虽然是朝中重臣，但都属于新贵，资历比较浅，迁都这种大事，还是需要有德高望重的老臣出来说话。很快李穆上书请求营造新都。李穆是北周的元老重臣，在尉迟迥叛乱时站到隋文帝一边，起了关键作用。隋朝建立后，李穆被封为太师，全家都受到恩典，他的子孙，即使尚在襁褓中的，都被拜为仪同，家中做官的子弟有一百多人，“穆之贵盛，当时无比”，贵盛之状无人可比。

李穆上奏中说：“(长安)自汉以来，为丧乱之地，爰从近代，累叶所都。未尝谋龟问筮，瞻星定鼎，何以副圣主之规，表大隋之德？”这样一个残破的都城，怎么能表现出大隋的气度？这话说到了隋文帝的心坎里，他大喜过望道：“天道聪明，已有征应，太师民望，复抗此请，则可矣。”天道圣明，已有祥瑞，太师是民众愿望所归，他提出这一请求，应该是可行的。

于是，营造新都的事就这样决定了。决心难下，具体实施更不容易，面临着三大问题，在哪里建？由谁来建？建成什么样？

先说第一个问题，旧都所在的龙首原北部不够开阔，难以在原址上扩建，必须另寻新址。隋文帝看好龙首原的南部，这里地势开阔，远离渭河，可以避免水患，同时还可以从南山引水，是一个理想的地址。

至于第二个问题，对于以识人用人见长的隋文帝来讲，并不算难事。他选择的人选是宇文恺。宇文恺出身显赫，父亲宇文贵是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大哥宇文善是北周的上柱国，二哥宇文忻是当世名将，率部征讨过北齐、突厥、尉迟迥等，立下了赫赫战功。但他与父兄不同，他不喜欢打打杀杀，反而非常喜欢读书，“恺独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多伎艺”，而且在建筑和工程管理方面表现出超人一等的才能，北周时被任命为匠师中大夫，“掌城郭、宫室之制及诸器物度量”。

隋文帝禅代称帝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大肆诛杀北周宗室宇文氏，以清除北周残余势力。由于宇文恺家族与北周宗室有别，二哥宇文忻又拥戴隋文帝有功，加上他本人的才华深得隋文帝的赏识，因而没有受到牵连。

开皇二年(582年)六月十八日，隋文帝下诏营建新都，高颎为大监，宇文恺为别监。高颎只是挂名，新都的设计以及施工都是由宇文恺来负责。

宇文恺不负众望，仅仅用了九个月的时间，一座崭新的都城就宣告落成了，建设速度令人叹为观止，显示出宇文恺出众的工程管理能力，不仅用时短，质量也非常高。

概括而言，这座新都城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规模宏大。整个城市由外郭城、宫城和皇城三部分组成，东西宽九千多米，南北长八千多米，城周长三十五点五公里，总面积八十四平方公里，是汉长安城的二点四倍，明清时期北京城的一点四倍。如果放眼世界，规模比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东罗马帝国首都拜占庭还大许多，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堪称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市。

二是布局严整。新都均衡对称，形成方正格局，宫城、皇城、民居三部分界线分明，以对准宫城、皇城及外郭城正南门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在外城郭范围内，以二十五条纵横交错的大街将全城划分为一百零九坊，其中朱雀大街西边有五十五坊，东边由于城东南角被曲江池占去了一块地，所以少了一坊，共五十四坊。在朱雀大街的东西两侧，还各用两坊地修筑了东市和西市。坊的四面有围墙，通过固定的坊门出入，坊门有卫兵守卫，晚间会实行宵禁。商业活动被限制于东、西两市内进行。

三是皇权至上。宇文恺将皇城、宫城放到北边高坡上，控制城市的制高点，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宫城在全城的最北面，象征着北极星。皇城的百官衙署在宫城的南边，象征着围绕北极星的太微垣。外城郭从三面拱卫着宫城和皇城，象征着群星，意味着天下的百姓以皇帝为中心，围绕在皇帝和朝廷周围，不仅体现了皇帝据北而立的传统，同时增加了君权神授的色彩。为了充分保障宫城的安全，把皇宫北面都划成了禁苑，闲人不得入内，并驻扎军队，对于宫城安全提供了可靠保障。

四是贯通水系。宇文恺在城中设计开挖了永安渠、清明渠、龙首渠等几条水渠，流经外城郭、皇城、宫城和禁苑，还将曲江池加以巧妙利用。曲江池本来是一处天然湖泊，宇文恺进行疏凿整治，使其占去整个城内地势最高的东南的一坊地，调剂城内供水的同时，还辟为风景区，在这里修建了离宫别馆，供帝王权贵们游赏。隋文帝忌讳曲江的“曲”字，根据曲江池中多芙蓉而改名芙蓉池，同时将曲江的园林馆舍命名为芙蓉园。

隋文帝对这座新都城非常满意，取名为大兴城，因为他在北周刚踏上仕途时，就被封为大兴郡公，与此同时，把宫城命名为大兴宫，宫城正殿名为大兴殿，而大兴殿的正门为大兴门。在隋文帝看来，这个名字寓意很好，能带来好运和祥和，他自己准备大干一场，使得整个王朝走上“大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