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祜：人生就这么回事，不如意十之七八（2 / 2）

战局就此决定了。

杨肇率军到达西陵城下，陆抗依靠修好的长围与他对峙。关键时刻，吴军出现了叛徒，他们给晋军带来了绝密情报——陆抗的作战部署图。如果是一般将领，遇到如此紧急情况，骂爹骂娘后恐怕要考虑如何安全撤退了。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作为一代名将，陆抗最大的本事就是将坏事变好事，他知道晋军得到情报后，一定会猛攻自己最薄弱的环节，于是，他连夜将原来由战力最差的夷兵防守的区域，换上了最为精锐的部队。

果不其然，天一亮，晋军就集中兵力向吴军最薄弱环节发动猛攻，一打顿时感觉不对劲，说的是最差的，怎么感觉战力超强啊，结果纷纷溃败。陆抗下令反击，箭与石块像下雨一样袭来，杨肇的部众死伤不断，不久，杨肇支撑不住，率部连夜逃走了。

西陵就此成为孤城，城外援兵远去，城内粮草殆尽，步阐的灭顶之灾就此来临了，陆抗已经没有其他顾虑，一心猛攻西陵，很快便攻陷城池，步阐被捉，夷灭三族。

西陵惨败的消息传到洛阳，西晋朝廷震动。有些大臣本来就看不惯羊祜，借机弹劾，说他率八万之众居然打不过陆抗的三万人，把晋王朝的脸丢尽了，应该解除官职，让其归家养老。司马炎对此进行冷处理，他并没有严惩羊祜，只是贬为平南将军，让他继续镇守荆州。

西陵兵败让羊祜彻底清醒，他认识到，吴国国力虽逐渐衰弱，但尚有一定实力，特别是有陆抗这样优秀的将才，所以平吴之事不能操之过急。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对于羊祜而言，打仗是他的弱项，但在政治上却是老手。羊祜决定化干戈为政治，具体的措施就是通过收买人心逐步蚕食吴地，等待着灭吴的最佳时机到来。

攻心为上，是兵法所倡导，但在实际中，只倡导仁义，不诉诸武力，似乎很难解决战场上的问题。话这样说，错也不错，关键是看能否遇到羊祜这样的高人，在收买人心方面，羊祜自有他的高招，他将多年库存的招数全部动用。

从此，打仗变得很奇怪。

羊祜派军与吴军作战，每次预先要和对方商定交战的时间、地点，说好了再打，从来不搞突然袭击，把打仗搞得像约会一样。羊祜手下的一些将领对此感到不满，主张趁吴军不备突然出击，羊祜不动声色，把这些将领请来喝酒，一个个给灌趴下，这些将领也就沉默不语了。

有次晋军在边界上抓了两个孩子，一查原来是吴国两个将军的孩子，手下赶忙将孩子送到羊祜处，满以为羊祜会有奖赏，谁知羊祜对他们予以斥责，并派人将孩子送回去，这两个孩子的父亲感动不已，后来竟率部前来归降。

对待吴国将领，羊祜表现得仁至义尽，吴将陈尚、潘景兵败被杀，羊祜让人厚礼收殓，并通知他们的子弟前来迎丧，羊祜对他们以礼相送。吴将邓香进犯被生擒，羊祜将其释放，邓香感激涕零，索性带着自己部属全部投降。

羊祜深知人心向背的作用，所以他要求自己的军队要善待当地百姓，必须严格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率军经过吴地，收割田里的稻谷以充军粮，每次都会根据收割的数量算好价格，用锦帛偿还，不收吴人一针一线。打猎的时候，他不许部下越过边界线，如果猎物是吴人先打到的，一定要还给吴人。

潜移默化中，羊祜的目的接近实现。在吴人看来，晋军简直就是一支“正义之师”“文明之师”，而这支队伍的领头人羊祜的威望更是与日俱增，吴人甚至不再直呼其名，而是称其为“羊公”。

这一切陆抗都看在眼里，羊祜的所做所为，使得他对这位最强劲的对手非常敬仰，他很欣赏羊祜的德行，赞誉他“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两位英雄惺惺相惜，虽然不可能有欢聚畅谈的机会，但此时心里已经把对方当作朋友，而非敌人。

两国的边境暂时安定下来，双方常有使者往来。有一次，羊祜从使者那里听说陆抗病了，就托使者带药回去。陆抗手下担心羊祜的药有毒，劝说陆抗不能服用。陆抗说：“羊祜怎么会是下毒害人的人呢”，随后毫无顾忌地吞服下去，没过几日，果然药到病除。

来而不往非礼也，羊祜送陆抗良药，陆抗送羊祜的则是美酒，陆抗得知羊祜生平好饮，便马上拿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佳酿，让使者转赠羊祜，以表敬意。羊祜得到这坛酒后，想都没想，拔开酒盖，便一饮而尽。然后，大笑道：“真是好酒啊，刘伶要嫉妒我啦。”

对于边境上这种暧昧的局势，两边的君主怎么看呢？有人向司马炎打小报告，说羊祜不积极备战，而是天天游山玩水，吃喝玩乐，而且还和陆抗不清不楚，对此，司马炎非但没有怪罪，而是大加褒奖，充分表达了对羊祜的信任。

江对岸的孙皓，则派人斥责陆抗，要求他主动出击，陆抗对此回答：“一乡一镇之间，不能不讲信义，何况一个大国呢？如我不讲信义，正是宣扬了羊祜的德威，对他丝毫无损。”这席话说得孙皓也没有了脾气。

司马炎最终能够灭掉孙皓，从这件事上也能看出些端倪。

惺惺相惜几年后，公元274年，陆抗病逝，走完了四十九岁的人生。

没有历史记载，陆抗死时，羊祜是什么反应。想必是“悲喜交集”，悲的是他与陆抗两个意气相投，对峙四年、相交四年，内心早已把对方当作知己好友。芸芸众生，知音难觅。陆抗走了，还有谁能真正理解自己？陆抗的故去，给对岸的羊祜带来了浓浓的忧伤和寂寞。

喜的是，陆抗之死，也让羊祜心中的石头落了地。多年来，羊祜期盼的不正是这一天吗？只要陆抗尚在，灭吴就只能是纸上谈兵。陆抗逝世，眼看梦想将要变成现实，羊祜怎能不喜呢？

擦干眼泪的羊祜，没有忘记自己使命，立即上书晋武帝司马炎，请求向吴国发动总攻。

没想到，他的建议遭到了朝中权臣贾充、荀勖等人强烈反对，他们提出西北地区的鲜卑尚未平定，不能双线作战，所以伐吴时机并未成熟。羊祜心有不甘，再次上表，表示东吴平定，胡人自然安定，所以当务之急是消灭东吴。但他的建议再次遭到否决。

这些人反对羊祜的提议，有全局的考虑，但也夹杂了不少私心，这份私心概括起来就是“羡慕嫉妒恨”，按照一般的潜规则，长期领兵在外的将领要努力维护好和朝中权臣的关系，免得让人说闲话，维护这种关系当然需要“意思意思”。

后来接替羊祜镇守荆州的杜预，逢年过节总要给洛阳的权贵们送礼物，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杜预说：“我只怕被陷害，不是想靠贿赂换取升官发财的机会。”

但羊祜不是这样的人，况且他也没有多余的银子，所以和朝中的这些权臣关系并不融洽，不排除这些人时常会在皇帝面前打小报告，这也是羊祜“只谋其国，不谋其身”带来的必然结果。

为此，羊祜发出一声流传千古的感叹：“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

公元278年，羊祜染病，请求回朝，到了洛阳后得知自己姐姐病逝消息，羊祜悲痛欲绝，病情加重，他抱病入见，再次向司马炎陈述灭吴之计，此时，他很清楚，自己不可能亲率大军完成灭吴大业，他向司马炎推荐了两个人——杜预和王濬，这是他为吴国找好的两个掘墓人。

王濬是羊祜发现的一个俊才，他年轻时便颇有志向，有次家里搞“装修”，他居然修了一条数十步宽的大路，等同于两上两下四车道，家人都觉得太浪费，暗地里笑他，王濬说：“陈胜说过，燕雀哪能知道鸿鹄的大志呢？”

志向再大，也得有人赏识，王濬是个直脾气，所以经常得罪人，仕途走得并不顺利，所幸遇到了羊祜。羊祜的侄子羊暨对羊祜说：“王濬为人志向太高，奢侈不节，不可单独担当大事，对他应该有所抑制。”羊祜说：“王濬有大才，我要帮他实现愿望，使用他是没有问题的。”

在羊祜的举荐下，王濬出任益州刺史，他的主要任务只有一件——造船。他打造的船非同一般，有五层楼高，可以搭载两千余人，有点像今天的大型驱逐舰，王濬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足足搞了八年，以致羊祜都觉得他造得太多了，“舟楫之盛，自古未有”。

羊祜带着重病，返回荆州，或许因为舟车劳顿，病情加重，眼看大限将到，司马炎得知消息，急忙派大臣张华探视，实际上是想询问灭吴方略。

羊祜对张华说：“吴人暴政已到极点，此时伐吴可不战而胜。如果放过这个机会，孙皓或不幸死去，吴人另立英明君主，虽有百万大军，长江也是难以越过的，这不是留下后患吗？”张华表示司马炎打算让羊祜卧病统领征吴诸将，羊祜知道自己去日不多，他说：“取吴不必我亲自参加，但平吴之后还要圣上操心去治理啊!关于功名的事，臣不敢自居。若我的一生即将完结，应当将未成事业托付他人，希望能审慎选出这个人。”

羊祜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出了这个人的名字——杜预。

张华将羊祜的嘱托带回洛阳，当他在朝堂上说出“杜预”这个名字，立刻炸了锅，因为杜预当时只是一个文官，一点儿武艺都不懂，甚至连马都不会骑，他射箭时对面都不敢站人，因为他从来没有射中过靶心，所以都不知道他最后能把箭射到哪里。羊祜推荐这样一个人为灭吴大军统帅，难免引起群臣的议论，有些大臣觉得羊祜老眼昏花或者神志不清，才会选定此人。

关键时刻，司马炎表达了对羊祜的绝对信任，他力排众议，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让他接替羊祜，完成平吴伟业。后来的历史证明，羊祜的眼光确实独到，在灭吴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这位连马都不会骑的将军。

三百多年后，唐太宗诏令历代先贤先儒二十二人配享孔子，其中就包括杜预。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当中也包括杜预。杜预以他出众的文韬武略成为唯一一个同时进入文庙和武庙的历史人物，当然这是后话了。

咸宁四年(278年)十一月，羊祜永远闭上了自己的眼睛，走完了五十八岁的生命历程。生前他早已立下遗嘱,丧礼不得奢华,一切从简,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棺椁,也不得修陵寝,他只想和父母安葬在一起。

但晋武帝感念羊祜的功绩,加羊祜谥号为“成”,执意要将离城十里靠近皇陵的一顷地赐给羊祜做墓地。“成”的谥号,彰显羊祜安民立政的显赫政绩。

羊祜死后，举国皆哀。特别是荆州的百姓，罢市痛哭，街巷之中哭声连绵不绝，就连吴国的边界守军也为他落泪，荆州百姓为了避讳羊祜的名字，把房屋的“户”都改叫“门”。

一个人死，皇帝落泪、百姓落泪、敌人落泪，羊祜这辈子活得算是值了。

羊祜生前经常到襄阳的岘山游玩，有次他站在高山之巅，环顾四周，颇有些感怀。他对身边的人说：“岘山亘古便存在，多少人登临此山，但是现在却没留下一点痕迹。我们也一样，许多年后，人们不会知道我们，只希望我死之后，如果魂魄有知，一定会归于此山。”

羊祜多虑了，在他死后，襄阳百姓在岘山为他设碑立庙，百姓在碑前无不落泪，接替他镇守襄阳的大将杜预，便将这块石碑命名为“堕泪碑”。

四百多年后，唐朝诗人孟浩然登临岘山，在这块碑前写下一首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羊祜生前曾经给从弟羊琇写信说:“待东吴平定之后,我就会戴上隐士的角巾,向东回到故里,有一个能容棺材的坟墓就知足了。我一个贫寒之士如今身居重位,怎能不因势盛气满而受到旁人的指责呢？汉朝弃官归农的疏广就是我的好榜样。”

疏广是西汉人，他与其侄疏受被选为太子家令,后升为太子少傅,两人办事勤勉，屡次受到皇帝赏赐,后辞官归乡,将朝廷的赏赐全部捐给乡里,没有为子孙留存。疏广死后,乡人为之筑台立碑,名曰“散金台”。

无论“散金台”还是“羊公碑”至多只是一个形式，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一切有形之物很快便消失在历史风尘中，真正能留下只有一个人的气质和风范。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羊祜正是用一生近乎完美的德行，在中国古代的史册上刻下了一个亘古不会消逝的“人”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