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炎：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1 / 2）

公元268年四月，暮春时节的洛阳城依然能感到一丝凉意。阴云低垂在晋王朝的宫殿之上，这个王朝的皇太后王元姬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面对前来探视的长子，也是当朝皇帝司马炎，王太后心里更挂念的是自己的另一个儿子——齐王司马攸。

她对病床前的司马炎说：“桃符性急，你这个哥哥又不慈爱，我的病如果好不了，我很担心你容不下他，因此特意嘱咐你，勿忘此言。”这算是她最后的政治交代。

桃符，是司马攸的小名。

这样的遗命，晋武帝司马炎并不陌生。就在三年前，自己父亲司马昭去世前，也曾说过类似的话。父母的担心并非多余，他从心里真的是极其厌恶这个同胞弟弟。

司马攸是司马昭的次子，由于司马昭的哥哥司马师一直没有儿子，司马昭就将司马攸过继给了自己的哥哥，作为他的子嗣。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成了大当家的，这意味着如果司马师死了，作为他继承人的司马攸将成为曹魏政权新的掌控者。

但是历史并没有这样发展。司马师死时，司马攸只有八岁，由于他太过年幼，司马昭取代了哥哥的位置，成为了曹魏政权的实际控制人，为了打消众人的异议，司马昭公开表示：“天下，本是景王(指司马师)的天下，我不过是代理宰相之位。我死之后，大业应该归于司马攸。”

司马攸为人不错，史书上说他“清和平允，亲贤好施”，司马昭对这个过继给哥哥的儿子很器重，经常指着自己的座位，说：“这是桃符的座位”。这些话传到司马炎的耳中，作为司马昭的长子，理论上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他除了感到些许绝望外，更多地把愤懑投射到司马攸身上。

不过司马昭虽然嘴上这样说，但内心却一直在犹豫，两个儿子各有特点，司马攸非常孝顺，对父母长辈都很有礼貌，而且他聪慧异常，十七岁就已经精通各种典籍，写得一手漂亮文章，可谓多才多艺。朝野上下一致认为，司马攸的名望在司马炎之上。

司马炎的长处除了是长子和年龄大一些，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一是司马炎有异相，奇异到什么程度呢？八个字——“立发委地，手垂过膝”，说的是司马炎的头发超级长，站起来，居然可以垂在地上，这想必会让不少妇女同志好生羡慕。如果说这个奇相，通过长时间蓄发有可能实现的话，那第二个估计很少有人企及，他站起来双手垂下，可以超过膝盖，这是先天造就的，很难靠后天的努力实现。

那么，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垂手过膝”的人是谁？答案是“刘备”，《三国志·蜀志·先主传》里说，这位后来的蜀汉皇帝“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据说不少他身边兄弟因此认定他是仁君圣主，死心塌地跟随他，尽管刘备“五易其主，四失妻子”，但兄弟们依然对他不离不弃，忠心耿耿。

如果放到今天，刘备、司马炎如此的臂长，想必会成为灌篮高手，至少应该是省队的选手，说不定还能入选国家队。

司马炎的异相让司马昭的近臣裴秀很是叹服，当司马昭向裴秀询问立谁为世子时，裴秀回答：“中抚军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也。”就是说当时担任中抚军的司马炎聪慧过人，神明而威武，有超越世人的奇才，又有着帝王的仪容，注定了不是人臣的命运啊。裴秀的一番话，几乎把司马炎捧上了天，这对司马昭下决心立司马炎为接班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外一个主要因素，是司马昭身边一些亲信大臣帮着司马炎说话，不知是否因司马炎在背后做了工作，还是他们原本就认为废长立少有问题，总之这些大臣都说司马炎才德出众，作为接班人再合适不过。

为此司马昭专门考核司马炎的“才德”，算是任前考试。支持司马炎的羊琇跑来帮他进行准备。羊琇虽然不知道司马昭要出什么题目，但他很聪明，让人梳理司马昭最近关注的一些问题，然后将答案写好小抄，让司马炎强迫记忆。果然司马昭询问的问题没出这个范围，当司马攸尚在思考的时候，司马炎则开始侃侃而谈，于是，司马炎最终顺利通过了考核，成为了司马昭的继承人。在做出这个重要抉择后不久，司马昭因中风猝死，司马炎顺理成章承袭了父亲的相国职位和晋王爵位。

司马攸拿着空头支票等了半天，等来的却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

司马炎上台后，他环顾左右，一边是虽坐在龙椅上但基本不敢吱声的魏帝曹奂，另一边是他父亲留下的一大帮手握重权的宗亲功臣，如何才能站稳脚跟，把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掌之中呢？他突然想到一个人——曹丕。

想当年这位魏国开国皇帝从他老爸曹操手中接过权杖的情形，与此时此刻何等相似，既然如此，司马炎决定采用“拿来主义”，向这位前辈虚心学习，学习的核心内容只有四个字——篡位称帝。

看上去这是件涉及改朝换代的天大事情，但实际上只是履行个正常程序，因为自从高平陵之变后，司马家族就牢牢控制了曹魏政权，历经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三代，曹魏皇帝至多只是一个摆设，所能做的只是每天到点上朝，然后看着几位司马大爷眼色行事。

名不正言不顺，虽然大局已定，但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咸熙二年十二月丙寅，一场隆重的禅让仪式如期举行，这是需要废帝和新帝共同出演的古装大戏，经过一系列繁文缛节的规定动作，这场大戏终于进行到最高潮的阶段，男主角司马炎高声宣布继位称帝，国号大晋，改元泰始。

翻开历史可以发现，这类戏的第一位导演兼主演也是曹丕，当年演出结束后，他感慨道：“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但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四十五年，同样的剧情再次上演，只是主角和配角调换了位置。

终于坐上了高高的龙椅，司马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该如何处置刚刚下台的曹魏宗室。历史上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杀掉，二是软禁，三是养着。在这个问题上，司马炎展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优点，便是“宽仁”。他不仅选择了第三种，而且还在前面加了个定语——好好养着。

曹奂由此成为历史上最幸福的亡国之君，似乎没有之一。司马炎封他为陈留王，食邑万户，宫室安排在邺城，给予他使用天子旌旗，备五时副车，郊祀天地礼乐制度都仿效魏国初期的制度，享受上书不称臣，受诏不拜的待遇。一句话，除了不行使皇帝权力，其他的和皇帝基本没有两样，曹奂比司马炎还活得长，五十八岁时终老而死，死后的谥号是“元皇帝”，这大概也是被赶下台皇帝中最好的谥号。

曹魏宗室的事情处理得很得体，司马炎可以为自己加十分，接下来更头疼也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自己家的宗室怎么办。说它重要，是因为涉及权力结构问题，而科学稳定的权力结构是这个新生王朝能否长久的关键所在，作为开国皇帝，他责无旁贷，必须要在这个事关千秋万代的问题上做出重大抉择。

关键时刻，他又想到了曹丕，不过这次是把他当作“反面典型”，曹丕当年为了确保皇权安全，对皇室宗亲进行打压，搞得各位曹氏王爷有名号但无实权，不仅如此，各位王爷还被列为重点监控对象，他们活动区域不得超过三十里，无诏不得进京，而且相互之间不能往来，结果这些王爷到后来眼睁睁地看着司马氏专权却无能为力。

司马氏家族按说是曹丕“刻薄宗亲”的最大受益者，但自己得了便宜的司马炎不能再让其他人得便宜，他反其道行之，一口气封了二十七个司马氏王爷，更为关键的是不仅给他们名号，而且又给地又给兵，让这些王爷真正有了王爷的感觉。分封这些王爷只是第一阶段，后来司马炎似乎患了“封王上瘾症”，到死之前，一共封了五十七个同姓王，创造了中国古代史的一个新纪录，一直没有被打破。

两害相较取其轻，司马炎其实也想到了大肆分封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但是除了这条路，似乎没有更好的道路，说到底自家人总比外人要可靠，他心里想，如果能适当控制亲王封地规模，在一定程度就能控制住风险。

但司马炎没想到的是，在他死后，把中央朝廷搞得一塌糊涂的不是士族权臣，而正是这帮王爷们，唯一让他宽慰的是，并不是这些亲王主动起来要篡夺皇权，而更多的是因朝廷内斗引狼入室所致，所以这个锅他完全可以不背。

只是无论初衷如何，结果是他看不上的曹丕，至少维持了三代才被司马氏夺权，而他开创的大晋王朝，风平浪静的只有他这一代，之后便是骨肉相残，整个王朝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皆大欢喜”，这是曹魏宗亲和司马宗亲的共同感受，两边都各得其所，收获满满。但仅让宗亲们满意是不够的，使天下苍生均有获得感，王朝才会长久稳固。

于百姓而言，所谓“获得感”可以用一句歌词概括，“我要的不多，无非是轻徭薄赋。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不瞎折腾。”司马炎便循着这样的路子，把无为与宽松政策作为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他下令减免一部分赋税，并亲自到田里耕作，以显示对农业的重视，通过休养生息的政策，普通百姓感觉自己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

“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把宗亲和百姓都安顿好，司马炎开始忙乎另一件大事——立法。他让贾充、杜预等制定了一部律法，因在泰始年间实施，故称之为“泰始律”，先说说这部律法的历史地位，它是第一部“以儒入法”，就是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并把儒家礼制直接写入其中的法律。

除此之外，这部法律比较牛的有两点。一是简明规范，这有利于审理案件的官员，过去的律法过于繁杂，定罪需要拉来几车的竹简翻阅，现在精简到只需要翻一本书就可以了。二是量刑较轻，这有利于百姓，不仅重申不恢复割鼻、砍足等肉刑，死刑的数目也大为减少。不过有一项死刑显得有些过于严厉，就是“不孝”可以判死罪，这是因为晋朝以“孝”立国，所以要求子女必须“常回家看看”，否则大刑伺候。

法律有了，但律法专业性很强，老百姓不了解怎么办？这就需要大力开展普法宣传，司马炎找来了张斐和杜预两人来做这项工作。当然普法并不是拿着小喇叭到处宣讲，也不是贴标语写海报，而是让他们为这部法律做注解，有点像现在的司法解释，自此中国古代法制史翻开新的一页。在律法的执行上，司马炎也是身先士卒，他多次去洛阳监狱审决罪犯，为不少人减轻了罪行。这不完全是一种作秀，而是表明推行律法的决心，让官员和百姓对“法从宽，断从公，令从平”的理念入脑入心。

“新皇帝上任三把火”，司马炎作为晋王朝的开国皇帝，开局这几脚踢得漂亮，不仅稳定住了朝局，而且还把整个王朝搞得蒸蒸日上。他的心里涌动着一种莫名的冲动，开始琢磨去做一件惊天的大事——灭吴。

为此，他让自己非常欣赏的羊祜坐镇荆州，为灭吴提前做好全面准备。

司马炎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吴国早已今不如昔。如果用一个成语来形容此时的吴国，那便是“日薄西山”，孙权晚年开始刚愎自用，他死后，宫廷内斗不断，最后终于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暴君——孙皓。

这位暴君的父亲是孙权最早确定的太子孙和，但后来因内乱被废黜，在孙皓十二岁时，孙和被逼而死，在整个童年时代，孙皓目睹了太多的腥风血雨。

弗洛伊德说：“一个人童年影响他的一生”，不堪回首的童年经历，使得孙皓形成了一种安全感严重缺失的人格。

历史很多时候是一个偶然加一个偶然，作为废太子的公子，吴国的帝位本来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但前任皇帝孙休去世后，留下的几个儿子都未成年，当时吴国内忧外患，朝中权臣濮阳兴、张布决定拥立已经二十二岁的孙皓继位。

刚开始，孙皓表现得像一位仁主，开仓济贫，减省宫女，像模像样，使得朝野为之一振。但好景不长，他人格缺陷所产生的巨大破坏作用，像海啸一样汹涌而至，暴虐好色，清除忠良，一夜间好像换了一个人。

喜好嗜血杀人，是这种缺陷人格的最大特征，拥立他的濮阳兴和张布发了几句牢骚，“杀”。对孙休的皇后朱太后和他的两个儿子，“杀”，对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孙谦、孙俊，“杀”，对自己的叔父孙奋及其五子，“杀”，侍中韦曜因不会喝酒被杀，常侍王蕃因太会喝酒也被杀，上至宗亲大臣，下到宫女近侍，只要稍不合心意，便一杀了之，搞得人人自危，不少人渡江逃到晋地。

唯一庆幸的是他没有杀手下大将陆抗，依靠这位杰出人才在长江边和羊祜亦敌亦友抗衡了几年。等陆抗一死，羊祜便上表司马炎，说此时吴国就像一根根朽木搭建的大厦，只需轻轻一推便倒，他建议司马炎立即出兵灭吴。

司马炎终于迎来这样的心动时刻，但此时朝中有三位站出来明确表示反对，他们是司马炎非常信任的近臣贾充、荀勖和沈紞，他们认为吴国有长江天险，一时难以平灭，北边的秃发鲜卑频频捣乱，两线作战，恐难支撑。

司马炎心里的退堂鼓顿时砰砰直响，这让孙皓和他的帝国又残喘了四年。

公元279年，接替羊祜的杜预上书司马炎，建议趁吴国忙于平叛，赶紧动手，这次司马炎却变得犹豫起来，杜预连续上表，司马炎都没有反应，此时主战派张华起到关键作用，司马炎收到杜预的第三封信时，正在和张华下棋，张华一把推开棋盘，跪在地上恳求司马炎千万不能再错过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司马炎由此终于下定最后的决心。

说干就干，几个月后，司马炎发动二十万大军，兵分六路大举伐吴。进展最顺利的是龙骧将军王濬率领的楼船兵团，这位王将军为了建造这些上面可以跑马的大船，已经忙乎了整整八年，现在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他率领这个庞大的舰队，顺流而下，势如破竹，直抵建业城下。

孙皓无奈之下，只得学习三国中另一位前辈刘禅的做法：备亡国之礼，素车白马，肉袒面缚(两手反绑)，衔璧牵羊，大夫衰服，士舆榇(把棺材装在车上)，率领太子孙瑾等二十一人来到王濬营门投降，自此孙吴灭亡。

司马炎“宽仁”的光泽同样笼罩在孙皓身上，他封孙皓为归命侯。很快司马炎在洛阳见到了灰头土脸的孙皓，司马炎指着旁边的一把椅子，开玩笑地对孙皓说：“这把椅子为你留了很长时间了。”没想到这位亡国暴君此时来劲儿了，他不客气地说：“实不相瞒，我在江南也给陛下准备了一把。”

孙皓简直吃了豹子胆，换作其他天子，他的人头估计早已落地，但司马炎的肚子里仿佛能装得下一艘航空母舰，他只是呵呵一笑，当时没说什么，也没有秋后算账，孙皓安安稳稳地活了几年，于四十二岁在洛阳去世。

天下已定，司马炎决定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他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尽罢州郡兵马，为此司马炎下诏：“自汉末以来，四海之内分崩离析，刺史对内亲自处理民事，对外统领兵马。如今天下统一，应当收藏起兵器。各刺史的职责，应该按照兴盛时候的那样，州政府及郡政府所统帅的士兵，全部取消。大郡设置武官一百人，小郡设置五十人。”

西晋实行三级行政制度，州郡县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省市县，这个政策就是说省不设常备军，省下面重要市只配备武吏一百人，普通的市更少，只有五十人。

该如何解读这个政策？表面上看这是应有之意，因为天下基本太平，无需养太多的兵，这能极大地减轻西晋政府的经济负担，将战时机制转换为了和平时期机制，好像没啥问题。但里面蕴藏着一个司马炎的心病，那便是他不信任士族阶层，由这个阶层担任的各州刺史手握兵权，在他看来非常危险，战时没有办法，所以天下刚刚太平，他便迫不及待要将刺史手中的权力收回，地方上只留一点类似警察的武吏，能够抓抓小偷，维持一下社会治安就可以了。

那么万一有战争了怎么办呢？好办，司马炎不是分封了许多王爷吗，在他看来，这些同姓王比刺史要可靠得多。当时规定各亲王之封国的军队，大国兵五千人，次国兵三千人，小国也有一千五百人。所以这个政策实际上是将州郡的兵马，变成了诸王的兵马，如果州郡有事，或平叛，或讨伐，让王爷们出面处理即可，这是司马炎心里的如意算盘。

“陛下万万不可”，出来给司马炎泼凉水的是大臣山涛，他说：“为国者不可以忘战，现在把州郡兵都罢除了，一旦发生战乱，就不好收拾。”遗憾的是，司马炎虽对他的话频频点头，但实际上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就此，这位开国皇帝为大晋王朝打开了一扇地狱之门。

司马炎一系列的措施，使得农业逐步恢复，人口连年增加，让这个战火年代走出来的王朝恢复了久违的生机，平定吴地统一天下后不到三年时间，全国人口增加了一百三十万户，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作“太康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