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讲 谁说文人骨头软（2 / 2）

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公元167年阴历六月，刘志宣布大赦天下，二百多名党人被释放。但他们被“书名三府，禁锢终身”，就是终身罢黜，一辈子都不能出来做官。这就是“党锢”的由来，意为党人被禁锢不能为官，历史上把这个事件称作“第一次党锢之祸”。

在关键时刻，外戚窦武起了重要作用。当年梁皇后死后，刘志宠幸邓猛女并立她为后，那外戚怎么会变成窦家呢？这还是要从刘志说起，他作为皇帝治国无方，但却是荒淫有道。他在后宫的女人有几千人，这大概创造了大汉王朝的历史记录。

虽然刘志一度比较宠爱邓猛女，但邓猛女一直没有生下一男半女，再加上年老色衰。面对如此多后宫美女，刘志自然移情别恋。他当时最宠爱的是郭贵人以及田圣等几个宫女，邓皇后非常嫉恨郭贵人，两人之间的一场宫斗戏不可避免，结果却是两败俱伤，邓猛女被废掉皇后称号后打入冷宫，不久就被折磨致死，郭贵人从此也销声匿迹。

刘志想立田圣为后，但这位刘志宠爱的女子级别实在太低，是三等宫女中最低的一等，叫做“采女”。此前东汉各朝的皇后，马家、窦家、阴家、邓家等等，无一例外都是大家族出身，将一个地位如此低的宫女一下子册立为皇后，朝野恐怕都不同意。在众人的规劝下，刘志也觉得不妥，就把自己的一位贵人窦妙立为了皇后，这位窦妙是前朝窦太后的侄孙女，非常符合皇后的标准，而窦妙的父亲就是窦武。

第一次党锢之祸，虽然党人受到了一定的挫折，但并没有扑灭他们的斗志，与李膺齐名的党人领袖范滂，在被审讯过程中视死如归，他根本就没有准备活着走出牢狱，他说：“我死之后，希望能够埋在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无愧伯夷、叔齐。”出狱后，范滂受到了士大夫的热烈欢迎。因此，第一次党锢之祸不仅没有消灭党人，反而借此更加提高了他们的声望。

第一次党锢之祸结束后不久，三十五岁的刘志突然病死。这位昏君没有对册立太子留下只言片语，唯一的遗言竟然是将田圣等九个宫女破格提拔为贵人，窦皇后为此很生气，刘志还没有下葬，她就下令将田圣等九人统统杀掉。

桓帝刘志足够悲催，后宫佳丽三千，但却身无一子。那该立谁为新皇帝呢？窦皇后让自己的父亲窦武帮着拿主意，窦武没经历过这些，也觉得犯难，一方面他把陈藩召回，当做自己的智囊。另一方面找了一些亲近的人商议立君之事。商议的结果是立与刘志血缘关系比较远的一个皇室成员，叫做刘宏，窦武看中的是他的年龄，当时他只有十二岁。

按理说，窦武是读书之人，又与党人比较亲近，他很清楚东汉王朝一系列娃娃皇帝带来的危害，陈藩做为党人领袖，更是曾经多次上书反对选立未成年皇帝。但最终他们选择一个十二岁的皇帝，原因很简单，如此一来，窦太后可以继续临朝听政，窦家依然能够掌控朝政。

于是，刘宏被立为皇帝，是为汉灵帝。如窦武所愿，曾经穷困潦倒的刘宏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能成为皇帝，即位后自然对窦武感激涕零，将窦武提拔为大将军，而陈藩当上了比三公地位更高的太傅，也就是皇帝的老师。

陈藩的目的很快达到了，他说服窦武，解除了党锢，一些党人重新被起用。李膺、杜密、尹勋等党人领袖担任了重要的官职。一时间，党人们兴奋不已，摩拳擦掌，准备重振朝纲。但这些士大夫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首先要清除专权的宦官，从此时的实力对比来看，朝中三大势力中，外戚和党人已经联起手来，看上去宦官的末日似乎快要到了。

但历史并没有这样发展。党人重新崛起后，宦官们感到惊恐不已，但他们绝不会坐以待毙，而是在暗中积蓄力量。太监曹节、王甫等人，一方面勾结灵帝刘宏的奶妈赵氏，百般讨好刘宏，赢得了刘宏的信任。另一方面他们对成为皇太后的窦妙百依百顺，努力讨其欢心，窦妙居然忘记了过去的惨痛教训，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信，在许多事情上对他们言听计从。

窦武、陈藩看到如此状况，担心宦官势力又会卷土重来，下定决心要彻底铲除整个宦官集团，公元168年五月的一天，洛阳发生了日食，朝廷上下一片惊恐，窦武、陈藩以此为借口，要求解除宦官职权，统统绳之以法，所有官员改由读书人担任。但窦太后并没有同意，只是象征性地处死几个宦官，对曹节、王甫等大宦官予以了保护。

这条路没有走通，窦武、陈藩决定“曲线救国”。他们借口“天象不利”，逮捕了曹节、王甫等人的一些死党宦官，交由党人尹勋严刑逼供，想通过他们将曹节、王甫等人牵扯进去，然后一网打尽。这招果然奏效，这几个死党经不住严刑，纷纷招供，尹勋把审讯记录和要求铲除宦官的奏章送到了窦武在宫中的办公场所。

但这天恰好窦武休假，这些东西被当值的一个叫做朱瑀的太监偷看到，看后心中大惊，因为奏章上除了要求杀掉为非作歹的大太监，还要求对他这样的宫中宦官予以全部清除。为了保命，朱瑀赶忙把这个消息告知王甫、曹节，他们跑到刘宏的寝宫，说窦武、陈藩要造反，劫持刘宏后，以太后和皇帝名义下诏让羽林军平叛。

窦武听说事情败露，与自己儿子窦绍跑到自己掌握的军队，带着一千多士兵开拔到洛阳城外，准备以武力讨伐宦官。年过八旬的陈藩听到这个消息，带着几十个幕僚，提刀冲进皇宫，正好遇到王甫带领的军队，寡不敌众，陈藩等人被生擒并在当日被害。

陈藩死了，窦武还在，而且还掌控着一千多人的军队。此时宦官们也很犯难，毕竟他们虽然掌控着军权，但没有一个人能指挥打仗。而且军中的将领并不向着他们，万一反戈一击，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候，正值名将张奂奉调回京，刚刚到京，还不知道内情，于是曹节伪造诏书让张奂领兵讨伐。张奂不知是计，率领大军出城攻击，他是身经百战的名将，带着的又是拱卫京城的精锐之师，窦武父子自然不是对手，兵败后双双自杀。就此，窦武和陈藩意图铲除宦官的行动彻底失败。

这次惊险的经历，足够让王甫、曹节感到后怕，所以他们决心借这起事变彻底铲除党人势力，以绝后患。不过党人中只有少数人参与了此事，大部分并没有参与，如何才能斩尽杀绝呢。

宦官们抓住了党人一个弱点，就是太注重名气。党人们经常聚会，搞出一个“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的“英雄榜”，为首的三君“窦武、陈藩、刘淑”，全部参与了这个事件并死于其中。于是，宦官们以此向刘宏指控党人，说他们“相举群辈、欲为不轨”。

刘宏全权委托曹节等人处理这起事件，曹节等人得到授权后，立即行动，按照“英雄榜”开始大肆搜捕。于是，李膺、杜密、范滂等党人领袖相继被捕，并先后被迫害致死。在各地也掀起了抓捕党人的热潮，逮捕、杀死、流放、囚禁的党人达到六七百名，包括党人的家属、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和五服以内的亲属都被禁锢终生，不得为官，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二次党锢之祸”。

第二次党锢之祸显然比第一次要严重得多，第一次党锢之祸只抓了二百多人，后来又都释放，没有人被处死，而第二次上百人死于非命。从波及的范围看，第一次禁锢为官的只包括党人，而第二次连五服之内的亲属也包括在内，由此可以看出宦官们下手之狠。

尽管遭到残酷的迫害，党人们还是表现出了应有的气节。比如李膺，他早听到了风声，别人劝他逃跑，他表示“事不辞难，罪不逃刑”是做臣子的气节，于是主动投狱。再如范滂，负责抓捕他的督邮非常敬重他，接到命令后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日痛哭，范滂知道这是因为自己他才会这样，于是主动去县衙投案。县令郭揖也非常崇敬他，打算和他一起逃走。范滂清楚自己逃走定会连累家人朋友，所以予以拒绝并从容入狱。

经过第二次党锢之祸，宦官们取得了绝对性胜利。但对东汉王朝来讲，只能加速了它的覆灭。大量的党人遭到清算，未遭清算的也心灰意冷，选择了隐居不出，本来嚣张的宦官失去了制约，整个王朝处于风雨交加之中，离最后垮掉只是时间问题了。

窦武、陈藩结成的联盟看上去实力很强，为什么被宦官集团轻松击败，其中可反思的原因很多。从根本上讲，宦官这个群体与皇帝离得最近，关系最密切，而且由于没有子嗣，他们更容易让皇帝放心。东汉后期，宦官势力像一颗毒瘤一样，与皇权紧紧依附，从某种意义上说皇权的行使已经离不开宦官，如果彻底打击宦官，势必影响到皇帝，搞不好就变成大逆不道。

从实际操作上看，窦武、陈藩犯了许多错误，最重要的是策略出了问题，他们把所有的宦官不分好坏都作为打击对象，不仅引起了窦太后的反感，还使本来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宦官们团结起来。“细节决定成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显得过于轻敌而不够周密，忽略了宦官在宫中的强大势力，导致诛杀宦官的奏章被敌人先看到，皇帝被宦官控制，最终只能仓促起事，结果身首异处。

对于党人的表现，历史上的评价不尽相同。司马光认为，桓帝、灵帝时代，政治已病入膏肓，根本无药可治。“党人”既无实力，也无能力，却想靠“口舌”拯救天下，只能自取其祸。

《后汉书》作者范晔则认为，李膺等人在个人面临危难的政治形势中，宣传正义的主张，影响民间的风习，赞颂“素治”而鄙弃“威权”，崇美“廉尚”以撼动“贵势”，从而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形成向黑暗政治抗争的潮流，深牢监禁、家族破败，都不能动摇其志向，甚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这是何等的壮勇。

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表示，“党锢之祸”严格来讲是统治阶层内部的斗争，但是东汉党人的正义感、无私情怀、斗争意志和坚定气节，代表着一种进步的时代精神。他认为东汉党人的气节和品质，体现着曾经被鲁迅称为“中国的脊梁”的人们所代表的民族精神的主流，后来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得到历代有血性有骨气士人的继承。

笔者同意黎先生的观点，党人身上确实有不少问题，譬如过于清高，喜欢沽名钓誉，行事有些偏激等，但在宦官专权的黑暗时代，他们敢于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确实体现出一种凛然气节。如果每个人面对强权，都选择明哲保身，向黑暗势力屈服，那这个民族就没有什么希望可言。虽然他们的结局很惨烈，但这并非是司马光所说的“自取其祸”，而更加凸显出他们身上有骨气有血性的精神，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这个民族都需要这样的精神力量。

党锢之祸后，东汉陷入了历史最黑暗的时期，已经到了悬崖边的王朝，离最后的崩溃已经咫尺之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