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讲 谁说文人骨头软（1 / 2）

汉桓帝刘志借助宦官，清除了梁冀和梁家势力，这让受尽了梁冀淫威的朝臣们感到异常振奋，头顶的乌云终于散去了，但是他们并没有迎来期盼中的阳光，反而是一场倾盆大雨接踵而来，一个空前黑暗的宦官专权时代来临了。

长期生活在梁冀阴影下的刘志，能重新过上一呼万应的真正帝王生活，全靠了单超、唐衡、具瑗、左悺、徐璜这五个太监。关键时刻这五人算得上忠勇，在当时梁家权倾朝野时，做这样的事情相当于把脑袋别在了裤腰带上。但有多大风险就有多大回报，成功铲除梁冀后，刘志下令加封五人为侯爵，其中功劳最大的单超封地两万户，其余四位每人一万户，历史把这个五个人称作“五侯”。

宦官被封侯在东汉并不是新鲜事，之前的郑众、蔡伦、江京、李闰、孙程、王康等宦官都被封过侯，但是“五侯”与他们有本质的不同。郑众、蔡伦非常守规矩，没有恃宠弄权。江京、李闰是第一批弄权的宦官，但主要权力还是控制在外戚阎家手中。孙程、王康等封侯后很快就被赶出了洛阳。

在前面几朝，虽然这些宦官帮助皇帝清除了外戚势力，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外戚，宦官始终没有走到权力中心。但这次却大不一样，以“五侯”为代表的宦官群体，逐步控制了朝政，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主角。

宦官制度实在是中国历史糟粕之一，虽然在古埃及、波斯帝国等一些其他国家也存在宦官，但中国的宦官产生之早，延续之久，影响之大，出现祸国殃民的大宦官之多，在中外历史上非常少见。唐朝时日本遣唐使学习并带回了许多东西，但却没有学习宦官制度，就是看到这个制度的危害性。

东汉后期，宦官逐渐走向权力中心，这实际与外戚专权紧密相关。大量的未成年皇帝即位，形成了外戚势力控制朝政的局面，但这些皇帝成年后，不愿意再做傀儡，想着自己能够主政，但外戚却不愿放弃到手的权力，于是渴望掌权的皇帝和不愿意放权的外戚之间形成了对立和矛盾。

皇帝虽然很想夺回本来属于自己的权力，但外戚势力往往过于强大，皇帝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要找到能够依靠的力量，和皇帝最为亲近的宦官无疑是最合适的选择。事实上，东汉后期皇帝能从外戚夺回权力无一例外的都是通过宦官帮助。夺权以后，皇帝自然要大力奖赏这些有功宦官。由此，形成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的奇怪现象。

宦官形成自己的权力体系，成为干预国家政治的重要势力，正是在桓帝刘志统治时期，这个“头”开得实在是可恶至极。

既然是一个权力体系，当然就不会只是他们五人，“五侯”只是这个权力体系的代表，他们利用梁家覆灭，权力出现真空的大好时机，大力培养自己的势力，一些实力派太监如侯览、刘普、赵忠等人纷纷投靠到他们的门下，这些人后来也都封侯，于是太监集团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

在这股势力的形成过程中，桓帝刘志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虽然在清除梁冀时表现的颇有计谋，但说到底还是个昏庸之君，这些太监天天在他面前拍马屁、当孙子，刘志全盘消受，不断给他们加以赏赐，并给予他们皇权的保护，帮助宦官实现了势力的快速扩张。

宦官是个特殊的群体，很多人看不起他们。即使他们大权在握，那些读书人还是耻于与其为伍，因此在宦官势力不断扩大的同时，与之抗衡的一股势力也渐渐形成了，这股势力就是“党人”。

“党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简单地说，就是政治态度和道德水准较为相近的一群读书人。党人的形成与东汉时期儒学的昌盛密切相关，光武帝、明帝、章帝等大力倡导儒学，到东汉末期，仅聚集在京师的太学生就达三万多人，与此同时，由于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朝政，任人唯亲，排斥那些刚直不阿的士人，这些士人进入仕途的渠道受限，他们就通过品评人物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称为“清议”。被“清议”褒扬的，名气就会飙升；被“清议”批评的，名声便会扫地。太学是当时的清议中心，一些士人中的领袖与太学生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清流派士大夫群体，他们以匡扶王室、维护正义为目标，针砭时弊，抨击权贵，成为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

这些名士对自己的名声看得非常重，注定不会轻易与他人妥协，特别是他们非常看不上的宦官群体。在他们眼里，这些不男不女的阉人根本就是“异类”，何况宦官祸国殃民，残害忠良，简直就是万恶之源，这些以振兴天下为己任的党人，自然就会站出来与之抗衡。

宦官们与党人相反，他们出身寒门，也没有什么学问，所谓“无知者无畏”，在他们眼里只有皇帝，其他人都不在话下。清流派士人看不上宦官，宦官也不怕他们，或者说“党人是唯一敢顶撞宦官的群体，而宦官也是唯一不怕党人的权贵”。这种“针尖对麦芒”的关系，使得两者不可避免发生对抗，而一旦发生注定是你死我活。

首先发难的是白云县令李云，他看不惯宦官的骄横，上书弹劾，言辞颇为激烈，刘志看后异常愤怒，立即命人将李云逮捕入狱。朝中有个官吏叫做杜众听说此事，向朝廷要求一同入狱，表达对李云的支持。刘志更加恼怒，要将两人予以严惩。身居高位的党人领袖陈藩、杨秉等人为他们求情，被刘志拒绝并将他们的官职罢免。最终李云、杜众被处死，这无疑助长了太监们的嚣张气焰。

公元160年，“五侯”之首的单超病死，刘志十分悲痛，下令予以厚葬。他命人为单超修建了陵墓，并让将军、御史护葬。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居然允许用“玉匣”随葬。玉匣就是玉衣，分为金缕玉衣和银缕玉衣，前者只有皇帝和特许的诸侯王可以使用，后者也只有王室成员和特许的侯爵可以使用，刘志允许用玉匣随葬，应该讲是给了单超极大的哀荣。

单超死后，宦官的权势并没有因此而削弱。剩下的四侯更加骄横，他们争相建造府邸，里面陈设非常奢华。他们找来美女做姬妾，穿戴的和宫中的嫔妃一样。他们不能生育，就找同亲或异姓认作干儿子，以便承袭侯爵。他们的兄弟亲戚围拢过来，以求获得一官半职。单超的两个弟弟分别被封为河东太守和济阴太守，左悺的弟弟被封为陈留太守，徐璜的弟弟被封为河内太守，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有些过了，很快士人集团就向宦官们发起了反击，领衔的是官复原职的杨秉，他联合司空周景上书刘志，说：“如今中央到地方，出现很多人不胜任官职的现象，根据汉朝法律，宦官子弟是不允许当官的，更不许位居高位。现在宦官子弟犹如苍蝇满天飞，建议应予以清查，对不合格的一律清除。”

由于李云事件，杨秉对此次上书没有报太大的希望，只是想试试看。但没想到，刘志居然批准了上奏。杨秉等人立刻行动，展开了一场针对宦官的整肃，初始便有五十多人被杀或者被流放。

杨秉等人并没有见好就收，而是连连出击。负责司法的司隶校尉韩弹劾左悺、具瑗，说他们分别与自己的哥哥左称、具沛贪污腐败、为非作歹，结果左悺兄弟被逼自杀，具瑗兄弟被免职，单超、唐衡、徐璜等死去三侯的兄弟也都被降低爵位，或者干脆贬为平民。

通过这一轮斗争，终于清除了“五侯”的势力，一向对宦官恩宠有加的刘志难道真的准备改过自新吗？非也，他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

刘志借用“五侯”清除外戚，但后来他感觉“五侯”大权在握，大肆安插自己的亲信，有些尾大不掉，他担心大权旁落，所以同意杨秉等人打击宦官的请求。

但刘志骨子里还是最信任身边的宦官，于是在清除五侯后，他迅速提拔了一批新的宦官，包括侯览、曹节、张让、王甫等，这些太监不像五侯有拥立之功，完全是因为刘志的信任才获得提拔，所以对刘志更加忠心耿耿。

这些新的宦官群体上台后，迅速对士人集团展开了反击。首先将矛头对准了党人领袖之一的李膺。

李膺，字元礼，他的祖父、父亲都做过高官，但是他并没有“官二代”的纨绔习气，他为人刚正不阿，多次以铁腕手段打击宦官及其党羽，从而赢得了士大夫群体的交口赞誉，被称为“天下楷模李元礼”，当仁不让成为了大名士。读书人和朝中官员都以与其结交为荣，如果能够得到他的接见，被称为“登龙门”，可见李膺地位之高，影响力之大。

在李膺担任洛阳尹时，有个原来的北海太守叫做羊元群，在当地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运回了洛阳，李膺对此深恶痛绝，上书刘志要求予以严惩。羊元群用了大量钱财贿赂宦官，以求自保。宦官对刘志说这是李膺恶意中伤，结果翻案成功，李膺因“诬告”被逮捕，在接替去世的杨秉出任太尉的陈藩反复劝说下，刘志才同意释放李膺，但这件事情无疑打击了党人，助长了宦官们的士气。

双方第一次摊牌的时候很快就到了，公元166年，接连发生了几件事，一是张俭事件，张俭是党人中的著名人物，他被任命为督邮，主要职责是巡查不法官员，大太监侯览的家就在他管辖范围之内，侯览在当地大修坟墓，为非作歹，张俭就命人拆了他的坟墓，没收了他的家产，侯览跑去向刘志哭诉，刘志下令逮捕了张俭。

二是黄浮事件，黄浮也是党人，他当时任东海相，在他的管区内有个下邳县，县令是五侯之一徐璜的侄子徐宣，徐宣看上一个姑娘，上门求婚被拒，劫持姑娘并将她杀害。黄浮听到这个消息，下令逮捕处死了徐宣。按照东汉的法律，一个郡的地方官是无权处死县级官员的，宦官们告发黄浮目无法纪，黄浮被抓了起来。后来张俭、黄浮都被定罪处罚。

这还不算完，紧接着发生了张成事件。张成是个算命先生，经常给太监们算命，和一些大太监过从甚密，是大太监的座上客，所以为人比较嚣张。这个算命先生很有意思，他算到朝廷近期要大赦，所以教唆儿子去杀了仇人。当时掌管司法的司隶校尉正是李膺，李膺将其子逮捕入狱，并判处死刑。尚未执行时，朝廷果然发布了大赦令，张成得意洋洋，等着儿子被释放。李膺实在看不惯他嚣张的样子，不顾大赦令而照样执行了死刑。宦官们又一次抓住机会，在宦官们的支持下，张成的门徒上书刘志控告李膺等，说他们“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要求予以严惩。

一而再发生的事情，让刘志忍无可忍，他下令逮捕李膺、范滂等，并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党人”，结果二百多名“党人”被抓，刘志命令将案子交给宦官负责的北寺狱审理。李膺等人慨然赴狱，虽受刑但不改其辞，表现的很坚强。

太尉陈藩一再上书，请求刘志释放党人。刘志嫌他多嘴，罢免了他的官职。这个时候出现两个人物，使整个事件出现了转机，其中一个是贾彪，他也是党人，但没有被列入抓捕名单，事情发生后，他赶到洛阳找到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外戚窦武，也就是桓帝刘志的岳父，请他出面说情。窦武本来同情党人，同时也为贾彪的言辞所打动，答应出面为党人说话。与此同时李膺等人在狱中也没有闲着，他们故意供出不少宦官子弟，宦官们也害怕牵连到自己，有了想收手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