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讲 军功章上的另一半（2 / 2）

马皇后理解明帝的心思，所以她从未为自己的三个兄弟请官。明帝的皇位坐了十七年，马家三兄弟的官职原地踏步了十七年。即使后来章帝即位，想封这三个舅舅为侯爵，也被已经成为太后的她拒绝。直到头发都白了，三人才被封为比侯爵低一等的关内侯，即使这样马太后也不是很高兴，写信给兄弟三人，让他们接受爵位后立即辞官退休。马氏做皇后十六年，皇太后七年，马氏外戚始终没有进入东汉政治核心。

马皇后同时很好履行了“贤内助”的角色，她饱读诗书，又会持家，明帝问她一些关于朝政的问题，她能分析的头头是道，有时候她还会指出明帝在治国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严刑峻法和株连无辜方面，但是这些交流都是私下进行，她从来没有公开干预朝政。

军功章上应有她们的一半，东汉初期，出现中兴局面，很大程度是刘秀、刘庄采取了正确的治国之策，但也与阴皇后、马皇后的温慧仁德无法分开。

在明帝统治时期，对以后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件事情，就是佛教的传入。千年以来，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拥有大量教徒，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宗教之一，其源头大概就要从明帝时代说起。

据历史记载，这一切源于明帝的一个梦，在梦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金人，头上被耀眼的光芒所笼罩，明帝刚想和他说话，金人就飞走了。第二天临朝，明帝就把这个奇怪的梦讲给群臣听，并让他们帮着解析，大家都感到很奇异，有位博士傅毅进言说：“臣听说西方有个神，叫做佛。有佛经也有佛教。武帝时代，霍去病率军征伐匈奴时，休屠王曾经送给他一个金人。陛下梦到的金人，恐怕是佛的幻影。”这番话勾起了明帝的好奇心，就下令派郎中蔡愔和秦景去天竺求取佛经。

天竺就是张骞所说的身毒国，也就是今天的印度。佛教诞生于印度，佛祖叫做释迦牟尼，他本名叫做乔达摩西达多，原本是迦维卫国净饭王太子，从小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但他越来越不满意自己这样的活法，他认为人生在世，无非是生老病死，应当想办法解脱。于是他告别自己的双亲、妻儿，独自去修行。他在一棵菩提树下冥想数年后，终于大彻大悟，进入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成为了“佛陀”，也就是觉悟者。从此以后，他就开始传授教义，很快佛教就成为印度的一大宗教。后来佛教从印度向四方传播，到西汉时期，西域的一些小国也开始信奉佛教。

洛阳距离天竺路途异常遥远，蔡愔和秦景等人风餐露宿，走过千山万水，终于到了天竺，转达了明帝想要取经求佛的意愿，天竺国的高僧竺法兰和摄摩腾给他们讲解佛法，但是由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蔡愔和秦景很难领悟，于是邀请两位高僧与他们一同返回洛阳，两位高僧慷然应允。

于是他们带着佛经，经过一番艰辛，返回了洛阳。明帝请两位高僧带着一些人将佛经翻译成汉文，并按照他们的要求，修建了中国第一所佛寺，因为他们是用白马驮着佛经到了中国，因此这座寺院起名叫做“白马寺”。

佛经传入中国后，一些王公贵族首先开始信奉佛教，其中对此比较痴迷的是楚王刘英。刘英是许美人所生，许美人并不得光武帝宠爱，所以刘英不太被重视，得到的封地在诸王中最小。刘英听说佛经东来，就派人到京城向两位高僧求佛法，然后在自己的王宫供奉佛祖，朝夕跪拜，祈求多福。

但佛祖并没有保佑了他，很快他就惹上杀身之祸，史称“楚王之乱”。怎么回事呢，有一年有人上书，说刘英等人借信奉佛教之名聚众，图谋不轨。明帝接到报告后，派人去查证，结果证据确凿，负责审理案件的官员建议治其死罪，明帝减轻了他的刑罚，下令削夺刘英的爵位，将他迁移至丹阳泾县，刘英在迁徙路上自杀身亡。因为这件事情牵扯了上千人，其中大部分属于无辜。在马皇后和一些大臣的劝说下，明帝下令对这些人从宽发落，从而使得朝政安定下来。

在治国方略上，明帝和光武帝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一样“柔严相济”，对黎民百姓减税轻刑，在位期间他多次下诏减免赋税徭役，减轻刑罚。令官吏劝督农桑，治理病虫害，并以公田赐与贫民。此外，明帝大力治理黄河。西汉末年以来，黄河年久失修，为“兖、豫百姓怨叹”。明帝令著名水利专家王景等率兵卒数十万人治水，保障了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他对豪强宗室非常严厉。率领河西五郡归顺光武帝的窦融，是东汉的大功臣，他为人不错但不能约束自己的家人和子弟，结果子孙多有不法。窦融的长子也是光武帝的驸马窦穆因为封地离六安国比较近，就想占据六安，于是假传阴太后的旨意，让六安侯刘盱休妻而娶自己的女儿。后来此事被明帝知道，窦穆被免官，除了窦融外，窦氏家族其他人全被迁回老家。窦融也被斥责，吓得辞职回家养病。窦穆等后来被赦免，允许回京城居住，但明帝派人严格监视他们。窦穆心怀不满，口出怨言又贿赂官吏，结果他和两个儿子窦宣、窦勋被逮捕下狱，并最后都死在狱中。

对待官吏他比光武帝更加严格，从一件小事上可以窥见一斑。有次明帝赏赐西域使者十匹丝绸，文书错误地登记为百匹，明帝亲自查账发现错误，召来犯错误的尚书郎，亲自手持木杖责打惩罚，直到尚书长官闻讯赶来求情，明帝的怒气才渐渐平息下来。对于官吏的严厉，保证了政纲肃纪，吏治严谨，但是多少也有些过，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对此评价说：“上苛刻则下紧迫，反有累于聪明也。”

明帝和他父亲治国之策最大的区别在对待匈奴的态度。光武帝采取偃武修文的方略，有大臣曾提议趁北匈奴分裂而发兵攻击，被光武帝所拒绝。汉光武帝是一心一意搞国内建设，以求尽早医治战争的创伤。但在明帝时期却与匈奴发生了战争，他所倚重的将领为窦固和耿秉。窦固出生豪门大族，他的伯父是窦融，耿秉出身将门，他的伯父也很厉害，是“云台二十八将”排名第四的耿弇。这两人都喜好兵法，在明帝看来，自己身边的窦固、耿秉就像当年武帝手下的卫青、霍去病，有了他们，自己对匈奴用兵有了底气。

公元73年春，明帝下令汉军兵分四路出击匈奴，其中由窦固率领的这一路进展比较顺利，窦固手下一个小军官率军攻占了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一带)，这个小军官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班超。

班超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班氏家族本来是大户人家，但到班超时，家道中落，生活贫苦，年轻时跟随母亲和哥哥到了洛阳，他的哥哥是《汉书》的作者班固，是中国古代写史仅次于司马迁的人物。班超到了洛阳后，以给官府抄书养家，可是他不愿意一辈子就这样在碌碌无为中度过。

有一天，他抄完文书后，把笔丢在一边，感慨道：“大丈夫就应有远大的志向，应该像傅介子、张骞等立功异域，争取封侯，怎么能老在笔砚之间讨生活呢？”旁边的人听后都嘲笑他，但班超却不以为然，说：“小人物怎么能知道壮士的远大志向呢？”这让人不由想起当年陈胜发出“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感叹。

班超后来投军来到窦固的军队，出征攻打北匈奴。在首战中班超就立了战功，击溃匈奴军队，占据了伊吾卢城，窦固非常高兴，派他与郭恂一起出使西域各国，重建各国与东汉的联系。

班超和郭恂首先到了鄯善国。刚到时鄯善国王对他们非常热情友好。没过几天，态度却突然反转。班超打听知道原来是匈奴的使者也到了鄯善国。他对自己三十多名随从表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有将匈奴使者杀了，鄯善国王心存畏惧，才会对汉朝示好。

到了半夜，他带领三十多人，直奔匈奴使者的营房，他让十个人拿着鼓，绕到营帐后面。二十个人拿着刀枪弓箭埋伏在正门外，班超带几个人到处放火，火借风势迅速蔓延，顿时鼓声和喊杀声响成一片，匈奴人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敌人，四散逃命，一会儿的功夫，班超和他的随从将匈奴的使者杀得一个不留。鄯善国王看到这样的场景，感到很惊恐，决定与汉朝交好，并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洛阳做人质。

窦固对班超所取得的成绩很高兴，上奏明帝为他请功，明帝封他为军司马。窦固又命他出使西域大国于阗，并让他带着更多的军队去出使，班超觉得没有必要，还是只带着三十多人到了于阗。

起初于阗国王对班超等人比较冷淡，原因在于国王身边的巫师。这位巫师对于阗国王说：“大王千万不能与汉朝交好，否则神明就会发怒。汉朝使者有好马，应该杀掉祭祀神明。”于阗国王很迷信，听从巫师的话向班超索要马匹。班超让巫师亲自来取，巫师来后，班超二话没说，当场砍了巫师的头，并责备于阗国王不够友好。于阗国王听说过班超在鄯善国的故事，心里也感到害怕，就杀了匈奴使者，表示愿意与汉朝友好。

于阗、鄯善都是西域的大国，两国归附东汉后，其余小国也纷纷归附。不愿归附的，被班超等一一收拾，于是班超的威名响彻了整个西域。平定车师后，东汉设置了西域都护，负责监视匈奴，保护西域各国，自此从西汉末年被阻塞的丝绸之路又变得畅通起来。

不过安定局面没有维持太久，公元75年，汉明帝驾崩，焉耆国趁汉朝大丧的机会，围攻西域都护。而龟兹、姑墨等国纷纷反叛，班超采用“以夷制夷”策略，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终于将这些反叛平定，西域五十多个国家都归附了汉王朝，班超实现了自己当年所立下的立功异域的理想。

班超听说西方有个叫做“大秦”的强国，大秦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于是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等人一直向西走到了波斯湾，面对大海，当地的水手不愿意远航，欺骗甘英说航行到大秦，顺风顺水也要两个月，如果运气不好，两年也未必能到。甘英信以为真，放弃西行而掉头东去。汉朝与罗马帝国的机缘就这样失去了。

公元85年，朝廷为了表彰班超的功勋，下诏封他为定远侯，这时候班超已经快七十岁了，叶落归根，他向朝廷请求返回洛阳。

此时东汉已经是汉和帝当政，他觉得班超熟悉西域的情况，换人会对东汉不利，所以一直拖着没有批准。班超的妹妹，也是中国历史比较有名的才女班昭，上书为自己哥哥求情，最终感动了和帝，同意班超返回洛阳。班超回到京师时受到了隆重欢迎，而他已经在西域已经待了三十多年。回到洛阳后不久，班超就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班超离开西域时，告诫继任者，必须宽以待人，不要计较别人的小错误。所谓“完小过，总大纲”。但继任者将他的话当做了“耳旁风”，没有按照班超的要求从事，结果没过几年，西域大乱，班超几十年建立起来的良好局面毁于一旦。

就在班超忙于西域事务的同时，公元75年，汉明帝刘庄一病不起，在洛阳驾崩，享年四十八岁。明帝在位十八年，百姓安居乐业，是一个太平年代。据统计，光武帝后期，全国的户籍人口二千一百多万，到了明帝后期，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增加至三千四百多万，这个数字很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