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讲 刚中有柔柔中有刚（2 / 2）

说起“严”，首先是对自己“严”，光武帝非常勤政，似乎除了读书和工作没有太多其他爱好，朝廷议事结束后，他经常与大臣们讨论儒学经典，一直到半夜才睡。他不喜欢饮酒，也不喜欢听乐曲，当了好几年皇帝，连宫廷音乐、祭祀用的典礼器具都凑不齐。他对自己皇陵的要求也是一切从简，要像文帝一样不随葬金银珠宝。总体上讲，光武帝是一位严以律己、力求简朴的君主。

对官吏“严”，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腐化。平定天下后，光武帝非常注重整顿吏治，他对官吏贪赃枉法的处罚相当严厉，无论是朝中的尚书三公，还是基层官吏，一旦有过错，往往受到严惩。时任大司徒的欧阳歙，在担任汝南郡太守时，贪赃千余万，后东窗事发被逮捕入狱。欧阳歙是位儒学大师，弟子遍布天下，所以成千上万儒生为他求情，不少人愿意代之受过，一向对读书人宽容有加的刘秀，对待贪腐官吏拒绝姑息，最后欧阳歙死在狱中。

经过一番整顿，官场风气得到很大改观。据《后汉书》记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但是由于措施过于严厉，难免矫枉过正，当时规定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州郡官员稍有过失，即行罢免，结果导致州郡官员更换过于频繁，使官员们心怀恐惧，虚报政绩，以求保住乌纱帽。后来在大臣的劝谏下，光武帝意识到这个问题，对政策进行了调整。

对豪强“严”，光武帝刘秀本人出身豪族，他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大多也是豪族出身，在夺取天下过程中，得到了南阳豪族和河北豪族的大力支持，因此在东汉初期，豪强的势力很大。一些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引发了巨大的社会矛盾。

刘秀看到豪族势力已经威胁皇权和国家利益，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加以限制，为此光武帝开始推行“度田”制度，他下令清查各州、郡人们占有土地和户口的数量，主要目的是为了防范豪强地主和不良官吏逃税。

这个措施触及到豪强地主的利益，受到了大地主、大豪强的抵制，他们勾结地方官员，虚报瞒报。王莽当年推行王田，受到抵制便选择妥协或放弃，但刘秀不是王莽，他采取了强硬手段，一怒之下诛杀了十几个州郡太守。部分拥有自己武装的大地主起兵反抗，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加入，一时声势较大。对于这些反抗，光武帝用镇压和安抚手段，最后平息了这些叛乱。历史上对于度田制是否取得成功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推行这个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豪强地主，缓解了社会矛盾。

在光武帝统治期间，涌现出一些不惜丢掉乌纱帽和性命与豪强地主进行斗争的官吏，总体上而言，光武帝对这些官吏持支持肯定的态度。譬如鲍永和鲍恢，曾经弹劾光武帝的叔父赵王刘良。光武帝父亲早亡，是靠刘良把他养育长大，两人的感情很深，但光武帝并没有怪罪他们，反而告诉皇亲国戚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以避二鲍”。

硬臣里最出名的要属董宣，董宣担任洛阳县令时，光武帝大姐湖阳公主的一个奴仆行凶杀人后，躲到公主府内，逍遥法外。董宣决心将这个杀人犯绳之以法。有一天，湖阳公主外出，这个奴仆也陪同出行，董宣带人在半路截住了车子，当场宣布罪行并诛杀了那个奴仆。

公主哪里能受得了这个屈辱，到宫里向自己的弟弟哭诉，光武帝也觉得董宣做得有些过分，下令要用乱棍打死他。董宣对光武帝说：“陛下因英明才复兴汉室，如今公主的奴仆杀人，陛下却置国家法律于不顾，还怎么能治理好天下，无需用乱棍打死我，让我自己撞死算了。”说罢将头撞到柱子上，顿时血流满面，光武帝赶忙让太监拉住他，心里觉得董宣说得有道理，但又碍于姐姐的面子，于是想退而求其次，让董宣给公主磕头算是赔罪，不料董宣认为自己没错而坚决不肯，光武帝命人按着他的脖子，强行让他磕头，但董宣双手撑地，死活不肯磕这个头。

湖阳公主见状非常不满，略带嘲讽对光武帝说：“陛下早年经常庇护逃犯，官府都不敢上门追捕，如今当了皇上，却对一个小小的县官都没有办法吗？”光武帝苦笑说：“天子与白衣不同。”事后光武帝奖励董宣，称他为“强项令”，就是刚强不肯低头的县令，这样的做法，使得一批官员起而效法，宗室、豪强的日子更加不好过。

通过“柔”与“严”并用的治国之术，战争创伤得以医治，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经济获得恢复发展，百姓的生活趋于安定，开创了历史上的“光武中兴”。刘秀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同时拥有“中兴之君”和“定鼎帝王”的皇帝。

公元57年，汉光武帝刘秀驾崩，走完了自己六十二年的人生。他在遗诏中说：“我无益于百姓，后事都按照孝文皇帝制度，务求俭省，刺史和二千石以上的长吏都不要离开自己所在的城邑，不要派官员或通过驿传邮寄唁函吊唁。”孝文皇帝就是汉文帝，从汉光武帝的身上能够看出不少文帝的影子，如果作为百姓而言，在无法选择统治者的专制社会，能遇到汉文帝和汉光武帝这样的皇帝，应该是人生一大幸事。

当然，人无完人，历史上对光武帝刘秀的一些做法也有批评的声音，譬如在用人上不能做到一碗水端平，对伏波将军马援就是如此。又如没有很好解决豪强贵族问题，使贵族当政和世袭大行其道，为东汉的衰落埋下了祸根。

在历史学家钱穆看来，光武帝最大的问题是处理好了人事，但没有建立好的制度，导致东汉中后期出现一系列问题，使整个王朝步入黑暗和混乱之中。当然，钱穆先生也表示这不仅仅是刘秀的问题，而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长期以来很难解决的大问题。

但是瑕不掩瑜，刘秀的表现在中国古代四百多位皇帝中非常杰出，这点在历史上得到公认。司马光对此评价：“偃武修文，崇德报功，勤政治，养黎民，兴礼乐，宣教化，表行义，励风俗。继以明章，守而不失，于是东汉之风，忠信廉耻及于三代矣”，这个评价相当之高。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说：“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焉，夏、商、周，后，唯光武允冠百王矣。”就是说所有帝王都不如刘秀。毛泽东说刘秀是“最有学问、最会打仗、最会用人的皇帝”。南怀瑾先生的评价是：“在中国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上，比较值得称道的，能够做到齐家治国的榜样，大概算来，只有东汉中兴之王的光武帝刘秀一人。”

虽然后世对他有很高的评价，但刘秀似乎在国人心中始终不温不火。想当初在中学学习这段历史时，自己对刘秀的印象就不是很深刻，远不如秦皇汉武和唐宗宋祖，以及后来的康熙乾隆。笔者想，刘秀的历史评价和知名度不成比例。这大概与刘秀“不爱折腾”有关。人们通常喜欢那些个性鲜明或者四方征战、开疆拓土的帝王，相比之下，刘秀显得过于安静，所以很难提起人们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