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讲 武帝的自我批评（2 / 2）

皇帝陵园被盗，自然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丞相庄青翟和御史大夫张汤本来两人约好一起向武帝谢罪，但张汤却临时变卦，他编造了庄青翟事前知道但知情不报的谎言，想抓住这个机会除掉庄青翟，从而让自己取而代之。

庄青翟手下的三位长史为了保护主人，决定先下手为强，他们让官府逮捕了一个和张汤有交往的商人，此人叫做田信，田信供认说张汤和武帝议论的事情，张汤都透露给他，利用这些信息自己赚了大钱。这个事情传到武帝耳朵里，感到非常生气，武帝找张汤质问，张汤不承认也不谢罪反而装做很惊奇的样子，武帝觉得张汤为人奸诈，犯有欺君之罪，失去武帝信任的张汤在重压之下自尽而亡。

张汤虽然是个酷吏，但却是一个难得的清官。他死后被抄家，办案人员发现“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赢”，由此他与田信坐地分赃的说法不攻而破。他的兄弟之子要厚葬张汤。张汤的母亲说：“张汤作为天子的大臣，被恶言污蔑致死，有什么可厚葬的！”就用牛车装载他的尸体下葬，只有棺木而没有外椁。汉武帝知道后说“非此母不能生此子”，并下令将三位长史处以死罪，丞相庄青翟也被迫自杀。

这些酷吏出生大多不显贵，有些从小家境贫苦，为了上位通常不择手段，而对这些寒族出生又想出人头地的人，武帝更容易控制。这些酷吏和武帝的关系，说到底就是鹰犬和主子的关系，他们看武帝的眼色，帮武帝出面解决问题，为武帝扫除许多障碍，武帝充当他们的保护伞，一旦别人攻击这些酷吏时，也会给予他们一定保护。

但是，如同张汤一样，这些酷吏的下场大多不好，武帝时代的十个酷吏，有六个最后自杀或被杀。尽管他们为自己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但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白色恐怖，让武帝统治的中后期变成了一个残酷压抑的时代。

第三个昏招是求仙问道。在这一点上，武帝和秦始皇很相像，应该讲汉初几位皇帝对待生死的态度都比较从容，高祖刘邦病重时，劝退了吕后找来的名医，他知道这是命运的安排，所以也只能接受。文帝更是参透生死，认为死是人之必然，没有必要因此过度哀伤。

但武帝却不一样，或许是自感建立了旷世奇功，更加渴求长生不死，他所用的套路和秦始皇基本一致，就是求助于方士，于是一些江湖骗子蜂拥而至，以求利用武帝的癖好来获得荣华富贵。

第一个“大忽悠”叫做李少君，李少君能来到武帝身边，和武帝的舅舅田蚡有关。李少君看上去像是四十多岁，但常自称是七十岁的人，李少君曾经参加田蚡举行的宴会，宴座中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李少君说起和老人的祖父在一起游玩射猎的地方，老人在小孩的时候曾跟着他的祖父出行，认识这个地方，整个参加宴会的人都感到很惊奇。

这个事情被传的神乎其神，李少君因此被武帝召见，见面后武帝拿出一件珍藏的青铜器，李少君说这是齐桓公时期的器具，当年放在哪里，做什么用的，说得活灵活现，好像亲眼见过一样。汉武帝让人查看青铜器上的铭文，果然是齐桓公的器物，整个宫廷的人都惊呆了，认为李少君应该有几百岁了，是个活神仙，汉武帝从此成为他的粉丝。

李少君和武帝讲他自己和那些神仙交往的故事，武帝听得入了迷，在李少君的指导下，他开始求仙人、炼仙丹，正在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可笑的事情发生了，李少君死了！宛如神仙的他其实就是一个江湖术士，长生不死只是他欺骗武帝的一个伎俩，但武帝并不这样认为，作为李少君的铁粉，他不相信李少君死了，而认为是化仙而去。

武帝求仙之路并没有因为李少君的死而停止，由此引来了更多的投机分子，其中比较出名的一个叫做栾大，他对武帝夸下海口，说自己可以练出不死之药，还能够找来仙人。武帝对他寄予很大期望，先拜他为五利将军，很快又给了他三个将军头衔，不仅如此，还封他为乐通侯，这样还觉得不够，居然把自己的一个女儿许配给他。武帝经常与他一起探讨求神不死的问题，但折腾了半天也没有什么效果。后来栾大和武帝说要去大海求仙，武帝派人和他一起向东到了海边，看他是否真的能见到仙人，但最终连神仙的影子也没有看到，武帝此时才意识到栾大是个骗子，就命人把他杀了。

世界上本没有神仙，但武帝却不信这个邪，他虽然杀了一些骗子，但一直对此深信不疑，于是方士们像飞蛾扑火一样络绎不绝，为什么武帝明知方士们都是骗子，还如此执着呢，司马迁说这是因为“冀遇其有”，就是说武帝一直心存侥幸，认为虽然大部分都是骗子，但万一遇到一个真的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但武帝为他自己的梦想，透支着整个国家，为此多次巡游并大兴土木，消耗许多但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第四个昏招更可怕，那便是疑神疑鬼。到了统治后期，武帝的健康情况恶化，疑心也变得很重，总觉得有人想害他，由此引发了极为惨烈的历史悲剧。当然，他知道别人公开谋害自己很困难，所以最担心有人在背后采用“巫蛊之术”，陈皇后就因此被废除并株连了三百多人。到了武帝后期，由于巫蛊引发的悲剧逐渐步入高潮，而这个高潮的前奏是公孙贺事件。

公孙贺是当时的丞相，位高权重。但公孙丞相的儿子很不争气，这位“官二代”飞扬跋扈，贪赃枉法，被人告发后投入监狱，公孙贺为此很着急。这时候，朝廷正在抓捕一个叫做朱安世的江湖大侠，但一直抓不到。公孙贺向武帝主动请缨，立下保证去抓朱安世，以求减轻对自己儿子的处罚，武帝答应了他的请求。为了自己的儿子，公孙贺下了很大力气，终于抓住了朱安世。但没想到，这非但没救了儿子，反而把自己的命也搭上了。

朱安世被抓以后向朝廷告发，说公孙贺的儿子不仅与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还在去往甘泉宫的路上埋了不少木偶，并下了巫蛊之咒。甘泉宫离长安有几十里路，这条路武帝经常走，在天子经常走的路上进行巫蛊那还了得。武帝查实后，将公孙贺父子处死，还诛杀了两位受此牵连的公主，这两位公主都是皇后卫子夫所生，还有一些人受到牵连被杀，其中包括大将军卫青的长子卫伉。

前奏结束后不久，真正高潮很快就到来了。这场悲剧的主角是太子刘据。刘据是卫皇后所生的独子，卫子夫被立为皇后，刘据就成为了太子。武帝对刘据的教育非常重视，专门修了博望苑让他在里面安心读书。但刘据的性格和武帝反差很大，生性比较温厚宽顺。

武帝到了晚年，大部分时间住在甘泉宫，与住在长安的卫子夫、刘据见面很少，沟通少了自然就有了些许隔阂。这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这个人叫做江充。据记载他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对武帝非常忠心，武帝安排的事情办得都很漂亮。但江充喜欢挑拨离间，经常在背后告发别人。武帝的信任使得江充渐渐膨胀，根本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这里面也包括太子刘据。

有一次，太子派人去问候武帝，结果太子手下不小心把马车走到了天子专用的道路上，不巧被江充发现了，他随即没收了马车。太子知道后向江充求情，希望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武帝，刘据担心武帝知道了会责备自己对手下管教不严，从而影响父子之间的感情。但江充并不买账，最后还是告诉了武帝。这件事情得到武帝的高度赞赏，认为江充不畏权势，尽职尽责，表扬他说“人臣当如是矣”。

不过随着武帝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弱。江充心里感到一丝恐惧。原因很简单，武帝驾崩后，如果太子刘据即位，有可能会借机打击报复，自己不会有什么好果子。

正在倍感焦虑之际，一个难得的机会到来了。武帝有段时间经常做噩梦，梦到许多木偶用大棒打他。江充对武帝说这一定是有人背地里使用巫蛊之术，武帝派江充去调查。江充先查办了许多人，看到武帝对此并没有什么反应，于是一步步将灾祸引向了太子。他派人去太子处找到了一些木偶，实际上这很可能是江充所为，为的是故意栽赃太子刘据。

刘据听说这件事情，吓得顿时不知所措。有人给他出主意，说如果江充将此事告发武帝，太子的命运堪忧，公孙贺就是前车之鉴，所以不如先杀了江充，再向武帝禀明真相，或许才会有转机。

太子听从了这个建议，派人把江充抓来杀掉，但杀掉江充后，太子并没有按计划立即向武帝报告，而是去找自己的母亲卫皇后商量，并打开兵器库武装了宫廷卫队，随后莫名其妙地起兵。这样做确实比较让人费解，历史上对此也没有详细合理的解释，大概刘据是想一鼓作气肃清江充的党羽。

在甘泉宫的武帝听说太子起兵叛乱，命令丞相刘屈氂领兵镇压，两军在长安城里恶战了五天，太子刘据实力不支逃出了长安，被人发现踪迹后被迫自杀。他的母亲卫皇后，这位与武帝共同生活了四十八年的女人也被赐死，太子妃史良娣、太子的儿子、女儿等全部被诛杀。

卫子夫为武帝生了三女一男，在两次巫蛊之祸中，二女一男连同自己都以惨死而告终。不知卫子夫是否还怀念当年在平阳侯府的生活，如果不被武帝发现，或许会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虽然没有后来的荣华富贵，但也不会有杀身之祸。她和自己子女的命运一再昭明，人一旦陷入政治漩涡，便很难把控自己的命运，几十年的夫妻、父子、父女感情在冰冷的政治面前其实什么都不是。

过了一年，武帝终于安静下来，总觉得刘据一向温厚，不太可能起兵叛乱。经过调查后知道太子起兵是被江充所逼，始作俑者是江充，太子是被冤死的。这时候正好大臣田千秋上书为太子喊冤，武帝顺水推舟为太子进行了平反，一方面他诛杀了江充的族人，以示为太子复仇。另一方面在太子自杀的地方建了“思子台”，表达对太子的思念。在长安还修建了“归来望思台”，希望太子在外游荡的魂魄早日归来安息。但人死不能复生，如果说这场父子相残的悲剧有什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促使武帝彻底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从而没有一条道走到黑。

昏招频出导致统治秩序出现了很大问题，表面看由于对外战争的胜利，版图不断扩大，似乎又到了一个繁荣昌盛的盛世。但是连年征战、穷奢极欲，征调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已经苦不堪言。平静的表象下，巨大危机已经出现，大量的流民以及地方时常出现的反抗事件，看上去越来越像秦末的景象。

此时，对外战争上也到了强弩之末，匈奴经过十余年的休养，渐渐恢复元气，又开始不断侵扰边境。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遣李广利带领三万骑兵出击匈奴，同时派李陵率领五千步兵，作为接应。这位李陵是著名的飞将军李广的孙子，不幸的是李陵遭遇八万匈奴骑兵包围，顽强抵抗了八天后，寡不敌众，最后投降匈奴。

消息传到长安，汉武帝大怒，几乎所有大臣都顺着武帝的意思来谴责李陵的投降行为，只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李陵说话，他便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或许他是因敬仰李广将军，想为他的孙子说句公道话，亦或许如司马迁自己所解释的，这样做是为了宽慰武帝，但后果却是相当严重，武帝一怒之下将司马迁打入大牢，并处以宫刑。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如他们一样，忍受着巨大的屈辱和痛苦，完成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伟大历史著作《史记》。

公元前90年，武帝命李广利率七万人出五原击匈奴，李广利出征匈奴前与丞相刘屈氂密谋推立李夫人之子刘髆为太子，后事发，刘屈氂被腰斩，李广利率军投降匈奴，其家族被夷灭，七万精兵也就这样全部丧送，整个西汉王朝已经到了内外交困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改变治国之策，继续听之任之，很有可能与秦王朝命运殊路同归。

武帝此时应该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正好赶上桑弘羊上书，建议在天山附近一个叫做轮台的地方建筑边塞，并派军队驻守。按照过去武帝的性格，这样力主积极扩张的建议一定会被采纳，但这次却出人意料地被武帝拒绝了。不仅如此，武帝还就此下了一道诏书，对以前的治国之策进行了反思和检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汉武帝由此成为中国历史第一个以罪己诏来进行自我批判的皇帝。

在这份诏书中，武帝深刻反思了连年征战给国家和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他写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提出政策要实行根本转变，以后要严禁苛政，不得擅自增加百姓的赋税负担，要大力发展经济和农业，在军事上不再主动采取进攻，而以防御为主，即“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并把这些做为今后的基本国策。

通过轮台罪已，武帝对整个政策进行了一百八十度的调整。这样的调整，在关键时刻挽救了武帝，也挽救了大汉王朝。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此评价道“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确如此，武帝的这次改弦易辙，犹如悬崖勒马，否则西汉王朝的命运真不好说，武帝本人在历史上的评价也可能完全相反。

坦率地讲，让一位皇帝主动深刻反思自己所作所为，特别是在文治武功方面建树颇多的武帝，把所有错误和责任都归结在自己身上，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作为天下最有权威的人，把自己的错误公告于天下无疑需要巨大勇气，汉武帝的这份勇气还是值得赞扬的，这也是他超过秦始皇的地方。

全面调整政策后不久，公元前87年，统治这个帝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武帝刘彻走到了生命的终点，终年七十岁。武帝临终前一天，下令立自己的最小的儿子刘弗陵为太子，并命霍光、金日等为顾命大臣，嘱咐他们好好辅佐刘弗陵，做完这件事情，叱咤风云的武帝终于安心闭上了自己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