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讲 父子俩的盛世（2 / 2）

意思是说：朕以为天下万物只要有生命，没有不死的。死，是天地之间的常理，是万物消长的自然规则，没有什么可悲的！当今之世，人们都乐于生而厌恶死亡，为了追求厚葬而不惜倾家荡产，为了强调服丧尽孝而损害身体健康，朕很不赞成这种做法。何况朕既没有什么德行，又没有给百姓带来好处，而今死了，如果再让臣民长期为朕服丧哭祭，遭受寒冬酷暑的磨难，使天下悲哀伤心，使老人流涕伤感，守丧期间再限制饮食，停止对鬼神的祭祀，这正是加重朕的失德，让朕怎么对得起天下的人呢？

接着说道：“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馀年矣。赖天地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就是说：朕有幸获得拱卫先帝宗庙的祭祀，以渺小的身子，称尊于天下诸侯王之上，已有二十余年了。感谢上苍神灵保佑，国家有福，境内一片升平，没有战争。朕并不聪明，时常担心自己做了错事，玷污先帝盛大的恩德。惧怕寿命太长，自己因失德而不能善终。现在万幸的是我得以享尽天年，将追随先帝的在天之灵，还有什么值得悲哀。

对于自己后事的安排，文帝提出的要求非常具体，他下令从遗诏颁布之日起，悼吊三日，便都换下丧服。不可禁止百姓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从办理丧事、参加祭奠的亲属和官员开始，都不要打赤脚。头系的麻巾，脚扎的麻绳，宽度都不要超过三寸。不要在车辆和兵器上套戴丧服的标志，不要组织百姓到宫中来哭灵吊丧。宫中应当哭祭的亲属和官员，都要在早晚规定的时间来，致祭时才哭，祭罢，即行停止。非早晚哭祭时间，严禁任何人擅自到祭坛哭泣。安葬之后，应穿九个月丧服的，改穿十五日；应穿五个月丧服的，改穿十四日；应穿三个月丧服的，改穿七日，期满即行脱下。他要求自己陵墓周围的山脉河流，都保持原貌，不许更改。后宫的嫔妃，从“夫人”到“少使”，都送她们回家。

这份遗诏在《汉书》中被记载，真实性应无问题，遗诏中文帝没有标榜和吹嘘自己的功劳，只有对死亡的从容坦然，对臣民的体恤关爱，他自认为自己渺小而微不足道，故不希望自己的死给国家造成浪费，给百姓带来负担，文帝生前最后的嘱托，所表现出的开明大义和胸怀气度，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堪称典范。故司马光如此评价道：“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文帝驾崩后，太子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刘启并不是文帝的长子，文帝在做代王时，自己的王后早早去世了，王后所生的四个儿子也都不幸陆续去世，这样刘启成为活着的儿子中的老大。刘启的母亲窦姬当时很受文帝宠爱，于是文帝继位后，封刘启为太子。刘启做了二十多年太子，在自己三十二岁那年登上了皇位。

景帝统治时期，发生的最大历史事件是“七国之乱”。其源头是西汉初年高祖分封了许多刘姓诸侯王，这些诸侯王有土地有军队，权力很大，逐步成为中央政权的威胁和隐患。

在文帝统治时期，先后发生了济北王刘兴居反叛和淮南王刘长谋反事件，就已为中央朝廷敲响了警钟。当时著名的才子贾谊上书文帝，就如何处置藩王隐患提出了建议。

在这篇著名的《治安策》中，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说在文帝初即位时，天下还算安定，主要因为不少诸侯王年纪尚幼，而汉王朝派去的太傅、国相还能掌握实权。但是，几年之后，诸侯王们大都长大，而汉王朝派去的太傅、国相年老多病，各诸侯王国的丞、尉以上的官职，都被诸侯王们安插了自己的亲信来担任。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天下很难继续安定。

贾谊形象地指出如今汉朝就像得了浮肿病，一条小腿肿得几乎同腰一样大，一个指头肿得几乎和大腿一样粗，只能平放而不能伸屈，一两个指头疼起来就不得了。如果不及时治疗，一定会成为不治之症，将来虽有扁鹊那样的名医，也没有办法治了。

那么，切实可行的对策是什么呢？贾谊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也就是说，在诸侯王死后，他的封地应该分割为若干块，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这样，可以让诸侯王的子孙们放心，他们知道会按制度受到分封，就不会反叛朝廷了。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

文帝对此虽然深以为然，但是他一直倡导清静无为的治国方针，不愿意由此生出波澜，况且全面削藩的条件在当时也不具备，所以并没有完全采纳贾谊的建议。但是后来齐王死的时候，文帝把齐国分割成六块，立齐王的六个子弟为国王，又把淮南国分割为三块，文帝多少还是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实践，但也只能做到这一步。

景帝即位后，中央朝廷中又出现了“削藩”的呼声，其中表现最坚决最高调的是晁错，他胸怀大志，博学多才，同时能言善辩。他在文帝时代就曾建议，要设法消除诸侯王的威胁，文帝当时没有采纳。景帝继位后，他又向刘启提出相同的建议，景帝本来就有这样的打算，两人一拍即合。

晁错认为藩王中实力最强的是吴王刘濞，刘濞是高祖刘邦哥哥刘仲的儿子，论辈分比景帝大得多。刘濞封地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有铜山可以开采，还有海盐可以提炼，他自己铸钱，使得“吴钱通天下”。同时由于国家很富裕，百姓也不用交赋税，极大地笼络了人心，日益成为中央政权最大的威胁。

刘濞在历史上和景帝有很大的过节，刘启少年时与刘濞的儿子一起下棋，两人发生了争执，刘启将棋盘向这位吴国太子掷了过去，不巧正好击中吴太子的要害，吴太子不治身亡。刘濞听到此消息，非常伤心和气愤，吴太子遗体被送回吴国，刘濞愤怒到达了顶点，说道：“天下的刘家是一家，既然死在长安，就应葬在长安，何必送回吴国呢。”于是又将遗体送回了长安。从此后，刘濞不再进京觐见，虽然这样做有违君臣之礼，但文帝知道真实情况后，没有怪罪于他，默许他不来京觐见。

晁错建议拿吴王先开刀，他对景帝说现在削去吴王的封地，刘濞一定会造反，不动手他迟早也会反，既然如此，早点动手效果更好，时间拖得越长隐患就会越大，景帝令公卿列侯和皇族讨论此事，其他人没有意见，只有外戚窦婴站出来表示强烈反对，景帝将此事暂时放到了一边。

景帝先对其他诸侯国采取了措施，先后借机削减楚王、赵王、胶西王的封地，诸侯王们都知道背后出主意的是晁错，所以恨透了他。

晁错父亲听说这件事后，从外地赶到长安劝说自己的儿子收手，他对晁错说：“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意思是这都是人家刘家自己家里的事情，犯得着多管闲事而给自己带来祸患吗。晁错不这样看，他对自己父亲说，他这样做是为让天子的权威能够立起来，让大汉的江山社稷更加稳固。晁错父亲规劝无效，觉得大祸会很快降临到晁家，不久便自尽而亡。

父亲的死，并没有动摇晁错削藩的决心，刘濞看到其他诸侯王纷纷遭到打压，感到阵阵寒意，他知道自己作为实力最强的诸侯王，一定是皇帝心头最大的隐患，灾祸迟早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来造反。

不过如果只是自己起兵，显得有些势单，他听说胶西王勇猛好武，就派使者去说服胶西王联合造反，胶西王刘昂起初并不愿意，在使者不断劝说下，刘昂最终同意铤而走险。刘濞还联络楚王和其他几个诸侯国，可能是对于削藩的恐惧，几个诸侯国都同意参与造反。公元前154年，景帝下令削去吴国两个郡的封地，刘濞认为景帝要对自己动手，于是正式起兵叛乱。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纷纷响应，历史上把这次叛乱称为“七国之乱”。

刘濞为造反做了充分准备，他将国内十四岁到六十二岁男子征召入伍，组成了二十多万的军队，他同时为叛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即“清君侧”，意为起兵并不是要推翻皇帝，而是帮助景帝清理身边的奸臣晁错。

七国联合叛乱，震惊了朝廷。这时窦婴向景帝推荐一个人，此人名叫袁盎，曾经在吴国做过国相，他对吴国情况非常清楚，景帝召见他问询有关事宜。

景帝问袁盎对七国之乱的看法，袁盎表示虽然叛军来势汹汹，但并不足为忧。景帝不解，袁盎解释说刘濞虽然实力雄厚，但真正的豪杰不会帮助他，他麾下的大多是被物质诱惑的无赖子弟，乌合之众成不了气候。景帝接着问他有何退敌之策，袁盎表示要让包括晁错在内的人全部退下后方才能说，众人离开后，袁盎对景帝说七国叛乱的目的是诛杀晁错，恢复过去的领地，如果立即杀了晁错，并赦免他们叛乱的罪行，应该可以兵不血刃地平息此乱。

景帝听后陷入沉默，他的内心此刻非常矛盾，他一方面觉得袁盎说得有道理，毕竟叛军打的是“清君侧”的旗号，并不是朝着自己来的，但另一方面觉得晁错忠心耿耿，他提出削藩的建议也是为了大汉社稷的稳固，对晁错痛下杀手，景帝觉得于心不忍。

但景帝转念想，如果不能和平解决这场叛乱，定会天下大乱，血流成河，即使最后平定叛乱，国家实力也会大为折损。权衡许久，景帝下定决心，为了天下安定而不能怜惜晁错一人。景帝下令在上朝时逮捕晁错，并直接押送到东市腰斩，晁错死时还穿着朝服，心里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便丢掉了性命，不幸的是他父亲当年的预言居然真的得到了应验。

杀掉晁错后，景帝派袁盎去见刘濞，告知其晁错已死，要求刘濞退兵，但遭到刘濞的拒绝，刘濞说：“我已为东帝，尚何谁拜？”他的目标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皇位，除掉晁错只是清除了一个障碍，接下来他要清除通往皇位上最大的障碍——景帝刘启。

消息传来，景帝非常悔恨，顿时觉得自己好傻好天真，但世间没有后悔药，此时能做的是整顿军备，全力以赴武力平叛。此时景帝想起了父亲身前的嘱托，如遇危急的形势，周亚夫可以委以重任。

周亚夫是诛灭吕氏一族头号功臣周勃的儿子，文帝之所以这样信任周亚夫，是因为一件事情。

文帝在位时，匈奴会有些小规模的袭扰，文帝命周亚夫等几位将军驻兵于长安周围，有一次文帝到几个军营劳军，在其他兵营很容易就能进得去，但在周亚夫驻扎的细柳军营，将士们身披盔甲，手持利刃，拉满弓弦，一副马上要打仗的劲头。文帝快到时，手下对守营卫兵大喊：“天子即将驾到。”军士却说在军营中只听将军号令，文帝到后，军士不让其进，文帝派人到军营找到了周亚夫，方才进入营门。进去后军士又说，军营内不能快马急行，文帝只好让车马缓缓而行。

经过一番折腾，好不容易见到周亚夫，只见周亚夫手持兵器行礼，表示自己军令在身，只能行军礼，不能行跪拜之礼，文帝手下都很生气，觉得周亚夫有些过分，文帝却说周亚夫才是真将军，其他军营如同儿戏，如果敌人来袭，一定会被击败，从此以后，文帝对周亚夫另眼相看，觉得他是大将之才，所以推荐给自己的儿子刘启。

景帝任命周亚夫为统帅，领兵前去平叛。同时命窦婴为大将军，坐镇荥阳，作为接应。此时在东进路上的吴楚联军，遭到了景帝之弟梁王刘武的顽强抵抗，这位皇弟表现得非常给力。

在叛军不断攻击下，梁王刘武向朝廷告急，周亚夫认为吴楚联军势大，正面决战难以取胜，建议用梁王军队拖住吴、楚主力，寻找时机切断对方补给，最终击溃叛军，景帝同意了周亚夫的计划。

但梁王感觉很难再撑下去，他直接向周亚夫求援。周亚夫没有理会，派军队向东，屯兵于梁国以北的昌邑(在今山东巨野西南)，坚守不出。梁王再次派人求援，周亚夫还是不发救兵。最后梁王无奈写信给自己的皇帝哥哥，景帝下诏要周亚夫派兵增援，周亚夫还是不为所动。刘武只能横下一条心，凭借自己的力量死拼到底。

在刘武的拼死抵抗下，吴军迟迟无法攻克梁国，转而杀向周亚夫的军队。周亚夫坚守壁垒，另派轻兵南下，断绝了叛军的粮道。吴军断粮后，士兵饥饿而不能久战，想加大攻击力度，意图早日攻克昌邑。但无论如何挑衅，周亚夫都不出战，无奈之下只能夜袭周亚夫军营，周亚夫对此早有准备，吴军大败，周亚夫率军追击，大破吴、楚联军。

刘濞乘夜逃走，渡过淮河逃至丹徒(今江苏镇江)，退守东越，并派人招集残兵。汉廷派人以利引诱东越王，东越王找个机会刺死刘濞，将其首级献给朝廷。叛军溃散后，楚王刘戊自杀而死，不久后，胶西王、赵王自杀而死，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也都伏法被诛。只有济北王刘志是因被胁迫参与叛乱，后坚守不发兵，所以得到赦免。

这场叛乱持续了三个月，虽然时间不长，但却引起了朝廷巨大的震动，让景帝真真切切感受藩王的强悍，极大增强了景帝削藩的决心。趁着平定叛乱的余威，他下令诸侯国的丞相改为“相”，御史大夫、廷尉等和中央机构同名的官职被废除，大幅增加中央派遣官吏人数，这些官员不是为诸侯王效力，而是负责监视诸侯王。同时诸侯王的收入仅限于由中央派遣的官吏在其封国内征收的租税，不允许其通过擅自经营制盐、冶炼等获得其他收入。通过这些措施，诸侯国的独立性遭到削弱，较大程度减轻了藩王对中央的威胁。

除了七国之乱给百姓带来短暂灾祸外，景帝对国家的治理相当不错，他和自己的父亲一样，继续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把赋税调整为三十税一，就是官府只要百姓收成的三十分之一，极大减轻了百姓负担。同时他慎用民力，在位期间，除了为自己修了一座规模不大的陵墓外，基本上没有兴建大型工程。

在减轻刑罚方面，他延续文帝的做法。文帝时期取消肉刑，代之以鞭刑等刑罚，但接受鞭刑的人常常被打残打死，景帝因此下令废除了鞭刑，将分裂尸体的磔刑改为弃市。他强调“治狱者务先宽”，要求办案人员要依法定罪，疑罪从轻。凡是有罪犯不服的案件，都必须重新评议，不得草菅人命。在思想领域，继续采用兼容并包的策略，允许百家争鸣。外交上则延续和平政策，不轻易付诸武力。

在对待外戚上，景帝保持清醒头脑，他既不让外戚专权，也会任用有才干的外戚担任一定的官职，窦婴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功劳，窦太后几次请景帝任命窦婴为丞相，景帝都没有答应，景帝认为窦婴虽然有才干，但行为比较轻薄，丞相之位需要沉稳之人担任，窦婴并不合适。

在景帝统治时期，经济社会继续发展，百姓生活持续改善，将汉初残破景象一扫而光，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百姓安乐的景象。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就是说太仓里的粮食多到腐烂，国库里钱财太多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历史上把文帝和景帝统治时期称作“文景之治”，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盛世，大汉由此一步步走到了最强盛的时期。

公元前141年，景帝刘启驾崩，他在位十六年，死时年仅四十八岁。他的父亲文帝刘恒活了四十五岁，两人的寿命都不算长，但他们联袂创造的文景盛世，永远照耀着中国历史奔腾不息的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