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法国荣耀—“心底的抗争”（2 / 2）

和英国一样，法国也向美国寻求经济援助。尽管拿到的22.5亿美元贷款比英国少，但法国还得向美国卑躬屈膝，这对法国人来说是很伤自尊的事情。但那时法国已经被德国榨干了，陷入了灾难性的经济困境。战争期间，为了换取在德国占领下的特权，维希政府向纳粹支付了巨款。法国几乎把所有的外汇储备都交给了德国人，但后者还不满足。无奈之下，法国人只好增印钞票，结果加剧了通货膨胀。

战争过后，人们常常会规避现金交易，选择进行物物交换。商品和服务也可以用来交换，甚至工人的劳动报酬都是拿实物冲抵的。许多城镇都爆发了饥荒，食物开始限量供应。生活在乡村的人相对还好过一些，当然更不用说那些富人了。尽管当时法国已经解放，但还有许多美国士兵和官员留在那里。他们大多聚集在巴黎，为盟国的各种机构工作。1946年春天，盟军远征军最高指挥部接连收到令人不安的报告。报告显示，法国的食品供应问题十分严峻，城市居民的食物供应从未达到每人每天2000卡路里的最低标准。还有人为“消费不平衡”深感担忧。盟军远征军最高指挥部给出的统计结果显示，大多数法国人日均摄入的热量不足1350卡路里。

黑市让法国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没有人再按照规章办事。在巴黎最好的学校之一—孔多塞中学，一个13岁的孩子带领一群朋友从美国人那里弄来了大批口香糖，倒手卖出后获取了高额利润。投机倒把现象随处可见。农民把农产品偷偷卖给有运输补贴的外交官，后者把农产品装在车上运走倒卖。餐馆老板也会跟熟客进行私下交易。法国解放后，有一阵子执行了禁枪令，结果军火的非法交易也开始了。总而言之，手握外汇的人都能赚大钱。

《外交季刊》的著名编辑汉密尔顿·费什在1946年来到了法国。他说：“所有的东西都缺。人们上班要乘坐的火车、公交车、汽车等交通工具不够用……面粉少得连纯麦的面包都做不了，只能掺上别的谷物……食物不够吃，人们没力气干活。印报纸的纸张也缺，世界新闻都印不全。种子和肥料也不够用。人们的居住条件更差，有些窗户甚至没有装上玻璃。做皮鞋用的皮革、织毛衣用的羊毛、取暖做饭用的燃油、做婴儿尿垫用的棉花、熬果酱用的糖、做菜用的食用油、孩子喝的牛奶、洗衣服用的肥皂等等，无一不缺。”

一些有钱人的生活仍然很奢靡，但却让人不齿。诺埃尔·科沃德表示自己曾为温莎公爵和夫人张罗过一次宴会，桌上的美味佳肴包括清炖肉汤、西葫芦餐包、烤龙虾、带酱汁的菲力牛排和巧克力蛋奶酥。在大多数人为饥荒所苦的时候，这样的奢侈行为必然引发众怒。歌手伊夫·蒙德在俱乐部表演时，看到一名客人点了一整只龙虾，但只吃了一半，还把雪茄戳到剩下的龙虾肉上摁灭。愤怒的歌手忍不住走下舞台，给了那人一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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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解放后的头几个月里，大概就有6000人在所谓的“野蛮清洗”中失去了生命，而这正是法国那些自发组织起来“维持秩序”的人实施的第一波报复行动。被贴上“通敌者”标签的人被处以私刑或枪决；一些官员未经审判就被扣上了“劣化国家”的罪名而遭受惩罚，有的甚至被折磨致死；有些妇女因为与敌人同床共枕而被杀害，就算免于死罪，也难逃活罪—要被当众扒光衣服，剪掉头发，身上涂满柏油，最后再粘上羽毛。慢慢地，法律才派上了用场，在1945年和1946年间，共有6763人被判处死刑，其中791人遭到斩首。

战争期间，通敌合作的国家也并不少见，法国就是其中之一。为了统一法国，戴高乐采用了这样一番说辞—战争期间大多数法国人民是“进行反抗”了的，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是忠诚的，只不过第三共和国的政客们在战前背叛人民，然后“二战”中的维希政府又出卖了法国。只要维希政府下台，法国人民就能挥别过去几年的痛苦生活，阔步前行。

不过戴高乐的说法存在漏洞。事实上，维希政府是依照宪法建立的，而且很得民心。从法律上讲，维希政府并没有做任何不利于国家的事。战后，600多万政府雇员中约有1.1万人失去了工作，与维希政府主政时期解雇的3.5万名公务员相比，并不算多。

本来法国女人和德国人睡觉并不违法。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项新罪名—“辱没国家罪”出台了。当然，还有49723人也被秋后算账，其中包括曾经狂热支持维希政府的教师们。惩罚方式通常是剥夺其选举权或者勒令归还战争时期赢得的勋章，也有一些人被关进了监狱。不过法庭里大多数的法官仍然是维希政府时期的法官。没有人因为“反人类罪”（例如围捕犹太人并将他们送往东部的集中营）这样的罪名而受到惩罚。在大家看来，这类战争罪行都应该是德国人犯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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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南希·米特福德在给伊夫林·沃夫的一封信中写道：“温莎公爵和夫人告诉所有人，法国即将走向共产主义，他们必须把财宝藏在安全的地方。”自法国解放后，共产党人先后在一系列联合政府中任职。虽然他们是少数派，但在战后进行的第一次选举中，却赢得了26.5%的选票。在1946年6月的选举中，共产党被人民共和运动党打败，屈居第二。但是在1946年中期，法国是除苏联以外，欧洲拥有共产党员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有谣言称法国共产党杀害了7.5万名抵抗者，但这绝对是污蔑。

法国共产党想要用武力夺取政权是毫无疑问的。但斯大林坚决不允许他们这么做。斯大林对法国共产党很关心，给他们提供了相对少的资金和相对多的精神支持，同时也不断告诫他们要坚持走和平道路。死对头们这样形容法国共产党的领袖莫里斯·多列士—“他那肌肉发达的橡皮脸就像是一张欺骗的面具”。他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在莫斯科流亡。尽管在苏联待了近5年，但他只与斯大林见过两次面，第二次还是在他返回巴黎的前一天。当时那位苏联领导人告诉他，不要做任何“破坏我们与美国同盟关系”的事。巴黎和平会议开始时，多列士46岁。他曾是一名矿工，凭借惊人的记忆力自学成才，而且自始至终都是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尽管许多法国同志对苏联不支持他们夺取政权感到失望，但多列士还是服从了斯大林的命令。

克里姆林宫方面多次告诫多列士，要避免与西方决裂，“坚定不移地走组织人民阵线的道路”。斯大林和多列士都坚信，法国共产党迟早会赢得足够多的选票，进而领导联合政府。法国共产党在工会中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他们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尽可能发展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自己的队伍，或者成为自己的支持者。

即便如此，多列士精明果敢的做事风格还是让美英两国感到紧张和担忧。英国驻法大使库珀说：“共产主义者似乎在任何地方都游刃有余。”美国驻法大使卡福瑞向国务院报告：“巴黎是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特工的聚集地。苏联的‘特洛伊木马’伪装得如此之好，以至于数百万共产主义武装分子、支持者和机会主义者都相信，保卫法国的最佳方式是将法国的国家利益与苏联的目标联系起来。”

很多法国人担心苏联势力会对法国造成影响。西蒙娜·波伏娃在法国的酒馆里度过觥筹交错的夜晚后不久，便到美国做巡回演讲。她说：“有些人的反共产主义情绪近乎神经质；他们觉得欧洲高人一等，不肯纡尊降贵……我听到学生、教师和记者都在认真思考如何在苏联有所行动以前先发制人，把炸弹扔到莫斯科。有人向我解释说，为了捍卫自由，有必要对共产党进行武力压制。政治迫害已经开始了。”回到巴黎后，西蒙娜·波伏娃看到一家餐馆里有几个美国士兵。“我们曾经很喜欢他们，这些穿着卡其色衣服的高大士兵，看起来那么平静，仿佛是能够给我们带来自由的神……可是现在他们却代表着我们的依赖心理和道德威胁。”

或许作家罗伯特·艾伦的态度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看法。他不喜欢美国提供的一切，认为美国的经济体系不是“人性化的典范”。但个人的选择标准和国家一样，“要么生活在自由的宇宙中，要么跌倒在环境残酷的土地上”。这不难理解。“它从来都不是善与恶的矛盾，而是更好与更糟之间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