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法国荣耀—“心底的抗争”（1 / 2）

那是夏日里的一个傍晚，作家阿瑟·库斯勒在巴黎圣日耳曼区的一家阿拉伯风格的小酒馆里举办了一个小型聚会。参加聚会的6个人都是欧洲有名的文化人—库斯勒和美丽的未婚妻玛曼因·佩吉特、让-保罗·萨特和他的伴侣西蒙娜·波伏娃、作家阿尔贝·加缪和妻子弗朗辛。这个夜晚在一派宁静祥和的气氛中开启，由于萨特原定次日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会议上发表演讲，因此大家准备早点结束这次聚会。

不过晚餐过后，派对并没有立即结束。佩吉特回忆道，“大家跳了一会儿舞……在酒馆蓝粉相间的霓虹灯下，戴着帽子的男士和穿着短裙的女士翩翩起舞”。佩吉特觉得那是一个“迷人的场面”：库斯勒牵着“海狸”（波伏娃的昵称）—她看上去并不擅长此道，同样笨拙的萨特则和加缪的夫人共舞。

后来库斯勒说服众人来到附近的一家名为“天方夜谭”的夜总会，老板是白俄罗斯人。在占领期间，德国军官经常光顾这里。吉卜赛音乐、伏特加、香槟、俄式冷盘都是这里的特色。库斯勒曾经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但后来却退出了共产党，那时候的他正热心地加入冷战的舆论斗争中。他批判斯大林，更在其著作《正午黑暗》中痛斥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的“大清洗运动”。这本书在法国甫一出版就卖出了25万多本。萨特和波伏娃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十分支持共产主义理念。他们站出来捍卫共产主义，认为这才是社会未来发展的必由道路。加缪则保持中立。

尽管加缪一直在提醒自己不要饮太多的酒，不过还是跟其他人一样都喝醉了。凌晨4点左右，库斯勒又把大家带到另一家小酒馆，然后点了一些醒酒汤、白葡萄酒、香槟和牡蛎。萨特醉得特别厉害。他不停地往餐巾纸里倒胡椒和盐，再把它们叠成小块塞进口袋里。上午8点，波伏娃和萨特，这两位20世纪的哲学巨人，在塞纳河上的一座桥上摇摇晃晃地走着，大声讨论是否要跳下去。后来，萨特只睡了两个小时，但还是在当天晚些时候写出了讲稿，后来的演讲也大获好评。

战败、被纳粹德国占领、随后的政治和经济危机，都是巴黎经历过的耻辱。但不论如何，此时这座城市已经逐渐进入了恢复期。巴黎毕竟是巴黎。只要你有钱，就可以得到像样的食物和葡萄酒，大摇大摆地进入有音乐和舞蹈的夜总会。那些光彩夺目、深受时尚女性追捧的沙龙也纷纷重新开业。人们很重视思想的重塑，并为此进行讨论。乔治·奥威尔发现，在这一点上，法国人的生活状态与窘迫的英国人截然不同。在英国，并没有人关心“思想”。战后不久，奥威尔提到：“英国人对知识分子的话题不感兴趣，也不待见他们。”说起来，法国在战争期间遭受的物质损失的确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要小。巴黎除了在德军撤退时被丢了几颗炸弹之外，几乎没有遭受大规模的轰炸。它的伤疤虽然不大，但却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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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的巴黎和平会议从8月开到了10月，尽管与会各方都在拖延，但最终同盟国还是与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五国缔结了和平条约。相较于“一战”结束后的那次巴黎会议，这次明显少了庄重宏大的气氛。那次会议是在凡尔赛宫的镜厅里举行的。当时，各国总统和首相在巴黎逗留了数周，改变了历经百年风雨的帝国命运，一举建立了新的国家。时间过去了差不多30年，重新聚在一起解决问题的是来自16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整个夏天他们都在卢森堡宫参加一系列会议。在这之前，同盟国之间还单独召开了一些会议。意大利殖民地的未来、昔兰尼加问题和芬兰中立地位都是讨论的焦点。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会议，人们发现东西方之间以及西方盟国之间的不信任感正在不断加深。

会议期间，常有一些欠考虑的、无聊的小事发生。一天下午，代表们正在开会，贝文发现英国驻法大使达夫·库珀正在打瞌睡。贝文对助手说：“让达夫尽管睡，如果有事我会叫他的。”随后他又提高了声音说：“他是这会议室里最明白的人，因为连他都知道这就是在浪费时间。”

还有一次，贝文把之前对苏联的看法在另一个场合又重申了一遍。他说：“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欧洲的一些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不过是用骗子取代骗子而已。”

在前期的一些会议上，法国和其他西方盟国针对某些早已存在的分歧进行了讨论。比如，法国占领了德国的部分领土，包括像萨尔区这样的大型煤炭产区。但是在早前的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和苏联都不打算让法国染指德国的任何地方。斯大林说法国是“一个被羞辱的国家”，罗斯福则认为法国没有用处—他们都不觉得这样一个“战败”的国家能在德国问题上充当什么有用的角色。但丘吉尔认为，作为一个“欧洲大国”，法国应该被视为“战胜国”之一。在这件事上，丘吉尔最终算是占了上风。但其他盟国坚持认为，法国的防空识别区应该从英国的防空识别区分割出来。丘吉尔同意了，但并非出于维护法国荣耀的目的。在他看来，如果美国打算在未来两到三年内从欧洲撤军，那么英国就需要和法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苏联。用他的话说，他想要“抬举法国”。丘吉尔还提议，法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应该在联合国高层会议上占有一席之地。

法国占领区对法国流亡领袖戴高乐将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1944年，戴高乐以政府领导人的身份回到巴黎，并组织了盛大的胜利游行。在他看来，“光荣”不仅是一种内心感受，而且具有实际意义。也许法国已经辉煌不再，但戴高乐在战后却营造出了一种法兰西依旧如昨的气氛。他有力地论证了法国的团结依赖于自尊和自信。

然而在1946年初，戴高乐却打算辞职。他表示，连番选举拖垮了治理国家的进程。法国连一个多数党派都没有，共产党和右翼之间的联盟也不稳定，没有哪一方力量真正掌握国家的决策权。他相信自己是不可或缺的，法国人民会像1944年那样，将“国家的救星”请回来。不过，这次他足足等了12年才接到那个电话。

在德国占领区的问题上，戴高乐的继任者与他的看法一致。其实法国重视德国是可以理解的。法国想要拿到巨额赔款—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情形—但是他们一开始要求的数额简直足以摧毁德国经济。法国坚持要求德国彻底解除武装，并把鲁尔区的大部分工业企业和萨尔区的煤矿移交给自己。这是一个强人所难的提议，德国根本不可能答应。美英两国想要重建德国，他们也认为法国的复苏离不开一个强大的德国。如果法国要依赖德国的煤炭和钢铁以及专业技术，那么让德国变得贫穷就是一件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关于这件事的争论从欧洲胜利日起就一直没有停止。最终，在1946年夏举行的巴黎和平会议上，法国失望地获知，美国和英国计划合并各自的占领区，也就是说，这将创建一个具有民主合法性和规模经济的国家。这是英国的无奈之选，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在占领区内供养德国人了。当时英国国内刚刚实行面包定量配给政策，英国人抱怨国家为了给德国人提供食物而让老百姓挨饿。

美国政府也认为，继续让德国被4个大国分而治之是没有意义的。凯南就曾预言：“与苏联联合执掌德国不过是一种幻想。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在我们和英国的占领区内建立起一个繁荣、安全、优越且不受东方威胁的独立国家……这样一来，一个分裂的德国要比一个统一的德国更好，至少西方可以在其中充当极权主义势力的缓冲器，而不是让它越走越远。”在巴黎会议开始时，美国人从喜剧歌剧中获得灵感，为重新组合出来的地区取了一个名字，叫“双占区”（Bizonia）。

法国和同盟国的关系并不融洽。苏联跟西方更是难以和睦相处。尽管卢森堡宫为此次会谈专门重新装修过，但仍然不能阻挡会谈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冰冷。

不过对一些巴黎人来说，这次和平会议的召开还是很有意义的。外交官和政客们让这座城市的餐厅和夜总会增加了不少收入。在巴黎生活大半生的家南希·米特福德在给姐妹的信中说：“有人告诉我，当参加和会的人要回国的时候，那些皮条客恨不能拉着他们不让走，对他们说‘我爱你’。在他们看来，那些人就像上帝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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