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犹太布尔什维克的阴谋”-—血祭诽谤（1 / 2）
凯尔采是波兰中部地区一个拥有13万人口的城市。1946年7月1日，当地一个8岁的男孩亨里克·布瓦什奇克失踪了。据说，那天临近中午的时候，他和几个朋友搭便车来到20公里外的一个村庄—那是他和家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他记得以前邻居的院子里有很多鲜嫩多汁的樱桃，所以想再去摘一些。结果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惊慌失措的父母赶紧到警察局报案。两天后，大约是晚上7点，小亨里克带着满满一篮子水果回到了家。稍晚一些的时候，男孩和父亲瓦兰迪·布瓦什奇克来到附近的警局，告诉值班警察说亨里克是被犹太人诱拐了，然后被关在了一个地下室里，孩子乘人不备才从那里逃脱。因为孩子的父亲当时有些醉意，加之警察也不完全相信男孩的话，便让他们第二天早上再来做完整陈述。
第二天，也就是7月4日，在男孩和父母去警察局的路上，正好经过了普兰迪街7号—那里是凯尔采犹太委员会的总部。亨里克突然指着一个戴着绿色帽子的中年男子，声称自己就是被他抓住的，大楼里还关着其他孩子。几分钟后，警方赶往普兰迪街，并逮捕了亨里克所说的绑架犯卡尔曼·辛格。警察们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打了一顿。与此同时更多的警察冲进了大楼，结果发现这里根本没有地下室，也没有找到任何被关起来的孩子。亨里克一直在撒谎，就因为他不想告诉父母那两天到底去了哪儿。男孩被警察狠狠地训了一顿，辛格随后也被释放了。
然而一切都太迟了。“犹太人绑架了基督徒的孩子”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城。人们立刻把这件事与一个传播了几百年的谣言联系在一起—犹太人会用基督徒孩子的血来制作食品。就这样，一群没弄清事实的狂怒的人包围了犹太委员会的大楼，并准备冲进地下室，解救那些即将被献祭的孩子。一名来自该市犹太社区的代表试图让人群安静下来，但没有成功（该社区曾经有近2万名犹太人，那时已经缩减为380人）。
很快就有数百人聚集在那里，并开始向大楼投掷石块。一支警察小分队根本无力维持秩序。随后，一队士兵赶来支援他们，但难以控制疯狂的人群。上午11点左右，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声枪响—没人知道到底是谁开的枪。紧接着就是一片混乱。后来，士兵和警察冲进大楼，把所有他们能找到的人都带到了外面的小广场上—那里正是一片愤怒的海洋。
当时有15个人在三楼，他们把自己反锁在一个小房间里。其中有一位名叫巴鲁克·多尔曼的年轻人，他后来回忆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起初，外面的人只是对着门大喊大叫，然后……他们破门而入。那些人里既有穿制服的士兵，也有平民。我当时就受伤了。他们命令我们排成两行走下楼去。但楼梯上已经站着一些老百姓。士兵用枪托打我们，那些老百姓—无论男女，也伸手打我们。我当时穿着的上衣很像某种制服，也许是这个原因，有一阵他们不再打我了。我们来到了广场上。和我一起被带出来的人有的被刺死，有的被枪杀，还有人朝我们这里扔石头，但我那时候还没有受到太严重的伤害。直到我穿过广场走到一个出口，紧张的表情泄露了我的身份。一个人突然尖叫起来：“犹太人！”一瞬间，人们开始攻击我。石头朝我砸来，枪托也往我的身上招呼。我倒了下去，被人打得死去活来。有人想在我躺在地上的时候向我开枪，但我听到另一个人说：“别开枪，反正他都会死的。”我又晕过去了。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有人拉着我的腿，把我扔到了一辆卡车上。他们是另一批士兵。等我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凯尔采的一家医院里了。
据当时待在广场上的警察雷沙德·斯洛瓦卡回忆，自己和同事对暴行视而不见，任由人们虐待那些犹太人。
豆蔻年华的女孩被人从三楼的窗户扔到街上。犹太委员会主席试图打电话求助，结果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里吉娜·菲茨是一位年轻的母亲，她眼睁睁看着孩子被杀死，自己随后也死在了暴徒手中。血腥屠杀持续了整整一天。下午的时候，附近的卢多威科铸造厂的500多名工人也赶来了，他们用铁棒打死了15~20名犹太人，死者中有3个人还因为在保卫波兰的战争中表现突出而获得过奖章。波兰的基督徒也死了两个—他们被错当成了犹太人。那一天，凯尔采一共有42名犹太人被杀，80多人受重伤。另有约30名犹太人在公路和铁路附近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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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采大屠杀是战后发生的最严重的反犹太屠杀行为，但这绝对不是偶然发生在波兰的孤立事件。5月底，在匈牙利的一个小镇里，同样因为“血祭诽谤”，一群暴民杀害了3名犹太人，超过15人受重伤。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托波尔卡尼，犹太人在1945年底长达1个月的时间里，遭到了有组织的反犹太暴力分子的恶意攻击。在整个东欧，犹太人经常受到威胁—光是在火车上就死了几十个人。战后一年，在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有1200 ~ 1500名犹太人被杀害—这比1939年之前12年的总和还多。
在大屠杀后不久就爆发这样凶残狂热的反犹太主义浪潮，这看似有些不可思议，但也不是完全说不通。凯尔采大屠杀发生一年之后，波兰哲学家斯坦尼斯拉夫·奥索夫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面对别人的不幸，同情并不是唯一的反应。”尤其是对欧洲人来说，迫害犹太人是能够让他们从中获益的。“有时候人们会厌恶那些注定要被毁灭的人，并将其排除在人类关系之外……如果一个人的苦难对另一个人有利，那么后者就会千方百计让自己相信对方就是活该如此。”
反犹太主义萌芽于财产争端。很多集中营幸存者回到家中时发现自己的房子、公寓或农场已被非法占有了。能够迅速收回自己财产的只是少数人。大多数时候，鸠占鹊巢的人会口口声声说这就是自己的财产，并且拒绝离开。政府在这方面也不会帮犹太人太多的忙。波兰流亡政府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曼·诺尔冷冰冰地说：“应该让大批犹太人回来吗？他们一回来就嚷嚷着要收回财产，别人不会觉得这是物归原主，相反会把这当成是侵略。动用武力来抵制也无可厚非。”
仅仅几年时间，匈牙利人、捷克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通过屠杀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而获利，甚至还从这种血腥屠杀中诞生了一个全新的中产阶级。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并非得益于战后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而是始于20世纪30年代，并在纳粹统治期间得到了推动。波兰畅销杂志《复兴》曾注意到这样一种社会状况：“整个新生的波兰资产阶级取代了被谋杀的犹太人。他们闻到了手上的血腥味，清楚自己的罪恶，因此他们比以往更痛恨犹太人。”人们抱怨那些在战争期间明明已经“消失”的犹太人—居然如此好运，还有命回来。
不过也有不少人的“回家”经历是愉快的。比如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下来的赫达·柯瓦丽。战后，她回到了村中的旧居，那里位于布拉格附近。她回忆道：“我按响了门铃，过了一会儿，一个胡子拉碴的胖子开了门。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大叫：‘你回来了！我们等的就是这一天！’我转身走进了树林。在等待下一班返回布拉格的火车的3个小时里，我漫步在长满青苔的杉树林，聆听鸟鸣的声音。”
对于东欧人，特别是那里的犹太人来说，黑色幽默算得上是一种面对苦难的方式。在匈牙利发生迫害犹太人的事件之后，布达佩斯便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一个犹太人回到家，遇到了一个信基督教的熟人。对方问他最近怎么样。犹太人回答：“哦，别提了。我刚从集中营出来，现在除了你身上穿的衣服，我什么都没有。”
不过有人从大屠杀中获利这件事就没什么幽默可言了。直到1946年春天，仍然有数百人在特雷布林卡和贝尔泽克这两处灭绝营的遗址上挖掘，目的是寻找黄金。波兰人瑞秋·奥尔巴赫是调查希特勒罪行委员会的成员。在深入营地进行调查时，她觉得自己好像身处“月球表面”—地上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坑和散落的人骨。她回忆道：“人们拿着铲子到处挖掘，骨头和残肢被扔得到处都是。或许，他们想着还能够找到几颗没被纳粹发现的金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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